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和章惇，是北宋中晚期政壇上一對不容忽視的雙子星，他們以各自的異光投射在對方身上，照出了各自的率真與丑陋。蘇軾人人稱道，成為文壇傳誦的佳話，章惇卻入了《奸臣傳》，青史留下罵名。

宋朝立國以來，崇文抑武，到了仁宗時代，這一國策結(jié)出了累累碩果。仁宗嘉祐二年的殿試，達到“科舉制的最高峰”。這一年榜上有名的進士，其中24人《宋史》有傳，9人位至宰輔，三人位列“唐宋八大家”，更有蘇軾、蘇轍，曾鞏、曾布，程顥、程頤三雙兄弟，章惇、章衡叔侄，同榜高就，這一榜因此被稱為“千年科舉第一榜”。榜單中每位都有說不盡的故事，而蘇軾和章惇之間的故事尤其曲折離奇，說不盡，道不完，扯不清，理還亂……

一：出身及個性

蘇姓最早是唐武則天時代遷來蜀地的，老祖宗是武則天時期，歷任中書侍郎、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兩度躋身相位的蘇味道，武后強權(quán)當政時，蘇味道明哲保身，處事模棱兩可，時有“蘇模棱”之稱。神龍政變（705）時，貶為眉州刺史，卒于任上，由此衍生了蘇軾這一支。蘇軾的這位祖宗為官模棱，詩才獨步一時，“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即是蘇味道的名句，蘇軾和他父親弟弟父子三辭客是有淵源的。蘇姓留在眉州這一支，算不上顯宦，直到蘇軾伯父高中前，家族一直沒人從政。

蘇軾生于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眉州眉山人，父親蘇洵，即《三字經(jīng)》里提到的“二十七，始發(fā)奮”的“蘇老泉”。他還有個著名的弟弟——蘇轍，和他同榜進士，后來在政治上與他同進退，成為他落難時的保障。蘇軾生性放達，為人率真，深得道家真義。好交友、好美食、好品茗，亦雅好禪院山林。

章惇生于景祐二年（1035），浦城（今屬福建省南平市浦城縣）人，父親章俞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從出身看，蘇軾的家庭背景略輸一籌。

章惇性格豪爽、真率，相貌俊美，舉止文雅灑脫。才智出眾，學問廣博，文采斐然，膽識超人。年輕時，喜歡修養(yǎng)，辟谷服氣，仙風道骨，超凡脫俗。章惇小時候，其族父章得象驚異章惇的性情品格，認為章惇將來一定地位優(yōu)越。這一評價，有點類似早年的曹操。

關(guān)于章惇的身世，有一種曖昧的說辭，王明清《揮麈后錄》載: 

章俞者 ，郇公之族子，早歲不自拘檢。妻之母楊氏，年少而寡 ，俞與之通，內(nèi)，遣人持以還俞。俞得之云:“此兒五行甚佳 ，將大吾門?！惫腿檎咧斠曋?。

這段記載似乎在暗示章惇是他父親和與岳母不倫之戀的結(jié)果。

王暐在《道山清話》里，關(guān)于章惇的身世是這樣說的：

章子厚，人言初生時，父母欲不舉，已納水盆中，為人救止。其后朝士頗聞其事。

這段記載只說他生下來差點讓父母溺死。這些似有若無的傳言，或有蛛絲馬跡或是空穴來風，無論哪種情況，恐怕不會不給章惇心里留下陰影。

二：同榜進士 年少得志

嘉祐元年（1056），二十一歲的蘇軾與父親弟弟離開四川，于嘉祐二年（1057）進京應試。當年主考官是文壇領(lǐng)袖歐陽修，小試官是詩壇宿將梅堯臣，策論的題目是《刑賞忠厚之至論》，蘇文中用了這樣一個“典故”：“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睔W、梅二公既嘆賞其文，卻不知典故的出處。其實蘇軾文中的典故是他臨考時記錯了，誤將《禮記·文王世子》里的周公記為堯了。等到蘇軾上門謁謝，歐陽修專門問到典故出處，蘇軾答道：“想當然耳?！边@樣的回答顯然不合規(guī)矩，但歐陽修和梅堯臣竟因其才高，并沒介意。這緣于當時歐陽修、梅堯臣二人正銳意于詩文革新，蘇軾清新灑脫的文風，正和他們心思。歐陽修甚至認為：“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碑敿幢硎尽袄戏虍敱苈?，放他出一頭地！”由此還催生了一個成語“出人頭地”。

蘇軾名動京師，卻傳來母親病故的噩耗，只能與弟弟蘇轍隨父回鄉(xiāng)奔喪。嘉祐四年（1059）十月，守喪期滿回京。嘉祐六年（1061），蘇軾應中制科考試，即通常所謂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為“百年第一”，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四年后還朝，任判登聞鼓院。

嘉祐二年，章惇也參加了科舉考試，進士及第，這一年其族侄章衡考中狀元，章惇恥居章衡之下，扔掉敕誥回家。后于嘉佑四年（1059），再次應試，再獲進士及第，名列第一甲第五名，開封府試第一名。歷官商洛（今陜西省商洛市）縣令、雄武軍（今甘肅省天水市秦州區(qū)）節(jié)度推官。

至此，二人仕途平行，難分伯仲。

三：相交西北 各展才性

蘇、章開始交往是在入仕以后，嘉祐六年(1061) 底，蘇軾初仕為鳳翔府簽判，而章惇則為商洛令，蘇軾后來在信中提到“軾始見公長安”，可知二人相識于長安。嘉祐七年(1062)十月蘇軾與蘇轍詩《病中聞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其二)》云“近從章子聞渠說，苦道商人望汝來”，蘇軾自注: “章子，惇也”。蘇轍在《次韻子瞻聞不赴商幕三首》(其二)中云:“南商西洛曾虛署，長吏居民怪不來”，這里的“長吏”即商洛令章惇，可以證明蘇軾確曾與章惇相見，并且在一起時提及過蘇轍。

治平元年(1064) 正月十九日，蘇軾到盩厔，二十日章惇應約自長安來見，二人同游樓觀、五郡、大秦寺、延生觀、仙游潭等地，此行見于章惇《游終南題名》: “惇自長安率蘇君旦、安君師孟至終南謁蘇君軾，因游樓觀、五郡、延生、大秦、仙游。旦、師孟二君留終南回，遂與二君過渼陂。甲辰正月二十三京兆章惇題?！?/span>

