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鐵論是中國古代著名的對話體的文學著作，深入探討了中央政府的經(jīng)濟策略，即是否廢除平準、均輸之法的問題。其理論與探討的問題既有一定的實際意義，有十分的具有哲理性。其對于國有經(jīng)濟制度的探討對于今天的社會經(jīng)濟制度同樣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從今天起將會不定期的更新，謝謝大家支持~~（序言是陳桐生教授所為，非本人所作）

序言

  漢昭帝始元六年（前81），漢朝主政的大司馬大將軍霍光接受諫大夫杜延年的建議，召開了一次鹽鐵會議。會上以文學、賢良為一方，以御史大夫桑弘羊為另一方，就是否罷鹽鐵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漢宣帝時期，桓寬根據(jù)鹽鐵會議記錄進行整理，形成《鹽鐵論》這部名著。班固在《漢書》中對鹽鐵會議以及《鹽鐵論》成書過程有簡要的記載?！稘h書·昭帝紀》載：“六年……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蓖暧州d：“秋七月，罷榷酤官。”《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論贊說：“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征文學、賢

良問以治亂，皆對愿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后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為此乃所以安邊境，制四夷，國家大業(yè)，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shù)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睋?j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桓寬之所以將這本書取名為《鹽鐵論》，是因為朝廷僅僅接受文學、賢良的部分建議而廢除酒類專賣，仍然繼續(xù)保留鹽鐵官營和均輸平準政策，“故寬作是書，惟以鹽鐵為名，蓋惜其義不盡行也”。

這次鹽鐵會議是在漢武帝長期內外經(jīng)營之后召開的。漢武帝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統(tǒng)治生涯中，充分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內興功利，外伐四夷。這些政治軍事大手筆需的內外經(jīng)營，另一方面也重創(chuàng)了當時的工商業(yè)者。《史記·平準書》載：“于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chǎn)業(yè)，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睗h武帝晚年對自己的內外經(jīng)營頗有醒悟，征和四年（前89），漢武帝下《輪臺詔》，表達了追悔之意：“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nóng)，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魃线M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边@個詔書精神，被漢昭帝時期執(zhí)政大臣霍光忠實地執(zhí)行，《漢書·昭帝紀》贊曰：“承孝武奢侈余敝師旅之后，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議鹽鐵而罷榷酤，尊號曰'昭’，不亦宜乎！”霍光本人雖然沒有出席這次會議，但他的基本思想傾向是明確的。

是否罷鹽鐵酒榷均輸平準，是鹽鐵會議的中心議題。文學、賢良堅決主張罷鹽鐵官營，他們的主要理由是：（1）鹽鐵官營、酒類專賣、均輸、平準、算緡、告緡、鑄五銖錢等經(jīng)濟舉措與民爭利，朝廷應該還利于民；（2）官府制作的鐵器規(guī)格統(tǒng)一，質次價高，不適農(nóng)用，鐵官經(jīng)常不在鹽鐵商店上班，民眾不能及時買到鐵器，貽誤農(nóng)時，有些民眾不得不用木器耕種，吃無鹽的淡食，器用不便嚴重地影響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造成田地荒蕪，民眾生活貧困；（3）均輸、平準政策在實施過程中，產(chǎn)生了官吏強征賤買、因壟斷而導致物價飛漲、奸商囤積居奇等弊端，結果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并未帶來朝廷所期待的均衡勞逸、方便貢輸?shù)暮锰?；?）鹽鐵官營支持了漢家外伐四夷的征戰(zhàn)，而長期戰(zhàn)爭

影響了民眾的基本生活，內陸民眾苦于兵役和徭役，邊境民眾則苦于戍守防御，實在看不到鹽鐵官營給民眾帶來什么福利；（5）禮義是立國的根基，而權勢財利是為政的殘賊，不推崇仁義就無法教化民眾，不大力務農(nóng)就無法使國家富強。

桑弘羊等人堅持鹽鐵官營的理由是：（1）鹽鐵官營是朝廷為解決征討匈奴費用而采取的經(jīng)濟政策，如果廢除，就會導致邊境軍費不足，不利于完成漢武帝未竟的外伐四夷大業(yè)；（2）鹽鐵私營為諸侯反叛提供了經(jīng)濟基礎，促進了豪強勢力膨脹和邪惡勢力聚集，造成不法奸商壟斷市場，形成“一家害百家”的惡果，因此不能放任鹽鐵私營；（3）官府資金充足，器具完備，鐵器規(guī)格和價格統(tǒng)一，鹽鐵官營無論對國家還是對私人都有利；（4）中國古代有“名山大澤不以封”的傳統(tǒng)，漢家實施鹽鐵官營政策完全符合古代的傳統(tǒng)做法；（5）實施均輸、平準，是為了“平萬物而便百姓”，是出于富國足民的目的；（6）戰(zhàn)國秦漢之際儒生方士用五行配五方，這說明均衡有無、流通萬物是天地之道；（7）鹽鐵官營等經(jīng)濟政策對內極大地開辟了山林川澤的財利，使各種貨物越來越豐富，朝廷經(jīng)費充足，民眾生活不再困乏，農(nóng)業(yè)根本和工商末業(yè)共同獲利，上上下下都很富足，對外則可以通過貿易獲取外國的資財，削弱敵國的經(jīng)濟實力。

