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法由來武昌起義又被稱為武昌首義、武漢首義或辛亥武昌首義?！拔洳鹆x”的說法最早是在起義的第三天（即1911年10月12日），革命黨人發(fā)布的《黎都督通告各省鎮(zhèn)鄉(xiāng)地方巡警電》，通電中稱“武昌起義，各省響應”，此后“武昌起義”的說法便流傳開來。[1] “武昌首義”的說法最早見于1912年孫中山的《臨時大總統(tǒng)宣言》，其中有“武昌首義，十數行省先后獨立”的語句，此后，孫中山也多次在不同場合、不同文件中使用“武昌首義”或語義基本相同的說法，來稱贊武漢在推翻清廷中的首義之功，當時的革命黨人黃興、孫武也有使用“武昌首義”的說法，此后也有稱“武昌首義”的說法。[1] 辛亥革命之后，便有將武漢稱為辛亥首義之地的說法，或將“武昌起義”稱為“辛亥武昌首義”，故“武昌起義”也稱“辛亥首義”。如理論家惲代英在1926年所寫的《中國民族革命運動史》中就提到“武漢以前曾經是辛亥首義之區(qū)”，曾任中國國家代主席的董必武，1957年作《辛亥首義回憶錄》將“武昌起義”稱為“辛亥武昌首義”。[1] 學者皮明庥認為，“武昌起義”之所以稱為首義，首先因為武昌起義是首次起義成功，光復了武漢三鎮(zhèn)。其次武昌起義成功后，建立湖北軍政府，宣布獨立，脫離清王朝。此后全國其他各省市在武昌起義的號召和推動下，宣布獨立，并且之后在全國各省的推動下，建立了中華民國，推翻了清王朝的統(tǒng)治，使中國發(fā)生了從君主專制到民國的歷史轉型，形成了中國近代歷史的第一次變革，因此武昌起義就成為辛亥革命的首義。[11] 事件背景時代背景國際形式18世紀中葉，清朝統(tǒng)治者為了防止西方人的入侵和不法行為，清政府形成了限制和禁止對外交通、貿易的“閉關自守”政策，導致清朝對外貿易接近完全封閉。1840年，英國工業(yè)資產階級為了打開中國市場，為了扭轉貿易逆差，他們往中國市場輸送大量的鴉片，換回大量的白銀。清朝官員林則徐發(fā)起并領導了禁煙運動，隨后“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但戰(zhàn)場上的敗退，讓清政府與英國簽訂了《南京條約》，使得中國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3] 隨著英國通過戰(zhàn)爭和《南京條約》在中國獲取大量利益，其他歐美列強葡萄牙、比利時、荷蘭、瑞典、西班牙、普魯士等也要求和英國得到同樣的貿易權利。之后，美、法兩國分別與中國簽訂了《望廈條約》和《黃埔條約》。至此，清朝統(tǒng)治者已完全喪失了抵抗外國資本主義入侵的能力，中國被殖民程度進一步加深。[3] 19世紀50年代，各國列強不滿于既得利益，企圖修改合約來奪取更多的特權。由于清政府沒有滿足列強提出的不合理修約要求， 英、法兩國挑起了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美國以英、法幫手的身份參與此次戰(zhàn)爭，與此同時，沙俄也趁機入侵中國的北方領土。此戰(zhàn)后，清政府的“閉關自守”政策宣告完全失敗。1894年，日本又以朝鮮“東學黨”起義為由挑起了中日“甲午戰(zhàn)爭”，此次戰(zhàn)敗后，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3] 國內形式在中國國內，1851年至1864年期間，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掀起了中國近代史上農民起義的高潮，19世紀五六十年代，西北和云貴少數民族地區(qū)的人民也紛紛起義，雖然這些起義最終被鎮(zhèn)壓，但使清朝國力大損，其統(tǒng)治地位也岌岌可危。[12]19世紀末，“義和團”運動爆發(fā)，隨著“義和團”運動的迅速發(fā)展，大批團員進入京津地區(qū)，危及到清朝的統(tǒng)治，清政府對“義和團”的策略由剿滅轉為安撫?！傲x和團”運動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也打擊了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勢力，因此，1900年4月，英、美、德、法四國聯合照會清政府，限令清政府兩個月內剿滅義和團，否則將出兵代為剿平。