同游仙游潭時，章惇曾冒險攀援懸崖題壁，且以此夸耀于蘇軾，曾慥《高齋漫錄》和《宋史·章惇本傳》均有記載:

( 仙游潭) 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橫木架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而過，用索系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大書石壁上曰: “章惇蘇軾來游?！弊诱稗云浔吃? “子厚必能殺人?！弊雍裨? “何也?”子瞻曰: “能自拚命者能殺人也。”子厚大笑。

蘇軾有詩為證：

留題仙遊潭中興寺寺東有玉女洞，洞南有馬融讀書石室。過潭而南，山石益奇。潭上有橋，畏其險不敢渡：　

清潭百尺皎無泥，山木陰陰谷鳥啼。

蜀客曾遊明月峽，秦人今在武陵溪。

獨攀書室窺巖竇，還訪仙姝款石閨。

猶有愛山心未至，不將雙腳踏飛梯。

這次同游，顯示二人個性差異，蘇軾在調(diào)侃之余，對章惇不無稱贊。除了攀崖題壁，還留下另一段奇聞，據(jù)陳鵠: 《西塘集耆舊續(xù)聞》記載:

子厚為商州推官，子瞻為鳳翔幕簽，因差試官開院同途，小飲山寺，聞報有虎，二人酒狂，同勒馬往觀，去虎數(shù)十步，馬驚不前。子瞻乃轉(zhuǎn)去，子厚獨鞭馬向前，取銅鑼于石上戛響，虎遂驚竄。謂子瞻曰: “子定不如我?！?/span>

青年章惇之自負溢于言表，類似記載還有: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為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臥，適子瞻自外來，摩其腹以問子瞻曰: '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 '都是謀反底家事?！雍翊笮Α！保ā兜郎角逶挕罚?/span>

治平元年十二月十七日蘇軾任滿赴京，自鳳翔經(jīng)長安，在王頤家觀看《醉道士圖》，蘇軾因為不能飲酒，故隨手跋曰:“仆素不喜酒，觀正父《醉士圖》，以甚畏執(zhí)杯持耳翁也。”( 《跋醉道士圖》) 。后章惇路過長安亦曾觀玩此圖，看到蘇軾題跋不覺發(fā)笑，作《題跋醉道士》:“仆觀《醉道士圖》，展卷末諸君題名，至子瞻所題，發(fā)噱絕倒。子厚書?！逼渲小鞍l(fā)噱絕倒”自是緣于對蘇軾之了解，個中緣由二人自是心領(lǐng)神會。有意思的是熙寧元年(1068)十二月二十九日蘇軾結(jié)束父喪，赴京途中再過長安，見章惇題跋，爭勝之意隱忍不住，故又隨手再題，云:“熙寧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再過長安，會正父于母清臣家。再觀《醉士圖》，見子厚所題，知其為予噱也。持耳翁余固畏之，若子厚乃求其持而不得者。他日再見，當復一噱。時與清臣、堯夫、子由同觀。子瞻書?！贝文晡逶铝照聬{(diào)任武當縣縣令，過長安，看到蘇軾題跋后，又作《再跋醉道士圖后》: “酒中固多味，恨知之者寡耳。若持耳翁，已太苛矣。子瞻性好山水，尚不肯渡仙游潭，況于此而知味乎? 宜其畏也。正父赴豐國時，子厚令武進，復題此，以繼子瞻之后。己酉端午后一日。”章惇揭蘇軾之短，謂其雖好山水，卻知難而退，實未玩味過風光之美，依次類推，則雖好酒而不敢狂飲，實不知酒中真味。

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出，青年時期蘇章二人互為傾心，交往親密，未曾齟齬，但二人年輕氣盛，恃才不讓的個性異常鮮明。

章惇《會稽帖》紙本行書 27.8×29.6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四：熙寧變法 走上異途

治平三年（1066），蘇洵病逝，蘇軾、蘇轍兄弟扶柩還鄉(xiāng)，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蘇軾還朝。此時，震動朝野的“熙寧變法”開始啟動。變法是一件大事，先不說變法的具體內(nèi)容好壞，有一點是肯定的：變法引發(fā)了黨爭，黨爭導致了政局動蕩，無論哪個陣營，都有因人劃線，意氣用事的固疾，這個局面一直持續(xù)，直到大宋亡國。從這個意義上講，說變法是趙宋王朝敗亡的禍端，應不為過。

變法的實際領(lǐng)導者王安石曾經(jīng)的朋友在這個時候大都與他決裂了，司馬光曾經(jīng)力薦王安石，至此二人 “議事每不合”，王安石寫了著名的《答司馬諫議書》導致二人從此睽違。歐陽修、韓琦、富弼等前朝重臣，均因反對新法與當政政見不合，或被迫或自請，一一離京。廟堂之上，界線分明，一派多是老成持重的政壇前輩站在王安石對面，形成保守陣營；一派不乏投機鉆營的“新進”站在王安石一邊，形成激進陣營。

王安石陣營需要蘇軾兄弟這樣年輕有為的青年才俊，幾次向蘇軾拋出橄欖枝。年輕、急于有所作為的神宗皇帝對意氣風發(fā)的蘇軾同樣寄予厚望，偏殿召見，聽其心聲。蘇軾卻并沒有迎合上意，他幾乎沒怎么觀望，便旗幟鮮明加入到保守陣營之中，這一立場出于他對政治和現(xiàn)實的判斷，也是他社會常識和價值觀的體現(xiàn)。

熙寧四年（1071），政壇已穩(wěn)穩(wěn)把控在王安石手中了，蘇軾仍上書談論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頗為惱怒，讓御史謝景溫在神宗面前陳說蘇軾的過失。經(jīng)過一番周折，蘇軾身心俱疲，朝廷亦非安身之所，只得請求出京任職，被授為杭州通判。從此離開朝廷長達八年，他在地方任職時不妄作，識時務，懂民情，體恤民間疾苦，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頗有政績，是個不錯的地方官，還曾受過朝廷表彰。假如蘇軾沒有寫詩，歷史也會記住這個能吏，可不寫詩哪里會有千古一人的蘇軾?。?nbsp; 

