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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生于河南杞縣。文學博士。有文章發(fā)表于《新詩評論》《作家》《世界文學》等刊，著有《情緒的啟示》。曾獲第二屆西部文學獎·評論獎?，F(xiàn)執(zhí)教于鄭州航空工業(yè)管理學院。 第二屆西部文學獎-評論獎 《恰達耶夫：驃騎兵與歷史哲學家》 載《西部》2010年第8期 授獎詞： 從阿赫瑪托娃到茨維塔耶娃，從別林斯基到別爾嘉耶夫，80后青年作家紀梅有關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系列評論出手不凡，銳氣而有鋒芒。這些文字有著隨筆的可讀性，思想的清晰表述，以及對愛與悲憫、良知與正義的召喚，飽蘸體溫和情感強度。 通過悲劇命運的描述來重塑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精神肖像，是一種“他者自我化”的寫作，同時實踐著赫爾岑所說的“寫作就是一種祈禱”的忠告和要求。 《恰達耶夫：驃騎兵與歷史哲學家》是“俄羅斯系列”的開篇之作，作者用真切、率性的筆觸將恰達耶夫“在人們沉睡的時候，喚醒了眾人”、甚至“贏得敵人的尊敬”的思想之力量傳遞給了我們。 西部文學獎獎給年輕的紀梅，獎給一篇處女作，其實是獎給寫作的可能性，以及文學的遠景和愿景。 
恰達耶夫（1794—1856）：俄國作家，1821年以前任御前近衛(wèi)軍軍官，1836年發(fā)表《哲學書簡》，被沙皇尼古拉一世送進精神病院。他是俄國19世紀初葉具有進步哲學觀點和政治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  別爾嘉耶夫曾總結說：“俄羅斯的思想史具有非正規(guī)性的特點，它的第一位歷史哲學家是一名近衛(wèi)驃騎兵軍官；它的第一位具有獨創(chuàng)性的神學家霍米亞科夫是近衛(wèi)騎兵團軍。”被別氏奉為“第一位歷史哲學家”的恰達耶夫，幾乎影響到了他之后的每一位俄國思想家。而作為一個思想家的力量，甚至為他“贏得了敵人的尊敬”——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霍米亞科夫曾如是說：“恰達耶夫……他不是文學家，不是哲學家，也不是政治家，而是這一切的統(tǒng)一，因為他的思想在人們沉睡的時候，出面喚醒了眾人?！?/section>1836年9月的一天，24歲的赫爾岑靜坐在維亞特卡省的書房中，等待著郵車驛員送來最新一期的《望遠鏡》雜志?！爸挥袊L過流放的滋味，在窮鄉(xiāng)僻壤生活過的人，才會理解新書的意義?！?/section>后來他如此回憶枯燥陰郁的第一次流放生涯。自然，新雜志一到，他便丟下一切開始翻閱。其中有一篇寫給一位夫人的信，《哲學書簡》。沒有作者署名。腳注說這信是一個俄國人用法文寫的，這里刊登的是它的俄譯本。這使赫爾岑對它沒了一點興趣。他開始閱讀“評論欄”和“雜文欄”。直到最后，才輪到這篇《書簡》。“我們沒有歷史經(jīng)驗：一代代人、一個個世紀逝去了，卻對我們毫無裨益。看一眼我們，便可以說，人類的普遍規(guī)律并不適用于我們。我們是世界上孤獨的人們，我們沒有給世界以任何東西，沒有教給它任何東西；我們沒有給人類思想的整體帶去任何一個思想，對人類理性的進步?jīng)]有起過任何作用……”才讀了兩三頁，赫爾岑就被這種嚴肅悲痛的語調(diào)吸引住了，“每句話都散發(fā)出一種已經(jīng)冷卻的、但仍余恨未消的郁積的憂憤情緒。只有經(jīng)過長期思考、反復思考、感受過許多切身體驗的人，才能這么寫；這不是從理論，而是從生活中得到的觀念……”他不得不幾次掩卷嘆息，“讓思想和感情稍事休息，才能繼續(xù)往下讀”。