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仲景，南陽人，享年約 69 歲，約生活于公元 150 ～ 219 年。他經(jīng)歷了兩個大司天34歲以前運值第48甲子（公元124 年～183年），為太陽寒水大司天、太陰濕土大在泉，是為寒濕之氣行令之時；34 歲時步入第 49 甲子（公元184 年～243 年），為厥陰風木大司天，少陽相火大在泉，是風火流行之際。

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序》云：“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其編著《傷寒雜病論》的時間在建安二年（197年）左右，即仲景47歲時。據(jù)考察，建寧四年到建安二年，共發(fā)生五次大疫：建寧四年（171 年），熹平二年（173 年），光和二年（179年），光和五年（182年），中平二年（185 年）。自公元124年～183年，為太陽寒水大司天及太陰濕土大在泉主氣之時，其間共有四次大疫，都發(fā)生在這寒濕之氣主導的環(huán)境中，故仲景在《傷寒雜病論·序》中才說：“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他在《傷寒例第二》中也說：其傷于四時之氣，皆能為病。以傷寒為毒者，以其最成殺厲之氣也”。多次大疫都以傷寒為病，因而善用麻桂甚至姜附桂等，這正是張仲景處于太陽寒水大司天及太陰濕土大在泉中所經(jīng)歷過的事實。但是，仲景 34 歲就步入了厥陰風木大司天及少陽相火大在泉主令的階段，也即風火流行之際，到他47 歲完成《傷寒論》之前的這段時間里，在中平二年，即公元185 年，發(fā)生了第五次疫病。他34歲到47歲，共有13 年的時間都生活于風火行令的大司天里，又遇到過疫病，這次疫病還是傷寒或者溫??？張仲景自稱“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由王叔和整理而流傳下來的只有十卷，另六卷有人推測是雜病，吳又可、楊栗山和吳鞠通則認為是溫病。后世出現(xiàn)的桂林本、涪陵本、白云閣本《傷寒雜病論》都有“溫病脈證并治”篇，或許能得到佐證。另外，張錫純謂“仲圣《傷寒論》中小青龍無加生石膏法，而《金匱要略》中小青龍有加生石膏法?！薄督饏T要略》成書在《傷寒論》后，時移境遷，民病亦變，治法亦變，抑或可作為佐證。

劉涓子，南北朝人，約生活于370～450年，宋元嘉十九年(公元442年)，撰成《劉涓子鬼遺方》，雖專為癰疽瘡毒類外科病立法，實亦可見其醫(yī)旨之大概，書中多用三黃四物（黃柏、黃芩、大黃和當歸、白芍、干生地、川芎）降火滋陰之旨不言而喻。劉涓子是軍醫(yī)，義熙六年（410年），劉涓子從宋武帝北征南燕慕容超，以藥治療受傷的軍士。而364年至424年為第五十二甲子，少陽相火主前三十年，厥陰風木主后三十年；424年至484年為第五十三甲子，陽明燥金主前三十年，少陰君火主后三十年。此時段皆屬火燥主事，藥用滋陰降火，真可謂恰到好處。有言“劉涓子從宋武帝北征，將士中有受傷者，為他們涂藥，隨手痊愈。他用方治病，千無一失?！币騽④娽t(yī)治病仍是辨證思維，常用藥是三黃四物，干姜附子人參也因人酌加，大方向既已正確，具體又有調(diào)劑，千無一失，應不是欺人之談。