就在蘇軾堅持“保守”拒絕迎合，在詩酒唱酬中結(jié)交諸多舊黨大族和詩壇后學，確立在文壇的地位的時候。章惇則“順應大勢”成為“新進”，參與修訂推行新法，受到器重。蘇章二人從此異途，且越走越遠。

先來看看章惇加入變法陣營前后的經(jīng)歷：治平三年（1066），章惇受到參知政事歐陽修的賞識和推薦，召試館職，考試合格，但因第一次登第拒絕敕命的舊事，遭到彈劾，所以沒能得到在中央任職的資格，而被任命為武進縣知縣。變法之初，有人向王安石推薦了章惇，《續(xù)資治通鑒長編》記載：先是，李承之薦惇于安石，安石曰：“聞惇極無行。”承之曰：“某所薦者才也，顧惇才可用耳，素行何累焉？公試與語，自當愛之。” 安石見惇，惇素辯，又善迎合，安石大喜，恨得之晚。即讓章惇進入集賢院。二月，王安石設(shè)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任命章惇為編修三司條例官，加集賢殿校理、中書檢正。參與制定新法，監(jiān)修國史，編撰實錄。

熙寧四年（1071），章惇詳定編修三司令式，及諸司庫務歲計條例，參與制定財政機構(gòu)的法規(guī),并被派往邠州（今陜西彬縣）調(diào)查處理案件，他沿途了解陜西推行雇役新法及其他情況，提出采取糧價低時，官府大量收購，以備時用；邊境無事時，將軍隊移往豐收地區(qū)就糧，以解決軍需，這些建議得到神宗的采納。

從熙寧五年（1072）開始，章惇被委派參與開邊密事，頗受重用。梅山開邊作為熙寧年間的三次戰(zhàn)爭經(jīng)略活動之一，是新政中的重要一環(huán)，章惇做制蠻事這一職務，三年多，所招降的大酋長有十幾個，地域有四十多個州，可謂功勛卓著，章惇得以進入中樞與此有關(guān)。熙寧六年（1073），章惇在荊湖北路建立屯田務，授涇原路經(jīng)略安撫使、高陽關(guān)路經(jīng)略安撫使，判軍器監(jiān)、知制誥再兼直學士院。熙寧七年（1074），神宗命章惇就軍械監(jiān)置司，立專案，審查曾布所涉及的“市易法”案件，深得神宗賞識，九月，拜為三司使。

熙寧八年（1075），王安石再次拜相。也就是這一年，蘇章二人的政見形成正面沖突。當時全國已全面對鹽實行專賣與課稅制度，章惇建議在調(diào)查后對京東東路和河北東路推行這一制度，蘇軾因為先前在杭州通判任上有過切身體會，處理過不少販私鹽的案件，“每執(zhí)筆斷犯鹽者，未嘗不流涕也”，所以明確表示反對榷鹽，當朝廷急于推行這一政策，在密州任上的蘇軾終于按捺不住，寫下《上文侍中論榷鹽書》請求文彥博出面阻止“榷鹽”。此時章惇擔任三司使，重視在全國推廣賦稅公平，蘇軾在外任更多考慮境內(nèi)民生，真是屁股決定腦袋，各有各的立場。

盡管政見不同，卻沒影響二人私誼。這一年章惇遭御史中丞鄧綰彈劾，出知湖州。湖州離蘇軾向往的定居地常州很近，章惇想起早年有過和蘇軾歸老太湖的約定，寫了《寄蘇子瞻》：

君方陽羨卜新居，我亦吳門葺舊廬。

身外浮云輕土苴，眼前陳跡付蘧鰷。

澗聲山色蒼云上，花影溪光罨畫余。

他日扁舟約來往，共將詩酒狎樵漁。

蘇軾則寫和詩《和章七（惇行七）出守湖州二首 》，讀來倍覺親切。其一曰：

 方丈仙人出淼茫，高情猶愛水云鄉(xiāng)。 

 功名誰使三連捷，身世何緣得兩忘。 

早歲歸休心共在，他年相見話偏長。

只因未報君恩重，清夢時時到玉堂。

詩的首聯(lián)稱許章惇愛煉丹修仙，贊他不眷戀官場，喜愛天然山水，“水云鄉(xiāng)”是指章惇詩中水色云影里的湖州。從詩句表面看不出任何蹊蹺，可這一句后來被人解讀為蘇軾暗諷章惇不清不楚的身世，從而招致了章惇紹圣期間狠辣報復，王明清《揮麈后錄》里講的有鼻子有眼: 

（章惇）既長，登第，始與東坡先生締交。后送其出守湖州詩，首云:“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云鄉(xiāng)?！币詾樽I己，由是怨之?！B圣相天下，坡渡海，蓋修報也。

《道山清話》雖沒說章惇是父親與外祖母亂倫所生，卻同樣認為這兩句詩含譏諷之意：“蘇子瞻嘗與子厚詩，有'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云鄉(xiāng)’之語，子厚謂其譏己也，頗不樂?！焙笫涝S多文人像王士禎、翁方綱都采納了王明清的說法。這樣的穿鑿附會，不僅歪曲了蘇軾的詩意，更是對章惇的侮辱。蘇軾確實以詩譏諷過別人的身世，并使自己為此遭到了殘酷的報應，那個人是李定，絕非章惇。

第二聯(lián)稱贊章惇經(jīng)制南北江群蠻的功業(yè)，但是到了兩年以后的熙寧十年(1077)，蘇軾謁見張方平，寫《代張方平諫用兵書》，卻痛斥章惇輕啟戰(zhàn)事，表達的了完全不同的看法，讓人懷疑蘇軾詩中的稱贊多半出于客套，有些言不由衷。蘇軾這種對同一事件前后矛盾的評價，勢必會影響到二人的友誼。