赫爾岑如此述及當時的閱讀感受：“《書簡》變得高大了，成了對俄羅斯的陰森逼人的控訴書，一位歷盡憂患、想把心頭積壓的一切吐露一部分的志士的抗議書?！保ê諣栣骸锻屡c隨想》，中卷，第151-152頁）“總而言之，我們過去和現(xiàn)在的生活，僅僅是為了給遙遠的后代提供某種他們能夠理解的嚴肅的教訓；無論如何，如今我們構成了精神世界中的一個空白。對于我們社會現(xiàn)實的這一非同尋常的空洞和特殊性，我的驚訝是無法充分表達的……”這封《書簡》帶給赫爾岑的驚訝亦是無法表達的。“這是黑暗中發(fā)出的槍聲，”他在回憶錄中說，這篇無名作者的文章，“仿佛是最后的判決”，使他“幾乎發(fā)狂”。除了自己反復誦讀，他還把《書簡》讀給朋友聽，讀給這個偏遠小城的青年教師聽……并且，他當時就猜想：“同樣的情形可能也發(fā)生在各省各縣，發(fā)生在首都和老爺們的住宅”。確如赫爾岑預見，《哲學書簡》在俄國引起了極其強烈的反響，這反響甚至連次年普希金的逝世都遮蔽了。它吸引了眾多如赫爾岑之青年的激動和震蕩，但它招致更多的，卻是鋪天蓋地的詛咒：俄羅斯舉國上下，不分貴賤、貧富、智愚、僧俗、老少，同聲唾棄這個膽敢褻瀆祖國的狂人；他的母校莫斯科大學的學生在官方煽動下?lián)P言要對他實行暴力懲罰；俄國文壇和思想界的權威卡拉姆津、茹科夫斯基，甚至作者最好的朋友普希金，都紛紛撰文譴責他……隨即，《望遠鏡》雜志被查封，主編納杰日津被流放，審查官被撤職……甚至，這封信還引來了沙皇尼古拉一世的直接干預——他親自下文“診斷”《書簡》的作者是個“瘋子”，必須每周有警察和醫(yī)生的光顧和“身體檢查”，并且“永不得寫作”。幾乎在這時，流放在僻遠小省的赫爾岑才知曉了這篇引起巨大震動、并開啟了俄羅斯“一個語言和思考的”19世紀的文章的作者——恰達耶夫。被別爾嘉耶夫尊奉為俄國“第一位歷史哲學家”的恰達耶夫1794年出生在一個富有的貴族家庭，其外祖父謝爾巴托夫是葉卡捷琳娜二世時代著名的史學家和政治活動家。1808年至1811年在莫斯科大學學習期間，通過老師巴烏澤教授，恰達耶夫開始接觸到俄羅斯的文明問題。該教授的一次公開演講談的就是彼得改革之前的俄國文明問題，他指出彼得的改革只注重了物質層面而忽視了精神層面。老師關注的問題成為了學生此后精神自我定位和哲學思考的主題。1812年，恰達耶夫加入近衛(wèi)軍，當年即作為驃騎兵軍官參加了反擊拿破侖遠征歐洲的軍事行動——這是長期閉關鎖國的俄羅斯繼彼得改革之后第二次打開面向西歐的大門。“衛(wèi)國戰(zhàn)爭”勝利了。但這勝利絲毫不能掩蓋和彌補在恰達耶夫和其他貴族青年精神上遭遇的巨大創(chuàng)傷和潰敗——三年的歐洲行軍使他們親身體驗了相對開化的西歐的文明。與它們相比，長期深陷野蠻的農(nóng)奴制中的祖國，顯得太過落后了。回國后，這些青年開始思考祖國的命運和“出路”問題。俄國社會一時呈現(xiàn)出理性主義、百科全書派、共和派等多種社會思潮。思想激進的恰達耶夫先于1815年加入了共濟會，又于1821年加入十二月黨人的北方協(xié)會。但這些封閉在當下社會政治問題中的組織顯然并不能解決他的精神困惑和需求，于是1823年，他辭去公職，再度出游西歐。他剛轉身離開，身后的戰(zhàn)友們便爆發(fā)了十二月黨人起義。