宋?錢乙，約生活于公元1032~1113年，一生著述頗豐，有《傷寒論發(fā)微》五卷，《嬰孺論》百篇，《錢氏小兒方》八卷，《小兒藥證直訣》三卷?，F(xiàn)僅存《小兒藥證直訣》，其他書均已遺佚。1032年至1083年前后五十年的時間處于太陰濕土司天，太陽寒水在泉，1084至1113年的30年間處于少陽相火司天。雖然難以一窺錢乙學術(shù)思想全貌，根據(jù)《小兒藥證直訣·錢仲陽傳》載，錢乙于醫(yī)道雖有家學淵源，但是至少是在三十七歲以后才著力于醫(yī)道，“以《顱囟方》著山東”則大概在四十余歲，到元豐年間名聲大顯，元豐為宋神宗年號，即公元1078年-1085年，所以錢乙學術(shù)思想成熟大概是在元豐之后，這個時候恰好是少陽相火司天，縱觀錢乙的《小兒藥證直訣》，其用藥規(guī)律大概如下：同一味藥在《小兒藥證直訣》不同方劑中使用9次以上的，列為常用藥。主要如下：麝香31次，薄荷26次，輕粉、朱砂各25次，黃連、冰片各22次，人參、炙甘草各21次，木香17次，生甘草、青黛各16次，巴豆14次，全蝎13次，牛黃、雄黃各12次，大黃、天南星、防風各11次，水銀、胡黃連各10次，干蟾皮、天麻、牽牛子、附子、丁香、半夏、生姜各9次；寒涼藥用藥頻率明顯較多。其用方如瀉黃散、瀉青丸、導赤散、大青膏等泄熱劑使用頻率也明顯較高；其學術(shù)以“小兒肝常有余，因其真陰不足，柔不濟剛，若有邪客，風熱相搏，易致驚風”為特點。綜合來看，錢乙兒科的學術(shù)特點，一方面以小兒本屬于少陽體質(zhì)有關(guān)系，另一方面也不可忽略當時少陽相火司天的大環(huán)境。

稍晚于錢乙的兒科大家陳文中，生活于114？—1236年間，其在江蘇漣水一帶行醫(yī)15年，救治病人很多。集家傳己驗之方，于1254年撰成《小兒痘疹方論》一卷。醫(yī)療活動主要在太陽寒水司天，太陰濕土在泉主令（1204—1263）的時代，其學術(shù)以重視脾胃、善用溫補為重要特點。

劉完素，約生活于1110 年～1200 年，他也經(jīng)歷了兩個大司天：34歲前時值第64 甲子（1084 年～1143 年），34歲后生活于第65甲子（1144 年～1203 年）。前者為少陽相火大司天，厥陰風木大在泉，是為火風之氣行令；后者乃陽明燥金大司天，少陰君火大在泉，是為燥火之氣盛行。由此可見，他一生均生活在火風、燥火行令的大司天環(huán)境里。劉完素的《素問玄機原病式》成書于 1182 年，《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成書于的 1186 年，正時值陽明燥金大司天、少陰君火在泉的時令。他在《傷寒直格方·序》中曾說：“傷寒謂之大病者，死生在六七日之間。經(jīng)曰人之傷于寒也，則為病熱。古今亦通謂之。傷寒熱病，前三日太陽、陽明、少陽受之，熱壯于表，汗之則愈。后三日太陰、少陰、厥陰受之，熱傳于里，下之則痊。六經(jīng)傳受，自淺至深，皆是熱證，非有陰寒之證”。這正是他當時在臨床上所見到的實際情況的總結(jié)，與張仲景的觀點已有很大的不同。由于觀察到當時火、燥致病的情況突出，并且熟悉火、燥的特性，所以，他把《黃帝內(nèi)經(jīng)》里的有關(guān)病機理論與運氣學說聯(lián)系起來，結(jié)合運氣學說闡發(fā)病機十九條 ，增補了“諸澀枯涸，干勁皺揭，皆屬于燥”這一燥病的病機。他在理論上提出：“六氣皆從火化”、“五志過極皆為熱甚”、“六經(jīng)傳受，皆為熱證”的觀點，也說明了當時火熱病證的多發(fā)性和普遍性。劉完素強調(diào)火熱病機，在治療上善用寒涼，其防風通圣散、神丸、雙解散、三一承氣湯等，均是苦寒之藥為主。