五：蘇軾落難 章惇施救

元豐二年（1079），四十三歲的蘇軾調(diào)為湖州知州。此時，蘇軾已在地方任上呆了七年，其中在兩個州擔任主官，政績出眾。早在密州任上，當時朝中權(quán)力動蕩，一度有將他要上調(diào)中央的傳聞，據(jù)施蟄存先生考證，蘇軾那首寫于熙寧九年的《水調(diào)歌頭.明月幾時有》與此有關(guān)，“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之問暗喻不知朝中究竟誰在主事，而當時正是王安石變法受阻二度罷相之前不久，而“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之感慨，也是對可能到朝中任職充滿憂懼。熙寧十年（1077）蘇軾卸掉密州任，來到京城，朝中政局已經(jīng)不利于他，以至于到達京城不得入國門，旋即被任為徐州知州，一干又是一年多，此后仍是原地踏步，平調(diào)到湖州，上任后，他即給神宗寫了一封《上湖州謝表》，這本是例行公事，但蘇軾卻將官樣文章寫成了牢騷篇章，其中“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一句得罪了“小人”，“老不生事，或能牧養(yǎng)小民”一句得罪了“官家”。監(jiān)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摘引“新進”、“生事”等語上奏，說蘇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就在這時，蘇軾在杭州寫的詩作《元豐續(xù)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面世，正好給“新進”遞了刀子，監(jiān)察御史臺里行舒亶經(jīng)過一番苦心搜求，找了幾首蘇軾的詩，說：“至于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罵，而無復人臣之節(jié)者，未有如軾也。”隨后國子監(jiān)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紛紛發(fā)起攻擊，一時間，廟堂之上響起一片倒蘇之聲。熙寧十年七月二十八日，湖州任上三個月的蘇軾被御史臺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師。由此引發(fā)著名的“烏臺詩案”。

“烏臺詩案”不能說全是捉風捕影，周紫芝《太倉梯米集》以當時的善本材料，寫成“詩獄”，據(jù)他考證，詩案起因，的確是因蘇軾《湖州謝上表》“妄自尊大”“愚弄朝廷”。在獄中，蘇軾也承認自己的一些詩作譏諷朝政，表達對變法的不滿和對生民的同情，他本人希望這些詩能上達天聽，讓神宗能借此了解民間的疾苦，而有補于社稷。

有意思的是，與變法有關(guān)的詩沒有成為定罪的依據(jù)，而一首原本與新法無關(guān)的詩《王復秀才所居雙檜二首》其二卻成為蘇軾定罪的關(guān)鍵，詩如下：

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

詩題中王復是錢塘人，是蘇軾在杭州通判任上的朋友。蘇軾偶至王復家，見其門口的兩棵檜樹枝干挺拔，別有韻致，即興寫了兩首七絕。此詩與時局并無關(guān)系，為什么被當成治罪證據(jù)呢？玄機出在第二首詩中那個“龍”身上，當時執(zhí)掌大權(quán)的王珪等人必欲置蘇軾于死地，就拿這條“龍”說事，因為“龍”與皇帝之間的特殊聯(lián)系，解讀到位就可能要了蘇軾的命。葉夢得在《石林詩話》記載:

元豐間，蘇子瞻系大理獄。神宗本無意深罪子瞻，時相（王珪）進呈，忽言蘇軾于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軾固有罪，然于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時相因舉軾《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之句，對曰:“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時相語塞。章子厚亦從旁解之，遂薄其罪。子厚嘗以語余，且以丑言詆時相，曰:“人之害物，無所忌憚，有如是也!”

身處新黨陣營的章惇能夠挺身而出，盡管與蘇軾政見不同，卻不計前嫌，不怕牽連，為其求情，很讓人敬佩。葉夢得與章惇有親戚關(guān)系，他的記載得于章惇的口授耳傳，當非妄語，與蘇軾同時而與蘇軾關(guān)系密切的王鞏的記述可以佐證:

王和甫嘗言蘇子瞻在黃州，上數(shù)欲用之，王禹玉輒曰: “軾詩有'世間惟有蟄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乃不敬，反欲求蟄龍乎?”章子厚曰: “龍者非獨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臥龍，豈人君耶?”及退，子厚詰之曰: “相公乃欲覆人家族耶?”禹玉曰: “聞舒亶言爾。”子厚曰: “亶之唾亦可食乎?”

這條記載繪聲繪色，形貌畢現(xiàn)，章惇為營救蘇軾，可謂盡心盡力。章惇救蘇軾，不止于表面，他甚至上書皇帝，用心不可謂不誠。章惇救友，為不少對黨爭持中立態(tài)度的詩話所肯定，像阮閱《詩話總龜》就將他列入《友義門》。

對于那條差點要了自己老命的“龍”，蘇軾面對詰問，異常機智?！盾嫦獫O隱叢話后集》中有一段精彩的記載：

“獄吏問云:'《雙檜詩》: 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有無譏諷?’答曰: '王安石詩: 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龍是也?！粢酁橹恍Α！?/span>

就在一些“新進”定要置蘇軾于死地的同時，救援活動也在朝野展開。與蘇軾政見相同的許多元老紛紛上書，像章惇一樣的變法派有識之士也勸諫神宗不要殺蘇軾，當時已經(jīng)退休的王安石上書說：“安有圣世而殺才士乎？”這場詩案“一言而決”。蘇軾下獄一百零三日，終免殺身之禍，得到從輕發(fā)落，貶為黃州團練副使。

蘇軾貶謫黃州期間，章惇于元豐三年(1080)二月十二日他升任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此時他仍與蘇軾書函往來，從蘇軾《與章子厚參政書》中可以知道章惇對蘇軾多有關(guān)照:

“軾自得罪以來，不敢復與人事，雖骨肉至親，未肯有一字往來。忽蒙賜書，存問甚厚，憂愛深切，感嘆不可言也?！Y所以得罪， 其過惡未易以一二數(shù)也。平時惟子厚與子由極口見戒，反覆甚苦，而軾強狠自用，不以為然。及在囹圄中，追悔無路，謂必死矣。不意圣主寬大，復遣視息人間，若不改者，軾真非人也。來書所云:'若痛自追悔往咎，清時終不以一眚見廢。此乃有才之人，朝廷所惜。如軾正復洗濯瑕垢，刻磨朽鈍，……而公乃疑其再犯，豈有此理哉？然異時相識，但過相稱譽，以成吾過，一旦有患難，無復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遺我以藥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與世俗異矣……”

