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偉民

第六章//黨中有黨 矛盾漸起

蜜月時期

國共合作實現后，在中共各地黨團員的積極推動下，以廣州為中心，在全國各地積極創(chuàng)立和發(fā)展國民黨組織，開始大量發(fā)展黨員。

國民黨一大閉幕不久，中共中央召開三屆二次執(zhí)行委員會會議，通過了《同志們在國民黨工作及態(tài)度決議案》。決議說：“本黨以后一切宣傳、出版、人民組織及其他實際運動，凡關于國民革命的，均應用國民黨名義，歸為國民黨的工作”。告誡全黨同志，要千方百計維護好兩黨的合作，不能因為國民黨以往的缺點，就嫌棄藐視他們。對于國民黨中的一些腐敗分子，采取敬而遠之的態(tài)度，避免不必要的沖突，努力使國民黨變成一個有組織能行動的黨。關于共產黨的活動，決議主張“一切工作歸國民黨”。

總之，恨不得把自己全部交給國民黨。

以前只有廣東、上海、四川、山東等少數地區(qū)和海外有國民黨組織，且工作大多停留在狹小的上層社會，缺乏下層的群眾工作。一些國民黨中的進步分子想改變這種狀況，但他們缺乏下層群眾工作經驗，而這方面恰恰是共產黨員的長項。在許多軍閥統(tǒng)治的地區(qū)，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在群眾中進行了艱苦的宣傳鼓動和組織工作，把他們吸引到擁護國民革命的旗幟上來。

據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的黨務報告，一大后兩年間，國民黨組織逐漸遍布全國。其中，正式成立省黨部11個，正在籌建省黨部8個，特別市黨部4個，全國共有黨員20萬人，僅北京執(zhí)行部一年時間就發(fā)展國民黨員上萬人。國民黨一大前，廣東12個區(qū)只組織起12個國民黨支部，一大后成立了9個區(qū)委，64個支部，擁有黨員7780多人。

許多省市黨部的實際負責人都是共產黨員。如北京執(zhí)行部李大釗、漢口執(zhí)行部夏曦、浙江執(zhí)行部宣中華、河北省黨部于方舟、江蘇省黨部侯少裘等。

然而，在國民黨迅猛發(fā)展的同時，中共組織的發(fā)展卻陷于停頓。因為忙于為國民黨做事，無法抽出時間來做自己黨的工作。1921年7月中共一大時有黨員57人，1923年6月三大時有黨員432人，此后至1924年5月，即國民黨改組前后一年時間，中共黨員基本沒有增加，一些地方還略有減少。

國共合作推動工農運動蓬勃興起，迅速在全國形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高潮。

廣州工人運動一馬當先，走在全國前列。

1924年5月1日，工人代表160余人在廣州西瓜園太平戲院集會，他們代表廣州全市十多萬工人，成立全市工人聯合會及各行業(yè)工會。廖仲愷擔任聯合工會會長，孫中山到會演講，號召全國工人組織起來，團結士、農、商，負起國民責任，建設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國家。會后從各工會挑選出300余名青年工人，組成“工團軍”。第二年改名為“工人糾察隊”，成為工人運動的中堅力量。

1924年7月，在外國人集中居住的廣州沙面租界，數千名中國工人舉行政治大罷工，抗議英、法帝國主義者限制中國居民自由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華人警察也參加罷崗。斗爭持續(xù)一個多月，最終取得勝利。

廣州沙面罷工的勝利，鼓舞了全國人民的反帝斗志，成為全國新一輪工人運動復興的起點和標志。隨后，新建立的全國鐵路總工會，組織鐵路工人舉行多次罷工；北京電車、印刷、紡織、造紙、鐵路和瓦作工人紛紛建立工會組織，開展罷工斗爭；上海14家絲廠1.5萬余名工人舉行行業(yè)同盟罷工；南洋兄弟煙草公司2000多工人罷工。還有唐山紗廠、撫順煤礦、湘潭錳礦、武漢九江碼頭……均舉行規(guī)模不等的罷工。這些罷工大多取得了積極成效。在此形勢下，1925年5月，全國第二次勞動大會在廣州舉行，宣告成立中華全國總工會，共產黨人林偉民、劉少奇分別擔任正、副會長。

