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中國外語》2008年第6期，參考文獻略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1971年入北京大學西語系英語專業(yè)學習。畢業(yè)留校后，從事了近三年翻譯工作。1977年赴英國留學，1980年獲利茲大學語言學碩士。此后一直在北大西語系英語專業(yè)（后改英語系、外語學院語言所）任教，除了1989年、1991年在巴黎任筆譯。其中，1989年晉升副教授，2001年晉升教授，2002年被遴選為博導。本文討論學科整合與中國的語言學研究的關系。作者首先指出, 整合是中國的語言學研究傳統(tǒng), 然后具體討論了《馬氏文通》所體現的整合中西兩種語言研究傳統(tǒng)的努力。第三節(jié)討論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語言學界的三種整合嘗試:詞組本位、字本位、篇章研究。作者認為, 整合與分化是兩種具有互補性的研究思路, 各有所長, 缺一不可。 關鍵詞：學科整合;中國語言學;詞組本位;字本位;篇章研究; 文獻來源：姜望琪.學科整合與中國的語言學研究[J].中國外語,2008(6):20-24+32. 雖然“整合”這個術語的風行是近年的事, 整合這個概念, 這種思想, 特別是在中國這個語境中, 卻根深蒂固, 源遠流長。看重整合, 就是強調不同部分之間的聯系, 主張從整體入手把握事物, 而不是孤立地只研究其中的一個側面, 一個部分。這種整體觀念造就了中國的傳統(tǒng)醫(yī)學, 也造就了中國的傳統(tǒng)語言學。一般認為中國的語法研究起步比較晚, 馬建忠1898年的《馬氏文通》被認為是第一部漢語語法。其實, 這種看法是把西方語言研究當成正統(tǒng), 認為只有“句子語法”才是“語法”的結果。如果我們從漢語語言研究的實際出發(fā), 把“語法”合理地解釋成“語言組織法”, 而不是西方流行的狹義的“句子組織法” (句法) , 那么我們可以說, 中國的語法研究跟西方一樣歷史悠久。中國人很早就開始研究語言。中國人對語詞意義的具體研究發(fā)軔很早, 以致在公元前2世紀就出版了第一部漢語字典《爾雅》。不僅標注讀音, 解釋字義, 而且探討字形與字義之間關系的更成熟的字典——《說文解字》在公元121年就面世了。在語法領域, 也不僅有散論, 而且有專著。跟西方不同的是, 中國的傳統(tǒng)語言研究是以整體論為指導的, 其基本單位是具有較高獨立性的“篇章”, 而不是西方那樣在分化論指導下的, 只有相對完整性的“句子”。換言之, 中國的傳統(tǒng)“語法”是“章法”, 而不是“句法”。中國有研究作文法的文章學傳統(tǒng)。成于公元500年左右的劉勰的《文心雕龍》就是中國第一部文章學專著。(1) 該書分上下兩部, 共10卷50章。第一卷的“原道”、“征圣”、“宗經”、“正緯”、“辨騷”5章, 尤其是前3章, 講“文之樞紐”, 是全書的綱領。作者從道、圣、經出發(fā), 要求作文要以這三者為準繩。這是從內容角度提出的要求。從第二卷到第五卷, 即從“明詩”到“書記”這20章, 他“論文敘筆”, 對各種文體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進行研究和評價, 討論了各種文體的特點和寫作時應遵循的基本準則。下部從第六卷的“神思”到第九卷的“總術”的19章, 他“剖情析采”, 從構思立意、謀篇布局, 到遣詞造句、修辭風格, 全面探討了作文過程中各個方面的問題。最后幾章, 特別是“時序”、“才略”、“知音”、“程器”4章, 闡述了他的文學史觀和批評鑒賞理論。《文心雕龍》的這種布局充分體現了從整體入手把握文章寫作的思路。作者之所以把“道”看作文章的根源, 把圣賢、經典視為楷模, 是因為他把內容放在第一位, 強調好文章首先要有好內容。換言之, “文以意為主”。“文以意為主”的一個必然結果是“因意定法”、“以意役法”。在“神思”這章, 劉勰說“言授于意”, 文辭的運用是由文意決定的。在“熔裁”這章, 他又說“草創(chuàng)鴻筆, 先標三準:履端于始, 則設情以位體”;“情理設位, 文采行乎其中”。