從蘇軾信中可以看出，章惇先前來信勸蘇軾要改過，并送藥和錢財給他。蘇軾描寫自己追悔閉門的處境和對章惇的感激之情未免有所夸張，更多是借給這位位高權(quán)重的朋友的書信，向朝廷表達自己痛改前非的誠意。這封信讓我想起文革期間，鄧公給汪東興的信，看來四川人都會寫信！章惇于危難中施以援手，黨爭留下的陰影似乎已經(jīng)消弭，蘇章二人的關(guān)系更加融洽。事情絕非如此簡單。

烏臺詩案成為蘇軾一生的轉(zhuǎn)折點。很快蘇軾從驚恐中滿血復活，活潑、幽默、機智重新呈現(xiàn)，在黃州他帶領(lǐng)家人開荒種地，自稱“東坡居士”，從此蘇軾修煉成為蘇東坡，為天下士子所尊崇。他和章惇二人的友誼顯得愈加親密，通信不再小心翼翼，而恢復了戲謔的筆調(diào)，蘇軾《與章子厚二首》向其傾訴了自己與蘇轍如何過貧困的生活和節(jié)儉的方法，甚至妻子治好家里的病牛等瑣事也成為通信的內(nèi)容。蘇軾在黃州有詩:“日日出東門，步尋東城游。城門抱關(guān)卒，笑我何所求。吾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闭聬托λ娋湎炔叫泻篑{車，“何其上下紛紛也”，蘇軾辯解自己是以腿腳為車輪，以神思為馬。從這些信中，可以看到二人延續(xù)了早年的友誼。可惜，這樣的友誼沒能維持太久，接下來的政治變局讓二人重新陷入扯不斷理還亂的黨爭中，終于徹底反目。

蘇軾經(jīng)歷了生死劫難，章惇也經(jīng)歷了大起大落。元豐四年(1081)章惇因父親強占民田，自己籠絡臺諫被彈劾，先后出知蔡州、陳州、定州。元豐五年(1082)四月才得重新起用為門下侍郎，晉升執(zhí)政，享受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風光。

六：新舊沖突 蘇軾緩沖

人在江湖，升降沉浮在所難免，即便是蘇軾和章惇這樣的曠世奇才也不能例外。

元豐八年（1085）三月五日，神宗皇帝帶著未曾實現(xiàn)的“強國夢”去世了，蘇軾倒霉的日子似乎隨著神宗皇帝駕崩遠去了，九歲的趙煦繼位，是為哲宗?；实厶?，政權(quán)由其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執(zhí)掌。有意思的是，蘇軾的風光幾乎都沾了“后”的光，而他倒霉都是因為被“帝”討厭。

高太后早就看不慣兒子的作為，一旦執(zhí)掌權(quán)柄，立刻撥亂反正，召回賦閑的舊黨人士司馬光，恢復舊法，史稱“元祐更化”。政局發(fā)生變化，舊黨執(zhí)掌朝政，蘇軾兄弟二人機會來了。元豐八年(1085)十月，蘇轍被任為右司諫， 十二月，蘇軾除起居舍人，兄弟二人雙雙還朝，好不風光。    

元佑初年，朝中左中右勢力都還在，政局呈現(xiàn)膠著狀態(tài)。執(zhí)掌權(quán)柄的高太后算是保守的總舵手，司馬光是這個陣營的核心人物。而改革派大將章惇，此時尚在朝堂，變法對他來說是不可動搖的政治選擇，他堅定不移維護變法的成果。

蘇軾是個實用主義者，他能看到新法的弊端也同樣看到了其中合理的成分，盡管情感偏向保守派，理智又不能讓他完全排斥新法，他的政治立場算是中間偏右。        

司馬光當政后，急于撥亂反正，變法一黨自然極力反對，就連同屬一個陣營的蘇軾也覺得司馬光做得過分了。據(jù)李贄《史綱評要》卷三十一簡略：

詔詳定役法，蘇軾言于光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nóng)為一，至秦始皇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卒。自是，農(nóng)出谷幣以養(yǎng)兵，兵出性命翌衛(wèi)農(nóng)，天下便之，雖圣人復出，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寬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惫獠蝗恢?。軾又陳于政事堂，謂役法可雇不可差，第不當于雇役實費之外奪取民錢耳。光色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陜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謝之！

對于司馬光這種潑臟水一塊潑掉孩子的做法，以及他不聽勸阻的執(zhí)拗，蘇軾背地里沒少埋怨，他或許想到了力主變法的“拗相公”王安石，他給朋友楊元素寫信，內(nèi)有這樣的話，“昔之君子，惟荊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為隨一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笔聦嵧绱?，沒有權(quán)力時都是好人，一旦執(zhí)掌權(quán)柄，乾綱獨斷，立馬就聽不得任何異議了。

蘇軾畢竟與司馬光情感相投，盡管對司馬光猛力糾錯的手段很多抱怨，態(tài)度上蘇軾卻能畢恭畢敬，從內(nèi)心深處，他是敬重這位一生心底無私的長者的，他于公能夠在朝堂上就事論事，慷慨直言，只在私下里戲呼司馬光為“司馬?！薄Ｅc蘇軾不同，章惇在議論朝政時，就沒有好臉色給這位急于推翻熙寧新政的司馬光了，他口齒凌厲，大膽敢言，常常在朝堂之上讓厚道卻不善言辭的司馬光顏面盡失?！稏|都事略章惇傳》載：

宣仁后臨朝，……惇言：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若役法，則熙寧初以遽改免役后有弊，今改差役當議論盡善，然后施行。遽改恐后亦有弊。乃于簾前與光爭論，其言不遜。

蘇軾情感上傾向司馬光，政策上認同章惇，此時，他在新舊兩黨之間充當了緩沖的氣閥。

《宋史·蘇軾傳》載:

軾舊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為門下侍郎，蒞知樞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謔侮困光，光苦之。軾謂惇曰: “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于蜀先主，法正曰: '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惇以為然，光賴以少安。

司馬光得蘇軾之力，不致被章惇相逼太甚?？上н@樣的局面沒有維持太久，司馬光于元祐元年（1086）九月初一 ，因病逝世。從此朝堂之上再無君子之爭，洛黨、蜀黨、新黨打成一團。混戰(zhàn)中，蘇軾兄弟深深傷害了章惇，蘇軾章惇結(jié)下的梁子再無緩和余地了。

