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會，帝王就是權(quán)力的巔峰象征，是“家天下”體系的核心，古往今來很多梟雄在面臨敗亡時都會過一把帝王癮，最著名的莫過于吳三桂了，他在清軍反攻、地盤縮小的絕境中于衡陽稱帝，國號“大周”，實打?qū)嵉南硎芰藥讉€月帝王的排場。

同樣是在清朝，與吳三桂所處清朝上升期時代不同，他活躍于晚清風雨飄搖的時代，且立下了不世之功。他以一介書生之力，組建湘軍，力挽狂瀾，撲滅了席卷大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為行將就木的清朝續(xù)上了數(shù)十年的國祚。他就是湘軍領(lǐng)袖——曾國藩。

若論當時的實力與威望，曾國藩稱帝的可行性遠高于窮途末路的吳三桂。他手握全國最精銳的武裝力量，麾下能臣猛將如云，東南半壁江山盡在掌握。可他最終卻選擇了堅守臣節(jié)，這是為何呢？

1864年，湘軍攻破天京城，太平天國運動宣告失敗。此時的曾國藩可謂權(quán)傾一時。他身為兩江總督，節(jié)制蘇、皖、浙、贛四省軍務(wù)，江浙富庶之地盡在其掌控，再加上湘軍的后方根據(jù)地湖南、湖北，實打?qū)嵉膿碛袞|南半壁江山。其麾下統(tǒng)兵高達數(shù)十萬人，湘系將領(lǐng)分任要職，門生故舊遍布朝野，長江天塹還盡為湘軍水師把持?？梢哉f此時的曾國藩已具備了稱帝的軍事基礎(chǔ)和政治優(yōu)勢，身邊也不斷有將領(lǐng)“勸進”，希望他能直搗黃龍，問鼎天下。

然而曾國藩始終沒有邁出這一步。從他個人的思想層面來看，深受孔孟之道的熏陶是重要原因。他是文人出身，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進士，自幼飽讀詩書，學的是仁義禮智信，敬的是天地君親師，克己復禮，謹小慎微，并時時以圣人的標準要求自己。而攻克天京城后的曾國藩就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儒家依次遞進的人生抱負，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可謂是功成名就，已然成為天下文人雅士的楷模。若這個時候貿(mào)然造反，他的完美形象將會瞬間崩塌，無論成功與否，都會背上亂臣賊子的污名。即便打出類似 “反清復明”、“驅(qū)除韃虜”的口號，也難以給他的造反行為披上正義的外衣，畢竟旨在鏟除滿清的太平天國就是曾國藩率領(lǐng)湘軍剿滅的。就跟當初吳三桂勒死南明永歷帝后又提出“興明討虜”的口號一樣，難以讓人信服。師出無名是曾國藩稱帝路上難以跨越的道德困境。

除了思想道德的束縛外，當時的軍事和政治局勢也讓曾國藩不得不謹慎行事。湘軍雖然兵力眾多，但內(nèi)部并非鐵板一塊，至少分為江劉（以江忠源、劉長佑為首）、曾胡（以曾國藩、胡林翼為首）、王左（以王錱、左宗棠為首）三系。江劉系與曾國藩并無淵源，劉長佑在1864年已官至直隸總督，希望他參與謀反比較困難。而左宗棠心高氣傲又位極人臣，天京城破后就因幼天王洪天福貴外逃一事上書朝廷，表明幼天王健在，全然不顧曾國藩對其之前的提攜之恩，若曾國藩造反，左宗棠大概率會反對。再說淮軍主帥李鴻章，雖與曾國藩有師生之誼，淮軍也出自湘軍一脈，但湘、淮兩軍關(guān)系并不和睦。李鴻章為人老謀深算，1861年曾國藩祁門被圍時，他丟下恩師第一個跑路。況且李鴻章手中7萬淮軍實力也不低于曾國藩能直接調(diào)動的十二萬湘軍，為何還要支持曾國藩造反呢。

反觀清廷，雖已日薄西山，卻仍有不少底牌。遍布全國的綠營兵雖戰(zhàn)力松弛，但勝在人數(shù)眾多；僧格林沁的蒙古騎兵尚存戰(zhàn)力；京畿重地還有八旗最精銳的十幾萬騎兵，控制著漕運命脈。加之列強對華政策以“維持清廷統(tǒng)治”為主。曾國藩若執(zhí)意北伐，恐怕會陷入多線作戰(zhàn)的局面。而且湘軍以水師和南方步兵為主，在中原水師無用武之地，步兵又難以抵抗八旗騎兵，誰勝誰負還很難說。

所以不能說曾國藩的選擇是錯誤的，他的堅守與權(quán)衡也為晚清的歷史走向增添了厚重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