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娼妓行業(yè)的存在已經(jīng)歷久不衰，向上追溯可以到春秋時期，文人墨客們但同時也帶來了長期的社會問題。民國初年，孫中山曾下令禁止娼妓，并對妓女進行社會救助，力圖消滅風俗產(chǎn)業(yè)，可孫中山執(zhí)掌下的民國并未實現(xiàn)真正的統(tǒng)一，政令無力，甚至都出不了大總統(tǒng)府的門，色情產(chǎn)業(yè)又是有目共睹的高稅收行業(yè)，各地軍閥根本舍不得放棄這個錢袋子，口號喊的震天響，但在落實上卻一個個默不作聲，禁止娼妓最終不了了之。一見禁令無效，孫中山轉變政策，同意在政府的監(jiān)管和約束之下成立合法妓院，取締街頭暗娼，可沒想到反而使娼妓行業(yè)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繁榮時期。遍布的妓女成了民國時期中國城市的一大特色，上至繁華租借下至骯臟棚戶，都能看到娼妓的身影，當時有人戲稱，娼妓業(yè)是中國的支柱產(chǎn)業(yè)，全球無國家能出其右。這一戲謔之語的背后卻是絕望的女性以身體、眼淚和健康為代價所換來的。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娼妓也不例外，大致來看，可以將她們分為四類人。娼妓之中人數(shù)最多的是賣絕妓女，妓院將她們的自由一次性買斷，一入妓門深似海，永無解脫之日，身家性命都屬于老鴇。其次是典當妓女，她們把自己的身體視作在典當行抵押的物品，需要與妓院老板商議抵押期限和價格，到期后才能贖回自由，但期間的收入全部歸妓院所有。另外還有住家妓女，這類人可以看作是妓院的兼職，她們并不住在妓院，妓院只是她們的工作場所，她們同妓院的聯(lián)系相對疏離，并沒有從屬關系，嚴格意義上來說是一種各取所需的合作，有的住家妓女在多家妓院掛職，哪家給的分成高就到哪家。老鴇脫下工作的外衣之后也是普通婦女，也會結婚生子，她們的后代自小耳濡目染，對娼妓并不排斥，長此以往，老鴇的女兒或兒媳一般會繼承家族事業(yè)，從妓女開始做起，一步一步接管家中產(chǎn)業(yè)。既然有分類，自然也就有三六九等，娼妓行業(yè)同其他行業(yè)一樣都嚴格遵守著二八定律，1920年，民國政府開展了一次對上海娼妓行業(yè)的調(diào)查，報告表明在上海高等妓女僅占總人數(shù)的3.5%，絕大多數(shù)人都是掙扎在溫飽線上的普通人，高等妓女通常接待達官貴人，她們穿著時髦、營業(yè)場所裝飾華麗；而二等妓女則在茶樓等地與商賈老板們周旋，其中大多數(shù)原本是從高等妓女降級而來。三等妓女主要以販夫走卒為服務對象，她們在簡陋的“下處”提供服務，房屋低矮老舊，家具餐具普通。至于四等妓女，則主要接待體力勞動者，她們的工作場所被稱為“土娼”或“小下處”，院落破舊，這些女子的容貌也大多已衰老。最底層的接待場所則被稱為“黃土炕”，條件極其簡陋，鮮為人知。不論是高等還是低等妓女，她們都是妓院老板的工具。在被威脅的情況下，她們別無選擇，除了竭盡所能地迎合顧客的要求，別無他法。在那個殘酷的生存環(huán)境中，特別是對于低等妓女來說，她們沒有其他謀生的技能，出賣自己的身體或許是她們唯一的出路。她們的收入微薄，無法積蓄任何財富。無論何時何地，她們都無法抵抗命運的擺布。在小說《永春堂》中，花魁程金燕就是被父親賣到妓院的。一開始，她無論面對怎樣的逼迫，都不愿意接客。然而，妓院老板卻將低等妓女翠兒拖了出來，每天在她面前折磨這個無辜的女孩。程金燕無法忍受，最終被迫低頭順從，按照老板的規(guī)矩接待客人。娼妓合法化政策無疑是妓院從業(yè)人員的春天，政策剛一頒布，警局門前就排滿了前來領取營業(yè)執(zhí)照的長隊，政府可以照章收稅，妓院可以持證上崗，大家一片其樂融融，即使是最低等的妓女，也無法享受稅收減免政策，每月也要繳納固定的“花捐”。以北京黃土炕妓女為例，她們每月需要繳納10萬元的稅款和15萬元的身體檢查費。