七：蘇轍攻惇 蘇軾袖手

元祐初，舊黨紛紛還朝，開始排擠新黨，而這一行動的先鋒便是蘇軾的弟弟蘇轍，他此時掌管言路，彈劾官員是他的使命所系。早在元祐元年二月二十七日，蘇轍即上《乞選用執(zhí)政狀》說道：“樞密使章惇，雖有應務之才，而其為人難以獨任。”首論章惇，語氣尚且平和。閏二月十八日再上《乞罷章惇知樞密院狀》，開始毫不掩飾彈劾章惇:

臣竊見知樞密院章，始與三省同議司馬光論差役事，明知光所言事節(jié)有疏略差誤，而不推公心，即加詳議，待修完成法然后施行，而乃雷同眾人，連書札子，一切依奏。及其既已行下，然后論列可否，至紛爭殿上，無復君臣之禮。然使因此究窮利害，立成條約，使州縣推行更無疑阻，則惇之情狀猶或可恕。今乃不候修完，便乞再行指揮，使諸路一依前件札子施行，卻令被差人分戶具利害實封聞奏。臣不知陛下謂惇此舉其意安在，不過欲使被差之人有所不便，人人與司馬光為敵，但得光言不效，則朝廷利害更不復顧。用心如此，而陛下置之樞府，臣竊惑矣……故臣乞陛下，早賜裁斷，特行罷免，無使惇得行巧智以害國事。

這封奏折所言之事與蘇軾頗有關(guān)系，針對司馬光罷停免疫法，蘇軾和章惇的理念一致，蘇轍應該也大致認同，但是奏狀中，他攻擊的方向不是理念而是態(tài)度。

此后在彈劾其他人的奏章中，蘇轍都不同程度地捎帶著繼續(xù)攻擊章惇，如三月十六日上《乞責降韓縝第八狀》云: “夫縝與蔡確、章惇均是奸邪，皆能虐民亂國。章惇雖不能自引，而褊中易動，輕肆狂言……只如章惇之事，臺諫久以為言。是時陛下若即付三省議其可否，則章惇之去留自出公議。陛下始既不忍，養(yǎng)成惇惡?！蔽逶露巳丈稀镀蜇熃祬魏颓錉睢贰爸敯唇鸩繂T外郎呂和卿，本惠卿之弟，而章惇所薦。和卿始以奏補入仕，賦性愚騃，方其歷任未成考第，而惇稱其所至有聲。當時士人無不竊笑?！卑嗽掳巳丈稀堆詮埈b札子》云: “昔王安石、呂惠卿首加擢用，被以卵翼之恩，收其鷹犬之效，與章惇等并結(jié)為死黨。熙寧弊法，皆惇等所共成就?！泵恳淮紊献?，無論以何人為主體，章惇都涉其中。一來是章惇的確是新黨的關(guān)鍵人物，二來不排除有私人成見。

在蘇轍的《乞罷章惇知樞密院狀》后，蘇軾于同年三月二十日寫《繳進沈起詞頭狀》，其中涉及章惇: 

臣伏見熙寧以來，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構(gòu)隙四夷。王韶以熙河進，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瀘夷奮，沈起、劉彝聞而效之，結(jié)怨交蠻，兵連禍結(jié)，死者數(shù)十萬人……伏望圣明深念先帝永不敘用之詔，未可改易，而數(shù)十萬人性命之冤，亦未可忽忘。明詔有司，今后有敢為起等輩乞敘用者，坐之。

這篇“詞頭”就章惇平定南蠻事進行論奏，與當時的情勢以及蘇軾本人之前持論明顯不合，當年他可是為章惇的這些事功寫過贊美詩的。平心而論，這種誅心之論有點仗勢欺人的味道了，人一闊臉就變，時移勢易，蘇軾也未能免俗。墻倒眾人推，“哲宗即位……劉摯、蘇轍、王覿、朱光庭、王巖叟、孫升交章?lián)糁保ā端问贰ふ聬獋鳌罚┱聬荒芑伊锪锏仉x開朝廷了。

章惇與蘇軾兄弟徹底交惡，這就埋下了此后章惇報復蘇軾兄弟的伏筆。宋人施元之曾云: “子厚時知樞密院，以子由論罷，致怨。紹圣初相哲宗，東坡遂謫領(lǐng)海?！鼻迦送跷恼a亦云: “公(指蘇軾) 與章惇自來交厚，時子由既奏逐之，公復形于奏牘，自是為不解之讎矣?！笔┰⑼跷恼a所論比較公允。

八：友誼沒了 報復來了

元祐元年(1086)閏二月章惇黜知汝州，“因行氣間，風倒門扇涼，致左右手足麻痹 ”，章惇身高八尺，平素好修仙，精力飽滿，能領(lǐng)兵平蠻，此番罷黜竟致身體出現(xiàn)如此大問題。蘇軾兄弟倒戈相向、落井下石，對章惇的心理打擊之大，可以想象。

此后，章惇一再上章乞求移知揚州，以就近照顧八十七歲的老父，屢屢遭拒，等到元佑三年四月得以徙知老家蘇州時，他父親已經(jīng)溘然長逝，這給章惇留下終生遺憾。章惇病中，其次子章持寫下了《為父惇辨冤狀》，到處為父親鳴不平，卻不見蘇軾為他進一言，對照烏臺詩案中，章惇對蘇軾的大力營救，形成反差。

元佑元年十一月章惇改提舉杭州洞霄宮，終于可以回到老家，蘇軾寫信給他:“歸安丘園，早歲共有此意。公獨先獲其漸，豈勝企羨，但恐世緣已深，未知果脫否耳? 無緣一見少道宿昔為恨?！痹俅翁崞饸w安田園的約定，可見二人尚且保持聯(lián)系，信中蘇軾專門提到章惇“世緣已深”，多少有點居高臨下之意，不及章惇在他貶黃州一番告誡和鼓勵來得真誠。倘若蘇軾在章惇失意之時，能顧念舊情，與其保持友誼，或者像章惇在“烏臺詩案”中一樣能主持公道、營救朋友，后來或許未必有遠謫天涯之厄。 

