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碑源流及風格類型

漢碑在東漢晚期的儀式化,取得了官方正體的地位。

漢隸以漢碑為典范,隸書與碑的結合為隸變的完成提供了客觀條件。雖然簡帛書法已具有隸書的性質和風味,但包蘊了多極發(fā)展方向，處于一種不定的隸化進程中。

漢碑是東漢晚期石刻制度儀式化及隸變終結的產物，碑刻制度的建立與隸書本體語言的高度成熟。

漢碑是東漢喪葬制度中的組成部分,漢碑即指神道碑,墓碑源于周代。

戰(zhàn)國至西漢是墓碑的醞釀期，秦代紀功刻石及墓地銘刻物是東漢墓碑產生的重要源頭。東漢盛行厚葬，促進了墓碑的發(fā)展成熟。形制、書體、文體、墓碑的發(fā)展都極盡完美。

漢碑形制,碑座稱“趺”,為長方形;碑身則為長方形豎石，正面謂“陽”,刊碑正文:反面謂“陰”,刻題名;左右兩面謂“側”，碑首稱“額”,刊刻標題，碑文也成為典型化的文體,即誄（lěi）文。

東漢晚期,儒學向漢碑全面滲透。漢碑多出在儒學中心的黃河下游的山東地區(qū)。傳世漢碑數(shù)量龐大,風格類型多樣。

從漢碑的審美形態(tài)，書體特征，風格傾向分析，漢碑可分為三類:

一、方拙樸茂，峻折凌厲

如《張遷碑》《鮮于璜碑》《建安六年殘碑》《衡方碑》《張壽碑》《耿勛碑》《熹平殘碑》《孔謙碑》《孔褒碑》《劉熊碑》等。

特征：圖式上尚保持著早期漢隸樸拙博大的氣象和自然意味，體現(xiàn)漢碑雄強風格，沒有同期漢碑所表現(xiàn)出的精麗典雅、裝飾意味少,筆法方拙簡真,尤見刀意。受簡帛書法的影響極少，直接從西漢石刻嬗變而來，但西漢石刻篆意猶存，線條追求圓厚,而這類作品則以刀掩筆,呈現(xiàn)出方拙峻厲的意態(tài)。

以《張遷碑》為代表。在筆法方面與同期漢碑存在著巨大的反差，《張遷碑》筆法在隸變趨于終結的東漢晚期出現(xiàn)，已具有楷隸之變的超前意義，其用筆開魏晉風氣，是楷化的濫觴。

以《張遷碑》為代表的方筆派漢碑在書史上不僅具有風格類型價值，也具有深刻的書體變革意義。

《張遷碑》

二、典雅凝整,法度森嚴

根據(jù)筆法可分為二類:

1.肅括內勁:代表性漢碑有《禮器碑》《史晨碑》《乙瑛碑》《華山廟碑》《婁壽碑》《張景碑》《建寧殘碑》《朝侯小子殘碑》《李孟初神祠碑》等。為典型的廟堂正體，因此,刻寫具精，八分披拂，裝飾意味極濃。

《禮器碑》

《史晨碑》

《乙瑛碑》

《華山廟碑》

《婁壽碑》

《張景碑》

《建寧殘碑》

《朝侯小子殘碑》

《李孟初神祠碑》

受儒家中和美學思想的籠罩審美范式消解了早期體漢隸庶民化傾向的遵循，將簡帛書法的“逸筆草草”的率意進行限制，呈現(xiàn)出情理交融的審美風范。

在筆法上，吸取漢簡筆法的飄逸靈動的基礎上，又加以刀法的融攝，線條呈現(xiàn)出刀筆結合所特有的遒勁肅括,內斂瀟落的韻致;

2.靈動飄逸:《孔宙碑》《尹宙碑》《韓仁銘》《倉頡廟碑》《孔彪碑》《曹全碑》等。

《孔宙碑》

縱逸飛動、筆勢開張，左右分馳，極盡其勢，由簡帛書法直接演化而來，筆法上吸取了漢簡的靈動韻致，刀不掩筆，注重筆墨書寫意味的表達。

即《孔宙碑》《倉頡廟碑》，與《禮器碑》《史晨碑》之不同。是由二類碑刻對刀筆的不同倚重所致。

三、奇古渾樸，詭譎多變

如《夏承碑》《祀三公山碑》《魯峻碑》。氣格高古,帶篆籀筆意。隸變程度不高，有強烈的復古傾向。與一般漢碑在書體，筆法上差別很大。筆法崇尚圓筆,極意波發(fā)，在漢碑中處于非主流地位，影響小，存數(shù)不多。但對唐代隸書及北朝中后期摩崖經體有較大影響。

《夏承碑》

《祀三公山碑》

《魯峻碑》

隸書經過兩漢四百年發(fā)展，至東漢晚期成熟。基于兩種文化規(guī)定:

一、儒學的文化選擇。在書體上，漢承秦制，主要表現(xiàn)在對秦隸的繼承方面，小篆在漢代失去官方正體地位，從西漢到東漢中期竟僅有一種官方標準書體。隸書在漢代已獲得通行書體的地位，但在東漢末年之前，隸書沒有被官方認作標準書體。

東漢中后期，隸化程度的提高,隸書開始被官方重視。

二、隸變，書體變革的本體規(guī)定。隸變意義在于消除漢字象形意味而使?jié)h字成為純粹抽象表意符號。藝術上，打破了漢字空間結構的僵滯態(tài)勢，表現(xiàn)在書法線條的時空運動特征方面?？臻g結構的降解，使筆畫從對空間結構的絕對服從中解脫出來，而獲得獨立意義。書體的自由度被解放，漢隸在實用和審美兩個領域獲得雙重價值認同，推動了隸書正體的產生?；谶@兩種文化規(guī)定，使?jié)h碑在東漢晚期走向定型化，成為廟堂正體。

漢碑由庶民化的早期漢隸演變而來,雖然出于文化功用目的對簡帛，摩崖書法進行圖式修正，但無法從根本上消除早期漢隸所具有的強烈的生命感、整體性力量和氣勢。簡帛、摩崖書法基于審美自由的生命原動力，很大程度支配著漢碑的風格生成，是構成漢碑風格類型多樣化的重要原因。

草書與張芝

章草出現(xiàn)至遲在西漢末期到東漢早期。至東漢中期有了長足的發(fā)展,漢代的草書已經大行于世了。

東漢章帝時，杜度為齊相，以擅章草。崔瑗繼承杜度草法而又有創(chuàng)新。崔璦順應時代審美思想增強了藝術表現(xiàn)力,已有從質到妍的變化。

東漢章草經杜度、崔瑗變革,已成為具有全新審美內容的新興獨立書體。

流風所至，東漢晚期形成強大的草書流派。

東漢晚期，儒學獨尊思想面臨挑戰(zhàn)，以太學生為主體的士大夫階層展開清議運動，沖破儒家禮教的桎梏，給社會帶來變革氣象。經學衰微，書法藝術的獨立性增強，開始受官學的重視。隨著書法革新思潮的出現(xiàn)，草書崛起，整個士人階層形成“草書熱”。

以張芝為代表的草書家，獻身草書藝術,顯示出崇高的藝術熱情。學子棄仕途，獻身藝術的做法招來正統(tǒng)儒學人士的攻擊。趙壹在儒學正統(tǒng)立場，使他無法從書法審美角度認識、理解草書。認為書法是經藝載道的工具，為王政之本，非圣人之業(yè)。趙壹《非草書》的目的,在于重申儒學的尊嚴,平息士人中的草書熱情，重建儒學信仰。但趙壹的守舊觀念不能阻滯體現(xiàn)時代審美的草書在東漢晚期的發(fā)展，在熹平光和時代達到頂峰。

在東漢晚期，隸書、草書都由于文人的介入參與而臻于成熟，隸書經過文人提煉、改造，逐漸成為廟堂正體，趨向僵化，草書經過文人改造逐漸擺脫實用化羈絆,獲得獨立的審美價值。

在漢代草書發(fā)展史上，張芝的出現(xiàn)標志著草書文人化傳統(tǒng)的開端。西漢時，草書主要出自徒吏之手，是民間化書體。到杜度崔瑗出現(xiàn)，章草的規(guī)范化和審美觀念得到普遍強化，出現(xiàn)由俗到雅的轉變。但此時草書的審美價值尚未獲得社會性認同。到桓靈時代,以張芝為代表的文人草書流派通過對草書的全新審美-文化闡釋，構成對現(xiàn)存書法文化秩序的沖擊，開啟了草書文人化源流。

張芝草書相比于杜度、崔瑗，在審美形式上更加純化，省減章草的盤曲結構，線條開張，時空運動特征更趨強烈。草書的法度也在張芝草書中得到初步建立。審美范式和文化意蘊都與西漢簡牌草書的庶民化具有本質的區(qū)別。張芝草書完成了由民間書風向文人書風的過渡，書體上顯示出章草向今草的轉變。

張芝草書形態(tài)方面是章草，其草書創(chuàng)作是極其理性化的，草書必為楷則，草書書寫速度極慢，所以并非是狂草，且東漢并不存在任何意義的狂草。

東漢晚期，隸變趨于完結，書體進化達到高峰，行書、草書、楷書都相繼產生。隸書的廟堂化,草書顯示生機。

張芝草書意義在于創(chuàng)立了草書文人化傳統(tǒng)，初步建立起草書法度、規(guī)范，這對同時及后世書家產生影響,魏晉二王草書即是張芝草書的衣缽薪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