待他再次歸來，發(fā)現(xiàn)祖國早已是另一種情形。他昔日的好友，不是被送上絞刑架，就是被流亡到西伯利亞。俄國在踩著十二月黨人血泊登上皇位的尼古拉的治下，蕭瑟荒涼，人人自危。舉國上下不是奴顏婢膝的卑賤，就是令人怵目驚心的墮落與陰森。往昔貴族的獨立精神，近衛(wèi)軍的豪邁氣氛，統(tǒng)統(tǒng)蕩然無存。孤獨與憤懣的恰達耶夫選擇了隱居鄉(xiāng)間。一隱就是五年。他靜靜地閱讀、思索。并將這思索匯集成了八封通信：《哲學書簡》。這些信本是寫給莫斯科一個沙龍的女主人卡捷琳娜·德米特里耶夫娜·潘諾娃夫人的。但實際上在寫作后幾封信時，恰達耶夫與這位夫人的書信往來已經(jīng)終止，所以，恰達耶夫心目中的收信人，自然非潘諾娃夫人一人，而是所有俄羅斯人，甚至后來人——他不過是借著情人書信的形式，向整個社會傾訴。他說的是“愛”，卻被他的祖國當作了仇恨與詛咒。完成了《哲學書簡》后，自1831年起，恰達耶夫的身影開始出現(xiàn)在莫斯科的英吉利俱樂部和多家沙龍中，并成了沙龍主人爭相邀請的客人。他或冷眼旁觀，或不時道出幾句深刻的玩笑和機智的嘲諷……他對俄國歷史和現(xiàn)實的評判開始引起莫斯科上層社會的關注。同時，在這期間，他與潘諾娃夫人的書信開始以手抄的形式暗下流傳。終于，在1836年，《書簡》的第一封信正式發(fā)表于有較高聲望和廣泛讀者的《望遠鏡》雜志——結果就是沙皇御批的“瘋子”結論、“永不得寫作”的禁令，以及舉國上下同聲咒罵與聲討。 恰達耶夫與普希金是長期摯友，他比普希金年長5歲，兩人在思想觀點上雖不完全一致，卻彼此敬重、信任，成為莫逆之交。圖為普希金像。1816年，在作家卡拉姆津位于皇村的家中，恰達耶夫與普希金初次相見。當時，普希金尚是皇村學校的一名學生，而恰達耶夫則是駐扎在皇村的近衛(wèi)驃騎兵團的騎兵少尉。在《皇村的回憶》等詩中，普希金曾抒發(fā)過對軍功的渴望，長他五歲、在衛(wèi)國戰(zhàn)爭中建有戰(zhàn)功的恰達耶夫自然成為了他的欽慕對象。兩人迅速接近起來。普希金自皇村學校畢業(yè)后，兩人的交往更加密切。在1818至1820年間，他們經(jīng)常在一起閱讀、交談，就各種問題展開討論。在督促普希金閱讀和思考等方面，恰達耶夫無疑起著積極作用。普希金也一直視恰達耶夫為兄長和師長，并幾次寫詩獻予恰達耶夫和他們的友誼。1818年，青年普希金為自己的好友寫下了第一首《致恰達耶夫》：可是，苦難的俄羅斯升起的不是“朝霞”，而是尼古拉的寶座。沮喪的普希金只得寫道：細心的赫爾岑曾在回憶錄中將這前后兩首詩加以對照，他說結果“真使人無限感傷，變化的不僅是他們的生活，也是整個時代，整整一代人的命運——先是滿懷希望向前猛進，然后給無情地拋在后面……”（赫爾岑：《往事與隨想》中卷，第160頁）待到1836年，恰達耶夫發(fā)表《哲學書簡》第一封信時，普希金早于1831年寫下了贊美俄軍擊敗拿破侖軍隊的頌詩《鮑羅金諾周年紀念》。在看到恰達耶夫對俄國的“全盤否定”時，普希金立即寫了一封長信，信中明白表示“俄國有自己完整而豐富的歷史；俄國文化擁有獨特的淵源，而絕非是在異質文化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俄國以自己慘重的犧牲換來了人類精神的巨大進步，俄國人應當引此為榮?！辈⑶?，普希金堅持認為俄羅斯有自己特殊的使命：“這就是俄羅斯，這就是鯨吞蒙古人入侵的廣袤的地域。韃靼人沒敢邁過我們的西部邊界，把我們留在了后方。他們又退回到自己的荒漠，基督文明因此而獲救……”在后來的批評家和讀者眼里，普希金一向以熱愛自由著稱。但面對一個由特殊事件開啟的時期——1812年俄軍抗擊拿破侖的入侵及后來的勝利，所激起的俄羅斯民眾空前的民族自豪感——和絕大多數(shù)民眾一樣，普希金的“愛國主義激情”由此點燃——他的信不過是代言了絕大多數(shù)民眾的愛國宣言：俄國是偉大的！俄國是肩負獨特使命的！俄國進入了一個偉大的時代……只是曾經(jīng)身為驃騎兵軍官而參戰(zhàn)的恰達耶夫，卻不能從中分享驕傲：“勝利”帶來的是皇權與暴政的鞏固，而非每一個人的自由精神——因此，他們的爭論可以說代表了當時的俄羅斯兩種主要論調(diào)的對峙和矛盾。很快，這種對峙就發(fā)展成為三四十年代的著名的“西歐派”與“斯拉夫派”的論爭。后世批評家多因《書簡》對西方的極力推崇而將恰達耶夫視為“西歐派”的重要分子，并將《書簡》事件視為“西歐派”與“斯拉夫派”論爭的引擎。