此后，英、美、俄、日、法、德、意、奧等國組成八國聯軍，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并攻入北京。戰(zhàn)后清政府與攻入北京的各國簽訂《辛丑條約》，至此，清政府完全成為西方列強統(tǒng)治中國的工具，中國徹底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3][14] 革命救國從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初期，中國民族工業(yè)的發(fā)展促進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民族資產階級中的一些先進者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他們開始向西方學習，宣傳民主革命思想，開展愛國革命運動，組織革命小團體。[4] 其中以康有為、梁啟超等為代表的改良派，代表資產階級上層的利益，他們主張實行君主立憲，只要求取得參政的權利，不愿與清王朝決裂。[4]在《馬關條約》簽訂后，康有為發(fā)動在北京應試的千余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等救國主張，史稱“公車上書”。這次事件開啟了維新變法的序幕。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詔書，宣布變法。但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發(fā)動政變，將光緒皇帝囚禁，并逮捕了一批變法人士，史稱“戊戌政變”。9月28日，隨著“戊戌六君子”[a]在北京菜市口被殺害，“戊戌變法”宣告失敗。[15]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代表資產階級中下層的利益，他們主張用暴力推翻清王朝的君主專制統(tǒng)治，建立民主共和國，為發(fā)展資本主義開拓道路。1894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創(chuàng)建興中會，提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chuàng)立合眾政府”的主張，為日后的革命奠定了基礎。1895年和1900年，他在廣州和惠州（今惠陽）三洲田組織了兩次起義，但均宣告失敗。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東促成了興中會和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的聯合，成立了中國同盟會，會議上通過了“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chuàng)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政治綱領。[4] 同盟會成立后，與改良派進行了激烈的論戰(zhàn)，堅持認為只有推翻清朝君主專制統(tǒng)治，才能救中國。在論戰(zhàn)階段，1906年9月，清政府迫于壓力，宣布“預備仿行憲政”，國內外的改良派掀起了“立憲運動”，以往的改良派成為新形勢下的立憲派。[16]但1911年5月，清政府公布的內閣名單中有九名滿人，其中七人是皇族，漢人僅有四名，被稱為“皇族內閣”，立憲派對其大失所望，其中有少數人轉而加入了革命黨。[17] 同時，清政府迫于壓力對教育也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頒布新學制，廢除科舉制，并且在全國范圍內推廣新式學堂，西學逐漸成為學校教育的主要內容。這一教育方式的改變，也培養(yǎng)了大批具有進步思想和改革精神的人才。[17] 起義頻發(fā)“戊戌政變”后，康有為、梁啟超流亡日本，希望以“武裝勤王”實現光緒皇帝歸政，與孫中山的“武裝革命”之間有了共同點，于是立憲派和革命黨之間有了短暫的聯系。1899年，長沙人唐常才與康有為、梁啟超商定在長江兩岸各省起兵“勤王”，擁戴光緒皇帝歸政。