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教授

宇宙新邊疆 2007-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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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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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日《中國青年報》刊登了謝泳關于舊大學時代的文章，追憶了那個年代的教授?，F(xiàn)摘編如下。

　　●說話痛快的教授

　　張東蓀是中國著名的哲學家，早年在上海光華大學做教授。當時學校有一個慣例，每次校務會議開會時，主席都要恭讀總理遺囑。張東蓀對此很反感，有一次忍不住說：“下次再讀遺囑，我就不來了。”遂奪門而去。
　　西南聯(lián)大時，國民黨當局要求負有一定行政職務的教授都入黨，當時任法商學院院長的陳序經聽罷脫口說道：“扯淡，我就不入。”
　　過去的大學里，教授對于黨派活動一般是比較反感的，這種態(tài)度源自西方的大學理念。這不僅是對某一具體黨派好壞的評價，而是從根本上反對在大學里進行黨派活動。
　　張奚若是中國知名的政治學教授，抗戰(zhàn)期間，曾做過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他在參政會上多次對國民黨的腐敗和獨裁提出尖銳的批評。有一次擔任會議主席的蔣介石聽得不高興，打斷了張奚若的話。張盛怒之下拂袖離開會場，返回昆明。下次參政會開會時，張奚若收到邀請信和路費后，立即給參政會秘書處回電：“無政可參，路費退回。”
　　1946年初，在舊政協(xié)開會前夕，張奚若應西南聯(lián)大學生會的邀請，做過一次演講，開講之前，他就說：“假如我有機會看到蔣先生，我一定對他說，請他下野。這是客氣話。說得不客氣點，便是請他滾蛋。”

　　●講課自由的教授

　　在舊大學里，教授的講義通常就是自己的學術研究成果，多年積累之后，多數(shù)都要出版。舊大學教授的學術成果許多就是由講義而來的，有些學生記下的課堂筆記，多年以后出版，人們也會當作學術成果看，這是舊大學里的一種傳統(tǒng)。由于沒有統(tǒng)編教材，教授就必須學有專長，如果隨便找一本專著來做自己的講義，那樣的日子是不會長久的，不但同行會看不起，學生也不買賬。
　　沒有統(tǒng)編教材，也就沒有統(tǒng)一考試，所以舊大學里教授的權力是很大的。比如說，當年陳寅恪在清華國學院，有一次招生出的考試題就是對對子，他出了上聯(lián)“孫行者”，請考生對出下聯(lián)。據(jù)說當年對出下聯(lián)“胡適之”的只有一人，即后來成為古漢語專家的周祖謨先生。
　　史學家李埏回憶，當年陳寅恪在西南聯(lián)大講授隋唐史，開講前開宗明義：“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xiàn)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教授保護學生

　　在舊大學里，教授和學生平時也許并不那么親密，但在遇到大事的時候，學生對教授的態(tài)度則是充分信任，而教授對學生也可以說是愛生如子。
　　馮友蘭回憶錄中，就表達了他很珍惜當年和學生之間的這種情誼。有一次，清華接到當局的一份學生名單，要學校把這些學生交出來。梅貽琦校長立刻召集校務會議，商討應對辦法，決定由教務處通知這些學生，叫他們小心謹慎，盡可能隱蔽起來。當局派部隊圍住了清華，要逮捕這些學生。剛吃罷晚飯，梅貽琦打電話叫馮友蘭去他家開會。馮剛要出門，有兩個學生要進來，他就說：“好吧，請進來吧。”
　　到了梅家以后，才知道大部分學生聚在體育館內，軍警正準備攻打體育館。梅貽琦說：“看情況隨時都可能發(fā)生大事，校務會議的人都不要走，等著隨時應付。”
　　然后梅貽琦就往城里打電話，請求援助。后來找到當時的市長秦德純，他過去是宋哲元的幕僚，秦找了宋哲元后，軍警才撤離了清華。
　　等馮友蘭回到家里，那兩個學生也走了。馮后來回憶說：“任載坤（馮夫人）對我說，那兩個學生坐在客廳里，在沙發(fā)上睡著了，發(fā)出很大的鼾聲。她聽見門外常有人來來往往，怕出危險就把他們叫起來藏在后院廚房里。我也不知道那兩個學生是誰。”
　　當年的一個學生后來回憶說：“我們從梅校長家出來，已將天黑，大家就按校長的話，設法躲避。我自己是躲在葉公超教授家里，像姚依林當時躲在馮友蘭教授家里……從這一件事看來，梅校長當時作為國民黨政府特任的國立大學校長，能冒著一定風險，如此保護學生，應該說是十分難得的。”

　　●教授幫學生翻譯論文

　　費孝通晚年常常念及他當年在西南聯(lián)大和幾個學生一起做研究的情形，就是后來人們常說的研究群體：魁閣。
　　那時費孝通是這個集體中的領導，他的幾個學生如史國衡、張子毅、胡慶均等人，在費先生的領導下，都非常努力，做出了許多學術成果，如史國衡的《ChinaEntersherMachineAge》，以及張子毅的《EarthboundChina》（與費孝通合著）。這些學術成果在當時很有影響。
　　1943年，費孝通到美國后，親自將自己學生的研究成果譯成英文在美國出版，當時費先生也只不過30出頭，做這樣的事當然是需要一點胸懷和境界的。
　　王淦昌先生回憶他當年在清華的學生生活時，也說到過這樣一件事：“1930年我考進德國柏林大學做研究生，在一次偶然的機會看到了我上面說的那篇論文被翻譯成英文發(fā)表在清華大學論文集第一期上，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事，使我非常驚訝，十分感激。吳教授對他學生做的事就像他自己做的事那樣認真，竟親自翻譯并送去發(fā)表。它又是一股無形的動力，激勵著我在柏林大學認真做研究。”
　　王淦昌提到的教授，便是當時清華物理系的吳有訓先生。
　?。S艾華摘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