由于鹽鐵官營等經(jīng)濟政策是由外伐四夷特別是征討匈奴所引發(fā)，因此在后武帝時代，漢家如何在新的形勢下制定對待匈奴的政策，也是雙方辯論的一個重要論題。桑弘羊指出，中國在東、西、南三方邊陲已經(jīng)消除邊患，只有北方匈奴尚未歸附，因此漢家要完成武帝的未竟事業(yè)，猛追窮寇，繼續(xù)征討匈奴，以短痛換取漢家的長治久安，不能讓伐胡事業(yè)半途而廢。他認為中國天子是全天下人的父母，而匈奴卻沒有向漢天子臣服，這是漢家所不能容忍的。如果不從事征伐和軍備，就難以平息暴力侵害，將黎民百姓推向敵人。文學、賢良則痛陳連年征伐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認為連年伐胡導致士死民疲，使人民無法過上正常的生活，造成老母在家中垂泣、征人在前線忿恨、怨女在閨中嘆息的后果，希望漢家能夠休戰(zhàn)，與民休息。文學、賢良指出，匈奴住在沙漠之中，過著茹毛飲血的野獸般生活，中國沒有必要用禮義去要求匈奴，尤其沒有必要犧牲無數(shù)將士的生命，去占領匈奴所居的不毛之地。文學、賢良高舉孔子修文德以來遠的旗幟，主張朝廷放棄武力，運用文教德化的方法來感化遠方異族，與匈奴和親，用道德感化的力量使匈奴主動前來歸附漢家。

除了辯論鹽鐵官營、酒類專賣、均輸、平準、算緡、告緡、鑄五銖錢等經(jīng)濟政策以及伐胡論題之外，與會雙方還就一系列論題展開論戰(zhàn)，諸如對商鞅、鄒衍、李斯、晁錯、顏異、狄山、主父偃等人的評價，如何看待儒學價值、貧富原因、孝養(yǎng)父母、漢代奢侈風氣、官員貪腐、真假儒生、國家安全等問題，天子諸侯的園池是存是廢，當世要務是什么，要不要開拓邊疆，要不要遵守先王之道，什么樣的人才是賢人，究竟是以德治國還是以刑治國，朝廷應該堅持王道還是霸道，導致水旱自然災害的原因是什么，等等。在所有這些論題上，辯論雙方都針鋒相對，提出截然不同的思想主張。

如何評價這兩派完全不同的學術觀點？從漢代至今，不少學者都采取一邊倒的立場，他們或者站在文學、賢良一邊痛斥桑弘羊，或者支持桑弘羊而嘲笑文學、賢良的迂執(zhí)。本書認為，評價鹽鐵會議的雙方觀點，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不能持單一的尺度進行衡量，而應該從多角度多層面予以考察。

從學術淵源來看，文學、賢良都是當時的儒生經(jīng)師，他們熟讀五經(jīng)，思想完全來自先秦以來儒家闡述的經(jīng)學；而桑弘羊雖然也引用儒家經(jīng)典，但他更多地雜取法家、縱橫家、兵家、陰陽家等百家之說。漢代被學者稱為經(jīng)學昌明時代，自漢武帝推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政策之后，漢家以儒家闡述的五經(jīng)作為國家的意識形態(tài)。我們從《鹽鐵論》中看到，身為御史大夫的桑弘羊以及丞相史、御史居然會在朝廷學術會議之上抨擊儒學，嘲笑孔子，貶低王道，宣揚百家思想，而桑弘羊這位雜取百家之說的朝廷重臣，居然會深得漢武帝的信任。這說明即使是在漢武帝尊儒之后，漢家官方