同年夏天，唐常才在日本橫濱會見孫中山，經過多往斡旋后，兩人簽訂“殊途同歸之約”，孫中山還委派興中會會員吳祿珍等人協助唐常才，支持他們在以武漢為中心的長江中游各省發(fā)動武裝起事，以呼應孫中山準備在珠江流域發(fā)動的武裝起義。唐常才回國后創(chuàng)建“正氣會”，后改名“自立會”，廣招下層民眾，在漢口組建“自立軍”，當時北京已被八國聯軍攻破，唐常才準備在武漢起兵勝利后，從河南一路向西，迎接光緒皇帝歸政，但被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識破，將唐常才等人抓捕殺害，自立軍起事也宣告失敗。[18] 另外，同盟會從1906年起先后發(fā)動起義十多次。其中一種是以運動會黨為主發(fā)動的起義，如“萍劉醴起義”“潮州黃岡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云南河口起義”等，由于會黨既缺乏明確的政治方向，又沒有足夠的訓練和軍餉，再加上倉促起義，一般很難成功和長久持續(xù)的斗爭。[5] 另外一種則是以運動新軍為主的的武裝起義。甲午戰(zhàn)爭失敗后，清政府開始編練新軍。[19]當時的新軍士兵多來自貧苦家庭和貧寒的知識分子，他們也更容易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和激發(fā)革命情緒。此外，新軍的中下級軍官多選自從武備學堂的學生和從日本等國歸國的軍事留學生，這樣一大批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進入新軍，他們還有一些是同盟會員，可以利用合法身份秘密的從事革命活動。經過革命黨人的積極活動，出現了以新軍為主的起義高潮，如“安慶馬炮營起義”“廣州黃花崗起義”等。但這些起義缺乏統(tǒng)一的指揮，且沒有建立良好的群眾基礎，也以失敗而告終。[5] 湖北革命團體湖北革命運動始于，拒俄運動（反對帝俄據東三省不履約撤兵）中青年學子的愛國示威集會，當時興中會會員吳祿珍在武昌花園山聚會聚會，但未形成有組織的團體，便因聚會成員多人出國而解散。1904年7月，湖北成立了革命小團體，呂大森為所長，胡瑛為總干事?？茖W補習社被查封后，1906年至1911年期間，湖北成立了大量的革命小團體，有日知會、天錫會、安郡公益社、神州學社、軍隊同盟會、振武學社等。[20] 當時在各地新軍中推廣的革命活動，最有成效的便是武漢革命黨人，其中最大的革命團體便是文學社和共進會。文學社是由科學補習社、日知會、軍隊同盟會、振武學社等革命小團體演變而來，社長為蔣翊武。該社成立不久后就擁有會員約三千人。因不滿同盟會總部只顧在華南邊境發(fā)動起義，1907年秋，一些原籍長江中上游的同盟會員在日本東京發(fā)起成立了共進會。1908年10月，孫武、焦達峰等人回國，在漢口秘密設立機關并發(fā)展組織，1910年冬，便擁有會員兩千余人。[6] 1911年初，文學社和共進會的領袖進行了秘密會談，商量起義事宜，確定文學社社長蔣翊武為革命軍臨時總司令，共進會孫武為參謀長，以文學社的機關為臨時總司令部。在文學社和共進會的宣傳教育下，1911年秋，一萬七千多人的湖北新軍中，有近三分之一都參加了革命組織，另外，武漢周邊各縣，革命黨人還聯絡一批會黨、農民、士兵和學生。[6] 事件經過導火事件1903年9月，清政府為了推行“新政”，允準招商局集商股成立鐵路、礦務、工藝、 農務等公司。此后，各省的鐵路公司陸續(xù)成立，商辦鐵路開始興建。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宣布將在1903年推行“新政”時開始興建的商辦鐵路收歸國有，這些鐵路是由招商局集商股成立的鐵路公司所有，但清政府為了維護自己的統(tǒng)治，獲取列強的支持，它與英、法、美、德四國銀行團簽訂借款合同，將粵漢、川漢鐵路出賣給列強。清政府這種行為引起了全國公憤，激起了大規(guī)模的反抗運動——保路運動。保路運動最先在湖南興起，長沙、株洲等地相繼爆發(fā)游行示威活動，隨后保路風潮在湖北、廣東、四川也蔓延開來，以四川最為激烈。[6]6月17日，川漢鐵路公司在成都召開鐵路股東代表大會，會上確立“破約保路”的宗旨，并通電全國，斥責清政府的賣國行為。會后還派人到全省各地宣傳，通知各州縣成立分會，保路同志會很快發(fā)展到全川142個州縣，在不到10天的時間內就有10萬人成為會員。