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通人之學”

——以《四庫全書總目》為中心

吳海蘭

“通人之學”首先要求學者具有通達的治學態(tài)度，不盲從、懂得變通，還要避免穿鑿附會、隨意求通。

《易傳》中已有了關于“通變”的多種表述：既可合而為一，或曰“通變”，或曰“變通”，如“通變之謂事”，“變通者，趣時者也”；也可分而以“變”“通”對舉，如“一闔一辟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對“通”與“變”之間的關系也有闡發(fā)，如“變而通之以盡利”，“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通，是聯系，是連接、因依，變，貫穿其中，是通的依據，通是變的表現”?？梢?，“通”側重歷史的延續(xù)和繼承，“變”側重歷史的革新和發(fā)展。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相對穩(wěn)定的一面，存在連續(xù)性和繼承性，這就是“通”，但也有變的一面，因為整個歷史處在不斷地變化發(fā)展之中，沒有一成不變的事物，這就是“變”。這種“通變”理念，對后世的影響十分深遠，經史子集等學術文化的研究也未能例外，《四庫全書總目》中有突出的體現。

《總目》卷首的《凡例二十則》中有較多內容涉及“通變”。如類目的設置，與此前相比，多有變化。詔令奏議在《文獻通考》中入集部，《總目》“以其事關國政，詔令從《唐志》例入史部，奏議從《漢志》例亦入史部”。介于正史與雜史之間的《東都事略》之屬，則沿用《宋史》例，立別史一門?！断阕V》《筍譜》等在舊志無所附麗，強入農家，《總目》沿用尤袤《遂初堂書目》例，立譜錄一門。名家、墨家、縱橫家在歷代著錄中數量太少，難以成帙，于是采用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例，并入雜家。除了在《凡例》中有所說明外，具體到不同的類目時，館臣還會進一步做詳細的調整說明：

      劉向《七略》，門目孔多，后并為四部，大綱定矣。中間子目，遞有增減，亦不甚相遠。然古人學問，各守專門，其著述具有源流，易于配隸。六朝以后，作者漸出新裁，體倒多由創(chuàng)造，古來舊目，遂不能該。附贅懸疣，往往牽強。

比如《隋書·經籍志》史部譜系類，本收羅譜牒類著作，卻混雜《竹譜》和《錢圖》；另如《舊唐書·經籍志》子部農家類，本收羅農書，卻混入《錢譜》《相鶴經》《相馬經》《鷙擊錄》《相貝經》等，這都屬于“明知其不安，而限于無類可歸。又復窮而不變，故支離顛舛，遂至于斯”。館臣認為唯一值得稱道的是宋代尤袤的《遂初堂書目》，該書創(chuàng)立《譜錄》一門，“于是別類殊名，咸歸統(tǒng)攝，此亦變而能通矣”。于是《四庫全書總目》采用了這一名目，“收諸雜書之無可系屬者”。另如，《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的設置，也是有所變通的做法。

      衰周之季，百氏爭鳴。立說著書，各為流品?！稘h志》所列備矣?；蚱鋵W不傳，后無所述；或其名不美，人不肯居；故絕續(xù)不同，不能一概著錄。后人株守舊文，于是墨家僅《墨子》、《晏子》二書，名家僅《公孫龍子》、《尹文子》、《人物志》三書，縱橫家僅《鬼谷子》一書，亦別立標題，自為支派，此拘泥門目之過也。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于寥寥不能成類者并入雜家。雜之義廣，無所不包。班固所謂合儒、墨，兼名、法也。變而得宜，于例為善。

《千傾堂書目》將諸子中數目較少者歸入雜家，《四庫全書總目》肯定其做法“變而得宜，于例為善”，于是加以效法，并進而具體細分為雜學、雜考、雜說、雜品、雜纂、雜編六類。

另如具體書籍的歸類，《凡例》中也大致介紹了《總目》中所做調整的情況。

      如筆陣圖之屬舊入小學類，今惟以論六書者入小學，其論八法者不過筆札之工，則改隸藝術。羯鼓錄之屬舊入樂類，今惟以論律呂者入樂。其論管弦工尺者不過世俗之音，亦改隸藝術。《左傳》類對賦之屬舊入春秋類，今以其但取儷詞，無關經義，改隸類書?！缎⒔浖`》舊入孝經類，《穆天子傳》舊入起居注類，《山海經》《十洲記》舊入地理類，《漢武帝內傳》《飛燕外傳》舊入傳記類，今以其或涉荒誕，或涉鄙猥，均改隸小說。他如揚雄《太元經》舊入儒家類，今改隸術數。俞琰《易外別傳》舊入易類，今改隸道家。又如倪石陵書名似子書，而實文集，陳埴《木鐘集》名似文集，而實語錄。