學術思想并不是一刀切，君主往往會出于朝政的需要而進行調整，臺面上所說和臺下所行并非完全一致?；蛟S漢宣帝所說的“漢家霸王道雜之”更符合漢家官方思想的實際。

從現(xiàn)實政治需求來看，漢家實施鹽鐵官營等經(jīng)濟政策是由于國家財政緊張，國家財政緊張的原因是漢家內興功利外伐四夷，特別是征討匈奴。漢武帝外伐四夷，既有解除邊境威脅的現(xiàn)實需要，也有擴張欲望的驅使。漢武帝即位初期，漢家周邊存在西南夷、南越、閩越、東越、朝鮮等幾十個少數(shù)民族政權，這些蠻夷邦國雖然對漢家邊境會有一些騷擾，但總體上來說他們勢力分散，不構成對漢家的軍事威脅。但按照中國傳統(tǒng)的思想學說，四封之內，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凡是日月所照之處，都應該是中國天子的臣民。就是根據(jù)這一思想，漢武帝調兵遣將，將東、西、南方向的蠻夷邦國直接納入中國版圖。北方的匈奴屬于另一種情形，他們在漢初崛起，號稱控弦之士三十萬，構成漢家長期以來最大的外在威脅。討伐匈奴并非窮兵黷武，而是為了保衛(wèi)中國邊境的需要。對于像匈奴這樣不懂禮義的少數(shù)民族，運用所謂修文德以來遠的方式來誘使他們歸附，在漢武帝時代是完全不可能的，只能以強大的軍事力量將它們打敗。從這個意義上說，漢武帝討伐匈奴，有他的正義性與合理性。而要打仗，就不能沒有錢。漢家國庫的錢用光了，就是在這種形勢之下，漢家采取了官營鹽鐵、置酒榷、均輸、平準、算緡、告緡、鑄五銖錢等一系列經(jīng)濟政策，這些舉措有效地充實了漢家國庫，保證了戰(zhàn)爭所需的費用。在漢武帝制定經(jīng)濟政策過程中，桑弘羊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應該說他是一個對中國

歷史有功的人物。文學、賢良不加區(qū)別地一味否定漢武帝外伐四夷，顯然是不適合的。

從形勢變化的角度來看，西漢武、昭之際形勢變化甚大。西漢前期，漢家軍事實力不及匈奴，因此對匈奴采取委曲求全的和親政策，連匈奴單于寫信侮辱呂太后，漢家都被迫強忍了。漢武帝即位之后，憑借文景時期積累的雄厚經(jīng)濟實力，發(fā)動了長達四十多年的征討匈奴的戰(zhàn)役，基本奠定了漢勝匈奴敗的戰(zhàn)略格局。但是，長期的對外征戰(zhàn)，極大地損傷了漢家自身的元氣，到漢武帝末年，已經(jīng)達到“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的程度。連漢武帝本人晚年也對連年征伐產(chǎn)生深刻的反省。到了漢昭帝時期，漢家迫切的政治需求是與民休息，醫(yī)治長期戰(zhàn)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創(chuàng)傷。此時匈奴雖然未能向漢家臣服，但已經(jīng)實力大損，不再構成漢家的軍事威脅。在此情況之下，漢家繼續(xù)發(fā)

動伐胡戰(zhàn)爭，顯然不是明智的策略。如果說在當年匈奴威脅漢家形勢下，桑弘羊此前支持漢武帝伐胡，是正確的舉動，那么在漢家虛耗、匈奴不再構成威脅的情況下，桑弘羊繼續(xù)倡導伐胡，這就是非常錯誤的了。好在當時漢家主政的霍光深諳形勢變化，采取與民休息政策，才使?jié)h家逐漸恢復元氣。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賢良在昭帝時期主張罷鹽鐵、停止伐胡，有著充分的理由。

從文學、賢良的言論來看，他們的特點是富于理想主義和批判精神。大約從孔子開始，中國知識分子即以捍衛(wèi)王道文化傳統(tǒng)為己任，他們認為，治國的正確思想不在統(tǒng)治者手中，而在自己的手里，因此他們站在王道理論高度，對現(xiàn)實政治進行批判，力求以王道文化傳統(tǒng)來矯正現(xiàn)實政治的弊端。這是孔子樹立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尔}鐵論》中的文學、賢良所繼承的就

是這一優(yōu)良傳統(tǒng)，他們要用理想主義光輝來照亮現(xiàn)實，用王道文化傳統(tǒng)批判現(xiàn)實政治。他們誦法先王，推崇教化，強調農(nóng)本，鄙棄末利，伸張王道，貶黜霸功，“辯難侃侃，無少假借，不降其志，不餒其氣”（《張之象刻本〈鹽鐵論〉自序》）。雖然他們或有迂腐的因素，但他們的理想主義和批判精神是值得肯定的。這是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特別需要強調的是，有不少文學、賢良來自民間，他們親眼目睹了鹽鐵官營、討伐匈奴等舉措給底層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而這些恰恰是身居廟堂之上的桑弘羊等人了解甚少的。