落難中的章惇，在累累彈劾中保持沉默，沉默蘊涵著力量。這一力量里面哪怕有一點點邪惡，等到爆發(fā)的時候就足以摧毀很多東西，何況是膽大“能殺人”的章惇在困厄中所聚集起來的力量呢！

廟堂風波惡，在黨爭的漩渦里苦苦掙扎的蘇軾日子也并不好過，只能遠離朝廷，元祐四年（1089）蘇軾龍以圖閣學士出知杭州，在任上，他整治西湖，留下著名的蘇堤，章惇有詩歌詠蘇堤:“天面長虹一線痕，直通南北兩山春 。”但現(xiàn)存蘇軾詩文中，再也見不到蘇軾給章惇書信了。宋代士大夫不乏政見不同私誼頗深者，可惜蘇章二人沒能如此，此時應該是蘇軾主動疏遠了章惇。

元祐五年(1090)“車蓋亭詩案”后，呂大防、范純?nèi)实仍嫌X得對新黨迫害太甚，建議朝廷進用一些新黨成員“以平宿怨 ”，遭到蘇轍反對，朝堂之上終于失去新舊兩黨調(diào)和矛盾的機會，也為蘇軾兄弟紹圣年間的遠謫埋下了伏筆。

元祐六年( 1 0 9 1 ) 七月， 蘇軾在潁州任上，趙令疇是他的下屬，趙在其《侯鯖錄》中記錄如下軼事:客有自丹陽來，過潁，見東坡先生，說章子厚學書，日臨《蘭亭》一本，坡笑云:“從門入者非寶，章七終不高耳。章惇自號“大滁翁”，對自己的書法水平頗為自負，蘇軾雖好戲謔，但這評價對章惇頗有輕視之意。

元祐八年( 1 0 9 3 )九月高太后駕崩，舊黨失去靠山，十月，哲宗親政后，召拜章惇為左仆射兼門下侍郎，出蘇軾知定州，將蘇轍罷謫汝州?！端问贰ぴS將傳》載: “章惇為相，與蔡卞同肆羅織，貶謫元祐諸臣，奏發(fā)司馬光墓?！笔侄沃瘫∫彩乔八从械模黠@勝過元祐黨人對新黨的打擊。蘇軾被貶，章惇拜相，人生就是如此戲劇性。紹圣元年(1094)四月十二日改元后，蘇軾隨即成為元祐黨人首遭降黜者，三日之內(nèi)連遭兩次責降，根本的原因是他的學生哲宗皇帝對他積恨很深，而史書筆記都認為章惇是幕后黑手，不肯接受哲宗厭惡蘇軾的事實，王鞏《隨手雜錄》說哲宗優(yōu)寵蘇軾，蘇軾是因為“大臣讒逐”?？墒菬o論從史料還是常識看，蘇軾被遠逐，哲宗才是真正的原因，當然在打壓蘇軾及舊黨過程中，蘇軾作為舊黨的中堅人物，自然成為章惇的打擊對象，而出于回擊蘇轍元祐初年的彈劾，加害手段會更殘忍和刻薄一些，此時黨爭演化為撕逼大戰(zhàn)，君子小人誰也分不清了。

章惇紹圣年間在相位前后八年，蘇軾兄弟受到了超乎想象的報復。蘇軾紹圣元年十月初抵達惠州，章惇隨即命程之才(字正輔)為廣南東路提點刑獄。程為蘇軾的表哥兼姐夫，卻因為蘇軾姐姐在程家被虐至死，兩家遂成世仇，四十年間不曾往來，章惇作為蘇軾的舊友當然知其詳情，遂欲借刀殺人: “東坡……后謫惠州，紹圣執(zhí)政，妄以程之才，姊之夫，有宿怨，假以憲節(jié)，皆使之甘心焉?！秉S庭堅曾云: “子瞻謫嶺南，時宰欲殺之” ( 《跋子瞻和陶詩》)，“時宰”即章惇。令章惇想不到的是，程之才到惠州后不僅沒有加害蘇軾，相反，二人化解了兩家四十多年的恩怨，握手言歡、言歸于好了。紹圣三年(1097)三月即召程之才回京。

紹圣四年(1098)蘇軾再貶儋州，昌化軍安置，當然背后的操刀手仍為昔日好友、今之政敵章惇。據(jù)載: “蘇軾謫惠州，有詩云: '為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傳至京師，章惇笑曰: 蘇子尚快活耶?復貶昌化?！薄皷|坡海外《上梁文口號》云: '為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伦雍褚娭?，遂再貶儋耳，以為安穩(wěn)，故再遷也。紹圣四年與蘇軾同時遭貶還有蘇轍貶雷州，劉摯(莘老) 貶新州，黃庭堅( 魯直) 貶新州。關(guān)于四人的被貶情況，宋人有很多說法。如陸游《老學庵筆記》卷4 載: “紹圣中，貶元祐人蘇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劉莘老新州，皆戲取其字之偏旁也。時相之忍忮如此?！薄皶r相”即章惇。羅大經(jīng)所載更詳細: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子厚鎚謔之意。當時有術(shù)士曰: “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能北歸乎! “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 “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也，魯直其不返乎! 后子瞻北歸，至毗陵而卒。子由退老于潁，十余年乃終。魯直竟卒于宜。