普列漢諾夫就曾表示：“說恰達耶夫是西歐派這還不夠。應當再補充一點，那就是他在自己的第一封《哲學書信》中，差不多成了我們的可悲的現(xiàn)實和我們的暗淡的歷史在我們的西歐派中所引起的那種可怕的痛苦的最鮮明的表現(xiàn)者。”（轉引自劉文飛：《以阿諾斯或雙頭鷹》，第191頁）。不過仔細考察《書簡》及《瘋人的辯護》一文，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恰達耶夫在言行與思想方面的幾處“矛盾”——比如，在《哲學書簡》中他完全否定俄國的歷史，卻又對彼得時期推崇備至；他熱烈贊美西方自由民主帶來的個人首創(chuàng)精神，亦直言西方社會存在的一些問題——這些“矛盾”，源自一個真正熱愛祖國的人對祖國命運和“出路”問題痛苦沉思和深刻考慮，以及深入探索的嘗試：首先，到底是什么組成了一個國家真正的的歷史？是一件件發(fā)生的事件？還是貫穿于其中的思想？一個民族對人類社會的真正的文化貢獻是什么？什么是一個民族存在的精神價值？其次，俄國與西方相比，落后的根源到底在哪兒？再者，俄國需要學習西方，借鑒西方，但是如何學習？又具體借鑒什么？“不經(jīng)過祖國，而是經(jīng)過真理”一個國家或地區(qū)，自然的地理往往催生出相適應的精神地理面貌。俄羅斯土地的廣袤無垠，使得俄羅斯人民與西歐各民族喜歡使用決定論來說明事物不同，他們更多地傾向無限性。并且，如別爾嘉耶夫的總結，“在俄羅斯精神結構的基礎中，有兩種對立的因素：自然的、語言的、狄奧尼索斯的力量和禁欲主義的僧侶的東正教?！保▌e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第3頁）在俄羅斯人身上可以發(fā)現(xiàn)矛盾的特征：一方面是國家至上的專制主義，一方面是自由放縱的無政府主義；一方面信守宗教儀式，一方面又熱愛并追求真理；同時兼具個人主義、強烈的個人意識和無個性的集體主義；自吹自擂的民族主義和普濟主義、全人類性；世界末日-彌賽亞說的宗教信仰和表面的虔誠；追隨上帝和戰(zhàn)斗的無神論；謙遜恭順和放肆無理；奴隸主義和造反行動等諸多的雙重性和矛盾性。作為世界上最痛苦的民族之一：數(shù)世紀的異族入侵，莫斯科王朝的集權主義統(tǒng)治，動亂時期的分裂，社會生活中最可怕的潰瘍——農(nóng)奴制度……這些使俄羅斯民眾長期陷入一種孱弱的民族自卑心理。民族性格的雙重性使他們?nèi)缈释柿匕憧释恍┱娴恼駣^與鼓舞——1812年爆發(fā)的“衛(wèi)國戰(zhàn)爭”雖然令俄軍付出了慘重犧牲，但畢竟擊退了不可一世的拿破侖大軍，并且趁勢遠征歐洲——這些“正面”事實無疑點燃了俄國民眾的“大國意識”。他們相信，承擔獨特使命的俄羅斯即將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對世界講出自己的見解。“衛(wèi)國戰(zhàn)爭”在收獲舉國高漲的民族激情的同時亦誕生了一個副產(chǎn)品——十二月黨人。這是沙皇和民眾都未料及的。在同一本著作中別氏充滿贊譽地肯定十二月黨人的出現(xiàn)是俄羅斯貴族的一項“特殊的榮譽”：“它在自己的上層創(chuàng)造了十二月黨人運動——俄羅斯第一次解放運動。這個運動開始了革命的世紀。19世紀將成為革命的世紀。”（同上書，第24頁）雖然別氏坦陳這些知識分子“對西方的了解并不夠，他們只是那把那些稱作知識的東西都混合起來。他們并非典型的知識分子，他們身上僅僅具有預示知識分子現(xiàn)象的某些特點?！钡沁@些秉承著早于18世紀就出現(xiàn)的“共濟會”組織的精神傳統(tǒng)的貴族青年，為19世紀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出現(xiàn)做足了準備。