與全國方興未艾的工人運動遙相呼應，各地農民運動也風起云涌。

早在1922年，彭湃就已經在廣東海豐地區(qū)組織農會，發(fā)動農民進行減租減息、反對封建地主壓迫的斗爭。

被毛澤東譽為“中國農民運動大王”的彭湃（1896-1929）

國民黨一大確定了全力扶助農民運動的方針，為此組建了以共產黨員林祖涵為部長的農民部。在農民部的組織領導下，農民運動更呈澎湃之勢，廣東及周邊南方各省的農民運動此起彼伏，連綿不斷。各地紛紛建立農民協(xié)會，組織農民自衛(wèi)軍，向土豪劣紳和貪官污吏展開斗爭。

改組后的國民黨如此重視農民運動，這得益于孫中山對農民問題的認識。

經過多次革命挫折的孫中山，逐漸認識到：國民革命之運動，必恃全國農民、工人之參加，然后可以決勝。他說：“農民是我們中國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數，如果農民不參加革命，就是我們革命沒有基礎。國民黨這次改組，要加入農民運動，就是要用農民來做基礎……如果這種基礎不能鞏固，我們的革命就要失敗?！?/span>

由于農民運動迅猛發(fā)展，迫切需要大批德才兼?zhèn)涞霓r運骨干力量，在國民黨中央執(zhí)委會6月30日召開的第39次會議上，通過了在廣州組織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方案，由彭湃任首屆農講所主任（或稱所長）。

農民運動講習所從1924年7月到1926年9月，在廣州共辦了6屆。第1至5屆的名稱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為彭湃、羅綺園、阮嘯仙、譚植棠，主要為廣東培養(yǎng)農運骨干。第6屆改為全國招生，由毛澤東任所長，更名為“中國國民黨農民運動講習所”。

在國共合作下，還準備著手建立一支革命武裝力量。過去，孫中山長期依靠舊軍隊從事革命活動，屢遭失敗，這給他留下慘痛教訓。在共產國際和中共的支持下，孫中山決定辦一所陸軍軍官學校。

軍校選址在遠離市區(qū)的黃埔島原清朝陸軍小學和海軍學校舊址。此處可以避免軍閥的控制干擾，加上黃埔島歷來是軍事要塞，筑有炮臺，與隔江相對的魚珠炮臺，側面沙路炮臺形成三足鼎立之勢。當時海軍尚在革命軍手中，可以守控江面，進可攻退可守，在這里可以安心治學養(yǎng)兵，徐圖天下。

由于該陸軍軍官學校位于黃埔島上，故稱“黃埔軍校”。

鮑羅廷積極參與黃埔軍校的籌建工作，仿照蘇俄的“黨指揮槍”，提出“以主義建軍治軍”的設想，并付諸于黃埔軍校的治校實踐中。鮑羅廷向孫中山建議，在軍?；I備階段，就應該有蘇聯軍事政治干部參與。1924年1月，蘇聯政府應孫中山要求，派來了尼捷列沙托夫、杰爾曼和切列潘諾夫等人組成的軍事顧問小組，直接參與軍校的籌備工作。

1924年6月16日，黃埔軍校開學，孫中山親自兼任總理，任命曾被派往蘇聯考察的粵軍參謀長蔣介石為校長，著名的國民黨左派廖仲愷為黨代表，戴季陶為政治部主任（后由邵元沖代理）。

由于戴、邵擔負著黨務、政務工作，甚少過問軍校政治部工作，政治部形同虛設，引起軍校師生不滿，廖仲愷提出希望中共方面推薦一位適當人選，接任軍校政治部主任一職。中共廣東區(qū)委推薦了剛從法國返回區(qū)委任職的周恩來。不久周恩來即應廖仲愷之邀，任軍校政治部主任。中共還從各地選派大批黨團員和革命青年到黃埔軍校學習。在第一期的學員中，有徐向前（象謙）、陳賡、蔣先云、左權、許繼慎等。該期學生中的中共黨員和青年團員有56人，占學生總數的11.3%。

黃埔軍?；I辦初期資金不足，困難重重，步履維艱，常有斷炊之虞。蔣介石親自出面向外借錢，為支持軍校，連汪精衛(wèi)老婆的私房錢都貢獻出來了。辦軍校要有槍，沒有槍那叫什么軍校。蔣介石憑著孫中山的批條，去廣州郊區(qū)石井兵工廠取槍，廠長為國民黨員，不久即秘密運來步槍500支。后來蔣介石夸言，是“我個人親自指導出來的”。

