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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與章惇:本是絕代雙驕,為何分道揚鑣?(轉(zhuǎn)自公眾號:書品藝術(shù))

 七大王圖書室 2024-07-14 發(fā)布于江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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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和章惇,是北宋中晚期政壇上一對不容忽視的雙子星,他們以各自的異光投射在對方身上,照出了各自的率真與丑陋。蘇軾人人稱道,成為文壇傳誦的佳話,章惇卻入了《奸臣傳》,青史留下罵名。

宋朝立國以來,崇文抑武,到了仁宗時代,這一國策結(jié)出了累累碩果。仁宗嘉祐二年的殿試,達到“科舉制的最高峰”。這一年榜上有名的進士,其中24人《宋史》有傳,9人位至宰輔,三人位列“唐宋八大家”,更有蘇軾、蘇轍,曾鞏、曾布,程顥、程頤三雙兄弟,章惇、章衡叔侄,同榜高就,這一榜因此被稱為“千年科舉第一榜”。榜單中每位都有說不盡的故事,而蘇軾和章惇之間的故事尤其曲折離奇,說不盡,道不完,扯不清,理還亂……

一:出身及個性

蘇姓最早是唐武則天時代遷來蜀地的,老祖宗是武則天時期,歷任中書侍郎、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兩度躋身相位的蘇味道,武后強權(quán)當政時,蘇味道明哲保身,處事模棱兩可,時有“蘇模棱”之稱。神龍政變(705)時,貶為眉州刺史,卒于任上,由此衍生了蘇軾這一支。蘇軾的這位祖宗為官模棱,詩才獨步一時,“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即是蘇味道的名句,蘇軾和他父親弟弟父子三辭客是有淵源的。蘇姓留在眉州這一支,算不上顯宦,直到蘇軾伯父高中前,家族一直沒人從政。

蘇軾生于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眉州眉山人,父親蘇洵,即《三字經(jīng)》里提到的“二十七,始發(fā)奮”的“蘇老泉”。他還有個著名的弟弟——蘇轍,和他同榜進士,后來在政治上與他同進退,成為他落難時的保障。蘇軾生性放達,為人率真,深得道家真義。好交友、好美食、好品茗,亦雅好禪院山林。

章惇生于景祐二年(1035),浦城(今屬福建省南平市浦城縣)人,父親章俞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從出身看,蘇軾的家庭背景略輸一籌。

章惇性格豪爽、真率,相貌俊美,舉止文雅灑脫。才智出眾,學問廣博,文采斐然,膽識超人。年輕時,喜歡修養(yǎng),辟谷服氣,仙風道骨,超凡脫俗。章惇小時候,其族父章得象驚異章惇的性情品格,認為章惇將來一定地位優(yōu)越。這一評價,有點類似早年的曹操。

關(guān)于章惇的身世,有一種曖昧的說辭,王明清《揮麈后錄》載: 

章俞者 ,郇公之族子,早歲不自拘檢。妻之母楊氏,年少而寡 ,俞與之通,內(nèi),遣人持以還俞。俞得之云:“此兒五行甚佳 ,將大吾門?!惫腿檎咧斠曋?。

這段記載似乎在暗示章惇是他父親和與岳母不倫之戀的結(jié)果。

王暐在《道山清話》里,關(guān)于章惇的身世是這樣說的:

章子厚,人言初生時,父母欲不舉,已納水盆中,為人救止。其后朝士頗聞其事。

這段記載只說他生下來差點讓父母溺死。這些似有若無的傳言,或有蛛絲馬跡或是空穴來風,無論哪種情況,恐怕不會不給章惇心里留下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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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榜進士 年少得志

嘉祐元年(1056),二十一歲的蘇軾與父親弟弟離開四川,于嘉祐二年(1057)進京應試。當年主考官是文壇領(lǐng)袖歐陽修,小試官是詩壇宿將梅堯臣,策論的題目是《刑賞忠厚之至論》,蘇文中用了這樣一個“典故”:“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睔W、梅二公既嘆賞其文,卻不知典故的出處。其實蘇軾文中的典故是他臨考時記錯了,誤將《禮記·文王世子》里的周公記為堯了。等到蘇軾上門謁謝,歐陽修專門問到典故出處,蘇軾答道:“想當然耳?!边@樣的回答顯然不合規(guī)矩,但歐陽修和梅堯臣竟因其才高,并沒介意。這緣于當時歐陽修、梅堯臣二人正銳意于詩文革新,蘇軾清新灑脫的文風,正和他們心思。歐陽修甚至認為:“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碑敿幢硎尽袄戏虍敱苈?,放他出一頭地!”由此還催生了一個成語“出人頭地”。

蘇軾名動京師,卻傳來母親病故的噩耗,只能與弟弟蘇轍隨父回鄉(xiāng)奔喪。嘉祐四年(1059)十月,守喪期滿回京。嘉祐六年(1061),蘇軾應中制科考試,即通常所謂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為“百年第一”,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四年后還朝,任判登聞鼓院。

嘉祐二年,章惇也參加了科舉考試,進士及第,這一年其族侄章衡考中狀元,章惇恥居章衡之下,扔掉敕誥回家。后于嘉佑四年(1059),再次應試,再獲進士及第,名列第一甲第五名,開封府試第一名。歷官商洛(今陜西省商洛市)縣令、雄武軍(今甘肅省天水市秦州區(qū))節(jié)度推官。

至此,二人仕途平行,難分伯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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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歸安丘園帖》

三:相交西北 各展才性

蘇、章開始交往是在入仕以后,嘉祐六年(1061) 底,蘇軾初仕為鳳翔府簽判,而章惇則為商洛令,蘇軾后來在信中提到“軾始見公長安”,可知二人相識于長安。嘉祐七年(1062)十月蘇軾與蘇轍詩《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其二)》云“近從章子聞渠說,苦道商人望汝來”,蘇軾自注: “章子,惇也”。蘇轍在《次韻子瞻聞不赴商幕三首》(其二)中云:“南商西洛曾虛署,長吏居民怪不來”,這里的“長吏”即商洛令章惇,可以證明蘇軾確曾與章惇相見,并且在一起時提及過蘇轍。