這些都是四庫館臣根據學術發(fā)展和學科門類的實際變化，參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并結合書籍本身的性質而做出的適當調整。

在具體的學術研究中，四庫館臣主張學者應當懂得“通變”，反對拘泥。朱熹弟子蔡淵著《易象意言》，書中闡發(fā)義理，多本自師傳，但在對待互體的態(tài)度上，師徒二人并不一致。朱熹的《周易本義》未取互體之說，“惟《大壯》五六云卦體似兌，有羊象焉。不言互而言似”，可見朱熹雖未明言互體，卻也不曾反對，蔡淵不廢互體，館臣認為“于師說可謂通其變而酌其平矣”。秉承師說而不盲從，這是學術研究中的應有之義。毛奇齡的《辨定祭禮通俗譜》“取古禮而酌以今制”，根據時代變化對祭禮做了相應的變更，其中諸如后世不世爵世官、今之宗子非古宗子、阡陌不同于井田、郡縣不同于封建等看法，館臣基本予以認同，雖然也有不足，如“井田廢而正供之義不廢，封建廢而臂指相維之義不廢，世官廢而宗子支子之義不廢”，毛奇齡未能認識到這些，但其解經順應時代，講究通達人情，“大致斟酌變通，于古禮之必不可行及俗禮之誤托于古者，剖析考證，亦往往厘然有當”。館臣認為可謂瑕不掩瑜。

對于具有應用價值的學科門類，譬如法家和醫(yī)家類著作，《四庫全書總目》更強調在實踐中要靈活運用，適當變通。五代和凝、和父子合撰《疑獄集》四卷，后來明代張景增益其文為《補疑獄集》，共一百八十二條，所記都是平反冤濫、抉摘奸慝之事，以便司憲者觸類旁通，有所啟發(fā)。對此，四庫館臣嘉許道：“雖人情萬變，事勢靡恒，不可限以成法，而推尋故跡，舉一反三，師其意而通之，于治獄亦不無裨益也”。即使同類案件，也未必會完全重演，斷案者如果懂得參照前例，舉一反三、隨機應變，“師其意而通之”，那么就不會有太大問題。北宋名醫(yī)韓祗和著《傷寒微旨》，以東漢張機的《傷寒論》為基礎，推闡其旨，“而能變通于其間”。其中的可汗篇，分陰盛陽虛、陽盛陰虛、陰陽俱盛三門，“俱能師張氏而神明其意矣”。另如汗下溫三法，分按時候辰刻，而參之脈理病情，“乃因張機正傷寒之法而通之于春夏傷寒，更通之于冬月傷寒，亦頗能察微知著”。可見同是傷寒的治療，也要依據季節(jié)的變化而做出調整，切不可生搬硬套，貽誤病情。

“通人之學”雖要求學者治學懂得應時變通，但也反對穿鑿附會、勉強求通。如清代楊錫觀的《六書辨通》，四庫館臣稱該書“大旨謂六書假借，于義可通，為變而不失其正。其不可通者，即不得不著辨以明之?！谄湔`通者則一一辨正”?！白儭倍堋巴ā?，是正常的“變”，否則就是“誤通”，實際還是不通。元代楊桓著《六書統(tǒng)》，大旨以六書統(tǒng)諸字，象形、會意、轉注、形聲四例因襲戴侗《六書故》的門目而予以推衍，指事、假借二例則以意鉤稽，自生分別。楊氏聲稱“文簡意足，莫善于古文、大篆。惜其數少，不足于用。文字備用者莫過小篆，而訛謬于后人之傳寫者，亦所不免。今以古文證之，悉復其舊”。這正是其引以為傲者，但謬誤也由此產生，“故其說至于不可通，則變一例；所變之例復不通，則不得不又變一例。數變之后，紛如亂絲?！氜D迷瞀，幾于不可究詰”。這自然是治學之大忌。清代浦龍淵著《周易通》，認為歷代解說《周易》者，都以己意解經，導致卦辭不通于《象》辭，下卦之辭不通于上卦之辭，于是他對六十四卦各立論發(fā)揮，“于卦義、爻義或逐條剖析，或連類推闡，務使相通而后已”。其立意自是好的，但也存在如下問題：