寫文章的第一條準則是:設定情理 (即內容、主題) , 以便安置本體、主體 (2) 。根據情理謀篇布局, 文采就在其中了。而且, 他還提出一文一意, “二意兩出, 義之駢枝也”, 是應該被裁剪掉的。在“附會”這章里, 他進一步提出“若筑室之須基構, 裁衣之待縫緝”, 作文要“總文理, 統(tǒng)首尾, 定與奪, 合涯際, 彌綸一篇, 使雜而不越。……附辭會義, 務總綱領, 驅萬涂于同歸, 貞百慮于一致, 使眾理雖繁, 而無倒置之乖, 群言雖多, 而無棼絲之亂?！边@就是說, 文章的各部分 (特別是首尾) 之間要互相聯系, 要圍繞同一個主題展開, 組成一個嚴密的整體。在“章句”里, 他講到了“章”與“句”的關系。“設情有宅, 置言有位;宅情曰章, 位言曰句。故章者, 明也;句者, 局也。局言者, 聯字以分疆, 明情者, 總義以包體”。這說明“章”是獨立性較高, 能表達較明白意義的一個整體, 而“句”只是“章”的一個局部。他再次強調篇章各部分之間的聯系:“啟行之辭, 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 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 內義脈注, 跗萼相銜, 首尾一體。……搜句忌于顛倒, 裁章貴于順序。”這種從整體入手把握文章寫作的思路, 可以從方法論的角度歸納為兩點: (1) 一篇好文章首先要有一個好的主題; (2) 文章各部分之間要互相銜接, 形成一個連貫的整體。第一點可以稱為“主題論”, 第二點就是后來逐漸明確起來的“起承轉合結構說”。這兩點是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的:起承轉合各部分要圍繞一個主題展開;反過來, 要想把一個主題闡述清楚, 就要循序漸進地從正反兩方面反復加以論證。(3) 即使是仿照西方語言學傳統(tǒng)寫就的《馬氏文通》, 也是學科整合的產物;雖然從另一個角度看是學科分化的產物, 把句法分析從傳統(tǒng)的中國語言研究這個整體分離了出去。王力在《中國現代語法》里說, “中國語法學者須有兩種修養(yǎng):第一是中國語史學 (Chinese philology) ;第二是普通語言學 (general linguistics) 。缺一不可。若只精于中國語史學 (如所謂'小學’) , 而不精于普通語言學, 就只知道從古書中大事搜羅, 把若干單詞按照英語的詞類區(qū)分, 成為一部'新經傳釋詞’。若只精于普通語言學, 而不精于中國語史學, 就只知道運用若干術語, 把中國的語法事實硬湊上去, 成為別開生面的'削足適履’” (王力, 1985/1943:16) ?！恶R氏文通》開創(chuàng)的現代中國語言學史就是一部西方語言學理論與中國的語言研究傳統(tǒng)不斷磨合 (整合) 的歷史。馬建忠生活在面臨列強瓜分的清末。當時的有識之士都致力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整合兩種學術傳統(tǒng), 維新圖強, 他也不例外。在跟隨李鴻章從事洋務運動屢遭失敗后, 他潛心研究十余年, 比照西方語法, 撰寫了《馬氏文通》。以便中國兒童能在短時間內掌握語言知識, 有更多的時間學習現代科學技術, 振興中國。《馬氏文通》模仿痕跡濃重, 不容置疑。(4) 但是, 同樣不容置疑的是馬建忠一刻都沒忘記漢語實際。他“因西文已有之規(guī)矩, 與經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 曲證繁引以確知華文義例之所在” (馬建忠, 1983/1898:13) 。他從四書 (《論語》、《孟子》、《大學》、《中庸》) 、三傳 (《左傳》、《公羊傳》、《谷梁傳》) 、《史記》、《漢書》、《國語》、《戰(zhàn)國策》、諸子、韓愈文等古代文獻中收集了大約七八千例句, 數量之大超出了其他所有同類書籍。正因為注意結合漢語實際, 而不是一味模仿, 他揭示了許多“華文所獨”。梁啟超多次肯定馬建忠融合中西兩種學術傳統(tǒng)的努力。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里, 講到近代時, 他說“今世俞蔭甫 (樾) 為《古書疑義舉例》, 稟高郵學 (5) , 而分別部居之。