治平元年(1064) 正月十九日,蘇軾到盩厔,二十日章惇應約自長安來見,二人同游樓觀、五郡、大秦寺、延生觀、仙游潭等地,此行見于章惇《游終南題名》: “惇自長安率蘇君旦、安君師孟至終南謁蘇君軾,因游樓觀、五郡、延生、大秦、仙游。旦、師孟二君留終南回,遂與二君過渼陂。甲辰正月二十三京兆章惇題?!?/span>

同游仙游潭時,章惇曾冒險攀援懸崖題壁,且以此夸耀于蘇軾,曾慥《高齋漫錄》和《宋史·章惇本傳》均有記載:

( 仙游潭) 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橫木架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而過,用索系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大書石壁上曰: “章惇蘇軾來游?!弊诱稗云浔吃? “子厚必能殺人?!弊雍裨? “何也?”子瞻曰: “能自拚命者能殺人也。”子厚大笑。

蘇軾有詩為證:

留題仙遊潭中興寺寺東有玉女洞,洞南有馬融讀書石室。過潭而南,山石益奇。潭上有橋,畏其險不敢渡: 

清潭百尺皎無泥,山木陰陰谷鳥啼。

蜀客曾遊明月峽,秦人今在武陵溪。

獨攀書室窺巖竇,還訪仙姝款石閨。

猶有愛山心未至,不將雙腳踏飛梯。

這次同游,顯示二人個性差異,蘇軾在調(diào)侃之余,對章惇不無稱贊。除了攀崖題壁,還留下另一段奇聞,據(jù)陳鵠: 《西塘集耆舊續(xù)聞》記載:

子厚為商州推官,子瞻為鳳翔幕簽,因差試官開院同途,小飲山寺,聞報有虎,二人酒狂,同勒馬往觀,去虎數(shù)十步,馬驚不前。子瞻乃轉(zhuǎn)去,子厚獨鞭馬向前,取銅鑼于石上戛響,虎遂驚竄。謂子瞻曰: “子定不如我?!?/span>

青年章惇之自負溢于言表,類似記載還有: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為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臥,適子瞻自外來,摩其腹以問子瞻曰: '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 '都是謀反底家事?!雍翊笮Α!保ā兜郎角逶挕罚?/span>

治平元年十二月十七日蘇軾任滿赴京,自鳳翔經(jīng)長安,在王頤家觀看《醉道士圖》,蘇軾因為不能飲酒,故隨手跋曰:“仆素不喜酒,觀正父《醉士圖》,以甚畏執(zhí)杯持耳翁也。”( 《跋醉道士圖》) 。后章惇路過長安亦曾觀玩此圖,看到蘇軾題跋不覺發(fā)笑,作《題跋醉道士》:“仆觀《醉道士圖》,展卷末諸君題名,至子瞻所題,發(fā)噱絕倒。子厚書?!逼渲小鞍l(fā)噱絕倒”自是緣于對蘇軾之了解,個中緣由二人自是心領(lǐng)神會。有意思的是熙寧元年(1068)十二月二十九日蘇軾結(jié)束父喪,赴京途中再過長安,見章惇題跋,爭勝之意隱忍不住,故又隨手再題,云:“熙寧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再過長安,會正父于母清臣家。再觀《醉士圖》,見子厚所題,知其為予噱也。持耳翁余固畏之,若子厚乃求其持而不得者。他日再見,當復一噱。時與清臣、堯夫、子由同觀。子瞻書?!贝文晡逶铝照聬{(diào)任武當縣縣令,過長安,看到蘇軾題跋后,又作《再跋醉道士圖后》: “酒中固多味,恨知之者寡耳。若持耳翁,已太苛矣。子瞻性好山水,尚不肯渡仙游潭,況于此而知味乎? 宜其畏也。正父赴豐國時,子厚令武進,復題此,以繼子瞻之后。己酉端午后一日。”章惇揭蘇軾之短,謂其雖好山水,卻知難而退,實未玩味過風光之美,依次類推,則雖好酒而不敢狂飲,實不知酒中真味。

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出,青年時期蘇章二人互為傾心,交往親密,未曾齟齬,但二人年輕氣盛,恃才不讓的個性異常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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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惇《會稽帖》紙本行書 27.8×29.6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四:熙寧變法 走上異途

治平三年(1066),蘇洵病逝,蘇軾、蘇轍兄弟扶柩還鄉(xiāng),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蘇軾還朝。此時,震動朝野的“熙寧變法”開始啟動。變法是一件大事,先不說變法的具體內(nèi)容好壞,有一點是肯定的:變法引發(fā)了黨爭,黨爭導致了政局動蕩,無論哪個陣營,都有因人劃線,意氣用事的固疾,這個局面一直持續(xù),直到大宋亡國。從這個意義上講,說變法是趙宋王朝敗亡的禍端,應不為過。

變法的實際領(lǐng)導者王安石曾經(jīng)的朋友在這個時候大都與他決裂了,司馬光曾經(jīng)力薦王安石,至此二人 “議事每不合”,王安石寫了著名的《答司馬諫議書》導致二人從此睽違。歐陽修、韓琦、富弼等前朝重臣,均因反對新法與當政政見不合,或被迫或自請,一一離京。廟堂之上,界線分明,一派多是老成持重的政壇前輩站在王安石對面,形成保守陣營;一派不乏投機鉆營的“新進”站在王安石一邊,形成激進陣營。

王安石陣營需要蘇軾兄弟這樣年輕有為的青年才俊,幾次向蘇軾拋出橄欖枝。年輕、急于有所作為的神宗皇帝對意氣風發(fā)的蘇軾同樣寄予厚望,偏殿召見,聽其心聲。蘇軾卻并沒有迎合上意,他幾乎沒怎么觀望,便旗幟鮮明加入到保守陣營之中,這一立場出于他對政治和現(xiàn)實的判斷,也是他社會常識和價值觀的體現(xiàn)。