[21]  辛亥秋保路死事紀念碑 保路運動的迅速發(fā)展迫使清政府不得不下令鎮(zhèn)壓，9月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誘捕了保路同志會的 領導人蒲殿俊、羅綸、顏楷、鄧孝可、張瀾等人，消息傳出后，參與保路運動的數千名請愿的民眾涌向督院街督署院內向總督請愿，但趙爾豐命軍警開槍射擊請愿民眾，造成數十人死亡?！?/span>成都血案”爆發(fā)后，和平的保路運動開始轉為武裝斗爭，成都附近的同志軍開始圍攻成都，其他各地的同志軍也相繼起義。清政府得知成都被圍以及各地起義的消息后，在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后調派端方從湖北帶新軍入川，并命令曾擔任四川總督的岑春煊前往四川，協助趙爾豐辦理剿撫事宜，同時，還從湖南、廣東、陜西、甘肅、貴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湖北新軍被調入川，造成了武漢空虛，給武漢革命黨人發(fā)動起義提供了機會。[21] 起義經過大批湖北新軍入川后，清軍在湖北防御力減弱，湖北革命黨人便決定利用這個機會，在武昌發(fā)動起義。1911年9月14日，文學社和共進會在同盟會的推動下建立統(tǒng)一的起義領導機關，并決定請同盟會領導人黃興、宋教仁或譚人鳳來主持起義大計。9月24日，起義領導機關舉辦聯席會議，通過“人事草案”和“起義計劃”，由文學社領導人蔣翊武為軍事總指揮，共進會領導人孫武為參謀長，總理為劉公，劉堯澄、彭楚藩等人為軍事籌備員，并決定于10月6日（農歷中秋節(jié)）發(fā)動起義。同日，南湖炮隊黨人暴動未果，湖北當局有所察覺，遂下令收繳新軍彈藥，增加市面軍警力量加緊盤查，并決定讓新部隊提前過中秋節(jié)，10月6日那天不放假。[7][8] 9月28日，湖南黨人焦達峰函告武昌起義指揮部，由于準備不足，希望將起義時間延遲至10月16日，且黃興、宋教仁未能趕到武漢，指揮部遂決定起義時間延期至10月16日，在湖南、湖北兩省同時發(fā)難。[7] 10月9日，孫武等人在漢口俄租界配置炸藥時不慎因其爆炸，機關暴露，革命黨人名冊、起義文稿、旗幟、符信等全被俄國巡捕查抄，革命黨人劉同等六人也被抓捕并被引渡至湖北當局。同日，蔣翊武自岳州趕回武昌，在小朝街機關部下達起義命令，決定當夜十二點城內外各營同時起義，以南湖炮隊炮聲為號。但小朝街機關當日就被清軍警破壞，劉復基、彭楚藩等八人被捕，蔣翊武逃出城外，當晚又有多處黨人機關被破壞，楊洪勝等四十余人被捕。[7][8] 10月10日，湖廣總督瑞澄下令殺害劉復基、彭楚藩、楊洪勝三人，并且當日又有十余名革命黨人被捕，湖北當局下令軍營官兵一概不得出營，并曉諭黨人自首。在失去了指揮機關后，革命黨人依然決定在當晚發(fā)動起義，商定以槍聲為號。當晚，武昌城外清軍混成協輜重營黨人燃火發(fā)難。城內新軍工程第八營的黨人鳴槍起事（輜重營和工程營發(fā)難先后順序有爭議）[22]，他們打死鎮(zhèn)壓起義的清軍官兵，占領楚望臺軍械庫。隨后，城內外各標營黨人集結楚望臺，人數多達三千余人，原日知會員、隊官吳兆麒被推舉為臨時總指揮。[7][8] 晚上10點30分，起義軍分三路進攻總督署和旁邊的第八鎮(zhèn)司令部，同時命令已入城的炮八標在中和門及蛇山占領發(fā)射陣地，向總督署發(fā)其轟炸，但進攻連連受挫。12點后，起義軍再次發(fā)起攻擊，終于突破清軍防線，他們在督署放火指引炮兵轟炸督署，瑞澄打破督署后墻從長江坐船逃走，第八鎮(zhèn)統(tǒng)治張彪仍在抵抗。經過反復進攻，督署和司令部終被攻破，張彪退出武昌，整個武昌城都被起義軍接管。[8]  圖為革命軍占領武昌城后，湖北軍政府掛起象征18省團結一致的18星軍旗 10月10日深夜，得知起義情況后，在保定軍咨府軍官學校（后改名陸軍大學）學習的同盟會成員何子淵的六弟何貫中，與同寢室同學李濟深等人，組織軍校學生炸毀了學校附近的瀏陽鐵橋，阻斷清軍南下鎮(zhèn)壓起義的道路。10月11日，起義軍將士在湖北咨議局建立革命軍政府，他們認為軍政府需要社會上有名望地位的人出資號召，于是邀請咨議局議員和地方紳商舉行會議，推舉清朝二十一混成協（旅）的協統(tǒng)黎元洪為軍政府都督。同日，漢陽黨人起義，占領漢陽全城，10月12日，漢口也為黨人占領，至此，武漢三鎮(zhèn)全部為革命軍所控制。