李杲，生活于1180年～1251年，24 歲前運值第 65 甲子（1164 年～1203 年），正是陽明燥金大司天及少陰君火大在泉中；但他24 歲后進入第66甲子（1204 年～1263 年），生活于太陽寒水大司天及太陰濕土大在泉之運中，所見多為寒濕流行之??；尤其晚年54歲到臨終 72 歲時的 15 年中，更是太陰濕土大在泉主令之時，他的《內(nèi)外傷辨惑論》和《脾胃論》也成書于這段時間。李東垣雖學醫(yī)于張元素，但他24歲前和24歲后的學術(shù)思想有很大的不同?！稏|垣試效方》說：“泰和二年，先師以進納監(jiān)濟源稅，時四月，民多疫疬，初覺憎寒體重，次傳頭面腫盛，目不能開，上喘，咽喉不利，舌干口燥，俗云大頭天行，親戚不相訪問，如染之，多不救。先師曰：……省此邪熱客于心肺之間，上攻頭目而為腫盛……省，遂處方，以黃芩、黃連苦寒，瀉心肺間熱以為君……”。此方即活人無數(shù)的“普濟消毒飲”。當時21歲的李杲，制訂清熱解毒消腫的“普濟消毒飲”時，正值陽明燥金大司天主令，清、解、消的治法正合當時的燥火氣運，所以可以“全活甚眾”。

李杲24歲以后的一生，都生活在太陽寒水大司天、太陰濕土大在泉主運的時代。李東垣的《內(nèi)外傷辨惑論》成書于 1247 年，《脾胃論》成書于 1249 年，均成書于太陽寒水大司天、太陰濕土在泉主運的年代中。所以在治療上重視以甘溫補益脾胃、升其陽氣，以甘寒瀉其火熱，并認為“蓋溫能除大熱，大忌苦寒之藥，瀉其胃土耳”，故創(chuàng)制出了古今聞名的“補中益氣湯”、“沉香溫胃丸”、“調(diào)中益氣湯”以益氣、升陽、溫中、祛濕。其法正符合當時的寒濕之運，故能得效。

張從正，約生活于1156年～1228年，正值第65甲子（1144年～1203年），乃陽明燥金大司天，少陰君火大在泉，其12歲以后的一生，都生活在燥火之氣行令的大環(huán)境中。他深研《內(nèi)經(jīng)》、《傷寒論》等經(jīng)旨，通過對當時疾病的觀察和醫(yī)學實踐，著書《儒門事親》，認為治病應首論邪氣，主張以驅(qū)邪為主，認為“邪去則正自安”，善用汗、吐、下三法，世稱“攻下派”。

朱丹溪，生活于1281年～1358年，43歲前時值第67甲子(1264年～1323 年)，為厥陰風木 大司天，少陽相火大在泉；43歲后進入第68甲子 (1324年～1383 年 )，少陰君火大司天，陽明燥金大在泉。可以發(fā)現(xiàn)：他的一生所處的大司天，所主的都是風、火、熱、燥的大氣候環(huán)境。他從《素問》中悟知運氣已變，認為當時“陽有余而陰不足”是自然界存在的普遍現(xiàn)象，人生活于自然界中，生理和病理也必受這一現(xiàn)象的影響，也會“陽有余而陰不足”?！皻庥杏啾闶腔稹奔啊跋嗷鹜齽樱灏菊骊帯钡恼擖c，治擅滋陰，因當時正時值第 68 甲子，氣運已更替為火燥行令了。

張介賓，生活于1563～1640年，時值第72甲子（1564年～1624 年），正值太陽寒水大司天，太陰濕土在泉，乃寒濕用事的年代，故常以溫補奏功。張介賓在其《真陰論》中云：“自余有知以來，目睹甘寒之害人者，已不可勝紀，此非時醫(yī)之誤，實二子傳之而然，先王仁愛之德，遭敝于此，使劉、朱之言不息，則軒歧之澤不彰，是誠斯道之大魔，亦生民之厄運也”。張介賓善于溫補元陽，乃因當時的寒濕氣運主導下，寒濕之邪致水虧火衰之病甚為多見，而劉完素、朱丹溪的火熱之論已不再適宜，若繼續(xù)使用已不符合當時的寒濕運氣的寒涼之法，必會有“苦寒之害人”、“生民之厄運”的出現(xiàn)。其實，劉、朱與張介賓生活于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運氣環(huán)境，他們的論調(diào)相違，從運氣學的角度去看，是不難理解的。