熙寧四年(1071),政壇已穩(wěn)穩(wěn)把控在王安石手中了,蘇軾仍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頗為惱怒,讓御史謝景溫在神宗面前陳說蘇軾的過失。經(jīng)過一番周折,蘇軾身心俱疲,朝廷亦非安身之所,只得請求出京任職,被授為杭州通判。從此離開朝廷長達八年,他在地方任職時不妄作,識時務,懂民情,體恤民間疾苦,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頗有政績,是個不錯的地方官,還曾受過朝廷表彰。假如蘇軾沒有寫詩,歷史也會記住這個能吏,可不寫詩哪里會有千古一人的蘇軾?。?nbsp; 

就在蘇軾堅持“保守”拒絕迎合,在詩酒唱酬中結(jié)交諸多舊黨大族和詩壇后學,確立在文壇的地位的時候。章惇則“順應大勢”成為“新進”,參與修訂推行新法,受到器重。蘇章二人從此異途,且越走越遠。

先來看看章惇加入變法陣營前后的經(jīng)歷:治平三年(1066),章惇受到參知政事歐陽修的賞識和推薦,召試館職,考試合格,但因第一次登第拒絕敕命的舊事,遭到彈劾,所以沒能得到在中央任職的資格,而被任命為武進縣知縣。變法之初,有人向王安石推薦了章惇,《續(xù)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先是,李承之薦惇于安石,安石曰:“聞惇極無行。”承之曰:“某所薦者才也,顧惇才可用耳,素行何累焉?公試與語,自當愛之。” 安石見惇,惇素辯,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即讓章惇進入集賢院。二月,王安石設(shè)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任命章惇為編修三司條例官,加集賢殿校理、中書檢正。參與制定新法,監(jiān)修國史,編撰實錄。

熙寧四年(1071),章惇詳定編修三司令式,及諸司庫務歲計條例,參與制定財政機構(gòu)的法規(guī),并被派往邠州(今陜西彬縣)調(diào)查處理案件,他沿途了解陜西推行雇役新法及其他情況,提出采取糧價低時,官府大量收購,以備時用;邊境無事時,將軍隊移往豐收地區(qū)就糧,以解決軍需,這些建議得到神宗的采納。

從熙寧五年(1072)開始,章惇被委派參與開邊密事,頗受重用。梅山開邊作為熙寧年間的三次戰(zhàn)爭經(jīng)略活動之一,是新政中的重要一環(huán),章惇做制蠻事這一職務,三年多,所招降的大酋長有十幾個,地域有四十多個州,可謂功勛卓著,章惇得以進入中樞與此有關(guān)。熙寧六年(1073),章惇在荊湖北路建立屯田務,授涇原路經(jīng)略安撫使、高陽關(guān)路經(jīng)略安撫使,判軍器監(jiān)、知制誥再兼直學士院。熙寧七年(1074),神宗命章惇就軍械監(jiān)置司,立專案,審查曾布所涉及的“市易法”案件,深得神宗賞識,九月,拜為三司使。

熙寧八年(1075),王安石再次拜相。也就是這一年,蘇章二人的政見形成正面沖突。當時全國已全面對鹽實行專賣與課稅制度,章惇建議在調(diào)查后對京東東路和河北東路推行這一制度,蘇軾因為先前在杭州通判任上有過切身體會,處理過不少販私鹽的案件,“每執(zhí)筆斷犯鹽者,未嘗不流涕也”,所以明確表示反對榷鹽,當朝廷急于推行這一政策,在密州任上的蘇軾終于按捺不住,寫下《上文侍中論榷鹽書》請求文彥博出面阻止“榷鹽”。此時章惇擔任三司使,重視在全國推廣賦稅公平,蘇軾在外任更多考慮境內(nèi)民生,真是屁股決定腦袋,各有各的立場。

盡管政見不同,卻沒影響二人私誼。這一年章惇遭御史中丞鄧綰彈劾,出知湖州。湖州離蘇軾向往的定居地常州很近,章惇想起早年有過和蘇軾歸老太湖的約定,寫了《寄蘇子瞻》:

君方陽羨卜新居,我亦吳門葺舊廬。

身外浮云輕土苴,眼前陳跡付蘧鰷。

澗聲山色蒼云上,花影溪光罨畫余。

他日扁舟約來往,共將詩酒狎樵漁。

蘇軾則寫和詩《和章七(惇行七)出守湖州二首 》,讀來倍覺親切。其一曰:

 方丈仙人出淼茫,高情猶愛水云鄉(xiāng)。 

 功名誰使三連捷,身世何緣得兩忘。 

早歲歸休心共在,他年相見話偏長。

只因未報君恩重,清夢時時到玉堂。

詩的首聯(lián)稱許章惇愛煉丹修仙,贊他不眷戀官場,喜愛天然山水,“水云鄉(xiāng)”是指章惇詩中水色云影里的湖州。從詩句表面看不出任何蹊蹺,可這一句后來被人解讀為蘇軾暗諷章惇不清不楚的身世,從而招致了章惇紹圣期間狠辣報復,王明清《揮麈后錄》里講的有鼻子有眼: 

(章惇)既長,登第,始與東坡先生締交。后送其出守湖州詩,首云:“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云鄉(xiāng)?!币詾樽I己,由是怨之?!B圣相天下,坡渡海,蓋修報也。

《道山清話》雖沒說章惇是父親與外祖母亂倫所生,卻同樣認為這兩句詩含譏諷之意:“蘇子瞻嘗與子厚詩,有'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云鄉(xiāng)’之語,子厚謂其譏己也,頗不樂?!焙笫涝S多文人像王士禎、翁方綱都采納了王明清的說法。這樣的穿鑿附會,不僅歪曲了蘇軾的詩意,更是對章惇的侮辱。蘇軾確實以詩譏諷過別人的身世,并使自己為此遭到了殘酷的報應,那個人是李定,絕非章惇。

第二聯(lián)稱贊章惇經(jīng)制南北江群蠻的功業(yè),但是到了兩年以后的熙寧十年(1077),蘇軾謁見張方平,寫《代張方平諫用兵書》,卻痛斥章惇輕啟戰(zhàn)事,表達的了完全不同的看法,讓人懷疑蘇軾詩中的稱贊多半出于客套,有些言不由衷。蘇軾這種對同一事件前后矛盾的評價,勢必會影響到二人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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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蘇軾落難 章惇施救

