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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國嘉德秋拍現(xiàn)場上，一只“明初鈞窯天青釉花盆”閃亮登場，并被稱為“拍賣史上最重要鈞窯瓷器”，以2000萬元起拍，經(jīng)過近10分鐘的拉鋸戰(zhàn)，最終以4250萬元落槌，加傭金以4887.5萬元成交，打破了由2008年香港蘇富比春拍上“明15世紀鈞窯天青釉仰鐘式花盆”創(chuàng)下的3952.75萬港幣高價，刷新鈞窯拍賣價格紀錄。
明初鈞窯天青釉花盆，高: 18.5 cm，口徑: 20 cm，底刻：“六”字（已磨）、“建福宮凝暉堂用”，成交價：4887.5萬元。 這件藏品不僅刷新了鈞窯瓷器的拍賣紀錄，還觸發(fā)了關(guān)于它們起源的激烈辯論——這一爭議引發(fā)了鈞窯的宋明之爭，這場爭議，與錢財無關(guān)，但關(guān)乎歷史和權(quán)威。 解鎖宋明之間的藝術(shù)與歷史謎團：到底是宋還是明？ 先讓我們回到清代，乾隆皇帝是位典型的收藏癡迷者。紫禁城里的每一塊石頭，每一寸土地都猶如他那豐富內(nèi)心世界的一面鏡子。室內(nèi)擺設(shè)的器物，不僅是擺設(shè)，更是他情感和審美追求的體現(xiàn)。 鈞窯瓷器產(chǎn)于河南省禹州，其品種大體可以分為兩類： 一種是以盤、碗、碟等為代表的生活類實用器； 另一種則為鈞窯花器，一般稱為陳設(shè)類鈞瓷或“官鈞”，以表明其宮廷用器的身份，上述中的這件天青釉花盆即為此類。 翻閱文獻，在國內(nèi)外的公私收藏中，紫禁城內(nèi)放置陳設(shè)類鈞瓷的地點估計有三個：建福宮、養(yǎng)心殿、重華宮。  建福宮現(xiàn)貌 局部 乾隆皇帝建造福宮，無疑是為了尋求一處凈土，讓他可以從沉重的公務(wù)中暫時解脫出來。這座宮殿是一個充滿詩意和審美的空間，依托仿真的山石、巧妙布置的涼亭、潺潺流水等元素，精心打造出一個縮小版的自然界。這不僅是乾隆個人的避世之所，更是傳承了中國文人精神家園的美學觀念。  凝暉堂現(xiàn)貌 局部 建福宮的存在不僅僅是乾隆皇帝個人休閑的場所，，更像是傳承了中國文人精神家園的美學觀念。這座宮殿和花園合二為一，既是對外界的封閉，也是對內(nèi)心世界的開放，它為乾隆提供了一個物質(zhì)和精神雙重的庇護所。 2013年，英國著名古董商埃斯肯納齊舉辦了一場重要的鈞窯大展，這件天青釉花盆榮登了大展出版物的封面。
再來看看底款，底刻：“六”字（已磨）、“建福宮凝暉堂用”。  口徑: 20 cm 一直以來，古董商、收藏家、學者專家都相信，官鈞制于北宋末年，是宋徽宗用來種花，置于御花園“艮岳”的器皿，被用來展示各種珍貴的奇石、名花所用。用這樣的瓷器來裝點“艮岳”，也可以看作是當時文人墨客與器物相互呼應(yīng)的文化現(xiàn)象。 1974年，河南省禹州鈞臺窯址的考古發(fā)掘，亦引證了鈞窯始于宋代之說。 從技術(shù)角度看，宋代的鈞窯已經(jīng)具備了高度成熟的窯技和釉料配方，這一點也在禹州鈞臺窯址出土的實物中得到了體現(xiàn)。
2004年，深圳考古所在河南省禹州一個藥廠遺址，作搶救式發(fā)掘，以瓷片的器形作對比，推論官鈞窯是明代初期所制。隨后，在收藏界引發(fā)軒然大波，眾多海外博物館開始調(diào)整標簽。
古董商ESKENAZI認為這些花盆是明代的作品，這也許是因為明代的鈞窯制品有時在工藝上更加多樣，也更符合明代審美風格。 鈞窯的起源和斷代問題一直是中國陶瓷史學界和收藏界中一個極具爭議的話題。 海外媒體the value也曾拋出幾個問題，例如： 1. 明朝官窯，宮廷檔案多有記錄，為何找不到委托鈞窯燒制官器的記載？ 2. 官鈞器如果在明初盛世創(chuàng)燒，為何在中、后葉卻消失得無影無蹤？ 3. 明清是緊接著的朝代，俱以紫禁城為皇宮，關(guān)系密切。清宮弄錯年代，硬把明初瓷器說成是宋朝的，機會有多高？ 諸如此類有意思的探討，使得本來傳奇的器物，又增加了許多神秘感和使命感。 哈佛大學有著大量的鈞窯收藏，大多源自清宮，無疑是探究這一問題的寶貴線索。
哈佛大學藏帶銘文鈞窯 重華宮款 The Palace of Double Glory 海棠盆
鐘型盆
養(yǎng)心殿 The Hall of Mental Cultivation 菱口盆
花口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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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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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福宮 The Palace of Estalibhed Happiness 菱口盆
花口盆
這些傳奇的器物固然增添了不少神秘感，但作為學者和收藏家，更應(yīng)以事實和證據(jù)為依據(jù)，以期更接近歷史的真相。 無論最終是宋代還是明代，官鈞窯都是中國皇室及文人雅士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它們不僅僅是瓷器，更是一個時代情感和審美的載體。 因此，解鎖鈞窯的真正年代不僅是一個學術(shù)問題，更是打開一個文化與歷史的寶箱，讓我們得以窺見古人的內(nèi)心世界和精致情感。這種令人著迷的“官鈞”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明代的宮廷和文人畫中。 比如，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有一幅《明人十八學士圖》，其中描繪了兩只孔雀在天青釉花盆中的松柏間漫步。  《明人十八學士圖》（琴）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明人十八學士圖》（琴） 局部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又比如，北京故宮藏有呂紀、呂文英繪制的《竹園壽集圖》，其中也有種植菖蒲的鈞窯花盆。 呂紀、呂文英繪《竹園壽集圖》局部 故宮博物院藏 有趣的是，這些宮廷和文人繪畫中出現(xiàn)的鈞窯花盆，幾乎都是種植了菖蒲。這或許暗示了當時鈞窯花盆不僅僅是用于裝飾，還有特定的文化和審美取向。 由于這些花盆體積較小，它們更適合于文房室內(nèi)使用，只有在特別的場合，例如文士庭院集會時，才會被移至室外。
Lot 2318 在這個快節(jié)奏、高壓力的現(xiàn)代社會，一只鈞窯花盆和幾株菖蒲或許就能讓我們暫時忘卻塵世間的煩惱，重回那個更加純粹和優(yōu)雅的時代。無論是用于實用，還是用于陳設(shè)，鈞窯都以其獨特的魅力，繼續(xù)在歷史的長河中發(fā)光發(fā)熱。
有沒有覺得，這些看似普通的陶瓷器皿，其實擁有比我們想象中還要豐富和深遠的內(nèi)涵呢？ 作品二鈞窯，不僅僅是瓷器，更是一種文化、一種歷史，甚至也是一種哲學。它像是一個時間的穿越者，把過去的輝煌帶到了現(xiàn)在，也把現(xiàn)在的多姿多彩帶向了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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