在加上被老鴇抽走的七成分紅，扣除各種費用后，每月實際到手僅剩3萬元。三萬看起來不少，可放在通貨膨脹嚴重的民國可當真算不上啥，當時每斤豬肉的價格都已經(jīng)高達20萬元。亂世人命賤如狗，古人誠不欺我。可在亂世，又能有什么求生的營生呢，即便生存環(huán)境惡劣，仍有大量女性申請娼妓營業(yè)許可證。也有人為了多賺一點錢而從事暗娼，但由于身份非法，結果反而被剝削得更多。盡管妓女們在法律上合法化了自己的職業(yè)，但她們?nèi)匀幻媾R著貧困、剝削和社會歧視的現(xiàn)實。這是一個不公平且充滿掙扎的世界，其中的妓女們不得不以自己的身體為代價來換取微薄的生計。她們選擇從事這個職業(yè)的原因都只有一個——貧窮。不是萬般無奈，沒有人愿意下海作娼。北京西直門往西大約兩里處，有一片妓院，被喚作黃土炕。14歲的黃玉就是被父親出賣到那里的。黃玉長相嬌美，眼光毒辣的老鴇一眼就發(fā)現(xiàn)了這棵搖錢樹，便讓她幾乎不停地接客，好不容易得閑休息，一名患有性病的兵痞闖了進來，直接將黃玉撲倒在床上。萬幸，仰慕者王堅沖了進來，與兵痞打成了一團，才讓黃玉逃過一劫。惡劣的環(huán)境給妓女們帶來了嚴重的性病感染風險。受苦受累可以忍受，打罵也能強撐，但最令她們擔心和害怕的是“楊梅大瘡”。國民政府禁煙政策的實施讓滿清遍布大街小巷的煙館沒了活路，自古煙嫖不分家，煙館老板或多或少都有些門路，煙館做不成，稍加改造就成了低級的淫窩。大量的“煙妓”隨之出現(xiàn)。這也算得上是消費帶動供給的活躍市場了。“煙妓”們私下給客戶提供劣質鴉片，誘導他們到妓院消費，生意在鴉片的加持下節(jié)節(jié)高升，根據(jù)記載，妓女們每天都要接待八到十位客人。如此高強度的工作壓力，患病可就在所難免了。雖然民國時期的醫(yī)療并不發(fā)達，但娼妓們卻對自己的職業(yè)病知之甚詳，在她們口中，得病被稱為“中狀元”，按照現(xiàn)在醫(yī)學的說法，應該稱之為梅毒，梅毒對身體的危害極大，傳染性也非常強，令人聞之色變。一旦感染上“楊梅大瘡”，個人的健康將遭受嚴重的摧殘，還將面臨著被社會排斥的命運。上海左翼作家李俊民曾以一位患有梅毒的妓女為原型創(chuàng)作了小說《人與人之間》。小說中的女主角患上梅毒后，她的頭發(fā)脫落，面部受損變形，并留下了紫色的瘢痕。這并不是小說的杜撰，在當時的中國，梅毒的感染率令人震驚。以南京為例，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1933年，三千名性工作者中，梅毒感染者多達兩千人。幾年后，四川進行了一項針對525名性工作者的健康檢查，其中僅有16人未被梅毒或淋病感染。根據(jù)成都日報的報道，這些性工作者中，73.58%的人患有淋病，49.16%的人感染了梅毒。身體完全健康的娼妓數(shù)量只有個位數(shù)。即便民國政府設定了一些管理措施，如暫時關閉妓院，為性工作者提供定期健康檢查和治療等福利，可這些措施在實際應用中卻大多無人理睬。一方面，妓院的經(jīng)營者，追逐經(jīng)濟利益，往往會掩蓋性工作者的疾病狀況，并迫使她們繼續(xù)工作。另一方面，由于性工作者自身經(jīng)濟能力有限，特別是在租界地區(qū)，醫(yī)療服務主要為外國人提供，因此她們往往無法獲得足夠的醫(yī)療支持。雖然性工作者深知自己的生命可能隨時因疾病而垂危，但她們卻選擇接受命運的安排，放棄治療，繼續(xù)工作。禁止或救助性工作者的政策在實踐中顯得既矛盾又不可行。妓院經(jīng)營者的貪婪使他們失去了對人性的尊重，而性工作者由于對生存的僥幸心態(tài)，無法理解或忽視了對自身生命安全的關注。這就是民國時期性工作者行業(yè)畸形繁榮的惡果，一個充滿了矛盾和痛苦的場所，有些人在這里尋找歡樂，有些人在這里釋放壓力，而性工作者本身則一直處于貧窮和失去尊嚴的狀態(t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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