      卦爻之義宛轉相通，亦猶一人之身，脈絡孔穴宛轉相通也。必從一脈以通百脈，由一穴以通百穴，則必有所隔礙于其際。故龍淵所說，有時而融洽，亦不免有時而穿鑿。

勉強求通，勢必最終還是不通。四庫館臣所倡導的“變通”是“通所可通，而缺其所不可通”，朱熹的《書集傳》就是如此，“不能無憾也固宜”，盡力而為，不可強通。元代學者鄭玉說：

      圣人之經，辭簡義奧，固非淺見臆說所能窺測所以。歲月既久，殘缺滋多，又豈懸空想像所能補綴？與其通所不可通，以取譏于當世，孰若缺其所當缺，以俟知于后人。

這一通達的治學態(tài)度得到館臣的稱許：“其論皆洞達光明，深得解《經》之要?！薄犊偰俊分羞€將毛奇齡的《易韻》與顧炎武的《易本音》做對比，指出二書“皆置其無韻之文而論其有韻之文，故所言皆有條理。兩家所撰韻書，互有出入，故其論《易》韻亦時有異同”。在旁征博引、辨析翔實方面，毛奇齡優(yōu)于顧炎武，但“通其可通，而缺其所不可通，則奇齡之書又不及炎武之詳慎”。因為毛奇齡時有無根之言與穿鑿附會之論，所以館臣建議以韻讀《易》者，“以炎武書為主，而參之是書（《易韻》）以通其變，略短取長，未始不可相輔而行也”?？梢?，《易本音》雖不及《易韻》翔實，但在靈活變通方面有其優(yōu)點，二書可以相互彌補、并行不悖。《總目》對鄭樵《爾雅注》的肯定，也是著眼于這一角度：“乃通其所可通，缺其所不可通。文似簡略，而絕無穿鑿附會之失，于說《爾雅》家為善本?！?/p>

所以，治學要懂得變通，但絕不允許穿鑿附會、勉強求通，否則“強為通之，必成”。這是“通人之學”所需具備的治學態(tài)度。

現代學者錢仲聯回憶：

      博通群籍，是治學的必備條件。我在“國專”讀書時，除了讀五經四書儒學經典外，還要讀《莊子》、《史記》、《漢書》、《說文》（此書也要讀熟，不僅僅是看）、《文選》、《文心雕龍》、《古文辭類纂》、《十八家詩鈔》等桐城派教人誦讀的幾種。這在今天青年學生看來，似乎難以做到，其實，這并不足奇。我的叔父錢玄同，從兄錢稻孫、繼孫，在年齡比我小的時候就讀通這類書了。玄同、稻孫、穟孫早年就留學海外，并非三家村冬烘，但幼時讀書已有那樣根柢。必須指明，這僅僅是基礎，離開博的要求還遠。我是以此為起點，后來努力向博的方向走。我的體會，文學研究者或詩人詞人，不應該是疏陋的文士，而應該是博覽群書的通人。以研究文學為專門，同時對訓詁、哲學、史、地、宗教、書畫等都要涉獵，以專帶博，以博輔專。

這是曾接受過嚴格傳統(tǒng)學術訓練的知識分子所走過的道路，事實上，也正是“通人之學”要求治學范圍盡量博通的具體體現。中國學術從先秦時便特別強調博通，并以博學通達為治學的極致，以“致圣”為治學目的，而不以獲得具體的知識為滿足?！安W”“通達”長期成為中國學者所追求的理想境界?！端膸烊珪偰俊分腥酝瞥邕@一學術理念。

《四庫全書總目》所崇尚的博通，大致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治學范圍廣泛、有宗主而無門戶；二是大量閱讀典籍、廣泛積累資料，并具體應用于學術研究中。下面將分而述之。

《四庫全書總目》中羅列了那些學問淹通、涉獵廣泛的代表性學者：

      自鄭元（玄避諱）淹貫六藝，參互鉤稽，旁及緯書，亦多采摭。言考證之學者自是始。宋代諸儒，惟朱子窮究典籍，其余研求經義者，大抵斷之以理，不甚觀書。故其時博學之徒，多從而探索舊文，網羅遺佚，舉古義以補其缺。于是漢儒考證之學，遂散見雜家筆記之內。宋洪邁、王應麟諸人，明楊慎、焦竑諸人，國朝顧炎武、閻若璩諸人，其尤著者也。