黃埔一期學生為499人，基本上能做到人手一槍，這是蔣介石的第一筆本錢。

如前所述，1923年5月1日，蘇聯政府曾承諾向孫中山提供200萬盧布援款，分幾次支付。但此后一直沒有兌現。因為鮑羅廷這個項目負責人來華后，經過與孫中山接觸，特別是國民黨一大后不久，他在給斯大林的的長篇秘密報告中，對孫中山做出了全面評估，認為孫是頭喂不飽的“老狼”，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把孫中山從小資產階級的空談中拯救出來還很難說。于是斯大林不急于打款，他要看看再說。

但在黃埔軍?；I辦期間的1924年3月，斯大林突然決定把一年前承諾的200萬盧布資助款一次性付給孫中山，同時還決定增加武器供應。

斯大林態(tài)度的突然轉變，也與鮑羅廷有關。

在選擇黃埔軍校校長時，孫中山對蔣介石是有顧慮的，想親自任校長，蔣介石任副校長。蔣知道孫中山這個想法后，盡管已被孫任命為“黃埔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仍兩次撂挑子不干。鮑羅廷卻支持蔣介石任校長，但“要使孫中山改變主意是困難的”（鮑羅廷給斯大林的秘密報告）。為此，斯大林突然決定把拖欠了近一年的200百萬盧布資助款一次性付給孫中山。作為讓步，孫中山改變主意，同意蔣介石出任黃埔軍校校長。從此拉開了斯大林扶持蔣介石的序幕，直至1927年4.12事變。此為后話。

10月7日，蘇聯援助黃埔軍校的第一批武器用船運抵黃埔島，計有帶刺刀的步槍8000支，每槍配彈500發(fā)；還有10支手槍，15挺機槍，4門火炮，2輛裝甲車。當時這批槍械足夠裝備一個最精良的步兵師！看著這些锃亮簇新的武器裝備，全校師生無不興高采烈：“今后我們不愁了，革命有本錢了?！毙老踩艨竦那嗄贶娦Ｉ鷤冇H自卸貨。

黃埔軍校一反以往學習日本、德國等軍事學校的辦學方式，其辦學方針、體制編制、政治教育、軍事訓練、人事組織等，完全照搬蘇聯軍校的那一套。

除了經費和武器，蘇聯還派來大批軍事顧問。除巴浦洛夫（10月份后由布留赫爾接任）擔任總顧問外，還有步兵顧問百里別列夫、炮兵顧問嘉列里、工兵顧問瓦林、政治顧問卡夫喬夫等。他們指導軍事、政治訓練工作，編訂典、范、令和戰(zhàn)術、兵器、筑城、地形與交通通訊5大教程。黃埔黨軍有堅強的戰(zhàn)斗力，均來自于此。

鮑羅廷還常到軍校察看有關教育訓練情況，介紹蘇聯紅軍的組織與生活，幫助軍校師生了解蘇聯的情況。

鮑羅廷常到黃埔軍校視察、指導工作，圖為孫中山與鮑羅廷步出黃埔軍校。

黃埔軍校的最大特點是把政治教育提到和軍事訓練同等重要的位置，注重培養(yǎng)學生的愛國思想和革命精神。這種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制度，以后逐步推廣到廣州革命政府統(tǒng)轄的其他軍隊。

毛澤東曾高度評價國共合作時的黨軍制度，他在抗日戰(zhàn)爭開始后不久說過：“國民黨的軍隊本來是有大體上相同于今日八路軍的精神的，那就是1924年到1927年的時代。”“那時軍隊設立了黨代表和政治部，靠了這種制度使軍隊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紅軍以至今日的八路軍，是繼承了這種制度而加以發(fā)展的?！?/span>

顯然，只讀過日本軍事補習學校的蔣介石，在軍校的建設上，高度重視他在蘇聯所得到的經驗，尤其看重蘇聯顧問的指導和共產黨人的幫助。正是有了包括軍校經費和武器裝備在內的蘇聯援助，以及共產黨人的鼎力相助，黃埔軍校才得以順利建成和發(fā)展起來，成為蜚聲海內外的名校。

1924年至1927年間，蘇聯撥給黃埔軍校辦學經費200萬盧布，另外每月補助10萬盧布；步槍26000支，子彈1200萬發(fā)，機槍90挺，彈帶4000個，大炮24門，炮彈1000發(fā)。其中1925年援助的軍火價值56.4萬盧布尚未統(tǒng)計在內。

