實際上，《史記》《漢書》這樣寫，絕非司馬遷、班固個人的學識、見識問題，也絕非他們作為史學家竟然搞不清當朝皇帝姓甚名誰，而是受制于他們生活的那個時代的一種處于絕對統(tǒng)治地位的觀念：帝王之名諱不可犯。日本學者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高祖本紀》即引清代王鳴盛之語謂：“馬、班自以為漢臣也……帝王之尊，當時為臣子者，固不敢書其名字?！辈潘阏f到要害處。不妨查一下，豈止?jié)h高祖的名諱在《史記》《漢書》中從來沒有出現(xiàn)過，其他漢代帝王——文帝、景帝、武帝等等，又有哪一個在這兩部書中明確寫出呢？比如《史記·孝文本紀》開篇只言：“孝文皇帝，高祖中子也?！逼渌桓挪唤淮?；《漢書·文帝紀》寫法完全一樣。這些只能說明：司馬遷和班固生活的時代，正是儒學鼎盛時期，作為“禮法”一項重要內(nèi)容的“名諱”規(guī)則之繁縟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行文之時不但要避帝王之“名”乃至“字”，更到了根本不能寫出來的程度！陳垣先生在《史諱舉例》一書中舉出《史記》中若干觸犯“帝諱”之處，比如《史記·周本紀》“邦內(nèi)甸服，邦外侯服”，《封禪書》“五岳皆在天子之邦”，犯高帝諱?！兑蟊炯o》“盈巨橋之粟”，《樂書》“盈而不持則傾”，犯惠帝諱?！斗舛U書》“北岳恒山也”，《田齊世家》“以為非恒人”，犯文帝諱?！断谋炯o》及《殷本紀》《孝文本紀》《燕世家》等，皆有啟字，犯景帝諱。陳垣先生特別指出：“此非避諱未盡，即后人以意改易者也。”這些“觸諱”的字在當時可能都以其他字代替，但這些字眼兒太常見了，實在無法避免使用，時過境遷，后世刊刻這些史書時就恢復了原有用字，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本子好像并沒有避諱。

　　正如《漢高祖叫啥名》一文所說，漢高祖劉邦的大名正式出現(xiàn)在歷史上，是東漢末期漢獻帝時的事，但《兩漢紀》中“漢高祖諱邦，字季”的說法絕非無稽之談，即是說，此前大家都心知肚明，只是不能寫出來罷了。這也說明，到了東漢后期，那些專橫的“禮法”松弛了，所以從那之后，帝王雖亦有名諱，但至少還是可以寫出來的。比如《后漢書·光武帝紀》開篇言“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蔡陽人”，就交代得清清楚楚，此后的史書大致都是這樣。這也并非《后漢書》的作者范曄有什么“進步思想”，而是因為從《后漢書》起，都不再是當代人寫當代史，而是后代人寫前朝史，避諱當然就沒那么嚴格了。

　　“避諱”早已成為歷史，卻并沒有與我們完全隔絕。懂點兒古代的“避諱”知識有助于讀史，否則就真的“甚是費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