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1823-1901

1873年起主持輪船招商局的唐廷樞、徐潤本來是商人，他們是應政府的“招商”而出來承辦新式企業(yè)的人。唐廷樞是“商總”，徐潤等是“商董”。輪船招商局一開始就承運江浙以及民江各省的漕糧。李鴻章以北洋大臣的地位札委（由官出 “札”，給予“委員”的地位）唐、徐等人，但他又札委兩三個人（包括盛宣懷）為漕務會辦，幫助招商局和各省官吏洽運漕糧，或在上?！安少I”米石以代替漕糧，由招商局輪船運到天津。招商局整個企業(yè)（主要業(yè)務在于攬載通商口岸之間中國商人貨物），是由唐、徐等商人包辦的。1873年李批準唐等所擬的章程里說：“商局設于上海，議交唐丞延樞專管，作為商總，以專責成，再將股分較大之人，公舉人局，作為商董，協(xié)同辦理?！庇终f：“事屬商辦，似宜俯照買賣常規(guī)，庶易遵守?！必攧盏氖?，則歸“局內(nèi)商董、司事公同核算，若須申報即照底簿錄呈，請免造冊報銷”。

唐廷樞、徐潤有買辦的經(jīng)歷。唐在1863~1873年之間任怡和洋行上海買辦。徐自1857年年初在寶順洋行任職，1861 ~1868年為該行買辦。唐、徐辦招商局的政策是盡量擴充，多買船只，多辟航線，以增強與洋商競爭的能力。雖然政府的借債和優(yōu)厚的漕糧運費對招商局是極大的幫助，但是唐廷樞、徐潤的確盡力擴充招商局，與洋商競爭。1874~1876 年三年間，他們招到的股本（多半是唐，徐本人和他們親友的股本），僅從47.6萬兩增加到68.5萬兩，但在既要發(fā)股息又要付官款利息的情況下，招商局仍添購8艘輪船，以便與外商競爭。到了1876年年底，外商在華輪船企業(yè)幾乎無利可圖。規(guī)模最大的美商旗昌公司終于將16 艘輪船以及各口碼頭倉庫都賣給招商局，使招商局在中外航業(yè)競爭中取得壓倒優(yōu)勢，一度擁有船只30艘，走沿海和長江7條航線，而怡和洋行只有6艘輪船，走3條航線，太古有8艘輪船，也只走3條航線。1882年，招商局股本招足100萬兩，決定開拓外洋生意，除已有一船走新加坡外，另訂造四千噸輪船兩艘，走檀香山、北美和英國；吃水淺的中號輪船二艘，走朝鮮和越南。

唐、徐依靠的主要不是“總辦”“會辦”等官銜和官場關系，而是他們的資本和管理新式企業(yè)的能力。當時已有官僚想在招商局安插私人，唐、徐等商人免不了要敷衍應付，但是局內(nèi)重要的位置，他們卻抓得很緊。盛宣懷介紹私人入局，至少在初期常被唐廷樞拒絕。李鴻章深知唐、徐的長處。1877年盛宣懷憑著他為招商局籌借官款購買旗昌輪船的功勞，向當時的兩江總督沈葆楨建議“添派大員督辦，以一事權”，無異自薦。但是李鴻章并不予以支持。李氏致沈氏的信中卻替徐潤說話：“兩年以來，局務最紛拿。徐雨之獨立支撐，艱苦萬狀，而粵人性愎，不受諫諍，同事多與齕。然無雨之，則已傾覆??掛名只盛杏蓀（宣懷），朱毅甫（其詔），倘再求退，可否聽其自去？”盛是李的幕僚，李當然希望通過盛宣懷探聽唐、徐等人辦理招商局的情形，并且要盛不時和唐、徐“通盤籌劃，妥定章程”，多少負一點責任。但是為了局中和衷起見，李鴻章卻讓盛宣懷于1879年卸去招商局會辦之職。直到1883年金融危機之后，盛才回局。

盛宣懷接辦招商局后所實行的制度，和1884年以前10年大不相同。當然招商局自始就是官督——“由官總其大綱，察其利病”，用誰擔任總商、總辦，都是由李鴻章決定。但是當時的章程還有“聽該商董等自立條議，悅服眾商”的規(guī)定，商辦的因素重于衙門因素。唐廷樞、徐潤雖然有捐納的虛職和總辦、會辦的頭銜，但是他們畢竟是商，不是官。盛宣懷呢？他本來就是官，雖然想做大事，但同時有志于做大官。他在70年代就參加洋務活動，和一般官吏不同之處，在于他除了熟知清朝官場的氣習之外，還學會了新式企業(yè)的一些慣例，一方面利用新興企業(yè)聚斂財富，另一方面又利用他的個人財富控制新興企業(yè)，以加強他的政治資本。后來經(jīng)元善曾轉(zhuǎn)述謝家福的話，批評盛“借官以凌商，借商以蒙官”。