并對他們多有贊賞，如說洪邁“自經史諸子百家以及醫(yī)卜星算之屬”“辯證考據，頗為精確”。王應麟出身于博學宏詞科，“南宋一代，通儒碩學多由是出，最號得人，而應麟尤為博洽”。明代學者多遭批評，楊慎和焦竑也不例外，但館臣肯定他們的博洽多聞：“明之中葉，以博洽著者稱楊慎，……次則焦竑?！睂τ谇宄鯗Y博的學者閻若璩、顧炎武等，《四庫全書總目》都給予了高度的評價。閻若璩與顧炎武棋逢對手、難分上下：“（閻）博極群書，又精于考證，百年以來，自顧炎武以外，罕能與之抗衡者?！薄叭翳巢┣⒁嗝皇溃慌c他人角，而所與角者，惟顧炎武及（汪）琬?！?/p>

“若璩學問淹通，……然記誦之博，考核之精，國初實罕其倫匹?！薄叭翳巢O群書，睥睨一代”，顧炎武則“學有本原，博贍而能通貫，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后筆之于書。故引據浩繁，而抵牾者少”。學問淹通的學者絕不限于以上幾位，還有如朱子，館臣贊其“博極群書，于古今之事，一一窮究原委，而別白其是非，故凡所考論，率有根據”。明代學者韓邦奇，“性嗜學，自諸經、子史及天文、地理、樂律、術數、兵法之書，無不通究”。清初惠士奇“博極群書，學有根柢，其精研之處，實不可磨，非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者所可仿佛”。

《四庫全書總目》還強調，僅有淹通是不夠的，還必須學有宗主。

      古之儒者，立身行己，誦法先王，務以通經適用而已，無敢自命圣賢者。……迨托克托等修《宋史》，以道學、儒林分為兩傳。而當時所謂道學者，又自分二派，筆舌交攻。自時厥后，天下惟朱、陸是爭，門戶別而朋黨起，恩仇報復，蔓延者垂數百年。明末葉，其禍遂及于宗社。惟好名好勝之私心不能自克，故相激而至是也。圣門設教之意，其果若是乎？今所錄者，大旨以濂、洛、關、閩為宗。而依附門墻，藉詞衛(wèi)道者，則僅存其目。金溪、姚江之派，亦不廢所長。

雖然《四庫全書總目》受當時朝廷提倡程朱理學影響，強調子部儒家類所收書目“大旨以濂、洛、關、閩為宗”，但對陸、王之學“亦不廢所長”，說明還是盡量做到兼容并蓄。另如耶律楚材“史稱其旁通天文、地理、術數及二氏、醫(yī)卜之說”，但“旁通詣極，而要以儒者為歸”，“雖時時出入內典，而大旨必歸于風教”。說明中國古代的學者，即使泛濫百家、出入釋老，最終還是多以儒家為歸宿。

“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边@一精辟之論，在《總目》中也有類似的表達：

      八儒、三墨，見于《荀子》，非十二子，亦見于《荀子》，是儒術構爭之始矣。至宋而門戶大判，仇隙相尋，學者各尊所聞，格斗而不休者，遂越四五百載。中間遞興遞滅，不知凡幾，其最著者，新安、金溪兩宗而已。明河東一派，沿朱之波。姚江一派，噓陸之焰。其余千變萬化，總出入于二者之間。脈絡相傳，一一可案?！蝗逭咧?，莫大于門戶。后人論定，在協其平。……今所存錄，但以時代先后為序，不問其源出某某，要求其不失孔孟之旨而已。各尊一繼禰之小宗，而置大宗于不問，是惡識學問之本原哉！

館臣指出“儒者之患，莫大于門戶”，尤以宋以后的程朱陸王之爭最為突出。后人應盡量平息紛爭，認清“后之儒者，各明一義，理亦如斯”，“蓋各有所得，即各足自立，亦何必強而同之，使之各失故步乎？”只要“不失孔孟之旨”即可，因此，唯有孔孟才是真正的大宗，其余都是繼禰的小宗。