而最近則馬眉叔 (建忠) 著《文通》, 亦憑借高郵 (眉叔著書時, 余在上海, 居相鄰, 往往有所商榷, 知其取材于《經傳釋詞》《古書疑義舉例》者獨多也) , 創(chuàng)前古未有之業(yè)。中國之有文典, 自馬氏始。推其所自出, 則亦食戴[震] (6) 學之賜也” (梁啟超, 1936:93) 。在《中國近代三百年學術史》里, 講到清代學者整理舊學的成績時, 他把《馬氏文通》歸屬于“小學”, 列在王引之的《經傳釋詞》和俞樾的《古書疑義舉例》之后。他認為“這部書是把王、俞之學融會貫通之后, 仿歐人的文法書把詞語詳密分類組織而成的” (梁啟超, 1996:264) 。馬建忠的深厚國學功底使他的書不僅得到新派人物的贊賞, 而且得到了傳統(tǒng)學者的首肯。黃侃說, “丹徒馬氏學于西土, 取彼成法, 析論此方之文, 張設科條, 標舉品性, 考驗經傳, 而駕御眾制, 信前世所未有也” (黃侃, 1962:126) 。更難能可貴的是, 在研究領域 (或稱“學科”) 方面, 馬建忠也沒有被西方語法傳統(tǒng)束縛住。呂叔湘認為, 馬建忠“不愿意把自己局限在嚴格意義的語法范圍之內, 常常要涉及修辭?！Z法與修辭是鄰近的學科。把語法和修辭分開, 有利于科學的發(fā)展;把語法和修辭打通, 有利于作文的教學。后者是中國的古老傳統(tǒng), 也是晚近許多學者所倡導, 在這件事情上, 《文通》可算是有承先啟后之功” (呂叔湘, 1983:5-6) 。呂先生的評論是非常到位的。他一方面意識到中國語言學傳統(tǒng)跟西方傳統(tǒng)之間的區(qū)別, 另一方面也高瞻遠矚地預見到中國的傳統(tǒng)思路正在被現代學者接受, 即將成為新時期的風尚。呂先生很可能早就認識到了西方語言學傳統(tǒng)——“句子語法”的局限性。在構思于文革期間, 文革一結束就在1979年得以出版的《漢語語法分析問題》里, 他就明確指出, 把句子作為最大的語法單位“是一種老框框”, “句子和句子之間不僅有意義上的聯系, 也常常有形式上的聯系”, 也應該研究 (呂叔湘, 1979:53) 。近年來, 主張《馬氏文通》是學科整合的產物的學者愈來愈多。姚小平用翔實的材料證明, “《馬氏文通》的來源, 一半在西方, 一半則在中國” (姚小平, 2003:126) 。王志平 (2003) 則更進一步提出, 《馬氏文通》與漢語文章學有密切的關系。朱德熙說, “舊有的觀念的力量是很大的。我們現在在這里批評某些傳統(tǒng)觀念, 很可能我們自己也正在不知不覺之中受這些傳統(tǒng)觀念的擺布?！^后之視今, 亦猶今之視昔” (朱德熙, 1985:iii-iv) 。《馬氏文通》雖然因為模仿而受到批評, 后起的漢語語法著作并沒有因此而停止模仿。不同的是模仿對象有些變化, 從普遍語法變成個別語法, 從法語變成英語。在這個意義上, 《馬氏文通》以來的中國現代語言學史是一部不斷批評前人模仿, 又不斷被后人批評為模仿的歷史。本文無意卷入這種批評反批評的歷史, 只想重點討論新時期的整合。所謂“新時期”是指文革結束以來的時期, 或稱“改革開放時期”。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 學術氛圍大大改觀, 語言學研究也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呂叔湘在1986年為《中國語法學史稿》寫的序中說, 漢語語法研究的第一個原則性問題是語法理論與漢語實際結合的問題?！翱墒?結合’二字談何容易, 機械地搬用乃至削足適履的事情不是沒有發(fā)生過” (呂叔湘, 1987:1) 。上一節(jié)提到的1979年的《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可以說是新時期“結合” (整合) 的進軍號。呂先生在書中從漢語實際出發(fā)對單位、分類、結構等語法理論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索。他通過擺問題的方法指出了解決問題的途徑。例如, 他提出句子與短語不是簡單的上下級關系, 還有動態(tài)與靜態(tài)、使用與備用的區(qū)別。這為日后厘清漢語句子的性質奠定了基礎。他關于研究句與句之間關系的提議也為日后的語篇研究開拓了道路。