12月14日事件驚嚇也提醒了剛剛登上皇位的尼古拉一世。為了與歐洲，與文明，與革命切斷聯(lián)系，他加強了東正教的影響，完善了專制統(tǒng)治，并樹起了民族性的大旗。“民族性”是個充滿復雜意味的詞。赫爾岑曾在回憶錄中專門論述過這一概念。在他看來，民族性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種保守主義——它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傳統(tǒng)，對抗外來的影響。作為旗幟和戰(zhàn)斗口號，只有在爭取民族獨立，推翻外來壓迫的時候，“民族性”才具有革命的光輝——其實一切民族遭到外來侵略時，都會激發(fā)一種力量，實際上愛國主義就是這種本能的表現(xiàn)。同時，這也是高昂的勝利感，進行反抗的自豪感。但它的理論是貧乏的——“隨著戰(zhàn)爭之被遺忘，這種愛國主義也漸告平靜，最終或者蛻化為《北極蜂》那種卑鄙下流、厚顏無恥的阿諛奉承，或者墮落成庸俗無聊的扎戈斯金式愛國主義，把舒亞城吹成我們的曼徹斯特，把舍布耶夫吹成我們的拉斐爾，大言不慚地夸耀刺刀，夸耀從冰天雪地的托爾尼奧綿延至崇山峻嶺的塔夫利達的遼闊疆域……”（赫爾岑：《往事與隨想》，中卷，第144-147頁）。但專制統(tǒng)治者歡迎這一動向，倡導這一情緒——因為當種族矛盾成為主題，改善生活環(huán)境自然就不再成為普遍的要求；而狹隘的“民族主義者”也把民族看做一個“現(xiàn)成的、固定的”東西。他們認為，向人民靠攏的偉大行為，就是接受人民的偏見與人民打成一片，犧牲自己的理性，而不是在人民中發(fā)展這種理性。由是，“偉大的民族性與愛國主義”，終于演變成對儀式的盲目崇拜和全盤照搬。 雖然被禁止寫作，恰達耶夫仍于次年完成了《瘋人的辯護》，以此回應“愛國主義者”鋪天蓋地的辱罵：“對祖國的愛，是一種美好的感情，但是，還有一種比這更美好的感情，這就是對真理的愛。對祖國的愛會造就英雄，對真理的愛會造就智者和人類的恩人。對祖國的愛會分裂各民族，引起民族仇恨，并會馬上給大地披上喪服；對真理的愛會傳播知識的光芒，創(chuàng)造出精神的享受，并使人們接近上帝。通向天國的道路，不是經(jīng)過祖國，而是經(jīng)過真理。”（恰達耶夫：《箴言集》，第136頁）他接著寫道：“請你們相信，我比你們中的任何一個人都更愛自己的國家，我希望它獲得光榮，我也能夠對我的民族的高尚品質做出評價；但是，我的愛國情感與有些人的有所不同……我沒有學會蒙著眼、低著頭、閉著嘴地愛自己的祖國?！?/section>他的清晰，如同一根針尖，刺破了由虛幻的“愛國主義本能”所膨脹起來的氣球：“某一民族，由于它所創(chuàng)造的各種條件的匯合，仰仗并非它所選擇的地理位置，落戶在一個廣大的空間中，它意識不到該做些什么，而在一個晴朗的日子里，它突然成了一個強大的民族：這當然是一件令人吃驚的現(xiàn)象，可以盡情地為這一現(xiàn)象而驚嘆；但是，你們認為，歷史關于它能說些什么呢？要知道，實質上，這只不過是一個純物質的事實，一個地理的事實，不錯，是規(guī)模巨大，但也僅此而已。歷史會記住它，將它帶進自己的編年史，然后翻過一頁，一切便將這樣結束?！保ㄍ蠒?41頁。）幅員遼闊、地大物博、人口眾多……這些地理事實或許能偶然幫助一個國家取得暴力較量的成功，但絕不是一個現(xiàn)代民族存在的意義與精神創(chuàng)造。他如此明澈地告訴限于虛妄幻想的民眾：“一個民族的歷史，不僅表現(xiàn)為一連串相繼發(fā)生的事實，而且還表現(xiàn)為一個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思想鏈條。