蘇聯武器源源而來，當時黃埔島上到處是大大小小臨時搭建的軍火庫。正是在這些寶貴的軍火援助和資金援助的基礎上，在蘇軍顧問團的幫助訓練下，黃埔軍校被稱之為“現代中國軍隊的搖籃”，國共兩黨許多高級將領都出自這里。他們曾經為了共同的目標走到一起，又因為不同的志向而分道揚鑣，為各自的信仰而戰(zhàn)。

國共合作后，原來思想、組織渙散的國民黨獲得了新生，真正成為革命的一面旗幟。改組后，國民黨的軍事實力與政治勢力迅速崛起，為此后廣東根據地的建立、國民革命軍北伐的勝利及平定中原奠定了基礎。

共產國際五大

夏天，是莫斯科最美麗的季節(jié)，陽光、綠樹、鮮花隨處可見。新經濟政策后的蘇聯已逐步恢復了元氣，正蓄勢待發(fā)。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參加會議的有來自49個國家的60個政黨和國際組織近500名代表。

中共派出以中央委員李大釗為團長的代表團，不遠萬里，趕到莫斯科參加大會。

李大釗一行是從北京坐火車到哈爾濱，再經滿洲里赴莫斯科的。出于安全考慮，李大釗此行用了一個化名——琴華。

除了李大釗外，參加共產國際五大的中共代表團成員，還有王荷波、羅章龍、彭述之、劉清揚（女）、趙世炎等，擔任代表團秘書兼翻譯的是中共駐少共國際代表張?zhí)住?/span>

大會的內容相當龐雜，討論了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的活動、世界經濟狀況、蘇聯經濟狀況和俄共（布）黨內的爭論、法西斯主義、工會運動中的策略、生產單位的支部等問題，還討論了個別國家的黨的問題、綱領問題、民族問題、土地問題以及其他問題。

中國共產黨在國內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地位，以及影響還沒有受到共產國際的足夠重視，因此，會議雖然成立了若干專門委員會，如政治委員會、組織委員會、民族和殖民地委員會、農民委員會、婦女委員會、青年委員會等，但李大釗沒有能夠參加政治委員會、組織委員會等重要的委員會，只有王荷波參加了民族和殖民地委員會，劉清揚參加了婦女委員會。

季諾維也夫代表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作報告，批評了歐洲各國共產黨在統(tǒng)一戰(zhàn)線上的錯誤。在他的報告中，也談到了中國問題。他說，國民黨正向左轉，對帝國主義進行著真正的革命斗爭。報告舊事重提，回顧了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和中共中央在如何對待國民黨問題上的分歧。

6月30日，共產國際主持民族殖民地工作的曼努伊爾斯基作報告，在中國問題上，他繼續(xù)強調共產國際關于國共合作的政策，說共產國際同意“中國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我們知道，在這個黨中，由于中國共產黨人的活動，推動它走上了同國際帝國主義更堅決斗爭的道路?！钡翣査够忠淮闻u中共在國共合作問題上同共產國際存在分歧。他說：“在最近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全會上，加入國民黨的同志們的活動被當作'階級調和’受到嚴厲批評。”

7月1日，在共產國際五大第21、22次會議上討論了曼努伊爾斯基的報告。

可能是中國只派了個中央委員出席大會（共產國際四大陳獨秀總書記出席），結果李大釗沒有被安排作大會發(fā)言，只提交了一個書面報告。會議執(zhí)行主席蓋什克說：“我們的中國同志琴華曾想作報告，但是他不能報告。他的報告將并入會議記錄，也將在簡報中登載。”

7月11日，李大釗的這份報告以《中國的民族斗爭和社會斗爭》為題，作為中國共產黨代表團的聲明，在《真理報》上發(fā)表。編輯特意說明：“現刊載中國代表團的聲明，將其補入7月1日討論民族問題會議的記錄之中?！?/span>

參加共產國際五大的中共代表團合影

如前所述，李大釗是積極推動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的，但他并沒有忽視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地位。在這份報告中，李大釗沒有直接回答曼努伊爾斯基的批評，他提出了防止國共合作問題上右的和“左”的片面性，闡明了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

他說：“我們在國民黨中間工作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喚起群眾的革命精神，并把它引向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和國內軍閥。我們在國民黨中間把左翼拉到我們一邊，因而加速革命浪潮的高漲。盡管工人運動的發(fā)展由于反動派的阻擾和鎮(zhèn)壓而極為困難，但是北方的工人組織仍在我們手中。在南方，特別是在廣州，國民黨在工人中間有一定的影響，而我們的策略在于掌握工人運動的領導權，以便把它培養(yǎng)成革命先鋒隊。”