元豐二年(1079),四十三歲的蘇軾調(diào)為湖州知州。此時,蘇軾已在地方任上呆了七年,其中在兩個州擔任主官,政績出眾。早在密州任上,當時朝中權(quán)力動蕩,一度有將他要上調(diào)中央的傳聞,據(jù)施蟄存先生考證,蘇軾那首寫于熙寧九年的《水調(diào)歌頭.明月幾時有》與此有關(guān),“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之問暗喻不知朝中究竟誰在主事,而當時正是王安石變法受阻二度罷相之前不久,而“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之感慨,也是對可能到朝中任職充滿憂懼。熙寧十年(1077)蘇軾卸掉密州任,來到京城,朝中政局已經(jīng)不利于他,以至于到達京城不得入國門,旋即被任為徐州知州,一干又是一年多,此后仍是原地踏步,平調(diào)到湖州,上任后,他即給神宗寫了一封《上湖州謝表》,這本是例行公事,但蘇軾卻將官樣文章寫成了牢騷篇章,其中“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一句得罪了“小人”,“老不生事,或能牧養(yǎng)小民”一句得罪了“官家”。監(jiān)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摘引“新進”、“生事”等語上奏,說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就在這時,蘇軾在杭州寫的詩作《元豐續(xù)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面世,正好給“新進”遞了刀子,監(jiān)察御史臺里行舒亶經(jīng)過一番苦心搜求,找了幾首蘇軾的詩,說:“至于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罵,而無復人臣之節(jié)者,未有如軾也。”隨后國子監(jiān)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紛紛發(fā)起攻擊,一時間,廟堂之上響起一片倒蘇之聲。熙寧十年七月二十八日,湖州任上三個月的蘇軾被御史臺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由此引發(fā)著名的“烏臺詩案”。

“烏臺詩案”不能說全是捉風捕影,周紫芝《太倉梯米集》以當時的善本材料,寫成“詩獄”,據(jù)他考證,詩案起因,的確是因蘇軾《湖州謝上表》“妄自尊大”“愚弄朝廷”。在獄中,蘇軾也承認自己的一些詩作譏諷朝政,表達對變法的不滿和對生民的同情,他本人希望這些詩能上達天聽,讓神宗能借此了解民間的疾苦,而有補于社稷。

有意思的是,與變法有關(guān)的詩沒有成為定罪的依據(jù),而一首原本與新法無關(guān)的詩《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其二卻成為蘇軾定罪的關(guān)鍵,詩如下:

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

詩題中王復是錢塘人,是蘇軾在杭州通判任上的朋友。蘇軾偶至王復家,見其門口的兩棵檜樹枝干挺拔,別有韻致,即興寫了兩首七絕。此詩與時局并無關(guān)系,為什么被當成治罪證據(jù)呢?玄機出在第二首詩中那個“龍”身上,當時執(zhí)掌大權(quán)的王珪等人必欲置蘇軾于死地,就拿這條“龍”說事,因為“龍”與皇帝之間的特殊聯(lián)系,解讀到位就可能要了蘇軾的命。葉夢得在《石林詩話》記載:

元豐間,蘇子瞻系大理獄。神宗本無意深罪子瞻,時相(王珪)進呈,忽言蘇軾于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軾固有罪,然于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時相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之句,對曰:“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時相語塞。章子厚亦從旁解之,遂薄其罪。子厚嘗以語余,且以丑言詆時相,曰:“人之害物,無所忌憚,有如是也!”

身處新黨陣營的章惇能夠挺身而出,盡管與蘇軾政見不同,卻不計前嫌,不怕牽連,為其求情,很讓人敬佩。葉夢得與章惇有親戚關(guān)系,他的記載得于章惇的口授耳傳,當非妄語,與蘇軾同時而與蘇軾關(guān)系密切的王鞏的記述可以佐證:

王和甫嘗言蘇子瞻在黃州,上數(shù)欲用之,王禹玉輒曰: “軾詩有'世間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乃不敬,反欲求蟄龍乎?”章子厚曰: “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臥龍,豈人君耶?”及退,子厚詰之曰: “相公乃欲覆人家族耶?”禹玉曰: “聞舒亶言爾。”子厚曰: “亶之唾亦可食乎?”

這條記載繪聲繪色,形貌畢現(xiàn),章惇為營救蘇軾,可謂盡心盡力。章惇救蘇軾,不止于表面,他甚至上書皇帝,用心不可謂不誠。章惇救友,為不少對黨爭持中立態(tài)度的詩話所肯定,像阮閱《詩話總龜》就將他列入《友義門》。

對于那條差點要了自己老命的“龍”,蘇軾面對詰問,異常機智?!盾嫦獫O隱叢話后集》中有一段精彩的記載:

“獄吏問云:'《雙檜詩》: 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有無譏諷?’答曰: '王安石詩: 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龍是也?!粢酁橹恍Α!?/span>

就在一些“新進”定要置蘇軾于死地的同時,救援活動也在朝野展開。與蘇軾政見相同的許多元老紛紛上書,像章惇一樣的變法派有識之士也勸諫神宗不要殺蘇軾,當時已經(jīng)退休的王安石上書說:“安有圣世而殺才士乎?”這場詩案“一言而決”。蘇軾下獄一百零三日,終免殺身之禍,得到從輕發(fā)落,貶為黃州團練副使。

蘇軾貶謫黃州期間,章惇于元豐三年(1080)二月十二日他升任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此時他仍與蘇軾書函往來,從蘇軾《與章子厚參政書》中可以知道章惇對蘇軾多有關(guān)照:

“軾自得罪以來,不敢復與人事,雖骨肉至親,未肯有一字往來。忽蒙賜書,存問甚厚,憂愛深切,感嘆不可言也?!Y所以得罪, 其過惡未易以一二數(shù)也。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覆甚苦,而軾強狠自用,不以為然。及在囹圄中,追悔無路,謂必死矣。不意圣主寬大,復遣視息人間,若不改者,軾真非人也。來書所云:'若痛自追悔往咎,清時終不以一眚見廢。此乃有才之人,朝廷所惜。如軾正復洗濯瑕垢,刻磨朽鈍,……而公乃疑其再犯,豈有此理哉?然異時相識,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復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與世俗異矣……”