在鹽鐵會議上，辯論雙方都表現(xiàn)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良好風范。文學、賢良面對丞相、御史大夫這些朝廷重臣，不是察言觀色，不是見風使舵，沒有為現(xiàn)實政治作緣飾，也沒有絲毫退縮和畏懼，而是仗義執(zhí)

言，指陳弊政，不假辭色，痛快淋漓，他們身上保留了戰(zhàn)國處士議政的遺風，體現(xiàn)了中國知識分子難能可貴的氣節(jié)和風骨。當然，漢家允許士人議政，最高統(tǒng)治者漢昭帝和霍光給文學、賢良以有限的支持，也是文學、賢良敢于放言暢論的一個重要因素。桑弘羊等人雖然位高權重，但他們在鹽鐵會議上并不占上風。值得注意的是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等炙手可熱的權貴雖然被文學、賢良痛批，但他們并沒有懲罰這批文人，也沒有用權勢鉗制文學、賢良的言論，而是以平等的姿態(tài)去和他們講道理，在面對批評時也只是“默然”或“怫然”而已。文學、賢良激烈批評朝政，并沒有給他們帶來類似于秦王朝焚書坑儒的滅頂之災，反而受到朝廷“列大夫”的封爵。

《鹽鐵論》作者桓寬的思想立場，完全站在文學、賢良一邊?！尔}鐵論》某些篇章的名稱完全是從文學、賢良的思想立場擬定的，例如，《力耕》是堅持農(nóng)業(yè)根本而反對朝廷發(fā)展官營工商業(yè)，《非鞅》是對商鞅變法的批判，《刺權》是對權貴的譏刺，《刺復》是對大夫言論的譏刺回復，《刺議》是對丞相史之議的諷刺，等等。書中不時出現(xiàn)對大夫、丞相史、御史的負面描寫，例如，“大夫不說，作色，不應也”（《相刺》），“丞相史默然不對”（《刺議》），“大夫視文學，悒悒不言也”（《國疾》），“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應”（《救匱》），“大夫默然不對”（《備胡》），“公卿愀然，寂若無人”（《取下》），“大夫俯仰未應對”（《刑德》），“御史默然不對”（《詔圣》），“大夫撫然內慚，四據(jù)而不言。當此之時，順風承意之士如編，口張而不歙，舌舉而不下，暗然而懷重負而見責”（《大論》）。這些文字顯然是將桑弘羊等人視為反面角色。在全書最后的《雜論》中，桓寬假借“客曰”，

熱烈贊揚文學、賢良“智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辯者陳其辭”的風采，表彰他們“言王道，矯當世，復諸正，務在乎反本”的卓越精神，稱頌他們“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jié)，發(fā)憤懣，刺譏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御矣”。而對桑弘羊，桓寬則批評他“攝卿相之位，不引準繩，以道化下，放于利末，不師始古”，“處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幾乎是用審判的口吻。對于圓滑世故、明哲保身的當朝丞相田千秋，桓寬借用孔子的“彼哉！彼哉”，說明其人實在不足稱道。而對于“阿意茍合，以說其上”的丞相史和御史，桓寬直斥他們是“斗筲之人，道諛之徒”，認為他們根本不值一談。

《鹽鐵論》的行文方式，用王充《論衡·案書》的說法，就是“兩刃相割，利害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將論辯雙方觀點列舉

出來，從對話中自然見出是非?！尔}鐵論》文字受到當時剛剛萌芽的駢偶文風的影響，不少句子需要從駢句互文見義的角度來理解。其文章風格既不像賈誼、太史公文章那樣充滿情感和氣勢，也不像漢代奏疏文章那樣醇厚遒勁，而是寓諷激于沉壯之中，體現(xiàn)出獨特的散文風格。

《鹽鐵論》文字衍脫訛誤之處甚多，經(jīng)過盧文弨、張敦仁、洪頤煊、孫詒讓、俞樾、王先謙、黃侃、陳遵默、楊樹達、郭沫若、王利器、徐復等前賢時修的?？闭?，雖然基本通順可讀，但不能確保這些?？眲h改百分之百正確。本書文字以王利器《鹽鐵論校注》（中華書局新編諸子集成本）為底本，參校清張敦仁覆刻涂本、《四部叢刊》本及其他版本。注譯過程中對前賢時修的研究成果多有吸取，對王利器《鹽鐵論校注》一書借鑒尤多，凡此都盡量隨文注明。由于個人

學力不夠，雖然力求準確地進行注譯，但本書仍可能存在諸多不盡人意處，在此盼望讀者批評指正。

陳桐生

2014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