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39夜

讀魯迅｜02

未完稿的《魯迅傳》，談不上的遺憾

唐弢先生也曾寫過《魯迅傳》，可能是有些中文系的朋友都不太了解。隨著唐先生在1992年辭世，這部傳記沒有最終完成，只留下了十一章的遺稿，在《魯迅研究月刊》上有過連載。沒有成為專著出版，自然會影響傳播推廣。

我對這部未完稿的《魯迅傳》產生興趣，是去年先讀到了汪暉對老師唐弢的回憶《讀書》（1992年06期）。在1988年底，汪暉就曾陪唐弢在賓館寫《魯迅傳》，夜間聽著老師自述平生。作為魯迅的弟子，唐弢在生命中最后幾年，寫出一本《魯迅傳》幾乎成為了一種信念與寄托。

真正讀起這十一章的遺稿，感覺最深的恰恰是唐弢對于魯迅的深厚情感。文中有許多巧思，將魯迅性格中的特點，放在了更大的歷史傳統(tǒng)、文化環(huán)境之中：

講到紹興的人文傳統(tǒng)，會講到士大夫盛行罵人的風氣，如章學誠之于袁枚，李慈銘之于趙之謙，似乎魯迅與其他文人的論戰(zhàn)就有著某種時代背景。

講到魯迅祖父周介孚脾氣大，喜歡罵人，嚴肅中又有冷雋幽默的一面；講到浙東農村中立志復仇和善于詼諧的特有氣質，也是理解魯迅性格的一面鏡子。

講到清代學術風氣，批評桐城派的阮元曾任浙江巡撫，影響了浙江文風，似乎這影響通過李慈銘、壽鏡吾傳遞到了魯迅身上。

講到魯迅“木瓜之役”，后來在北京他與章士釗的斗爭，以及在廈門大學、廣州大學的各種事情，也有著這一事件的影子。

講到祖父出事，魯迅幼年避難之中，總是靜下心影描《蕩寇志》的繡像，我看到了魯迅成年后在北京抄碑的身影。

然而，作為一本魯迅傳記，全文并不側重于作品分析，也沒有突出的理論思辨，圍繞的仍然是傳主的生平際遇和思想轉變。因此論述的重點，還是從小康之家到墜入困頓，外出求學，棄醫(yī)從文。因為遺稿直到第十一章，魯迅此時還沒有來到北京，確切地說此事的魯迅尚沒有成為“魯迅”，還只是周樹人。如果唐先生留下的文稿是關于魯迅最后十年，那份時空是唐弢與魯迅所共同經歷的，可能還會提供更多的史料價值。

在目前看到的各種魯迅傳記中，大家對魯迅事跡的耳熟能詳，充分說明了魯迅研究和傳記寫作的挑戰(zhàn)與難度。唐弢先生的《魯迅傳》沒有最終完成，我想并不是天不假年。李輝在1984年《北京晚報》欄目“作家近況”中唐弢就自誓寫一本魯迅傳，。以唐弢的筆力學識，八年之久傳記不能順利推出，背后必然另有原因。那是晚年的唐弢，陷入了創(chuàng)作上的困境。對于這種困境的分析和探索，也許比圍繞他的遺稿本身能帶給我們更有的啟發(fā)。

對于唐弢晚年創(chuàng)作困境，探討最多，也是為未完稿的《魯迅傳》辯護最有力的，是孫郁老師。在《未完成的雕像——評唐弢的<魯迅傳>》一文中，對于“考據、鉤沉、議論、狀物的水乳交融的描寫，真是漂亮”是我在唐弢文章中也能感受到的。孫郁提到了晚年的唐弢想要突破，比如唐弢注意到了魯迅世界的“多樣性”，強調了魯迅個性的“野性”問題，這已屬難得。但是唐弢學術底色中蘇聯(lián)的文藝理論，始終牽制著他，無法在宏觀視野中突破，缺少了穿透力和大手筆。