從蘇軾信中可以看出,章惇先前來信勸蘇軾要改過,并送藥和錢財給他。蘇軾描寫自己追悔閉門的處境和對章惇的感激之情未免有所夸張,更多是借給這位位高權(quán)重的朋友的書信,向朝廷表達自己痛改前非的誠意。這封信讓我想起文革期間,鄧公給汪東興的信,看來四川人都會寫信!章惇于危難中施以援手,黨爭留下的陰影似乎已經(jīng)消弭,蘇章二人的關(guān)系更加融洽。事情絕非如此簡單。

烏臺詩案成為蘇軾一生的轉(zhuǎn)折點。很快蘇軾從驚恐中滿血復活,活潑、幽默、機智重新呈現(xiàn),在黃州他帶領(lǐng)家人開荒種地,自稱“東坡居士”,從此蘇軾修煉成為蘇東坡,為天下士子所尊崇。他和章惇二人的友誼顯得愈加親密,通信不再小心翼翼,而恢復了戲謔的筆調(diào),蘇軾《與章子厚二首》向其傾訴了自己與蘇轍如何過貧困的生活和節(jié)儉的方法,甚至妻子治好家里的病牛等瑣事也成為通信的內(nèi)容。蘇軾在黃州有詩:“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游。城門抱關(guān)卒,笑我何所求。吾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闭聬托λ娋湎炔叫泻篑{車,“何其上下紛紛也”,蘇軾辯解自己是以腿腳為車輪,以神思為馬。從這些信中,可以看到二人延續(xù)了早年的友誼。可惜,這樣的友誼沒能維持太久,接下來的政治變局讓二人重新陷入扯不斷理還亂的黨爭中,終于徹底反目。

蘇軾經(jīng)歷了生死劫難,章惇也經(jīng)歷了大起大落。元豐四年(1081)章惇因父親強占民田,自己籠絡臺諫被彈劾,先后出知蔡州、陳州、定州。元豐五年(1082)四月才得重新起用為門下侍郎,晉升執(zhí)政,享受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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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舊沖突 蘇軾緩沖

人在江湖,升降沉浮在所難免,即便是蘇軾和章惇這樣的曠世奇才也不能例外。

元豐八年(1085)三月五日,神宗皇帝帶著未曾實現(xiàn)的“強國夢”去世了,蘇軾倒霉的日子似乎隨著神宗皇帝駕崩遠去了,九歲的趙煦繼位,是為哲宗?;实厶?,政權(quán)由其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執(zhí)掌。有意思的是,蘇軾的風光幾乎都沾了“后”的光,而他倒霉都是因為被“帝”討厭。

高太后早就看不慣兒子的作為,一旦執(zhí)掌權(quán)柄,立刻撥亂反正,召回賦閑的舊黨人士司馬光,恢復舊法,史稱“元祐更化”。政局發(fā)生變化,舊黨執(zhí)掌朝政,蘇軾兄弟二人機會來了。元豐八年(1085)十月,蘇轍被任為右司諫, 十二月,蘇軾除起居舍人,兄弟二人雙雙還朝,好不風光。    

   

元佑初年,朝中左中右勢力都還在,政局呈現(xiàn)膠著狀態(tài)。執(zhí)掌權(quán)柄的高太后算是保守的總舵手,司馬光是這個陣營的核心人物。而改革派大將章惇,此時尚在朝堂,變法對他來說是不可動搖的政治選擇,他堅定不移維護變法的成果。

蘇軾是個實用主義者,他能看到新法的弊端也同樣看到了其中合理的成分,盡管情感偏向保守派,理智又不能讓他完全排斥新法,他的政治立場算是中間偏右。        

司馬光當政后,急于撥亂反正,變法一黨自然極力反對,就連同屬一個陣營的蘇軾也覺得司馬光做得過分了。據(jù)李贄《史綱評要》卷三十一簡略:

詔詳定役法,蘇軾言于光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nóng)為一,至秦始皇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卒。自是,農(nóng)出谷幣以養(yǎng)兵,兵出性命翌衛(wèi)農(nóng),天下便之,雖圣人復出,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寬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惫獠蝗恢?。軾又陳于政事堂,謂役法可雇不可差,第不當于雇役實費之外奪取民錢耳。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陜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

對于司馬光這種潑臟水一塊潑掉孩子的做法,以及他不聽勸阻的執(zhí)拗,蘇軾背地里沒少埋怨,他或許想到了力主變法的“拗相公”王安石,他給朋友楊元素寫信,內(nèi)有這樣的話,“昔之君子,惟荊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為隨一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笔聦嵧绱?,沒有權(quán)力時都是好人,一旦執(zhí)掌權(quán)柄,乾綱獨斷,立馬就聽不得任何異議了。

蘇軾畢竟與司馬光情感相投,盡管對司馬光猛力糾錯的手段很多抱怨,態(tài)度上蘇軾卻能畢恭畢敬,從內(nèi)心深處,他是敬重這位一生心底無私的長者的,他于公能夠在朝堂上就事論事,慷慨直言,只在私下里戲呼司馬光為“司馬?!薄Ec蘇軾不同,章惇在議論朝政時,就沒有好臉色給這位急于推翻熙寧新政的司馬光了,他口齒凌厲,大膽敢言,常常在朝堂之上讓厚道卻不善言辭的司馬光顏面盡失?!稏|都事略章惇傳》載:

宣仁后臨朝,……惇言: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若役法,則熙寧初以遽改免役后有弊,今改差役當議論盡善,然后施行。遽改恐后亦有弊。乃于簾前與光爭論,其言不遜。

蘇軾情感上傾向司馬光,政策上認同章惇,此時,他在新舊兩黨之間充當了緩沖的氣閥。

《宋史·蘇軾傳》載:

軾舊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為門下侍郎,蒞知樞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謔侮困光,光苦之。軾謂惇曰: “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于蜀先主,法正曰: '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惇以為然,光賴以少安。

司馬光得蘇軾之力,不致被章惇相逼太甚??上н@樣的局面沒有維持太久,司馬光于元祐元年(1086)九月初一 ,因病逝世。從此朝堂之上再無君子之爭,洛黨、蜀黨、新黨打成一團。混戰(zhàn)中,蘇軾兄弟深深傷害了章惇,蘇軾章惇結(jié)下的梁子再無緩和余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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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蘇轍攻惇 蘇軾袖手