[8][7] 事件后續(xù)陽夏保衛(wèi)戰(zhàn)武昌起義爆發(fā)后，1911年10月12日，清廷迅速做出反應，命令陸軍大臣蔭昌與海軍大臣薩鎮(zhèn)冰分別率領陸軍、水軍趕赴湖北平叛。10月15日，面對這一形式，湖北軍政府決定，首先掃蕩漢口敵軍，然后向北推進，阻止清軍南下。10月18日，雙方投入戰(zhàn)斗，漢口革命軍進攻劉家廟，次日革命軍占領劉家廟。此后，清軍對劉家廟展開數次反攻，10月27日，清軍收復劉家廟，革命軍退守大智門一帶。同時，清廷以袁世凱為欽差大臣代替蔭昌指揮清軍作戰(zhàn)。革命軍方面，黃興于10月28日從上海趕赴武漢，抵達漢口督師，并在11月3日的拜將儀式上，被黎元洪代表軍政府委以戰(zhàn)時總司令，接手抵御清軍的攻擊。11月9日，黎元洪都督電起義各省派代表到漢會議，籌組臨時政府。同時，黃興致電袁世凱，呼吁袁世凱擁護共和。11月13日，袁世凱在北京就任內閣總理。11月27日，漢陽被清軍攻陷，革命軍退守武昌。持續(xù)41日的陽夏保衛(wèi)戰(zhàn)，雙方死亡人數超過五千人，其中，革命軍陣亡將士四千兩百人。[7][23] 南北對峙陽夏保衛(wèi)戰(zhàn)期間，10月22日，湖南、陜西兩省首先響應武昌起義，宣布獨立，同月內，江西、山西、云南也相繼宣布獨立。至此，湖北、湖南、江西三省聯成一塊，山西、陜西兩省聯成一塊，云南則在西南地區(qū)呼應，革命浪潮向華東和華南地區(qū)迅速擴展。此后浙江、貴州、江蘇、安徽、廣西、福建、廣東，先后宣布獨立，至11月27日四川宣布獨立后，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各省全部光復，處于清廷統(tǒng)治下僅剩清廷江南提督張勛鎮(zhèn)守的南京。12月2日，江浙聯軍攻克南京，南北對峙的局面就此形成。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會議公選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就任第一任臨時大總統(tǒng)。[7][24] 事件影響引領革命風潮在武昌起義的影響下，引發(fā)了全國范圍的革命高潮，此后一個多月的時間內，江西、山西、云南、浙江、貴州、江蘇、安徽、廣西、福建、廣東、四川、上海、新疆紛紛宣布獨立，脫離清王朝的統(tǒng)治，湖南等省的援軍奔赴武漢前線，支援以武漢為主要戰(zhàn)場的革命戰(zhàn)爭。雖然在陽夏保衛(wèi)戰(zhàn)中遭遇了挫折，但卻有效的保衛(wèi)了武昌這個“首義之區(qū)”和第一個革命政權，同時將清軍主力吸引到湖北一個多月，促進了其他省市的革命發(fā)展。[25]隨后江浙革命黨人攻克南京，又給武昌的戰(zhàn)局帶來了轉機。因此，從全國革命廣泛的政治聯系來說，武昌起義的勝利不是地域性、局部性的勝利，它是全國革命運動中的一個大的突破，推動了全國革命的發(fā)展。[10] 建立共和雛形武漢號稱“九省通衢”，是當時國內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也是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重要據點和清朝統(tǒng)治的中心，以及各省革命黨人聯結的樞紐。[26]武昌起義的成功，摧毀了清朝在兩湖區(qū)域的統(tǒng)治中心——湖廣督署，占領了當時代表中國中部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武昌城，意味著革命軍在清朝統(tǒng)治的腹心區(qū)域打開了一個缺口，并且在起義的戰(zhàn)斗和隨后的陽夏保衛(wèi)戰(zhàn)中，消滅了清朝大股有生力量。湖北軍政府建立后，宣布“稱中國為中華民國”“政權為五族共和”“推倒清朝政府”，為推翻清王朝統(tǒng)治、結束在中國持續(xù)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以及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的建立創(chuàng)造了歷史前提。武昌起義后創(chuàng)建的湖北軍政府，開創(chuàng)了共和立國之先聲，它是資產階級共和政權的雛形。