1982年, 朱德熙在香山語法會議上說“漢語語法研究不應該模仿印歐語, 古漢語也一樣?！细鷦e人走, 看不到自己的特點, 就不對?！覀兊臐h語有我們自己的規(guī)律, 但到現在為止, 我認為仍受印歐語的影響, 不知不覺的影響。這個東西使我們不能往前走, 問題早就提出來, 但擺脫不了, 這是因為先入為主?！热霝橹骱蛡鹘y(tǒng)觀念對科學的束縛非常大。有的時候超出我們的想象之外, 不知不覺地受到這些限制, 總覺得這是大家這樣說的, 不應該有問題呀!其實, 問題就出在這兒” (朱德熙, 1982:23-32) 。朱先生這篇講話有點跟《馬氏文通》以來的研究思路決裂的味道。“古漢語”、“先入為主”、“傳統(tǒng)觀念”應該是指《馬氏文通》, “大家這樣說”是指當時流行的思路。朱先生在講話中提到了商務印書館邀他編《漢語語法叢書》的事。在寫作于1980年的《漢語語法叢書》的序里, 朱先生就表達過類似的看法。他指出, “早期的語法著作大都以印歐語法為藍本, 這在當時是難以避免的。但由于漢語和印歐語在某些方面有根本區(qū)別, 這種不適當的比附也確實給當時以及以后的語法研究帶來了消極的影響” (朱德熙, 1983/1980:1) 。他當時指出了兩點影響。一是把漢語的句子完全等同于印歐語的句子, 二是用印歐語的眼光看待漢語詞類?！敖o漢語的詞分類以前, 心目中已經有了一套先入為主的劃類標準” (同上:2) 。在1985年出版的《語法答問》里, 朱先生更明確地概括了漢語的兩條特點:“一是漢語詞類跟句法成分……之間不存在簡單的一一對應關系;二是漢語句子的構造原則跟詞組的構造原則基本上是一致的” (朱德熙, 1985:4) 。他還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個新的漢語語法體系。“由于漢語的句子的構造原則跟詞組的構造原則基本一致, 我們就有可能在詞組的基礎上來描寫句法, 建立一種以詞組為基點的語法體系” (同上:74) 。這就是著名的“詞組本位”理論。“詞組本位”可以說是新時期整合的第一個收獲。這種理論的細節(jié)不一定得到一致認同, 這種擺脫印歐語束縛的努力卻如一石激起千層浪, 在中國語言學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一時間, 不受“大家這樣說”的約束, 在“不應該有問題”的地方找問題, 各種“本位”理論風起云涌, 競相問世。“字本位”是眾多新理論中間生命力比較旺盛的一種。該理論的提出者徐通鏘充分肯定朱德熙1982年的講話, 認為朱先生“講得精辟、深刻, 特別是其中所強調的'學術教條’和人云亦云地隨著'大家這樣說’的'風’搞研究, 更是切中時弊和要害” (徐通鏘, 2008:3) 。盡管他不完全同意朱先生歸納的漢語特點, “但是漢語的研究不要模仿印歐語, 而應該研究'我們自己的規(guī)律’, 這個方向是完全一致的” (同上) 。徐先生覺得, 朱先生的詞組本位的“核心是想使詞類的劃分與句子結構成分的關系脫鉤, 既堅持名、動、形的詞類劃分, 又堅持主謂結構的框架, 各自進行獨立的研究。這無疑是向擺脫'印歐語的眼光’的束縛前進了一步, ……但是, ……朱先生的努力好像是想在'印歐語的眼光’的陰影下掙脫'印歐語的眼光’的束縛” (同上:36) 。徐先生提出, “印歐語的理論、方法所以會成為束縛我們前進的學術教條,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們否定了漢語自己的基本結構單位'字’” (徐通鏘, 2 0 0 8“總序”:5) ?！罢厥加凇恶R氏文通》的中國現代語言學, 由于放棄了'字’的研究, 離開了漢語特點的基礎, 結果是既中斷了漢語悠久的研究傳統(tǒng), 也沒有有效地實現與印歐語理論、方法的結合” (同上:16) 。換言之, 徐先生不滿意《馬氏文通》以來所作的整合?！耙灾袛嘧约旱挠凭脗鹘y(tǒng)為代價去接受另外一種傳統(tǒng), 這不是不同傳統(tǒng)的結合, 而是'張冠李戴’式的替代” (同上:4) 。他認為只有以“字”為立足點和銜接點, 才可能真正實現中西兩種語言學研究傳統(tǒng)的結合 (整合) (同上:18) 。新時期的第三種整合跟詞組本位、字本位不一樣, 沒有一個明確的倡議者。