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顓頊來源，史書上有三種記載，按照從早到晚的順序如下：

其一，《左傳·昭公十七年》記載“衛(wèi)，顓頊之墟也，故為帝丘”，衛(wèi)國都城即顓頊之墟。

其二，竹書紀年記載“顓頊居濮”，即顓頊居住在濮陽。

其三，南北朝魏收與清朝顧祖禹認為“高陽城在縣西二十五里。顓頊高陽氏佐少昊有功，封于此”，這就是如今開封杞縣高陽鎮(zhèn)被認為顓頊故里的原因。

按照常理來說，左傳、竹書紀年都是先秦文獻，理應要比開封高陽說更可信。更重要的是，現代考古發(fā)現，印證了史書對顓頊來源的記載，考古印證文獻，顯然足以說明問題。

河南考古印證史料

衛(wèi)國先后建都于朝歌、楚丘、帝丘、野王，轄地大致為今天河南北部，但其中“帝丘”所在一直沒能發(fā)現。

建國初，在河南濮陽縣東南五星鄉(xiāng)高城村南，考古發(fā)現“高城遺址”，經過多次鉆探和初步發(fā)掘，發(fā)現了四面城墻等遺跡，整個遺址橫跨仰韶、龍山、二里頭、商周、秦漢時期。

2005年，對高城遺址四面城墻進一步的鉆探和挖掘，發(fā)現這是一處面積高達約916萬平米的古城址。最終，經過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河南考古專家考證，確認高城遺址這座916萬平米的古城就是曾經的衛(wèi)國都城。

許順湛的《濮陽龍山聚集區(qū)的啟示》，他指出濮陽周邊有41座聚落的大聚落群，如同眾星拱月一樣。顯然，高城遺址是一座王者居住的城市，這就更進一步證實濮陽在龍山時代有一位號令諸侯的帝王。

左傳記載“衛(wèi)，顓頊之墟也，故為帝丘”，竹書紀年記載“顓頊居濮”，兩者可以互證，而考古又印證了這些史料。因此，顓頊源自河南濮陽，而不是如今的開封高陽鎮(zhèn)。至于顓頊源自開封高陽鎮(zhèn)之說，或是以訛傳訛，或是顓頊后人遷居于此而來。

難怪顓頊叫高陽氏

顓頊號高陽氏，其中“陽”很好理解，因為濮陽位于濮水之陽，因此高陽氏之陽代表位置。但其中“高”字，可能與當地環(huán)境有關。

濮陽位于黃泛區(qū)，經常遭遇水災。高城遺址上面多為空地，地勢十分平坦，但四面城墻頂部多被4米—5米的唐宋淤沙層所掩蓋，城壕和城內的文化層被漢代厚約6米—8米的淤土層所疊壓。可見，當地水災何等之嚴重。

在高城遺址的城墻外側，存在一層淤沙層、一層膠泥層，間次疊壓，展示了一次次水起水落的洪水事件；而從外側以及墻頂，發(fā)現夾雜大量漢代瓦片的淤土分析，該城最終毀于漢代黃河的泛濫。正因為被掩蓋在泥沙之下，故而衛(wèi)都高城遺址才難以被發(fā)現。

既然經常遭遇水災，那么該怎么辦呢？在與濮陽同屬古河濟的山東菏澤等地區(qū)，存在“堌堆”，實際就是土丘，就是古人逐步積累了將居住面增高可以避免洪水侵襲的淺顯道理，最終越堆越高。因此，顓頊應該居住在很高的土堆上，以此躲避經常出現的水災。

甲骨文中的“高”，最初字形（即1，見上圖）的上面部分為房屋的屋頂及居室，下面部分為高于地面的支撐體，但這個支撐體可能就是土堆。

因此，高陽氏應與顓頊所在位置、居住環(huán)境有關，即居住于濮水之陽的高高土堆上的部族。

余論

關于本文話題，還有三點值得一談：

首先，在河南濮陽市濮陽縣西南隅，考古發(fā)現6500年前的“西水坡遺址”，該遺址發(fā)現龍虎大墓等，當時震驚全國。巧合的是，同樣在濮陽縣，相距西水坡不遠之處，又發(fā)現了高城遺址。可見，在中華文明史上，濮陽大概是一座被低估的城市。

其次，先秦世本記載“涿鹿在彭城，黃帝都之”，孔子說黃帝是東夷少昊之子，因此黃帝應在彭城徐州一帶，而顓頊在濮陽一帶，顯然兩者在空間上存在交集的可能。或許，顓頊是黃帝之孫未必可信，但兩個部落的興衰，導致兩者是出現了部落聯盟權力轉移。

第三，水經注等文獻記載：“帝顓頊之墟，號曰商丘，或謂之帝丘，本陶唐氏火正閼伯（商契）之所居。”既然顓頊之墟是商丘，那么古書中的閼伯之墟——“商丘”，顯然就不是如今的河南商丘，而在如今的河南濮陽。

參考資料：左傳、高城遺址考古報告、竹書紀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