[10] 頒布法約制度湖北軍政府成立后，發(fā)布了《布告全國電》《布告海內人事電》《諭湖北各府州縣政務及自治公所電》《宣布滿清罪狀檄》《致滿清政府電》等一系列電文、告示和檄文。這些電文、告示和檄文奉行推翻專制制度、建立共和民國的宗旨，起到了動員人民、瓦解敵人的作用。在湖北省內，部分州縣就得以傳檄而定，江西等省的起義者將這些電文散布于各界，以鼓舞革命斗志。[27] 同時，軍政府還頒布了一系列具有進步意義的政策、法令，其中包括廢除苛捐雜稅、實行低薪制、穩(wěn)定金融安定物價、整頓財政、司法改革，以及一些有利于人民生計和改良社會習俗、革除社會陋習的措施。[27] 武昌起義后，湖北軍政府頒布了《鄂州約法》（全稱《中華民國臨時法約草案》），它是中國資產階級擬定的第一個帶有憲法性質的重要文件?！抖踔菁s法》共計七章六十條，它以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和“天賦人權論”為思想基礎，對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的權職做了明確的劃分，基本勾畫出以總統(tǒng)制為藍本的共和國方案，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采用三權分立原則的政權根本法。它首次正式規(guī)定人民依法享有民主權利，享有“自由保有財產”和“自由營業(yè)”的權利?！抖踔菁s法》的出現，宣布了清政府君主專制制度的不合理并將其根本否定，同時也否定了資產階級立憲派所追求的“君主立憲”法案。它對動員人民保脫清朝專制統(tǒng)治有重大的作用，武昌起義之后獨立的其他省份也采用《鄂州約法》為藍本組建政府，如《江西臨時法約》的內容便幾乎與其一模一樣。[28][29][27] 學者學者章開沅、林增平認為，《鄂州約法》也有嚴重的局限性，比如它沒有明確指出中華民國成立后國家主權屬于人民，國家政權保護人民；沒有明確給出實施“三民主義”綱領的具體方案；沒有規(guī)定新國家的領導政黨和階層，同時它實際上也沒有貫徹實行。[27] 相關爭議關于打響武昌起義“第一槍”之人的爭議武昌起義當晚的發(fā)難單位有城外的輜重營和城內的工程八營，關于究竟是誰首先發(fā)難，存在不同的說法，史學家章開沅、林增平則認為兩者幾乎是同時發(fā)難。而具體是誰打響了武昌起義的“第一槍”也是眾說紛紜。[22] 熊秉坤打響“第一槍”說 目前主流的說法是當時工程八營的黨代表熊炳坤打響了“第一槍”。這一說法來源于黎元洪、袁世凱、孫中山、居正等人的認可，此后便成為了主流的觀點。也有學者如伍立楊認為熊秉坤是辛亥革命武昌首義事發(fā)時的實際領導組織者，他率領工程八營“冒險發(fā)難”，故是他打響的是“首義的第一槍”。[22] 金兆龍打響“第一槍”說 而萬耀煌[b]在《辛亥首義答客問》中提到首先開槍的是工程八營后隊某排副目金兆龍。經歷過武昌起義的黎澎、胡石庵在其著作《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國政治》《湖北革命實見錄》中，都記錄是金兆龍首先與清軍扭打起來，但未有其開槍的記載。曾編寫《辛亥革命首義史》的賀覺非認為金兆龍是第一個與清軍扭打的人，但并不是第一個開槍的人。[22] 程正瀛打響“第一槍”說 歷史學家馮天瑜在《誰打響“辛亥首義第一槍”》一文中，搜集整理了一些武昌起義經歷者的早期文獻以及熊炳坤本人的早期文獻，說明工程營士兵程正瀛才是打響武昌起義第一槍之人，并對“熊一槍”的說法給出了解釋，他認為程正瀛在武昌起義后因為背叛革命而被人遺忘，導致熊炳坤打響了“第一槍”的說法成為主流。學者白雉山、范熒、武志文也持相同看法。[22] 呂中秋打響“第一槍”說 伍立楊所著《中國1911》中曾說，工程營士兵呂中秋在1946年的首義同志會上自稱是他打槍了第一槍?！?/span>辛亥首義回憶錄》中所載的呂中秋口述《辛亥回憶一則》中，他在起義當晚開過槍，還打死了兩名清軍隊官，曾參與過起義的邵百昌的回憶文字中也證實了這一說法。但學者裴高才經過考證，認為呂中秋打響的應該是羅金玉、程正瀛之后的第三槍或者第四槍（如果熊秉坤在他之前放槍的話）。[22] 羅金玉打響“第一槍”說 另外則有說是城外的輜重營在起義當晚首先發(fā)難，且打響“第一槍”的是輜重營士兵。輜重營的革命代表李鵬升在其回憶文章中稱，“萬分緊急時刻，羅金玉發(fā)一信號槍，全營同志蜂擁集合”，章開沅、林增平主編的《辛亥革命史》中也采取這一說法。