依恰達耶夫看，“每個民族都有這樣一個時期，它充滿瘋狂的躁動、激烈的不安、草率和無目的的行動。在這個時候，人們在生理上和精神上都成了世上的流浪者。這是一個強烈感受的時代，廣泛設想的時代，民眾偉大激情的時代。……所有的社會都經(jīng)歷過這樣一個時期。所有的社會都要將其最明亮的回憶、其歷史中英勇的成分、其詩歌、其所有最有力最豐富的思想歸功于這樣的時期；這是所有的社會所不可或缺的一個基礎。否則，民族的記憶中便可能沒有任何值得珍重、值得喜愛的東西；各民族也許只能去依戀他們生存其上的土地的微塵。各民族歷史中這一誘人的階段，就是各民族的青春，就是一個各民族的能力得到最充分發(fā)展的時代，關于這一時代的記憶將構成各民族成年時期的歡樂和教益?！保ㄇ∵_耶夫：《箴言集》，第8頁）可是，當他回過頭，發(fā)現(xiàn)構筑成自己祖國過往歷史的，卻是這樣一組畫面：“首先是野蠻的不開化，然后是愚蠢的蒙昧，接下來是殘暴的、凌辱的異族統(tǒng)治，這一統(tǒng)治方式后來又為我們本民族的當權者所繼承了，——這便是我們的青春可悲的歷史?！鼻∵_耶夫在致潘諾娃夫人的第一封信中痛楚地陳述道?！拔覀兗葲]有迷人的回憶，也沒有人民所懷念的優(yōu)美形象，更沒有強大的教益。請看一看我們所經(jīng)歷的所有年代，看一看我們所占據(jù)的所有空間吧，——您找不到一段美好的回憶，找不到一座可敬的紀念碑，它可以莊嚴地向您敘述往事，它可以在您的面前生動地、如畫地重現(xiàn)往昔……”造成俄國如此糟糕的過去和當下的原因，恰達耶夫認為是“完全以借用和模仿為基礎的發(fā)展模式”：每一個新的思想都不留痕跡地擠走了舊的思想，“因為每個新思想不是從舊思想中派生出來的，而是從天知道的什么地方冒到我們這里來的。”這種只接受現(xiàn)成思想的方式，導致人們的回憶“不會超過昨天”。他們“連自己都陌生”。——而正是這，導致了本該貫穿于祖國歷史的靈魂——思想之斷裂與殘缺。恰達耶夫認為，只有獨具個性的思維，獨具根基的思想，才是一個民族生活和發(fā)展的基礎；只有持續(xù)的發(fā)展才能構成智慧的力量。而各民族的未來和精神發(fā)展就源于這些“持續(xù)的思想”。不然，情況就如實際中的過往和當下：人們看似在成長，卻絕不可能成熟；一個國家看似在向前運動，可實則是沿著一道曲線，走著“一條到不了終點的路線”；這個國家的民眾，也會像那些沒有學會獨立思考的孩子，“在成年的時候，他們體現(xiàn)不出任何自我的東西來；他們所有的知識，均局限于他們外在的生活，他們整個的心靈，都存在于他們身外。”就像歲月教育著單獨的個人，時間亦教育著各個民族。民族，如個體的個性一樣，也是一種精神的存在。那么，“如果我們想占據(jù)與其他文明民族同樣的位置，”恰達耶夫對這一問題的思考是：“現(xiàn)在需要努力做的，只是認清自然狀態(tài)下的國家當今的特征，并從中抽取出所有可能會有的教益?！比缓?，“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來復興我們的信仰”——“以某種方式在我們重復人類所有的教育——但是，首先應該弄清事情本身，弄清何為這種人類的教育，以及我們在共同的隊列中所處的位置。”（同上）“一個近代社會所有的歷史都是在觀念的基礎上完成的；”他思索著寫道，“因此，歷史變成了真正的教育?！钡缤瑲v史并非單純的一個個事件的串聯(lián)，他認為“教育”亦非單純的閱讀和知識的掌握，教育不是什么與文學和科學相關的東西，而是一種“智慧的相互關系”——“是孩子們在搖籃中所掌握的那類思想，那些思想與孩子的玩具一同環(huán)繞著他，與母親的愛撫一同被傳達給他，以不同情感的形式與他所呼吸的空氣一同滲透進入他的全副身心，在他還沒有步入世界和社會之前就塑造出了他的精神實體?！薄褪沁@些義務、正義、權利和秩序的思想，這些誕生于構成社會的那些事件本身，作為不可或缺的成分，進入了這些國家的社會結構。