這些文字上的巧合與史實不完全相符，當時貶謫按官職高低分兩批，二月貶大防、劉摯、蘇轍等，閏二月責蘇軾、范祖禹等，并未以偏旁定。

哲宗親政，章惇起復，蘇軾預感到了自己會有怎樣的命運，反而能夠鎮(zhèn)定自若。他文名滿天下，一路遠謫，關(guān)照他的人也不少。蘇軾貶謫到海南后，章惇再派為人險惡刻薄、與蘇軾有仇的呂惠卿之弟呂升卿和董必前往兩廣，伺機加害蘇軾?！独m(xù)資治通鑒長編》載: 曾布上奏說：“近聞遣呂升卿、董必察訪二廣，中外疑駭，以謂恐朝廷遣此兩人往處置已竄黜者，人言殊篏篏……況升卿兄弟與軾、轍乃切骨仇讎，天下所知，軾、轍聞其來，豈得不震恐? 萬一望風引決，朝廷本無殺之之意，使之至此，豈不有傷仁政。兼升卿兇焰，天下所畏，又濟之以董必，此人情所以尤驚駭也。必在湖南按孔平仲殊不當，今乃選為察訪，眾論深所不平?！鄙细娜菰?“甚好?！标惔紊盅? “陛下初欲保全元祐臣僚，今乃欲殺之耶?”上曰: “無殺之之意，卿何為出此語?”次升曰: “今以呂升卿為廣南按察，豈非殺之耶? 升卿乃惠卿之弟，元祐中嘗監(jiān)真州轉(zhuǎn)般倉負罪，恐外臺按發(fā)，嘗托疾致仕。太皇太后上升，自真州泛小舟，隱姓名，不七日至京師，投匭上書。其人資性慘刻，善求人過失，今將使指于元祐臣僚遷謫之地，理無全者?！庇谑巧淞T其行。盡管狠毒的呂升卿最終沒有被派往兩廣，而派出的董必同樣是章惇的忠實爪牙。蘇軾作為天下名士，他初到海南，一位名叫張中的軍官慕其名節(jié)，派兵將官驛修葺一番后留給蘇軾暫時居住，董必按察之后，將張中降職，蘇軾隨即亦被逐出官舍，而張中竟貶謫死在雷州監(jiān)司任上，其他人員也遭受了處罰。

九：釋懷與寬恕

紹圣章惇主政期間，蘇軾一再南貶，艱苦的環(huán)境中，蘇軾看淡了人生的苦厄，蘇轍在《墓志銘》中也僅以“居(惠州)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為未足也。(紹圣)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輕輕帶過，《宋史》本傳沿用其說:“居(惠州)三年，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碧K轍文中的“大臣”，即章惇，然蘇轍未直書其名。

元符三年(1098)，哲宗駕崩，皇太后向氏垂簾，哭謂宰臣日:“家國不幸，大行皇帝無子，天下事須早定?！闭聬獏柭晫υ?“在禮律當立同母弟簡王。”皇太后曰:“神宗諸子，申王長而有目疾，次則端 王當立?！睈衷?“以年則申王長，以禮律則同母之弟簡王當立。”皇太后曰:“皆神宗子，莫難如此分別，于次端王當立?！敝獦忻茉涸荚?“章惇未嘗與臣等商議，如皇太后圣諭極當。”尚書左丞蔡卞、中書門下侍郎許將相繼曰:“合依圣旨?！标P(guān)鍵時候，章惇又被盟友插了一刀，只好為之默然了。久經(jīng)官場的章惇完全可以揣摩附和上意，他卻一再力爭，他不可能不知道直言的后果會威脅到自身的地位甚至性命，但是他知道即將承繼大統(tǒng)的趙佶“輕佻不可以君天下，不可不力爭”，他爭得是社稷安穩(wěn)。章惇這次力爭，顯示了一個政治家的魄力和洞察力?？蛇@次力爭卻斷送了他和整個家族的前程。章惇政治生涯中幾次“不合時宜”的進諫，像阻止惱怒中的神宗做“快意事”——給士大夫刺字，紹圣間堅持兼用元佑舊政，都是值得一表的大事。他的政治能力和立朝大節(jié)，為蘇軾等許多元佑大臣所不能及，李綱“書章子厚事”評價: 

予備員國史，修《哲宗正史選舉志》，見《實錄》所載子厚爭內(nèi)降除諫臣事可取，因書之。……子厚曰:“大臣所薦，當以明揚，豈宜密有論列，上新即位，動當遵守祖宗故事，奈何首為亂階?今雖未有害，異時奸邪大臣陰引臺諫，與之結(jié)交，恐非社稷之福。”于是皆罷。??觀子厚之言，可謂切當于理矣!方子厚當軸，士大夫喜詆訶其失。然自今觀之，愛惜名器、堅守法度 ，諸子雖擢第，仕不過筅庫州縣，豈不賢哉!語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已。蓋思其上者不可得 ，又思其次也。 

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章惇自知大難臨頭，五次上表請求罷去政事，不允，徑出居僧舍，出知越州，辭命，又責受武昌節(jié)度副使，潭州安置，建中靖國元年(1101)二月責受雷州司戶參軍外置。

徽宗登基后，蘇軾獲赦北歸，章惇卻要走上遠謫之路，據(jù)《云麓漫鈔》載: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蘇軾從海南回到京口，當時章惇之子章援尚留京口，這位蘇軾的高足給蘇軾寫了一封信，蘇軾得書大喜，給兒子蘇過說:“這樣的文章，是可以和司馬遷媲美的?！贝藭r已是風燭殘年的蘇軾當即給章援寫了回信:

??某與丞相定交四十余年，雖中間出處稍異，交情固無增損也。聞其高年，寄跡海外，此懷可知。但以往者，更說何益，惟論其未然者而已。??又丞相 知養(yǎng)內(nèi)外丹久矣， 所以未成者，正坐大用故也，今茲閑放，正宜成此。然可自內(nèi)養(yǎng)丹，切不可服外物也。某在海外，曾作續(xù)養(yǎng)生論一首，甚愿寫寄，病困未能，到毗陵定疊檢獲，當錄呈也??

這封信是蘇軾一生最后一封長信，林語堂贊其 “有基督精神”，其后蘇軾又寫了《白術(shù)方》給章援，讓他轉(zhuǎn)告將要到瘴癘之地生活的章惇如何養(yǎng)生，并愿意“口授其詳 ”，此時蘇軾已距離辭世只有近一個半月時間，他抱病寫長文，急欲吐露心聲，表明他與章的友誼從訂交以來從未變過，以曠達的態(tài)度將往昔的恩怨放下，為這段友誼畫上一個句號。

《冷齋夜話》載:

章子厚謫海，過貴州南山寺，寺有老僧，名奉忠，蜀人也，自眉山來，欲渡海見東坡，不及，因病于此寺。子厚宿山中，邀與飲，??已而倚檻看層云，子厚曰:'夏云多奇峰，真善比類?！以?'曾記《夏云詩》甚奇?！雍袷拐b之 ，……  

在踏上蘇軾曾經(jīng)走過的貶謫道路上，章惇想起的是元豐二年(1079)蘇軾出知湖州所寫的詩歌，在對蘇軾詩歌的贊美中，他追憶的也應該是二人的友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