曾參與過起義的胡祖舜、邵百昌也認為是羅金玉打響了第一槍，邵百昌同時認為，因為輜重營離其他營房過遠，羅金玉這一槍未起到太大作用，因而很少有著作提及此事。[22] 參與過武昌起義的尹呈輔在《參與辛亥武昌首義之回憶》中認為，武昌起義的第一槍是一個未解之謎。學者郭國祥、朱喆對此也持相同看法，他們認為武昌首義是一場倉促之間由恐慌引起的基層士兵發(fā)動的兵變，當時情形混亂，打響“第一槍”的人、時間和地點都難以考證。也有學者如羅華慶認為不必糾結具體是哪個人打響了第一槍，而應將工程八營發(fā)難的事件整體視為起義的“第一槍”。 武昌起義的偶然與必然關于武昌起義的偶然與必然也成為學術界一個頗有爭議的話題。孫中山曾在《革命緣起》中說：“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但起義的親歷者則持有不同的意見，張難先在《湖北革命知之錄》一書中曾批評這種說法，他認為：“這種看法既低估了革命力量，又低估了當時群眾的反滿激情?！?；李廉芳則認為，“革命爆發(fā)的時間和方式誠然帶有偶然性，但這次革命的成功決非偶然”。文學社員詹大悲和曹振武等也曾對孫中山的說法提出批評意見，認為其“偶然說”背離了事實和傷害了起義人士的情感。后來孫中山在《中國革命史》中總結辛亥前十次武裝起義時，改變了最初的“意外之說”，認為其成功“非偶然也”。[31][32] 北京大學近現代史研究學者李揚帆認為武昌起義的成功有很大的偶然性，其中的因素有很多，例如因為孫武漢口俄租界制造炸彈時發(fā)生意外，導致計發(fā)動起義的時間被提前。甚至當時孫中山、袁世凱、清廷都對武昌起義不以為然，處理這件事情時不那么重視。若不是袁世凱為了借此事件要挾清廷，迫使政府將軍政大權交給他，停止了對湖北革命軍的進攻，北洋軍就會攻占武昌，武昌起義也將宣告失敗。但他還說，“一切的意外和計劃外行動造就了必然將爆發(fā)的一場起義里的偶然結局。”，歷史學家馮天瑜也認為：“武昌新軍暴動事起倉促，的確帶有很大的“猝發(fā)”性質”，但“辛亥首義是由歷史合力所使然”。他們的觀點可認為，武昌起義是一個偶然的事件所引發(fā)的一場必然會發(fā)生的革命。[33] 張玉春、馬振文主編的《簡明中國近代史》則稱：“武昌起義的勝利決不是偶然僥幸的事件，它是數十年來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的必然結果?！?/span>[34]，文化學者裴高才也說：“武昌首義是湖北革命的必然結果?！保湓蛟谟凇?/span>武昌起義擁有堅實的革命基礎，持續(xù)的革命運動與完備的起義計劃，而且在軍隊、學校與會黨中有普遍的群眾基礎。”，而且起義前已確定了革命時間，孫武的意外只是讓這個時間改期而已。[35] 孫中山與武昌起義的關系由于武昌起義爆發(fā)時，孫中山并不知情，他是在兩天后才在美國丹佛市下榻的旅館里從報紙上得知“武昌為革命黨占領”的消息。而武昌起義也不是同盟會直接領導的，而是湖北的兩個革命團體文學社和共進會發(fā)動的。因此對孫中山在武昌起義中所起到的作用，有不同的看法。[36] 如日本學者北一輝等便認為孫中山與武昌起義沒有關系，他在其《中國革命外史》中稱，孫中山稱武昌起義“全然為一局外者”，認為“與武漢革命無關之孫逸仙君不過翻美國之報紙表示驚愕而已”。文化學者裴高才也持有相同意見，他認為：“不應張冠李戴，將武昌首義說成是孫中山領導或發(fā)動的?！?/span>[37][36][35] 但近代史學家陳錫祺、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嚴昌洪等則認為，孫中山及其領導的同盟會與武昌首義有著密切的關系。首先因為文學社和共進會與同盟實為一脈相承，其主要領導人也多位同盟會會員，另外孫中山領導革命并不是個人領導而是通過同盟會，同盟會中有不少成員也參與了武昌起義。因此，武昌起義是在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下發(fā)動的。[37][36] 事件評價1912年4月，孫中山應邀訪問武漢時，他在歡迎會議上講話時曾說：“武漢首義，陽夏鏖兵，諸君子慘淡經營，既已推翻滿清，達平時種族、政治均待革命之目的?！?/span>[38]，后來談到中華民國的創(chuàng)立，孫中山曾指出：“武昌起義，及各省響應，普天同仇，才造就目前之中華民國。”