但是, 廖秋忠至少是倡議者之一。他是在臺灣、美國接受的教育, 對西方當代語言學的發(fā)展脈絡比較了解。1978年來到大陸以后, 他就積極介紹國外最新的語言學理論和方法, 并努力在自己的研究中付諸實施。廖秋忠的研究重點是篇章研究 (7) 。他為B e a u g r a n d e和D r e s s l e r的《篇章語言學導論》、Brown和Yule的《篇章分析》等書寫了書評, 介紹了Halliday和Hasan的銜接理論, v a n D i j k的宏觀結構 (m a c r o s t r u c t u r e) 概念, Longacre的篇章語法等。(8) 廖先生認為“從句子到篇章的研究, 這是語言學發(fā)展的必然結果” (廖秋忠, 1992:201) 。因此, 他制定了一個宏大的研究計劃:“超句語法——漢語篇章的研究” (Beyond sentence grammar:Studies in Chinese discourse) 。這個計劃分兩大部分:“序言” (preliminaries) 和“漢語篇章的研究”。第一部分介紹西方現代篇章研究理論, 第二部分是漢語實例分析 (同上:234-244) 。這清楚表明他旨在把當代西方語言研究理論運用于漢語實際。從一個意義上說, 這也是一種整合。不過, 更清楚地顯示其整合特性的是廖秋忠的兩項具體研究內容:主題和篇章順序。他認為van Dijk的宏觀結構就是通常所說的話題或主題, 可以用來解釋說明文、論證文甚至敘述文的連貫程度 (同上:186) 。他還把Longacre提出的敘述體篇章結構成分稱為“基本結構要素”, 并將其概括為下列7項:鋪陳、沖突激發(fā)、沖突發(fā)展、高潮、沖突解開、最后的懸念、結尾 (同上:189) 。他也討論了論政體的結構。他提出, “論政體在最上一層包含了一個論證結構, 還可以有引言和/或結尾部分。論證結構是由兩個必要成份組成:論題和論據” (同上) 。他以一篇5個句子的小短文為例加以說明, 認為其標題“'索嘎’未用錯”是該文的主題, 也是它的論題。其中5個句子在篇章結構中的位置可以圖示如下:我們在第一節(jié)指出, “主題論”和“起承轉合結構說”是中國傳統(tǒng)語言學對世界語言學的巨大貢獻?，F在我們看到, 西方在20世紀下半葉興起的篇章研究也是以這兩項研究為主要內容的。在這個意義上, 我們可以說, 篇章研究是整合中西兩種語言研究傳統(tǒng)的產物。換言之, 中西兩種語言研究傳統(tǒng)在分離了兩千年多年之后現在正在順應整合的大趨勢, 走向統(tǒng)一。(9) 羅貫中說“天下大勢,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雖然他說的是政治形勢, 是政權的分合, 但是, 這種發(fā)展規(guī)律也同樣適用于學術研究、學科的分合。整合與分化是兩種具有互補性的研究思路。兩者各有所長, 缺一不可。最近, 商務印書館出版了Halliday的一本新書:Complementarities in Language (《語言系統(tǒng)的并協與互補》 (10) ) 。作者討論了三種互補現象:詞匯與語法之間的互補, 語言作為系統(tǒng)與語言作為篇章之間的互補, 口語與書面語之間的互補。他強調語言是由這些不同側面組成的一個整體, 這些不同側面的研究不是互不相容的, 而是互補的。我們不應該強調一個側面, 忽略另一個側面。我非常贊成Halliday的觀點。句子語法與篇章語法, 西方傳統(tǒng)與中國傳統(tǒng), 同樣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其實, 柏拉圖研究的就是篇章語法, 至少不是明確的句子語法。亞里士多德因為研究形式邏輯的需要, 才把語法的范圍縮小到了句子。(11) 反過來, 中國的傳統(tǒng)語言學也不是沒有問題, 所以《馬氏文通》一時間成為顯學。在歷史的車輪進入21世紀的今天, 整合中西兩種語言研究傳統(tǒng)不僅成為必需, 而且有了實現的可能。這兩種傳統(tǒng)各自的長處和短處都已經比較清楚, 只要假以時日, 我們相信融合各派所長的語言學研究的新局面一定會到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