元祐初,舊黨紛紛還朝,開始排擠新黨,而這一行動的先鋒便是蘇軾的弟弟蘇轍,他此時掌管言路,彈劾官員是他的使命所系。早在元祐元年二月二十七日,蘇轍即上《乞選用執(zhí)政狀》說道:“樞密使章惇,雖有應務之才,而其為人難以獨任。”首論章惇,語氣尚且平和。閏二月十八日再上《乞罷章惇知樞密院狀》,開始毫不掩飾彈劾章惇:

臣竊見知樞密院章,始與三省同議司馬光論差役事,明知光所言事節(jié)有疏略差誤,而不推公心,即加詳議,待修完成法然后施行,而乃雷同眾人,連書札子,一切依奏。及其既已行下,然后論列可否,至紛爭殿上,無復君臣之禮。然使因此究窮利害,立成條約,使州縣推行更無疑阻,則惇之情狀猶或可恕。今乃不候修完,便乞再行指揮,使諸路一依前件札子施行,卻令被差人分戶具利害實封聞奏。臣不知陛下謂惇此舉其意安在,不過欲使被差之人有所不便,人人與司馬光為敵,但得光言不效,則朝廷利害更不復顧。用心如此,而陛下置之樞府,臣竊惑矣……故臣乞陛下,早賜裁斷,特行罷免,無使惇得行巧智以害國事。

這封奏折所言之事與蘇軾頗有關(guān)系,針對司馬光罷停免疫法,蘇軾和章惇的理念一致,蘇轍應該也大致認同,但是奏狀中,他攻擊的方向不是理念而是態(tài)度。

此后在彈劾其他人的奏章中,蘇轍都不同程度地捎帶著繼續(xù)攻擊章惇,如三月十六日上《乞責降韓縝第八狀》云: “夫縝與蔡確、章惇均是奸邪,皆能虐民亂國。章惇雖不能自引,而褊中易動,輕肆狂言……只如章惇之事,臺諫久以為言。是時陛下若即付三省議其可否,則章惇之去留自出公議。陛下始既不忍,養(yǎng)成惇惡?!蔽逶露巳丈稀镀蜇熃祬魏颓錉睢贰爸敯唇鸩繂T外郎呂和卿,本惠卿之弟,而章惇所薦。和卿始以奏補入仕,賦性愚騃,方其歷任未成考第,而惇稱其所至有聲。當時士人無不竊笑?!卑嗽掳巳丈稀堆詮埈b札子》云: “昔王安石、呂惠卿首加擢用,被以卵翼之恩,收其鷹犬之效,與章惇等并結(jié)為死黨。熙寧弊法,皆惇等所共成就?!泵恳淮紊献?,無論以何人為主體,章惇都涉其中。一來是章惇的確是新黨的關(guān)鍵人物,二來不排除有私人成見。

在蘇轍的《乞罷章惇知樞密院狀》后,蘇軾于同年三月二十日寫《繳進沈起詞頭狀》,其中涉及章惇: 

臣伏見熙寧以來,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構(gòu)隙四夷。王韶以熙河進,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瀘夷奮,沈起、劉彝聞而效之,結(jié)怨交蠻,兵連禍結(jié),死者數(shù)十萬人……伏望圣明深念先帝永不敘用之詔,未可改易,而數(shù)十萬人性命之冤,亦未可忽忘。明詔有司,今后有敢為起等輩乞敘用者,坐之。

這篇“詞頭”就章惇平定南蠻事進行論奏,與當時的情勢以及蘇軾本人之前持論明顯不合,當年他可是為章惇的這些事功寫過贊美詩的。平心而論,這種誅心之論有點仗勢欺人的味道了,人一闊臉就變,時移勢易,蘇軾也未能免俗。墻倒眾人推,“哲宗即位……劉摯、蘇轍、王覿、朱光庭、王巖叟、孫升交章?lián)糁保ā端问贰ふ聬獋鳌罚┱聬荒芑伊锪锏仉x開朝廷了。

章惇與蘇軾兄弟徹底交惡,這就埋下了此后章惇報復蘇軾兄弟的伏筆。宋人施元之曾云: “子厚時知樞密院,以子由論罷,致怨。紹圣初相哲宗,東坡遂謫領(lǐng)海?!鼻迦送跷恼a亦云: “公(指蘇軾) 與章惇自來交厚,時子由既奏逐之,公復形于奏牘,自是為不解之讎矣?!笔┰⑼跷恼a所論比較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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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友誼沒了 報復來了

元祐元年(1086)閏二月章惇黜知汝州,“因行氣間,風倒門扇涼,致左右手足麻痹 ”,章惇身高八尺,平素好修仙,精力飽滿,能領(lǐng)兵平蠻,此番罷黜竟致身體出現(xiàn)如此大問題。蘇軾兄弟倒戈相向、落井下石,對章惇的心理打擊之大,可以想象。

此后,章惇一再上章乞求移知揚州,以就近照顧八十七歲的老父,屢屢遭拒,等到元佑三年四月得以徙知老家蘇州時,他父親已經(jīng)溘然長逝,這給章惇留下終生遺憾。章惇病中,其次子章持寫下了《為父惇辨冤狀》,到處為父親鳴不平,卻不見蘇軾為他進一言,對照烏臺詩案中,章惇對蘇軾的大力營救,形成反差。

元佑元年十一月章惇改提舉杭州洞霄宮,終于可以回到老家,蘇軾寫信給他:“歸安丘園,早歲共有此意。公獨先獲其漸,豈勝企羨,但恐世緣已深,未知果脫否耳? 無緣一見少道宿昔為恨?!痹俅翁崞饸w安田園的約定,可見二人尚且保持聯(lián)系,信中蘇軾專門提到章惇“世緣已深”,多少有點居高臨下之意,不及章惇在他貶黃州一番告誡和鼓勵來得真誠。倘若蘇軾在章惇失意之時,能顧念舊情,與其保持友誼,或者像章惇在“烏臺詩案”中一樣能主持公道、營救朋友,后來或許未必有遠謫天涯之厄。 

落難中的章惇,在累累彈劾中保持沉默,沉默蘊涵著力量。這一力量里面哪怕有一點點邪惡,等到爆發(fā)的時候就足以摧毀很多東西,何況是膽大“能殺人”的章惇在困厄中所聚集起來的力量呢!

