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皇位是撿漏而來的，在父親清太宗皇太極猝死以后，皇位空懸之際，因為大哥豪格和十四叔多爾袞為了繼承皇位而僵持不下，加上父親留下的兩黃旗支持他，因此他幸運的繼位為帝。

幸運過后，順治帝的噩夢隨之也開始了，他的叔叔多爾袞在成為攝政王以后，開始獨攬大權(quán)，這位競爭皇位的失敗者，隨著帶領(lǐng)大清入關(guān)，并且先后消滅李自成之大順政權(quán)、張獻忠之大西政權(quán)，并且連破南明弘光、隆武、紹武三大政權(quán)，只余最后一個政權(quán)永歷在西南一帶茍延殘喘，立下了不世之功，因此被壓制的野心再次活躍起來，開始對至高無上的皇位再次產(chǎn)生想法，對于年幼的順治帝也是進行全面的架空和限制。

在大的方面，多爾袞是將年齡漸長的順治帝徹底架空，根據(jù)《清世祖實錄》記載，多爾袞是將自己的待遇全面向皇帝對齊，并且一切政事不經(jīng)過順治帝，由自己做主，還將中央朝廷實際上轉(zhuǎn)移到自己的王府之中：

所用儀仗音樂及衛(wèi)從之人，俱僭擬至尊，蓋造府第，亦與宮闕無異。

凡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奉上命，概稱詔旨，擅作威福，任意黜陟。

又不令諸王、貝勒、貝子、公等入朝辦事。竟以朝廷自居，令其日候府前。

對于被架空的過往，順治帝可謂是記憶深刻，在親政以后的第四年，也就是順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回憶多爾袞擅權(quán)時，是咬牙切齒的回憶道：“于時睿王攝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國家之事，朕既不預(yù)，亦未有向朕詳陳者?！?/span>

為了給自己造勢，多爾袞還“擅自誑稱太宗文皇帝之即位，原系奪立，以挾制中外”。這是想要在根本上否定順治帝的正統(tǒng)性，都不是說順治帝得位不正，而是直接說順治帝的父親皇太極得位不正，潛臺詞是皇位應(yīng)該是自己的。

當然多爾袞也不敢明目張膽的宣揚自己就是清太祖努爾哈赤選定的繼承人，是被皇太極搶了皇位。因為努爾哈赤時代提倡的是八家分權(quán)，留下的是八王共治制度，他不可能指定繼承人，來自己否定自己留下的八王共治制度。

更重要的是，雖然努爾哈赤不只是深受漢制嫡長子繼承制度影響，也深受蒙古的幼子守灶制度影響，喜歡多爾袞這個小兒子似乎也在常理之中，但根據(jù)史料來看，努爾哈赤晚年最喜歡的是嫡幼子多鐸，而非多爾袞。

對于阿濟格、多爾袞、多鐸三個一奶同胞的年幼兒子，努爾哈赤晚年的安排是將阿濟格和多爾袞封入正黃旗，以年長的阿濟格為掌旗貝勒，自己與嫡幼子多鐸則留在鑲黃旗，在后金天命九年（1624年）的元旦賀儀中，多鐸與其他旗主貝勒并列為一班，意在以后由多鐸繼承鑲黃旗，多爾袞可沒有這樣的待遇，所以多爾袞在當時也不好意思宣傳是皇太極奪了自己的皇位，只是說皇太極得位不正，意思自己才有資格繼承皇位。

在順治七年（1650年），多爾袞更進一步，將生母阿巴亥追封為皇后，上謚號為孝烈恭敏獻哲仁和贊天儷圣武皇后，并祔太廟。

一般來說，追封生母為皇后，是皇帝才有的待遇，宗藩是沒資格追封的，即使多爾袞生母是努爾哈赤的第四任嫡福晉也不行，因為努爾哈赤四任嫡福晉，也就是第三任嫡福晉身為皇太極生母而被追封為孝慈武皇后，其他嫡福晉并沒有享受到被追封為皇后的待遇，多爾袞這樣做的意圖已然是昭然若揭。