李中梓，生活于1588～1655年，其活動時間略似張景岳，二人皆經(jīng)歷過太陰濕土厥陰風木之主氣，作《水火陰陽論》，陰陽并重，而更認為養(yǎng)陽在滋陰之上，補氣在補血之先；李氏重脾腎，法多尚溫補，此英雄略同也。后世的程鐘齡，生活于1662—1735年間，其中1662至1683年的二十年間為少陽相火在泉，1684至1735年間為少陰君火司天，陽明燥金在泉，所以程氏的一生都處于一個火熱的大環(huán)境，其生活環(huán)境與李中梓完全相反，故批判李氏“用溫補藥試病”。

吳又可，大約生活于公元1582年－1652年。42歲起步入第 73 甲子（1624年－1683 年），運值厥陰風木大司天，少陽相火大在泉，正是風火行令之時。崇楨十四年，即公元1641年辛已，即吳又可59 歲時，疫病大流行，延門闔戶，表現(xiàn)出一派火熱之證，當時一般醫(yī)者以傷寒論治，難以取效。經(jīng)此一疫的歷練，吳又可提出了“戾氣”之說，，《溫疫論》實乃“應運而生”。

葉天士，生活于1667－1746年，運值第 73甲子（1624 年－1683年）及第74甲子（1684－1743 年），第73甲子乃厥陰風木大司天、少陽相火大在泉，屬風火行令的時代；第 74 甲子陽明燥金大司天，少陰君火大在泉，是為燥熱之氣行令。他一生所處的兩個甲子均是風、燥、火的大環(huán)境。其論溫病的衛(wèi)、氣、營、血辨證，被總結(jié)在《溫熱論》中。不難發(fā)現(xiàn)，他能成為溫病大家，乃順應了當時的風、火、燥大司天的氣運特征。

吳鞠通，生活于1758年－1836年，他在三十幾歲后才漸漸開始行醫(yī)，46歲時步入第76甲子（1804年－1963年），乃少陽相火司天、厥陰風木大在泉的運氣中，正值火風主事之時。于嘉慶17年（1812年）54歲時出書《溫病條辨》，專論溫病的三焦證治，載述了十一種外感病，風溫、溫熱、瘟疫、溫毒、冬溫、暑溫、伏溫、濕溫、寒濕、溫虐、秋燥，有九種都是溫熱性質(zhì)的疾病，應該說這與他生活在火風主事的大司天運氣中，所見多為溫熱之病有關(guān)。

其余如兒科“痘疹”，錢仲陽行道于第六十四甲子，正值少陽相火司天，故治痘多用寒涼；其后的陳文中于第六十六甲子行醫(yī)，寒水濕土主令，所以他的醫(yī)法重視溫補；到明朝時汪石山辨痘，他的治法則是“自嘉靖九年，治痘宜用清涼”，因此時正值少陰君火主令。稍后之萬密齋，聶久吾，治法又變，重溫補，強調(diào)保元，因其時為寒水濕土主令也。再后來的費建中又來著書立言，專主寒涼下奪，因治濕治寒之法，不可用于風木相火運氣中，費氏將其書名為《救偏瑣言》。乾隆九年（1744年）開始進入第七十五甲子，濕寒之氣主事，名醫(yī)莊在田《遂生編》、《福幼編》等書出，有切戒寒涼之論，其醫(yī)法盛行于1777年前后數(shù)十年。