赫爾岑在流放前曾與恰達耶夫有過一次短暫的會面。那是在奧爾洛夫家的宴會上?！百e客到齊后，進來一個人，向大家冷冷地鞠躬，他的外表與眾不同，顯得風度翩翩，個性鮮明，這必然會引起每個人的注意?！眾W爾洛夫拉住赫爾岑，給他介紹，這便是恰達耶夫。飯后，奧爾洛夫的岳母問赫爾岑：“您為什么這么悶悶不樂？唉，青年人，青年人，你們現(xiàn)在怎么都變成這樣?。俊?/section>“您認為，”一旁的恰達耶夫接過話，“我們現(xiàn)在還有青年人嗎？”如這句熱鬧宴會上冷峻的反問，赫爾岑覺得，在那些“徒具外表的大人物、那些輕浮的杻密官、滿頭白發(fā)的老花花公子和道貌岸然的廢物中間”，恰達耶夫憂郁而獨特的姿態(tài)，顯得很不調(diào)和。他的出現(xiàn)，幾乎就是對上流社會“一種悲痛的譴責”。而十多年間，他一直“合抱著雙手站在某個圓柱旁邊，站在林蔭道的樹木下，站在客廳、劇場和俱樂部中，像否定的化身，像活的抗議一樣，凝視著周圍那擾攘不休、追名逐利的蕓蕓眾生?！保ê諣栣骸锻屡c隨想》，中卷，第155頁）他是孤獨的。剛從國外回來，他在莫斯科形單影只。后來有了普希金，成了兩人；再后來，有了奧爾洛夫，成了三人?？伤麄儌z都早早地辭世了。后來的他會經(jīng)常指著沙發(fā)背后墻上兩個不大的黑影說，他們的頭，就靠在那兒。他隱居、思索，但他最終決定從隱居中走出來。他講出了自己的想法。他公開了對現(xiàn)實的認識。他說俄國夾在中國和德國之間，夾在東方和西方中間，可既不屬于東方，也不屬于西方，這種地理和文化上的特殊性是俄國的不幸，造成了她在世界上的孤獨和憂傷——和她的知識分子一樣憂傷和孤獨——但“特殊性”也可能帶給俄羅斯以幸運，因為它就是俄羅斯民族在人類發(fā)展史中肩負特殊使命的一個例證。因此他提出關于俄國“出路”的另一種解釋：“人類除了被稱之為西方和東方的兩個方向外，還有第三個方向?！保ㄇ∵_耶夫：《箴言集》，第155頁）普希金曾在閱讀《死魂靈》時嘆息道“上帝就像我們俄羅斯一樣憂傷”。別爾嘉耶夫感言說“這是整個19世紀所有知識分子的嘆息?！彼挠衅萜萑坏亟忉屃诉@聲“嘆息”：在俄羅斯“存在著不大的文化階層，它會輕易地被分裂和壓抑”。承襲那個被流放十年的知識分子拉吉舍夫，恰達耶夫的遭遇再次揭示了這種被分裂與壓抑的命運——“知識分子受到兩種力量的壓迫：沙皇政權的力量和人們自發(fā)的力量?！眲e氏如此說。專制統(tǒng)治者仇視知識分子，因為他們不可能共有一條“真理”；庸碌的民眾——有點像魯迅說的“暫時坐穩(wěn)了的奴隸的位置”的人們，則會排擠知識分子，因為他們會擾亂自己剛剛坐穩(wěn)的位置。并且，數(shù)量龐大的民眾，常常會被有些人、有些集團匿名支配為一種現(xiàn)成的“信仰”與意識形態(tài)而加以利用。它與真實的思想——常常不是贊揚而是批評——構成了直接沖突。俄國或許有她的獨特出路和“第三個方向”。可是恰達耶夫，這個被沙皇與民眾雙重夾擊的知識分子，又有何出路和方向呢？他說他從未獲得過人民的掌聲，也從未追尋過民眾的寵愛——聽聽被他推崇為“當今一位偉大的作家”的拉門奈的結論吧：民眾的本能遠比個人的本能更可怕、更狹隘、更自私，所謂民眾的健全思維，并非健全……（同上書，第137頁）——他堅持認為真理并非在民眾中誕生，真實是不能用數(shù)字來表達的；他相信強大、奪目的人類意識，永遠都只能體現(xiàn)在單個的智慧中，“這個單個智慧是人類意識之范疇的中心和太陽”——“人民群眾服從凌駕于社會之上的特定的力量。他們自己并不思考；他們中間有一定數(shù)量的思想家，這些思想家替他們思考，給民族的集體理智以沖擊，并推著民族前行。在少數(shù)人進行思考的時候，其他的人在感受，其結果，便實現(xiàn)了共同的運動?！保ㄍ蠒?