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英是明代有代表性的畫家之一，與沈周，文征明和唐寅被后世并稱為"明四家"、"吳門四家" ，亦稱"天門四杰"。沈、文、唐三家，不僅以畫取勝，且佐以詩句題跋，就畫格而言，唐，仇相接近。存世畫跡有《漢宮春曉圖》 、《桃園仙境圖》等等。

盡管仇英在青綠繪畫上有很深的造詣，但其在文人士大夫的眼中出身貧寒，畫上不以詩文來題跋，在旁人眼中不過是一畫工。原因則在于當(dāng)時仇英所處的正是講求筆墨氣息與文人意趣的時代，且當(dāng)時文人畫家的業(yè)余理想與職業(yè)畫家的技法傳承之間存在基本矛盾，仇英就是處在這一矛盾深化的時代。

仇英在畫史上能與沈、唐、文三家并埒，除了董其昌所指出的青綠繪畫的造詣外，主要在于他臨摹前代名跡的精湛功力。董其昌曾經(jīng)這樣評述："李昭道一派為趙伯駒，精工之極又有士氣，后人仿之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若元之丁野夫、錢舜舉是已。蓋五百年而有仇實父。"董氏持論甚高，可見他對實父青綠山水推崇備至。

王樨登也于《吳郡丹青志》中稱"畫師周臣而格律不逮，特工臨摹，粉涂黃紙，落筆亂真，至于發(fā)翠毫金，絲丹縷素，精麗艷逸，無慚古人。" 根據(jù)記載可見仇氏以精工富麗的繪畫風(fēng)貌聞名畫壇，足以說明仇氏在摹古上獲得極高的藝術(shù)成就，但這并非是他作品風(fēng)格的全部。

畫史上對其臨摹的功力多為贊揚之詞，這里不一一列舉。盡管臨摹功力精湛，歷代名家對此也有不滿之處，如看了仇英為周鳳來所作《子虛上林圖》的王世貞寫道："使仇少能以已意發(fā)之，凡所揮灑，何必古人？"意即仇英雖暗習(xí)古法，卻不能自出新意。王樨登《吳郡丹青志》評價仇英有曰"稍或改軸翻機(jī)，不免畫蛇添足"，意即仇英雖偶然對古法有所創(chuàng)新，卻往往顯得多余而不自然。

故王樨登在以傳統(tǒng)神、妙、能、逸四品分類的《吳郡丹青志》中，仇英品第位于"能志品"，當(dāng)然，每位鑒賞家的批評與自己所見藏品有關(guān)，故均有一定的相對性，假使畫史上各位大家晚生幾百年，當(dāng)他們站在上海博物館藏仇英《劍閣圖》軸之前，可能就會另下評語：此圖蓋圖玄宗幸蜀故事，布景得北宋全景山水氣象，筆墨承李唐一路遺風(fēng)，頗具沉著雄渾之氣，其筆墨之厚重，即從《臨蕭照瑞應(yīng)圖》卷之類的臨摹功夫中得來。若將其置于南宋諸公間，當(dāng)無愧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