[39] 起義人士胡祖舜認為：“辛亥武昌首義，以民族革命為幟，以民主政治為的，廢君主，建共和，中華民國之燦爛國徽，得以飄揚五洲大陸，抗衡法美先進諸邦，創(chuàng)造中國有史以來之新紀元，其為開國也明甚?！?/span>[42] 董必武曾說：“辛亥武昌首義，推翻滿清皇朝，結束千年帝制，是中國革命史上一樁大事?！?/span>[44] 相關作品 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紀念郵票 8分 1961年  參與創(chuàng)作的有雕塑家滑田友及鄒佩珠、油畫家董希文及張文新，創(chuàng)作于1958年，200*346cm，鑲嵌于人民英雄紀念碑下層須彌座上  作于1961年，189*225cm，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 畫家路璋油畫作品《武昌起義》[48]  作于1988年，230*160cm，藏于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  作于1996年，99*130cm  《辛亥革命110周年》紀念郵票  作于2009年，306*451cm，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chuàng)作工程，藏于中國美術館 后世紀念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是建立在原中華民國軍政府鄂均都督府舊址上的紀念性博物館。它位于湖北省武漢市武昌閱馬廠，因紅墻紅瓦，又被稱為“紅樓”。紅樓原為清朝政府設立的湖北咨議局局址，1910年建成。1911年10月11日，革命黨人在此組建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1961年紅樓以“武昌起義軍政府舊址”的名義經國務院公布為首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1年10月，在此建立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由國家名譽主席宋慶齡題寫?zhàn)^名。2002年，又掛牌辛亥革命博物館。目前該館已成為武昌起義的紀念中心及其史跡文物資料的保護收藏、陳列展覽和科學研究中心，并被先后命名為“全國青少年教育基地”“全國百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中國僑聯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和國家AAAA級旅游景區(qū)。館內布置有《鄂軍都督府舊址復原陳列》和《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史跡陳列》兩個基本陳列。[49][50]  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鳥瞰圖 其他紀念與遺址在武漢還有大量關于武昌起義的紀念設施以及遺址，紀念碑亭有，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碑、總理孫中山紀念碑、民軍起義國慶碑、勝利亭，塑像有武昌、漢口兩座孫中山銅像、黃興銅像和雕像；祠堂與墓葬有，庚子烈士祠、三烈祠、黎元洪墓、田桐墓、漢口利濟路辛亥鐵血將士公墓、漢口球場路辛亥首義烈士陵園、漢陽扁擔山辛亥鐵血將士公墓、伏虎山辛亥名人墓、石門峰辛亥志士墓；公園和廣場有，首義公園、中山公園、首義廣場；紀念路有，中山大道、中山路、三民路、民族路、民權路、民生路、民主路、首義路、起義街、黃興路、蔡鍔路、黎黃陂路、彭劉楊路等；相關遺址有，漢口的沿江大道歷史街區(qū)（租界區(qū)）、既濟水電公司及其水塔、西商賽馬俱樂部及其大看臺、大智門火車站、共進會機關部舊址等，武昌的日知會舊址、三烈士就義處、工程八營舊址、楚望臺遺址、起義門、抱冰堂、拜將臺遺址、寶通寺等，漢陽的歸元寺等共10余處。[50] 辛亥革命紀念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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