廟堂風波惡,在黨爭的漩渦里苦苦掙扎的蘇軾日子也并不好過,只能遠離朝廷,元祐四年(1089)蘇軾龍以圖閣學士出知杭州,在任上,他整治西湖,留下著名的蘇堤,章惇有詩歌詠蘇堤:“天面長虹一線痕,直通南北兩山春 。”但現(xiàn)存蘇軾詩文中,再也見不到蘇軾給章惇書信了。宋代士大夫不乏政見不同私誼頗深者,可惜蘇章二人沒能如此,此時應該是蘇軾主動疏遠了章惇。

元祐五年(1090)“車蓋亭詩案”后,呂大防、范純?nèi)实仍嫌X得對新黨迫害太甚,建議朝廷進用一些新黨成員“以平宿怨 ”,遭到蘇轍反對,朝堂之上終于失去新舊兩黨調(diào)和矛盾的機會,也為蘇軾兄弟紹圣年間的遠謫埋下了伏筆。

元祐六年( 1 0 9 1 ) 七月, 蘇軾在潁州任上,趙令疇是他的下屬,趙在其《侯鯖錄》中記錄如下軼事:客有自丹陽來,過潁,見東坡先生,說章子厚學書,日臨《蘭亭》一本,坡笑云:“從門入者非寶,章七終不高耳。章惇自號“大滁翁”,對自己的書法水平頗為自負,蘇軾雖好戲謔,但這評價對章惇頗有輕視之意。

元祐八年( 1 0 9 3 )九月高太后駕崩,舊黨失去靠山,十月,哲宗親政后,召拜章惇為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出蘇軾知定州,將蘇轍罷謫汝州?!端问贰ぴS將傳》載: “章惇為相,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奏發(fā)司馬光墓?!笔侄沃瘫∫彩乔八从械模黠@勝過元祐黨人對新黨的打擊。蘇軾被貶,章惇拜相,人生就是如此戲劇性。紹圣元年(1094)四月十二日改元后,蘇軾隨即成為元祐黨人首遭降黜者,三日之內(nèi)連遭兩次責降,根本的原因是他的學生哲宗皇帝對他積恨很深,而史書筆記都認為章惇是幕后黑手,不肯接受哲宗厭惡蘇軾的事實,王鞏《隨手雜錄》說哲宗優(yōu)寵蘇軾,蘇軾是因為“大臣讒逐”??墒菬o論從史料還是常識看,蘇軾被遠逐,哲宗才是真正的原因,當然在打壓蘇軾及舊黨過程中,蘇軾作為舊黨的中堅人物,自然成為章惇的打擊對象,而出于回擊蘇轍元祐初年的彈劾,加害手段會更殘忍和刻薄一些,此時黨爭演化為撕逼大戰(zhàn),君子小人誰也分不清了。

章惇紹圣年間在相位前后八年,蘇軾兄弟受到了超乎想象的報復。蘇軾紹圣元年十月初抵達惠州,章惇隨即命程之才(字正輔)為廣南東路提點刑獄。程為蘇軾的表哥兼姐夫,卻因為蘇軾姐姐在程家被虐至死,兩家遂成世仇,四十年間不曾往來,章惇作為蘇軾的舊友當然知其詳情,遂欲借刀殺人: “東坡……后謫惠州,紹圣執(zhí)政,妄以程之才,姊之夫,有宿怨,假以憲節(jié),皆使之甘心焉?!秉S庭堅曾云: “子瞻謫嶺南,時宰欲殺之” ( 《跋子瞻和陶詩》),“時宰”即章惇。令章惇想不到的是,程之才到惠州后不僅沒有加害蘇軾,相反,二人化解了兩家四十多年的恩怨,握手言歡、言歸于好了。紹圣三年(1097)三月即召程之才回京。

紹圣四年(1098)蘇軾再貶儋州,昌化軍安置,當然背后的操刀手仍為昔日好友、今之政敵章惇。據(jù)載: “蘇軾謫惠州,有詩云: '為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傳至京師,章惇笑曰: 蘇子尚快活耶?復貶昌化?!薄皷|坡海外《上梁文口號》云: '為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伦雍褚娭?,遂再貶儋耳,以為安穩(wěn),故再遷也。紹圣四年與蘇軾同時遭貶還有蘇轍貶雷州,劉摯(莘老) 貶新州,黃庭堅( 魯直) 貶新州。關(guān)于四人的被貶情況,宋人有很多說法。如陸游《老學庵筆記》卷4 載: “紹圣中,貶元祐人蘇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劉莘老新州,皆戲取其字之偏旁也。時相之忍忮如此?!薄皶r相”即章惇。羅大經(jīng)所載更詳細: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子厚鎚謔之意。當時有術(shù)士曰: “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能北歸乎! “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 “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也,魯直其不返乎! 后子瞻北歸,至毗陵而卒。子由退老于潁,十余年乃終。魯直竟卒于宜。