多爾袞還為自己謀取到比之順治帝地位更高的合法地位，那便是由攝政王成為皇叔父攝政王，再成為獨一無二的皇父攝政王，直接當了順治帝的父親。

從君臣關(guān)系上來說，這是一種僭越，更是謀逆。從傳統(tǒng)角度來說，在清太祖努爾哈赤時代，努爾哈赤身為后金大汗，將八旗授予子、侄來統(tǒng)領(lǐng)，身為大家長，身為父汗，擁有絕對的權(quán)威，所以多爾袞應(yīng)該是想以此成為入關(guān)以后的父汗，與順治帝的關(guān)系成為父子，在皇統(tǒng)之中為自己尋找到更高于順治帝的地位，方便他之后以父廢子取而代之。

同時多爾袞還與同母弟多鐸結(jié)為政治同盟，以多鐸第五子多爾博為自己嗣子，并且罷了鄭親王濟爾哈朗的輔政之權(quán)，以多鐸取而代之，使其成為新的輔政王，成為清廷實際上的二號人物。

這背后的利益交換很是明顯，雖然多爾袞身體羸弱，只生有一女，但當時不過三十多歲，正常情況下還是有機會嘗試生子的，之所以要過繼多爾博，就是要以此與多鐸深度捆綁在一起，要多鐸助他奪位，甚至不排除他篡位以后，參考宋太祖與宋太宗舊事，先傳位多鐸，再由多鐸傳位于嗣子多爾博。

在小的方面，多爾袞也是謹慎無比和事無巨細，諸如故意拖延順治帝的學(xué)習時間，以方便自己大權(quán)獨攬。

在順治帝剛剛繼位之時，滿達海等人便是上書建議順治帝得“及時勤學(xué)”，多爾袞對此是敷衍道“上（順治帝）方?jīng)_幼，尚需遲一二年?！?/span>

在皇太極猝死以后，兩黃旗之所以從支持豪格再到支持年幼的順治帝，其中有一個重要原因是順治帝生母孝莊太后在幕后進行聯(lián)絡(luò)，可見孝莊太后并非政治花瓶式人物，而是具有較強的政治能力。

同時孝莊太后出自蒙古科爾沁部，亦是滿蒙貴族聯(lián)盟的代表人物，代表著蒙古的利益，所以多爾袞綜合考慮之下，是將孝莊太后與順治帝母子隔離居住，每個月只能見到一次。

對此順治帝同樣是“念念不忘”，順治十七年（1660年）十二月，順治帝回憶道：“睿王攝政時，皇太后與朕分宮而居，每經(jīng)累月，方得一見。”

從這里也可以看出當時順治帝岌岌可危的處境，連母親孝莊太后都做不到想見就見，對于宮內(nèi)都沒有控制權(quán)，連自己的人身安全都保證不了。

而這一切，當時年幼的順治帝是毫無辦法，甚至對于危機四伏的危險，他都不一定能認識清楚，畢竟他連讀書的自由都沒有，不讀書不通曉道理，又居于深宮之中，與癡人無異。

不過危機之外也伴隨著幸運，多爾袞雖然擅權(quán)，但也確實有能力，使得清朝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由割據(jù)政權(quán)過渡成為全國性政權(quán)，而順治帝身為清朝成為全國性政權(quán)以后的第一位皇帝，也可以說是清朝的開國皇帝，因此死后對標元朝開國皇帝元世祖忽必烈，上廟號為世祖，這樣的幸運，在歷朝歷代可謂是罕見，比之唐高祖李淵依靠嫡次子李世民打天下還要幸運。

多爾袞還繼續(xù)延續(xù)皇太極的一家集權(quán)方針，雖然他在某些方面更像父親清太祖努爾哈赤，諸如更重視滿蒙貴族聯(lián)盟，也有一些單一政策，但他應(yīng)該是站在自己以后會取代順治帝成為新皇帝的角度去考慮，并沒有再去八家分權(quán)，而是大力集權(quán)皇權(quán)，打壓諸王貝勒。

諸如“罷諸王貝勒等辦理部院事務(wù)”，命都察院監(jiān)督諸王貝勒的違法行為，嚴禁諸王貝勒干預(yù)政務(wù)和結(jié)交漢官，削弱親王旗主與旗下大臣的來往，等于是要將諸王貝勒徹底從八旗制度中剝奪出來，要置于國家機構(gòu)的統(tǒng)治之下。

同時多爾袞模仿明制，繼續(xù)完善中央朝廷制度，并且在重要機構(gòu)實施復(fù)職制度，即有一漢員，必有一滿員。諸如有一滿尚書，必有一漢尚書，雖然漢尚書并不掌握實權(quán)，但在形式獲得了平等地位。