所以，要真正做到博通還需摒棄門戶之見，否則難以避免消極的影響。如明代程敏政雖然“學問淹通，著作具有根柢，非游談無根者比”，但其因與朱子同鄉(xiāng)，而且還是程子后裔，因此“于漢儒、宋儒判如冰炭，于蜀黨、洛黨亦爭若寇仇。門戶之見既深，徇其私心，遂往往傷于偏駁”。狹隘的門戶觀念只會局限自己的學術視野，進而降低博通的廣度和深度?！犊偰俊分羞€辨析了漢學與宋學之間的意氣之爭，指出：

      攻漢學者意不盡在于經義，務勝漢儒而已。伸漢學者意亦不盡在于經義，憤宋儒之詆漢儒而已。各挾一不相下之心，而又濟以不平之氣，激而過當，亦其勢然歟！……今參稽眾說，務協其平。茍不至程大昌之妄改舊文，王柏之橫刪圣籍者，論有可采，并錄存之，以消融數百年之門戶。

因此，極力主張“參稽眾說”，消融門戶之偏頗。“古人著書，務抒所見而止，不妨各明一義?！笔亻T戶之見者堅護師說，尺寸不容逾越，顯然不利于博通的實現。

博通更要求能廣泛積累資料，并具體應用到學術研究中。如《四庫全書總目》稱贊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鑒》因劉攽、劉恕、范祖禹都是“通儒碩學，非空談性命之流”，因此該書“網羅宏富，體大思精，為前古之所未有。而名物訓詁，浩博奧衍，亦非淺學所能通”。宋代章如愚的《山堂考索前集》分六經、諸子、百家、諸經、諸史、圣翰、書目、文章、禮樂、律呂、歷數、天文、地理十三門；《后集》分官制、學制、貢舉、兵制、食貨、財用、刑法七門；《續(xù)集》分經籍、諸史、文章、翰墨、律歷、五行、禮樂、封建、官制、兵制、財用、諸路、君道、臣道、圣賢十五門；《別集》分圖書、經籍、諸史、文章、律歷、人臣、經藝、財用、兵制、四裔、邊防十一門。四庫館臣贊許該書“淹通掌故”，在南宋“通儒尊性命而薄事功，文士尚議論而鮮考證”的時代風氣下，尤為可貴。另如王應麟作為宋代最為博洽的學者，其《玉?！匪越浭纷蛹偌覀饔?，無不賅具。特別是宋一代的掌故，“率本諸實錄、國史、日歷，尤多后來史志所未詳。其貫串奧博，唐、宋諸大類書未有能過之者”。該書雖本為詞科應用而作，但價值甚大。宋代葉大慶的《考古質疑》上自六經諸史，下至宋世著述諸名家，各為抉摘其疑義，考證詳明，多發(fā)前人之所未發(fā)。文中凡有征引古書及疏通互證之處，各于本文之下用夾注予以說明，四庫館臣贊其“體例尤為詳悉，在南宋說部之中，可無愧淹通之目”。還有薛季宣，四庫館臣稱許其“學問最為淹雅”，自六經、諸史、天官、地理、兵農、樂律、鄉(xiāng)遂、司馬之法，以至于隱書、小說、名物、象數之細等“靡不搜采研貫”，因此持論明晰，考古詳賅，“不必依傍儒先余緒，而立說精確，卓然自成一家”。還有楊簡，著《慈湖詩傳》，考核六書“自《說文》、《爾雅》、《釋文》以及史傳之音注，無不悉搜”。其訂正訓詁，則“自齊、魯、毛、韓以下以至方言、雜說，無不博引”，館臣肯定其“折衷同異，自成一家之言”。另如明代學者何楷“學問博通，引援賅洽。凡名物訓詁，一一考證詳明，典據精確，實非宋以來諸儒所可及”。因此，百余年來，雖然其《詩經世本古義》中的缺漏屢屢遭人譏笑指摘，但終究因其博通而不能被廢棄。

《易傳·系辭上》云：“圣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边@種會通觀念對后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思想文化方面，強調不同思想學說之間的融會貫通，而這種融合的精神在諸子百家的和而不同與儒釋道三教的整合實踐中得到了有力的體現。會通所體現出的是一種開闊的視野和包容的精神，這對于中國學術的發(fā)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四庫全書總目》因是目錄學著作，書中館臣主要從治學方法的角度談了對會通觀念的理解。

會通首先體現在對材料的處理上，要求能做到“參稽眾說，務協其平”。前文的博通中已提及學術研究需要廣泛積累資料，會通顯然是一個更高的層次，不僅要“參稽眾說”，更要“務協其平”。