值得注意的是，共產國際五大提出了“布爾什維克化”的口號。呼吁各國共產黨學習和繼承列寧的思想，把黨建設成為布爾什維克黨。

半年前，共產國際奠基人和領袖列寧因病逝世。共產國際的前四次代表大會列寧都親自出席并作報告。列寧生前極為重視布爾什維主義的經驗，他經常談到，各兄弟黨創(chuàng)造性地掌握布爾什維主義的經驗是多么的重要。俄共（布）在執(zhí)行策略上堪稱所有兄弟黨的模范，因為它擁有三次革命的經驗，又吸收和發(fā)展了無產階級世界革命運動中最有價值的一切東西，表明了自己完全忠于工人階級的利益，并在捍衛(wèi)這些利益時具有高度原則立場。列寧號召各國共產黨學習俄共（布），把布爾什維主義科學運用到本國的具體實踐中去。

共產國際五大在表示對列寧逝世巨大悲痛的同時，強調把遵循和落實列寧關于掌握布爾什維克經驗的思想，作為自己的一項主要任務。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發(fā)出呼吁：“遵循列寧的教導，這些教導存在于他的黨內，也存在于他辛勤創(chuàng)造的一切事物中?！睂Σ紶柺簿S主義經驗的重視，正是繼承列寧精神遺產的具體表現。

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閉會以后，李大釗奉命留在莫斯科，擔任中共常駐共產國際代表。

中共加入共產國際之初，在莫斯科并沒有常駐代表。共產國際是通過派代表來華實施對中共進行指導的，李大釗是中共首位正式派出的常駐共產國際代表。

李大釗在蘇聯期間相當活躍，他認真履行中共代表職責，經常發(fā)表談話和演講，闡明中國共產黨的政策。

回頭看國內。8月29日，孫中山扣留了為廣州商團運送軍火的挪威輪船“哈佛號”。經過交涉，廣州政府發(fā)還了部分槍械，商團要求將槍械全部退還沒有得到滿足后，在商業(yè)街拉起木柵，筑起街壘，公開罷市。后來發(fā)展到武裝沖突，史稱“廣州商團叛亂”。英國駐廣州總領事公開表示支持廣州商團叛亂，并調軍艦到廣州水域向國民革命軍和廣州政府示威。

英帝國主義公然干涉中國革命的暴行，立即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

為了聲援廣州革命政府與英帝國主義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9月初，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決議，決定以蘇聯和共產國際為中心，在全世界范圍內發(fā)起“不許干涉中國”協(xié)會運動。《真理報》和《共產國際》雜志率先發(fā)表文章，大力宣傳孫中山領導的革命事業(yè)，號召蘇聯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發(fā)起支持中國革命，反對帝國主義干涉中國的革命運動。

9月22日，“不許干涉中國”運動被俄共（布）和共產國際推向高潮。當天，在莫斯科大劇院舉行有幾千人參加的群眾大會，李大釗應邀出席，并在會上發(fā)表演講，呼吁世界無產階級援助中國民族解放運動：“中國的問題并不是一個單純的民族問題，而是一個國際問題。沒有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援助，中國的民族運動就不能發(fā)展。只有無產階級能起到革命領導者的作用?！?/span>

出席大會并在會上發(fā)表演講的，還有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的代表，以及蘇聯、英國、法國、美國、日本等國的共產黨代表。他們在演講中，都強烈反對帝國主義武裝干涉中國，支持中國人民的民族革命斗爭。

10月，李大釗在《紅色工會國際》第9-10期上，發(fā)表《中國的內戰(zhàn)與工人階級》一文，對中國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作了闡述：“中國無產階級受共產主義宣傳的影響，已經開始懂得誰是他們遭受苦難的罪魁，誰是他們的敵人；他們開始意識到自己對中國國民革命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責任；他們懂得，為了世界革命，中國的國民革命必須要取得勝利。中國無產階級還懂得，為了中國的國民革命取得勝利，工人必須建立牢固的組織，并且成為革命的核心?！?/span>

在留駐莫斯科期間，李大釗參觀了許多地方和單位，了解蘇聯人民的新生活，以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成就，又親眼看到和感受到蘇聯人民和世界人民對中國革命的巨大支持，堅定了對中國革命勝利的信心。

不久，蘇聯決定援助馮玉祥國民軍，急需李大釗回國做工作，他只好改變在蘇聯多走走、多看看的計劃，于12月3日離開莫斯科，踏上了歸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