不同于李自成的追贓助餉政策，多爾袞是大力維護前明官紳階級的利益，因此得到了前明官紳階級的支持，這也是大清可以在入關(guān)以后高歌猛進的關(guān)鍵原因之一。

這些對于順治帝來說是好事，哪怕動機不純，并不是為了他這個皇帝，但成果最后是他享受的。

當然更重要的是，多爾袞與八哥皇太極雖然都是文武雙全式的人物，但他有一個致命缺陷就是做事不留余地，手段狠辣，無法做到以德服人，所以無法真正獲得諸王貝勒大臣的支持，自然對于篡位之事心有顧慮。

像皇太極為了集權(quán)收拾宗室，是師出有名并且做事留一線，多爾袞則是下死手，而且有些小題大做，甚至是師出無名，像豪格平定張獻忠的大西政權(quán)，立下大功以后，多爾袞竟然以隱瞞其部將冒功和起用罪人之弟的罪名，就將其置于死地，實在說不過去。

所以他看似大權(quán)獨攬，實則并沒有真正控制中央朝廷，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大多數(shù)成員并不是真心服從他，只是畏懼他的權(quán)勢而已，他只能做到以威壓眾，不能做到收服眾心，統(tǒng)治根基很薄弱。

因此多爾袞在攝政期間，是盡量待在北京，以此保證自己的絕對控制，即使有幾次短暫離京，也或是挾順治帝一同離京，或是召集諸王貝勒陪同出行，總之不會讓順治帝與諸王貝勒可以私下接觸。

即使到了順治六年（1649年）六月，多爾袞要親征大同姜瓖，在實在無法再挾順治帝同行和召集諸王貝勒同行的情況下，也是馬上想出另一個方法，便是令禮部速造六部和都察院等各衙門印信，以便攜行，方便自己繼續(xù)操持權(quán)柄，避免留京的順治帝和諸王貝勒聯(lián)合起來背刺自己。

再加上多爾袞謹慎的性格，即使距離皇位只差臨門一腳，也不愿意冒險，而且攝政后期的局勢也是很不利于多爾袞，在順治五年和六年，因為多爾袞進行的強制薙發(fā)令，使得全國的反清運動此起彼伏達到高潮，像大同的姜瓖便是趁機反清，一度威脅到清帝國的心臟之北京，因此是逼得多爾袞出京親征，持續(xù)近一年時間才平定。

從這里也可以看出多爾袞在關(guān)鍵政策的激進和不穩(wěn)重的一面，如果他像弟弟多鐸那般，對主動薙發(fā)者進行批評，然后再延伸換一種方式，薙發(fā)者才可以步入仕途，即使無心仕途，但只有薙發(fā)者才能享受到更多優(yōu)待政策，那效果肯定更好，也不至于激起大規(guī)模的反清運動，不過多爾袞雖然方式激進，但到底成功了，而且也等于是替侄子順治帝背負了罵名，如果年少的順治帝去做的話，估計和多爾袞一般，還是會選擇強制性的方法。

同時當時堅定的盟友豫親王多鐸突然病死，也是使得在外親征的多爾袞大受打擊，急忙返京穩(wěn)定局勢，如果多鐸不死，之后即使多爾袞突然死去，但有著多鐸接任，那么順治帝大概率是親政不了的。

所以在內(nèi)憂外患的情況下，多爾袞并不想再橫生枝節(jié)，應(yīng)該是想消滅南明永歷政權(quán)以后，在內(nèi)外都穩(wěn)定的局勢下，再挾滔天之功來篡位，所以中央朝廷在當時形成了脆弱的平衡，順治帝也因此勉強保住了皇位。

當然也不能全怪罪于多爾袞的性格原因，畢竟他不像皇太極那樣在皇帝位置上，他身為宗藩親王，在皇帝年幼的情況下，想要獨攬大權(quán)，勢必會引來其他諸王貝勒的不滿乃至反對，所以他只能威壓諸王貝勒。

而且再往前說，努爾哈赤建立的八旗制度，其中一大特色便是旗人對旗主的忠誠超越了對皇帝的忠誠，即使經(jīng)過皇太極的一家集權(quán)，也沒有在根本上改變這一狀況，因此多爾袞也無法在短時間內(nèi)徹底整合八旗力量為自己所用，他的基本盤是他的正白旗和弟弟多鐸的鑲白旗，哪怕將豪格迫害致死，也無法真正掌握正藍旗。