元代董真卿對《周易》的研究專著本名《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注》，后改定為《周易會通》，其中的原因是：

      以程《傳》用王弼本，《本義》用呂祖謙本，次第既不同，而或主義理，或主象占，本旨復殊。先儒諸說，亦復見智見仁，各明一義，龂龂為門戶之爭。真卿以為諸家之《易》，途雖殊而歸則同，故兼搜博采，不主一說，務持象數、義理二家之平，即蘇軾、朱震、林栗之書為朱子所不取者，亦并錄焉。視胡一桂排斥楊萬里《易傳》，不肯錄其一字者，所見之廣狹，謂之“青出于藍”可也。

《易》學研究大致分為象數和義理兩個流派，但象數派并非只講象數，義理派也并非只講義理，而是各有偏向。事實上言象數者未廢義理，言義理者也未廢象數。宋以后兩個流派出現了合流的趨勢。董真卿的《周易會通》正是這一《易》學發(fā)展史背景下的產物。該書廣搜博采，不主一家，“務持象數、義理二家之平”，很好地貫徹了《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的精神。明代李先芳的《讀詩私記》，“所釋大抵多從毛、鄭，毛、鄭有所難通，則參之呂氏《讀詩記》、嚴氏《詩緝》諸書”。有如下的具體體現：

      如說《鄭風·子衿》，仍從學校之義，則不取宋學。謂《國風》、《小雅》初無變正之名，則不從漢說。至《楚茨》、《南山》等四篇，則《小序》與《集傳》之說并存，不置可否。蓋《小序》皆以為刺幽王，義有難通，而《集傳》所云，又于古無考，故闕所疑也。

因此，《四庫全書總目》稱贊該書道：“不專主一家者，故其議論平和，絕無區(qū)分門戶之見?！标懹巍栋现焓弦讉鳌分姓f：“《易》道廣大，非一人所能盡。堅守一家之說，未為得也。元晦尊程氏至矣，然其為說亦已大異，讀者當自知之?！睂@一看法，四庫館臣尤為贊賞，稱“斯可謂天下之通論矣”。

與之相反者，如清初牛運震“其學博涉群書，于金石考據為最深，經義亦頗研究”。可惜其《空山易解》雖欲貫通漢、晉、唐、宋為一，宗旨卻主張義理、反對象數，對卦氣、值日及虞翻“半象”“兩象”等說都加以排斥，因此，館臣評價其“是仍一家之學，不能疏通眾說也”。總之，會通要求對不同的材料應“尺短寸長，互相補苴，固宜兼收并蓄，以證異同”。

其次，會通要求學者能對諸家學說融會貫通、消化吸收后，“綜括千古，歸一家言”。這是在“參稽眾說，務協其平”基礎上的創(chuàng)新。

宋代學者鄭樵對“會通”提出了獨到的見解：

      百川異趣，必會于海，然后九州無浸淫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后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自書契以來，立言者雖多，惟仲尼以天縱之圣，故總詩、書、禮、樂而會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然后能極古今之變。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能及。

會通是鄭樵史學思想的核心內涵，包括融會貫通天下學說而成一家之言，以及把歷史看成貫通古今的聯系和變化的過程。《四庫全書總目》雖然承認該書“不能一一精密，致后人多所譏彈”，但在梁武帝六百二十卷的《通史》成書不久即散佚，“故后有作者，率莫敢措意于斯”的情況下，鄭樵“負其淹博，乃網羅舊籍，參以新意，撰為是編”，可謂是極富勇氣的挑戰(zhàn)，而且應該說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因為館臣也表示“其例綜括千古，歸一家言”。清初學者李光地著《周易通論》，綜論《易》理，各自為篇，同時對卦爻、象彖、時位、德應、《河圖》、《洛書》以及占筮等“無不條析其意，而推明其所以然”，《四庫全書總目》對該書予以充分的好評：“在宋學中可謂融會貫通，卓然成一家之說?！?/p>