盛任督辦之后，顯然不再增招新股，盡管沒有完全放棄與洋商航業(yè)競爭，但并不著重與洋商航業(yè)競爭。盛在政治上有勢力，清政府托運的官物及免稅等利便有更多保障，但招商局的輪船數(shù)目和航線卻沒有擴充。1892年和怡和、太古重訂的“齊價合同”，招商局的分數(shù)已較1882~1883年所訂合同減少。英商在華航業(yè)突飛猛進，招商局已瞠乎其后了。

專就企業(yè)政策來說，盛和唐、徐在有些方面是迥然不同的。唐、徐一開始就盡量招集商股，并且不惜向錢莊和政府借款添購輪船、碼頭，與外商在華航業(yè)競爭。盛對擴充局務并無興趣。1891年謝家福勸他請當時很潦倒的徐潤再入局。徐和他“所論生意均合，惟每年須添新船，與杏翁（盛宣懷）意見稍左”，杏翁也就不請他再入局了。

鄭觀應1842-1921

鄭觀應在1892年重入招商局時向盛提出的建議，除有關管理問題外，最重要的是添置大型貨船，因為“怡和、太古歲添新船，本局反不如昔，恐船少而老，不能與人爭勝也”。唐、徐于70年代晚期即發(fā)展汕頭至牛莊航線，并派船至新加坡等處，招攬華僑業(yè)務。盛卻把這些航線都讓給怡和、太古；招商局“往來牛莊、汕頭、蕪湖，廣東之貨船，尚欠極合式者”。盛不接受鄭的建議，1893年以后的7年內(nèi)，一艘船也未添置。每年所得利潤，除付股息外，盛宣懷卻用于連鎖控制其他新興企業(yè)，而不是大部用于進一步發(fā)展招商局的業(yè)務。如招商局在1890年以后就占有上海機器織布局全部資本的39.6%，為盛奪取控制權作準備。自1891年起，招商局直接向清廷納款“報效”，又增加盛的政治資本。經(jīng)元善后來批評盛“任官督尚忽于統(tǒng)籌全局之擴張，任商辦猶未能一志專精乎事功”。就招商局來說，這是極恰當?shù)脑u語。

招商局初期的商承形態(tài)下，商人資本曾經(jīng)發(fā)揮積極作用。唐廷樞、徐潤、鄭觀應等人自己投資的數(shù)目相當大。1882年招商局招足股本200萬兩是當時的一件大事。更可貴的是，唐、徐一開始便極力主張?zhí)碇么?、增辟航線，與外商航運業(yè)競爭。1882年唐、徐向股東報告說：“惟想洋行輪船既多，尚在陸續(xù)添置。本局雖經(jīng)去、今兩年陸續(xù)添造七船，亦無非以補通商各口之不足?，F(xiàn)在各口生意既立，亟應開拓外洋?！边@種雄心何等可貴！但可惜的是，唐、徐畢竟是當時上海經(jīng)濟環(huán)境下產(chǎn)生的商人，不免受商人投機習慣的影響。1883年年底，因為有金融危機，不但徐潤個人破產(chǎn)，招商局也欠錢莊巨款。

盛宣懷主持時期“督辦”形態(tài)下的招商局，弊病更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盛是靠政治力量來維持他對招商局的控制。汪熙先生論官督商辦的一般性質(zhì)，曾說：“'官督’到哪里，'勢’即隨之而來；'勢’之所及；'財’也隨之而來。這不正是官僚資本的特點嗎？”盛宣懷從舊式官僚轉(zhuǎn)為洋務官僚，對西方企業(yè)的一些形式，如股份公司、董事會，以及財務管理方面的一些做法，如公積金、折舊費的提留等，也有一點認識。但是他主要是依靠官場勢力來維持自己在招商局等洋務企業(yè)的地位。股份不過是他壟斷企業(yè)及聚集個人財富的工具而已。自1885年起盛的財與勢不斷增長。但輪、電兩局是否真正擴充，是否能繼長不息，這在商人視為命脈，在他則似乎是次要的事。電報擴設各省，主要賴李鴻章與各省大吏洽商，奏準辦理。盛有他的貢獻，但他最用心經(jīng)營的是海關道要缺和他個人的資產(chǎn)。新興企業(yè)雖然他抓得很緊，但是每一個企業(yè)的成長與內(nèi)部管理問題在他看來是次要的。這就難怪經(jīng)元善說他“任官督尚忽于統(tǒng)籌全局之擴張，任商辦猶未能一志專精乎事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