李輝認為“唐弢晚年如果把主要精力放在整理他的藏書上，再多寫一些'晦庵書話’，進而能寫一本詳盡敘述現(xiàn)代版本演變史之類的專著”，才是他最值得做的事。這背后的意思是《魯迅傳》其實本不必由唐弢來做，他更擅長適合做其他工作，留給后人更寶貴的遺產。

在我看來，這部未完成的《魯迅傳》并沒有什么遺憾。唐弢先生作為魯迅的弟子，有著成為戰(zhàn)士的自覺。戰(zhàn)士不可能每一個都凱旋，接受鮮花與掌聲，無言地倒在征途，不就是“馬革裹尸”，投下了一抹身影。

人生本就如此。一個人想要做的事（主觀意愿），能夠做的事（客觀條件），以及擅長做的事，往往是無法統(tǒng)一的。如果三者能夠聚焦，自然是上上之選，那就是“人盡其才”，很可能就是要出天才了。

然而真實的情況下，這三件事常常不能一致。即使是魯迅對于小說寫作，嘗試寫歷史小說，涉及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愛情悲劇；或者寫農民題材、軍事題材，反映紅軍艱苦作戰(zhàn)的情況。然而最終都沒有成功，因為魯迅的生活經驗在小城鄉(xiāng)鎮(zhèn)，描寫舊式落魄文人、破產農民淪為城市的幫工女傭，是他所擅長的，但寫其他題材，同樣是力有未逮。汪曾祺晚年總想寫關于漢武大帝的長篇小說，遇到了相似的困難，不得不遺憾停筆。

不同于魯迅和汪曾祺，唐弢所遇到的困難不是創(chuàng)作文學，而是在學術研究。八十年代中期，社會上同時出版了九部魯迅傳記。雖然唐弢與魯迅有過直接的接觸，但所掌握的材料并不比同時代的學者有多少優(yōu)勢，更不要說后世學者還能看到更多當時沒有披露的資料。

孫郁還提到了一點，那就是后輩學者的挑戰(zhàn)，這種挑戰(zhàn)甚至來自于唐弢的學生如汪暉等人。新中國的人文學術，如果說最大的歷史轉折，我想無疑就是八十年代的時勢造英雄。文學上出現(xiàn)的作家群體，如莫言、余華、王安憶，現(xiàn)在讀者們還在讀，這在20世紀始終激烈變化的中國社會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學術上不管是文學、史學、哲學出現(xiàn)的學者群體，構成了今天中國學術的權威代表。八十年代前后，政治局勢和社會風氣的巨大變化，導致了人文學術思想的巨大轉變。最直接的表現(xiàn)是一代新人換舊人，新人的“新”體現(xiàn)在可以開眼接觸西方，自覺調整了藝術、思想與政治的關系，自然而然地擁有了新的學術趣味，新的學術視野。新的學術范式也在慢慢形成之中，而這都已是步入晚年的唐弢老先生，無法跟上的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運，也有一代人的使命，命運就在于此。

我甚至想起了捷克畫家慕夏。慕夏自幼立下為民族繪畫的強烈愿望，想要在藝術上竭盡才華，創(chuàng)作屬于捷克民族的史詩巨幅畫作。然而現(xiàn)實問題是窮，可能還有各種別的原因，他為了活著，為了成才，廣泛學習東西方美術之后，只能接廣告賺錢。他擅長畫那鐘又純又欲的大波浪西方美女，廣告插畫的背后卻有著堅實的美術圖案功底。這一點，讓他對后世影響深遠，到今天也備受追捧。然而，他最終還是想畫、要畫斯拉夫民族史詩，描繪祖國和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只是，晚年慕夏的竭力創(chuàng)作，并沒有得到大家的認同，人們反而覺得他畫的東西已經過時了，當時大家的興趣轉移到了當代藝術上。不管生前身后的人怎么看，怎么想，《斯拉夫史詩》仍然是慕夏要去完成的事。

在這一點上，我很能共情唐弢先生。人不可能完全了解自己能做什么，或者不能做什么。我們只能知道自己一輩子做不了太多事。至于做得成，做不成可能都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