館臣還鼓吹會通“不必守一先生之言”，認為唯有如此才有發(fā)明與創(chuàng)新。朱子解經，對程子的學說多有修正，這說明“圣賢精義，愈闡愈深。沉潛先儒之說，其有合者疏通之，其未合于心者別抒所見以發(fā)明之，于先儒乃為有功”。元代趙汸著《春秋左氏傳補注》，其解《春秋》以《左傳》為主，注則宗杜預。凡《左傳》未備者，則以《公羊傳》與《穀梁傳》會通之。杜預注不全者，則以陳傅良《左傳章旨》會通之?！捌浯笾紴槎牌凇蹲蟆?，傅良偏于《穀梁》。若用陳之長以補杜之短，用《公》、《穀》之是以救《左傳》之非，則兩者兼得?！边@一融會貫通的方式，也得到館臣的好評，稱其書“筆削義例，觸類貫通；傳注得失，辨釋悉當。不獨有補于杜解，為功于《左傳》，即圣人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見”。“圣人不言之旨，亦灼然可見”，這一功勞豈非不??？

會通還突出體現在館臣對漢宋之學的兼容并包。前文中已提及，館臣反對門戶之見，批評漢學與宋學之間的意氣之爭，因為他們認為漢學與宋學各有所長：

      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

不僅如此，館臣還認為二者之間還有如下關系：“詁訓不明而欲義理之不謬，無是事矣。”因此，他們倡導從事學術研究“本漢唐之注疏，而佐以宋儒之義理，亦無可疑也”。清代學者顧鎮(zhèn)針對“講學諸家尊《集傳》而抑《小序》，博古諸家又申《小序》而疑《集傳》，構釁者四五百年，迄無定論”，撰寫《虞東學詩》，調停兩家之說。他既吸收《詩集傳》的義理之言，又重視考證名物訓詁，極有根柢。因此，館臣肯定其“于漢學、宋學之間，能斟酌以得其平。書雖晚出，于讀《詩》者不為無裨也”。

總之，四庫館臣強調學術研究應當秉持“各擷所長”“兼收并蓄”的態(tài)度：

      儒者著書，往往各明一義，或相反而適相成，或相攻而實相救，所謂言豈一端，各有當也?？脊耪邿o所別裁，則多岐而太雜，有所專主，又膠執(zhí)而過偏，左右佩劍，均未協中。……闡明學術，各擷所長，品騭文章，不名一格，兼收并蓄，如渤澥之納眾流，庶不乖于全書之目。

唐代史家劉知幾提出史學三長論：“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边@一見解對后世影響極大，成為評價史家優(yōu)劣、衡量史家修養(yǎng)高下的重要標準。但才、學、識三長論并不局限于史學界，而是廣泛存在于各個學術領域。

      昔劉知幾嘗謂史家應有三長，即史才、史學、史識也。若推廣言之，則不僅史家乃爾，凡治學之有成與否，胥必于才學識三者之高下斷之。才者，謂氣魄也；學者，謂功力也；識者，謂見解也。……論才與學，有足多者，而病在無識，故不足以成為盛業(yè)也。嘗觀昔之為學者，功力相齊，而成就懸絕，此無他，識之高下不同耳。故才學識三者之中，識為尤要。亦惟識力高者，為能發(fā)凡起例，開示無數法門，此其所以難能而可貴也。即如今日科學家發(fā)明創(chuàng)造之日新月異，亦悉由于有超人之識耳。

“才學識三者之中，識為尤要?！边@一看法同樣適用于通人之學，并具體呈現為通識。章學誠說：“然通之為名，……亦取其心之所識，雖有高下、偏全、大小、廣狹之不同，而皆可以達于大道，故曰通也”。近現代學者也十分強調通識對于學術研究的重要性，如梁啟超在談史學革新時也指出：

      歷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則全部分之真相亦終不得見，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功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決非一般史學家所能辦到，而必有待于各學之專門家分擔責任。此吾對于專門史前途之希望也。專門史多數成立，則普遍史轉易致力，斯固然矣。雖然，普遍史并非由專門史叢集而成，作普遍史者須別具一種通識，超出各專門事項之外，而貫穴乎其間，夫然后甲部分與乙部分之關系見，而整個的文化，始得而理會也。

“甲部分與乙部分之關系”，應該是一種泛指，并沒有講明是何種關系，這很需要學者具有一種通識，才容易厘清各方面的關系。

四庫全書館集中了當時最為重要的一批考證學者，因而被視為漢學的大本營?！端膸烊珪偰俊纷鳛樵擆^的標志性成果之一，對考證學的獎掖是不難理解的。但館臣堅持“本漢唐之注疏，而佐以宋儒之義理”，“先有漢儒之訓詁，乃能有宋儒之義理，相因而入，故愈密愈深”。因此，對那些具有通識的學者和著作仍然比較推崇。畢竟考證仍屬于基本功，學者如缺乏通識，其考證極易流于支離破碎，乃至成為饾饤之學。