，第12頁）只是，在一個晴朗的日子里，他突然要直面陰郁的沙皇，直面憤怒的民眾——這些其贊揚他從未獲得過、其撫慰他從未領受過、其任性從未觸及過他的民眾，他該作何感想呢？雖然他說他的思想本不想說給當世的人們聽，他本想“將它藏在意識的深處，遺贈給理解力更強的后代”，但他到底還是說了。他到底還是站出來辯護了。他一再重申“所有這一切與民族榮譽均毫無關系”，卻不顧民眾的暴怒而再揭家丑：“我們暫時還只具有愛國的本能。我們離年長民族那種自覺的愛國主義還相距甚遠，……我們是由我們的統(tǒng)治者和我們的氣候所加工、澆鑄、創(chuàng)造出來的，僅僅是由于恭順，我們才成了一個偉大的民族。請你們從頭至尾地看一看我們的編年史，——在其中的每一頁上，你們都能看到權力的深刻作用和土壤的不斷影響，卻幾乎從來也看不到社會意志的體現(xiàn)?！保ㄍ蠒?，第150-151頁）——將近一個世紀之后，這個國家的近鄰，一個同樣擁有著遼闊土地和悠久歷史的國度之上，一個知識分子對他的同胞說了句相似的話：我翻遍了二十四史，這部“獨夫的家譜”，橫豎只看見兩個字：吃人。他明知讓他的同胞們理解并接受這些太難，可因為“一個誠實公民應做的事，就是盡其所能地對這一非同尋常的現(xiàn)象作出評價”，他仍然堂吉訶德似的喃喃道：“歷史家族中的每一個成員，無論他多么卑微、渺小，也都在其存在的深處負載著歷史。我們所具有的就是這樣的歷史。我們……不應向首先看出這一點的人扔石頭?！保ㄍ蠒?，第140頁）還好，投向他的不完全是詛咒的石頭，還有理解與敬重。雖有沙皇的監(jiān)視，可仍然不斷有人去拜訪他，邀請他出席晚會。如詩人維亞澤姆斯基冠于他的稱號：“流動講壇上的教師”，每到星期一，老羅斯曼街他那寒磣的小書齋，都使英吉利俱樂部的“名流”和特維爾林蔭大道的顯貴們趨之若鶩。赫爾岑曾在回憶錄中分析這種奇怪的現(xiàn)象：為什么時髦的夫人們要走進陰沉的思想家的隱修室？為什么對文人的事一竅不通的將軍們，認為自己責無旁貸，必須登門拜訪這位老人，裝模作樣冒充斯文，然后又把恰達耶夫對他們講的話拿來鸚鵡學舌？為什么那位古怪的“美國人”托爾斯泰，那位踐踏波蘭文化的野蠻的侍從將軍希波夫，也會出現(xiàn)在他的家中？或許有些人僅僅是“出于虛榮心”，但問題不在這里，——赫爾岑得出的結論令人不無欣慰：一個“精神錯亂”的騎兵大尉成了公認的權威，“主要是這無異于公開承認，思想已成為一種力量，應該受到尊重?！魏螘r候聽來，這都是一種希望。是的，他沒有什么地位，不過是一個退職的騎兵大尉，胸前只有一枚庫爾姆鐵十字勛章，他上遭沙皇壓制，下受民眾詛咒。他終生充滿郁憤與憂傷。他沒有什么專門的文學作品，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作家和詩人，他一生的創(chuàng)作只有八封信件和一篇“瘋人的辯護”，可是為什么，他生前身后能擁有如此高的敬重與聲望？為什么，他能對當時和后世的俄國思想家們產(chǎn)生強烈的刺激和影響？他的思想，幾乎影響到了他之后的每一位俄國思想家。而作為一個思想家的力量，則為他甚至“贏得了敵人的尊敬”。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霍米亞科夫曾如是說：“恰達耶夫……他不是文學家，不是哲學家，也不是政治家，而是這一切的統(tǒng)一，因為他的思想在人們沉睡的時候，出面喚醒了眾人?！保▌⑽娘w：《以阿諾斯或雙頭鷹》，第180頁）——難道不正是因為他的《書簡》，他的思想的力量，給予了此前的十二月黨人起義、此刻的流放與監(jiān)禁、此后的文學黃金時代與緩慢的社會與政治改良這一系列行為以歷史的意義，思想的邏輯，以及人類文明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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