這些文字上的巧合與史實不完全相符,當時貶謫按官職高低分兩批,二月貶大防、劉摯、蘇轍等,閏二月責蘇軾、范祖禹等,并未以偏旁定。

哲宗親政,章惇起復,蘇軾預感到了自己會有怎樣的命運,反而能夠鎮(zhèn)定自若。他文名滿天下,一路遠謫,關(guān)照他的人也不少。蘇軾貶謫到海南后,章惇再派為人險惡刻薄、與蘇軾有仇的呂惠卿之弟呂升卿和董必前往兩廣,伺機加害蘇軾?!独m(xù)資治通鑒長編》載: 曾布上奏說:“近聞遣呂升卿、董必察訪二廣,中外疑駭,以謂恐朝廷遣此兩人往處置已竄黜者,人言殊篏篏……況升卿兄弟與軾、轍乃切骨仇讎,天下所知,軾、轍聞其來,豈得不震恐? 萬一望風引決,朝廷本無殺之之意,使之至此,豈不有傷仁政。兼升卿兇焰,天下所畏,又濟之以董必,此人情所以尤驚駭也。必在湖南按孔平仲殊不當,今乃選為察訪,眾論深所不平?!鄙细娜菰?“甚好?!标惔紊盅? “陛下初欲保全元祐臣僚,今乃欲殺之耶?”上曰: “無殺之之意,卿何為出此語?”次升曰: “今以呂升卿為廣南按察,豈非殺之耶? 升卿乃惠卿之弟,元祐中嘗監(jiān)真州轉(zhuǎn)般倉負罪,恐外臺按發(fā),嘗托疾致仕。太皇太后上升,自真州泛小舟,隱姓名,不七日至京師,投匭上書。其人資性慘刻,善求人過失,今將使指于元祐臣僚遷謫之地,理無全者?!庇谑巧淞T其行。盡管狠毒的呂升卿最終沒有被派往兩廣,而派出的董必同樣是章惇的忠實爪牙。蘇軾作為天下名士,他初到海南,一位名叫張中的軍官慕其名節(jié),派兵將官驛修葺一番后留給蘇軾暫時居住,董必按察之后,將張中降職,蘇軾隨即亦被逐出官舍,而張中竟貶謫死在雷州監(jiān)司任上,其他人員也遭受了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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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釋懷與寬恕

紹圣章惇主政期間,蘇軾一再南貶,艱苦的環(huán)境中,蘇軾看淡了人生的苦厄,蘇轍在《墓志銘》中也僅以“居(惠州)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為未足也。(紹圣)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輕輕帶過,《宋史》本傳沿用其說:“居(惠州)三年,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碧K轍文中的“大臣”,即章惇,然蘇轍未直書其名。

元符三年(1098),哲宗駕崩,皇太后向氏垂簾,哭謂宰臣日:“家國不幸,大行皇帝無子,天下事須早定?!闭聬獏柭晫υ?“在禮律當立同母弟簡王。”皇太后曰:“神宗諸子,申王長而有目疾,次則端 王當立?!睈衷?“以年則申王長,以禮律則同母之弟簡王當立。”皇太后曰:“皆神宗子,莫難如此分別,于次端王當立?!敝獦忻茉涸荚?“章惇未嘗與臣等商議,如皇太后圣諭極當。”尚書左丞蔡卞、中書門下侍郎許將相繼曰:“合依圣旨?!标P(guān)鍵時候,章惇又被盟友插了一刀,只好為之默然了。久經(jīng)官場的章惇完全可以揣摩附和上意,他卻一再力爭,他不可能不知道直言的后果會威脅到自身的地位甚至性命,但是他知道即將承繼大統(tǒng)的趙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不可不力爭”,他爭得是社稷安穩(wěn)。章惇這次力爭,顯示了一個政治家的魄力和洞察力??蛇@次力爭卻斷送了他和整個家族的前程。章惇政治生涯中幾次“不合時宜”的進諫,像阻止惱怒中的神宗做“快意事”——給士大夫刺字,紹圣間堅持兼用元佑舊政,都是值得一表的大事。他的政治能力和立朝大節(jié),為蘇軾等許多元佑大臣所不能及,李綱“書章子厚事”評價: 

予備員國史,修《哲宗正史選舉志》,見《實錄》所載子厚爭內(nèi)降除諫臣事可取,因書之。……子厚曰:“大臣所薦,當以明揚,豈宜密有論列,上新即位,動當遵守祖宗故事,奈何首為亂階?今雖未有害,異時奸邪大臣陰引臺諫,與之結(jié)交,恐非社稷之福。”于是皆罷。??觀子厚之言,可謂切當于理矣!方子厚當軸,士大夫喜詆訶其失。然自今觀之,愛惜名器、堅守法度 ,諸子雖擢第,仕不過筅庫州縣,豈不賢哉!語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已。蓋思其上者不可得 ,又思其次也。 

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章惇自知大難臨頭,五次上表請求罷去政事,不允,徑出居僧舍,出知越州,辭命,又責受武昌節(jié)度副使,潭州安置,建中靖國元年(1101)二月責受雷州司戶參軍外置。

徽宗登基后,蘇軾獲赦北歸,章惇卻要走上遠謫之路,據(jù)《云麓漫鈔》載: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蘇軾從海南回到京口,當時章惇之子章援尚留京口,這位蘇軾的高足給蘇軾寫了一封信,蘇軾得書大喜,給兒子蘇過說:“這樣的文章,是可以和司馬遷媲美的?!贝藭r已是風燭殘年的蘇軾當即給章援寫了回信:

??某與丞相定交四十余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增損也。聞其高年,寄跡海外,此懷可知。但以往者,更說何益,惟論其未然者而已。??又丞相 知養(yǎng)內(nèi)外丹久矣, 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今茲閑放,正宜成此。然可自內(nèi)養(yǎng)丹,切不可服外物也。某在海外,曾作續(xù)養(yǎng)生論一首,甚愿寫寄,病困未能,到毗陵定疊檢獲,當錄呈也??

這封信是蘇軾一生最后一封長信,林語堂贊其 “有基督精神”,其后蘇軾又寫了《白術(shù)方》給章援,讓他轉(zhuǎn)告將要到瘴癘之地生活的章惇如何養(yǎng)生,并愿意“口授其詳 ”,此時蘇軾已距離辭世只有近一個半月時間,他抱病寫長文,急欲吐露心聲,表明他與章的友誼從訂交以來從未變過,以曠達的態(tài)度將往昔的恩怨放下,為這段友誼畫上一個句號。

《冷齋夜話》載:

章子厚謫海,過貴州南山寺,寺有老僧,名奉忠,蜀人也,自眉山來,欲渡海見東坡,不及,因病于此寺。子厚宿山中,邀與飲,??已而倚檻看層云,子厚曰:'夏云多奇峰,真善比類?!以?'曾記《夏云詩》甚奇?!雍袷拐b之 ,……  

在踏上蘇軾曾經(jīng)走過的貶謫道路上,章惇想起的是元豐二年(1079)蘇軾出知湖州所寫的詩歌,在對蘇軾詩歌的贊美中,他追憶的也應該是二人的友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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