同樣的是即使兩黃旗被打壓，甚至有部分兩黃旗大臣依附于多爾袞，但忠心于順治帝的大臣依舊大有人在，諸如之后康熙朝輔政四大臣中的索尼、遏必隆、鰲拜。

雖然這些大臣被屢屢打壓，像索尼被革職發(fā)往盛京看守昭陵。遏必隆被奪世職及佐領(lǐng)。鰲拜被論死罪雖然得免但也被革職，看似兩黃旗已經(jīng)對多爾袞構(gòu)不成威脅，但多爾袞始終無法將兩黃旗真正掌控，而且他如果真要篡位的話，兩黃旗忠于順治帝的大臣，絕不會坐以待斃，勢必會魚死網(wǎng)破。

而且不只是兩黃旗，以鄭親王濟爾哈朗為代表的被多爾袞打壓的諸王貝勒，對于多爾袞本身就不滿，如果多爾袞再篡位的話，他們肯定會反抗，這兩股勢力加在一起也是不容小覷的，在沒有統(tǒng)一中國，沒有安穩(wěn)局勢的情況下，多爾袞不可能對他們徹底趕盡殺絕或者說徹底將其排斥在權(quán)力核心之外，所以多爾袞的選擇是像之前爭奪皇位時，沒有搏一搏，而是要利益最大化那般，并沒有急迫的篡位，而是在等待最佳時機。

而多爾袞的謹慎也最終害了自己，并且再次成全了順治帝。

順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新興政權(quán)的幸運再次降臨，多爾袞在出獵古北口外時墜馬跌傷，到了十二月，本就身體羸弱的多爾袞沒有堅持下來，薨于古北口外喀喇城，時年三十九歲。

這是順治帝的最大幸運，更是清朝的幸運，畢竟當時已經(jīng)不是攝政王加年幼皇帝的組合，而是攝政王加少年天子的高危組合，這對于方興未艾的新興大清帝國就是一顆不定時也威力不知的炸彈，如果爆發(fā)，可能只會激起些許漣漪，也可能炸翻這個新興王朝，來一個倉促的一世而亡，沒想到最后以這種戲劇性的方式結(jié)束了這場巨大危機。

可以說多爾袞用自己一生悲劇的底色，為順治帝博得了一個大好江山，更是奠定了清朝268年的洪業(yè)。

某種程度上來說，多爾袞與李自成一般，李自成的歷史使命是消滅明朝，成全清朝入關(guān)，多爾袞的歷史使命則是在清太宗皇太極猝死以后，避免清朝最大的一次分裂危機，然后帶領(lǐng)清軍入關(guān)，使得清朝迎來全新的歷史時期，等到小皇帝有親政能力，奠定清朝大一統(tǒng)格局以后，他便是“功成身退”的突然死去，避免了清朝內(nèi)部發(fā)生一場大動亂，他是一位悲劇的失敗者，也是一位成功的失敗者。

正因為多爾袞功勞太大，所以順治帝親政以后必須要清算他，是為了報復(fù)他差點奪了自己的江山，更是為了樹立自己的權(quán)威。同樣的也是他功勞太大，所以127年以后乾隆帝以多爾袞有大功，沒有篡位之心，并且借口順治帝當時沒有正式親政，是居心不良的諸王大臣構(gòu)陷多爾袞謀逆，是將其平反。

而順治帝再次幸運親政以后，叔叔多爾袞雖然給他留下的局勢有些反復(fù)，但是已經(jīng)奠定清朝大一統(tǒng)的格局，這是他的幸運，也是他的不幸，他終其一生都活在這種坐享其成之中，也活在這種陰影中。

所以他親政以后，一輩子都想證明沒有叔叔多爾袞，自己也可以，自己也是雄才大略。他的能力也的確不錯，諸如以漢制漢平定了南明永歷政權(quán)，但留給他的幸運已然不多，面對種種掣肘，他還沒有做出亮眼的成績，便是在親政10年以后，因為一場天花戲劇化的離世，年僅24歲，這位少年天子，是幸運的皇帝，也是悲劇的幸運皇帝。

順治帝其實與叔叔多爾袞一般，都是人生的底色是悲劇，不過因為處于清朝天命垂青的時代，處于清朝發(fā)生巨變的時代，所以在王朝高歌猛進的時代背景之下，這兩位先后統(tǒng)治中國的實際統(tǒng)治者，身上的悲劇底色也是被或多或少的打碎，進而被融入時代洪流之中，最后隱入歷史長河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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