《四庫全書總目》稱贊《資治通鑒》“網羅宏富，體大思精，為前古之所未有”，“文繁義博，貫穿最難”，胡三省匯合群書，訂訛補漏，撰成《資治通鑒音注》，“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如《唐紀》開元十二年內注云：“溫公作《通鑒》，不特紀治亂之跡而已。至于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币虼?，四庫館臣贊揚道：“蓋本其命意所在，而于此特發(fā)其凡，可謂能見其大矣。”可見，即使是考證類著作，也同樣能體現出著者的通識。元代朱公遷著《四書通旨》，對《四書》條分縷析，以類相從，分為九十八門，因門目較多，不免冗碎，但館臣肯定其富有通識，“于天人性命之微，道德學問之要，多能剖其疑似，詳其次序，使讀者因此證彼，渙然冰釋。要非融會貫通，不能言之成理如是也”。清初馬骕尤精《左傳》學，所撰的《左傳事緯》也體現了其通識：“于《左氏》實能融會貫通，故所論具有條理，其圖表亦皆考證精詳。”館臣還對清初李光地的《榕村語錄》給予了正面的評價：

      光地之學源于朱子，而能心知其意，得所變通，故不拘墟于門戶之見。其詁經兼取漢、唐之說，其講學亦酌采陸、王之義，而于其是非得失，毫厘千里之介，則辨之甚明，往往一語而決疑似。以視黨同伐異之流，斥姚江者無一字不加排詆，攻紫陽者無一語不生訕笑，其相去不可道里計。蓋學問既深，則識自定而心自平，固宜與循聲佐斗者迥乎異矣。

李光地的學術思想有一個不斷發(fā)展變化的歷程，早期對各種思想兼收并蓄，中期搖擺于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之間，晚期思想完全倒向朱熹，儼然清初朱子理學的領軍人物。因此，《四庫全書總目》稱其詁經兼取漢、唐之說，講學亦酌采程朱陸王之義，學問深厚，極具通識，對于是非得失的辨析，可稱定論。

《四庫全書總目》還針對清代曹廷棟的《昏禮通考》，提出了對“通”的認識：

      夫通有二義，一則自天子達于庶人，通乎上下者也。一則自先王以迄后世，通乎古今者也。

所謂“通”，既為古今縱向的“通”，又有事物橫向的“通”。前文梁啟超所說“甲部分與乙部分之關系”，并沒有講清楚，四庫館臣卻清晰地概括了“通”的兩個方面：縱向的前后連續(xù)性與橫向的相互關聯性。這一明確區(qū)分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世界上各種事物之間，存在多種多樣的聯系：實的，虛的；外在的，內在的；固定的，特定的；等等。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認識看到這么多聯系，或者說個人的主觀意識未必能充分反映客觀事物之間的聯系。學者從事學術研究應具通識的意義正體現于此。當然，通識也只是一個大體的說法，學術研究應打通界限而不拘于一隅，精識明辨而不模糊籠統(tǒng)、通變創(chuàng)新且能自成一家，這些都是中國傳統(tǒng)意義上主體性自覺的應有之義。

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當中華文明還像是個正常文明的時候，通識教育原本正是其教育的主要內容。不管當年的中華文明缺乏什么，它也絕不缺乏通識教育。即使晚清民國時期的中國人，也仍然偏向于通識、通才和通人。錢穆的著作中就有這樣的歷史回聲：“則經史子集四部之學，在中國實皆相通，而學者則必稱為通人?！薄爸袊鴮W問經史子集四部，歐陽修已一人兼之。其實中國大學者盡如此。中國學問主通不主專，故中國學術界貴通人，不貴專家。茍其專在一門上，則其地位即若次一等?！?949年以來，我國的高校教育深受蘇聯的影響，專業(yè)分工過細，課程設置單調，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都較劃一而呆板，所以很難形成嚴格意義的通識。當然，現代知識通過分科得到了爆炸性的增長，但也帶來許多始料未及的問題，比如現代學術的普遍進步就是以每個學者的治學領域不斷變狹窄為代價的。大麻煩就在于習慣成自然，很多人并未意識到自己已經被現代社會的分工所局限。所以，反思、追慕并回歸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通人之學”，具有十分積極而深遠的意義。

主編：陳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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