綜上不難發(fā)現(xiàn)發(fā)現(xiàn)，他們之間有直接或者間接的師承關(guān)系，但用藥隨著時代的不一樣有所變遷。朱震亨曾從羅知悌學，授以劉完素、張元素、李東垣之書，而悟運氣已變，提出與三家完全不同的“陽常有余，陰常不足”之論，皆因“順陰陽四時，各隨五運六氣之故”，與六氣大司天變化相契合。又清朝乾嘉年間名醫(yī)王丙撰《傷寒論注》，用藥以溫散、溫補見長，因其所值為濕寒之氣。其外孫陸懋修承其學，為同治朝名醫(yī)，卻擅用辛涼、苦寒，清而取效，因所值為燥火之氣，在同治二年上海霍亂流行、癥見“手足厥逆”時，獨以石膏、芩連清而煎之，或以涼水調(diào)膽礬吐之而取得顯著療效，實踐了“病隨司天而變，治亦隨之而變”的理念。由于大司天的時間跨度比較大，一個醫(yī)生的一生最多也就跨度兩個周期，而且很多醫(yī)生所所處的兩個周期還很多時候相似，所以形成的學術(shù)觀點難免有失偏頗，以至于中醫(yī)的整個發(fā)展史都是在不斷的糾偏的過程。

我們現(xiàn)在正處于第七十九甲子（1984年~2043年），為厥陰風木司天，少陽相火在泉，乃風火之氣流行的年代。所以，1984 年后常有火熱性質(zhì)的疾病流行：如嚴重急性呼吸綜合癥、禽流感、豬流感等。用張仲景的麻杏石甘湯、白虎湯；溫病學家的銀翹散等仍然有一定療效。推究其因，原來張仲景、葉天士、吳鞠通都曾生活在風火或火風的運氣環(huán)境中，與現(xiàn)今氣運相似，疾病多偏溫熱，所以遵其法、用其方，仍能應驗。同時我們還需要注意到：現(xiàn)在雖處于厥陰風木大司天，少陽相火大在泉中，為風火之氣流行之時，臨床中我們發(fā)現(xiàn)脾胃系疾病來說，很多人表現(xiàn)出來的是一派寒濕，中氣不足，陽氣不升的癥候特點，細推其因，可能與現(xiàn)代人長期狂吹冷氣、又貪涼飲冷、喜喝涼茶、衣著偏少、過度冬泳，加之抗生素的濫用，寒涼中藥的過度使用等，使不少人的陽氣已在不知不覺中損傷。所以“火神派”悄然興起，李東垣的學說也能夠在內(nèi)傷雜病方面大放異彩。可見，今日已非昔比，影響人類體質(zhì)的因素遠多于過去，與自然不協(xié)調(diào)的生活方式正深深地影響著我們的體質(zhì)，不能忽視。但總體來說，熱性病還是偏多，尤其是大的流行病和傳染病，仍然有風火的特性，這與當今的大司天還是吻合的。

一個六氣大司天的周期前后360年，對于，我們就算窮盡一生也無法完全經(jīng)歷一遍去體悟六氣大司天的的變化，只能從前人的生活經(jīng)歷窺知一二。據(jù)加重長輩說，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天氣異常寒冷，甚至有的人將家中房梁拆下來燒火取暖。家?guī)熒?/span>1954年，1924到1983年為太陽寒水司天，太陰濕土在泉，自1954年到1983年為太陰濕土在泉，閑暇之余聊天，師父常說，他小時候路邊的水溝，甚至院子的水溝也都經(jīng)常有水，水中有魚；喝井水彎腰就能打滿水；說明那個時間段雨濕有多盛；但是如今水溝早就沒水了，水井十余米深才能取水。自1984年到2043年為厥陰風木司天，少陽相火在泉，根據(jù)報道1981~1990年全球平均氣溫比100年前上升了0.48℃，全球氣候變暖或許也能佐證現(xiàn)在正處于風火偏勝的時代。

我們這一代中醫(yī)應該說很幸運，我們正處于少陽相火主令的時代，而接下來另一個大司天為少陰君火陽明燥金主令，所以在接下來一百年的時間我們都處于一個風火燥熱的時代，中醫(yī)治學思路相對變化不大，便于學習。但這也是我們最大的遺憾，下一次的太陰濕土太陽寒水主令在一百年后，我們無法去切實體會大司天帶來的變化，假如我能夠再活一百年，或許能趕得上，所以現(xiàn)在內(nèi)心的獨白是：“我真的好想再活五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