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shù)博士生的博士論文都不會出版。大多數(shù)中年男性都不會把矮墩墩的年輕女士放在眼里。這兩項“事實”大體上解釋了我如何收集到博士論文數(shù)據(jù)。這篇博士論文構(gòu)成了《做新聞：現(xiàn)實的社會建構(gòu)》的基礎(chǔ)。

當然，我并沒有什么證據(jù)可以支撐這兩項“事實”，我只是單純相信它們應(yīng)該是真的。我猜測，大多數(shù)自認女性主義者的女性學者都會贊同我的看法。之所以提到這些“事實”，是因為本書處理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一件事情如何變成一項事實？此外，我相信，我之所以能夠完成這項研究，是因為在我所觀察的某些新聞人眼中，一個忙于寫論文的女博士不會對他們造成什么威脅。倘若他們面對的是年長的嚴肅男性為寫書收集材料，而且有可能在書中批評他們的所作所為，他們就會感到威脅。當然，真正威脅到他們的，是由上層主導的公司重組，牽涉到合并與關(guān)張。我猜測，新聞人之所以容忍我的存在，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不想觸怒準許我入場的高層。

我在《做新聞》中運用的研究方法是老派的參與觀察：先是發(fā)現(xiàn)問題，選擇田野地點，獲準入場，而后泡在田野中，觀察人們的行為舉動，偶爾拋出一兩個問題。在這類研究中，研究者就是最重要的研究工具。1965年到1969年，我在布蘭迪斯大學社會學系攻讀博士，這套田野調(diào)查方法正是當年系里傳授的方法。布蘭迪斯大學是一個特殊的地方，而社會學系則是一個特殊的系。布蘭迪斯大學的創(chuàng)立部分是為了回應(yīng)反猶主義。1965年，這所大學建校還不到二十年的光景。當時，無論是大學還是社會學系，都帶有左傾色彩，以不太傳統(tǒng)的方式探究不太正統(tǒng)的問題。這種傾向?qū)嵎桥既弧?/p>

1966年，我開始在“新聞臺”觀察新聞生產(chǎn)，當時我只有23歲。一年后，我開始在《濱海日報》做田野。關(guān)于那段經(jīng)歷，我現(xiàn)在記不住所有相關(guān)的“事實”（細節(jié)）。用“新聞話”來說，我既不記得誰在何時何地出于什么原因?qū)φl說了什么、做了什么，也不記得誰在什么時候出現(xiàn)在哪個房間。我現(xiàn)在手頭上并沒有這些信息。因此，我只能脫離田野筆記來撰寫這篇中文版序，我的敘事建立在當下的想法和追憶之上，包括五十多年前自己的樣子，在美國最激進的社會學系之一接受社會學訓練的情景，以及跟田野中的男性新聞人的互動。無論是我當時的生活還是研究，都與布蘭迪斯大學分不開。

布蘭迪斯大學創(chuàng)建于1948年，是一所由猶太人資助的無宗派大學。建校之前的幾十年間，猶太社群一直討論要建立這樣一所大學。但經(jīng)歷了二戰(zhàn)和猶太大屠殺，猶太商人和學者才愈發(fā)意識到學術(shù)界反猶主義的存在。當時，跟基督教徒——特別是富裕的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相比，猶太裔的學生愈來愈難進入大學，聲譽卓著的學府尤甚。同時，主流學術(shù)界也開始蔑視猶太學者。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初，大量猶太裔教授被德國和德國支配的大學開除，他們逃離希特勒治下的歐洲，遠渡重洋到美國找工作，但幾乎總是被拒之門外。極少數(shù)擁有國際聲譽的學者，或許會引起大學校方或相關(guān)院系的注意，但總體而言，即便是那些受人尊敬的歐洲學者和科學家也多半跟其他猶太人一樣，走上了通往集中營之路。左翼學者本來就不受學術(shù)界待見，40年代末到50年代的反共狂熱讓他們的處境更加雪上加霜，其中很多都是猶太人。在被迫離職之后，這些男性學者（當時的學者幾乎都是男性）通常都無法找到其他職位。

布蘭迪斯大學的創(chuàng)校校長艾布拉姆·薩查爾（Abram L. Sachar）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他意識到，要想迅速建立起一支一流的師資隊伍，就要延攬其他機構(gòu)敬而遠之的歐洲移民和左翼學者。因此，他將生計受到反共浪潮損害的學者招募到自己麾下。其中包括科學家、社會科學學者，以及活躍在人文和藝術(shù)領(lǐng)域的人士，他們都是一流的知識分子，很高興搬到波士頓區(qū)域，找到一份好工作。薩查爾本人并不是左翼，一些布蘭迪斯學者聲稱，他還在任內(nèi)努力約束校內(nèi)的左翼員工。話雖如此，1951年，他從伯克利引進了一位年輕的講師——劉易斯·科塞（Lewis Coser），請他主持創(chuàng)立社會學系。

科塞生長于柏林，父親是一位猶太銀行家，母親是新教徒。當時，他正在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攻讀博士，彼時的哥大社會學系自詡位列全美社會學系三甲之列。他的博士論文由羅伯特·默頓指導，探討社會沖突的功能?？迫且晃蛔笠碇R分子，曾在巴黎索邦大學求學，也曾在法國和美國發(fā)表政論文章。他通曉歐洲社會和政治理論，贊同質(zhì)性研究，包括歷史、文學和參與觀察式的研究，在紐約左翼圈子享有盛名。1954年，他與布蘭迪斯大學英美文學教授歐文·豪（Irving Howe）一起創(chuàng)辦了《異議》（Dissent）雜志。兩位創(chuàng)始人希望借助《異議》雜志在保守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之間開辟一條道路。科塞自認為是一個民主社會主義者和反共產(chǎn)主義者。

在科塞的主持下，布蘭迪斯大學社會學系推崇批判思想、社會批評和質(zhì)性研究（我相信，這些觀念都滲透在《做新聞》中）。在當時的美國，沒有哪家社會學系以此為目標。為了實現(xiàn)這些目標，科塞大力延攬左翼青年學者、受人尊敬的歐洲移民學者，以及擁有顯赫資歷的資深學者。20世紀50年代，系里甚至引進了一位女學者。60年代中期，資深的民族志學者埃弗里特·休斯（Everett C. Hughes）從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退休，布蘭迪斯向他拋出了橄欖枝。在他的幫助下，社會學系獲得了國立精神衛(wèi)生研究所（NIMH）的一筆經(jīng)費，用于訓練民族志學者。我有幸加入了項目，選擇研究新聞生產(chǎn)。

我當初進入布蘭迪斯社會學系求學，并不是因為自己有左翼傾向。完全不是。我生長在一個保守的猶太家庭，之所以選擇布蘭迪斯社會學系，是因為它讓我產(chǎn)生家一般的感覺；在布蘭迪斯，我的邊緣感不像在別處那么強烈。這種邊緣感相當重要。邊緣人更有可能看清楚機構(gòu)或社會的特征，因為他們不會將公認的規(guī)范視為理所當然。

我本科就在布蘭迪斯就讀，但并沒有很好地融入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或政治環(huán)境。高中畢業(yè)的時候，我之所以申請了布蘭迪斯，是因為父母對高等教育知之甚少。我母親為了嫁給父親，從蒙特克萊爾州立師范學院退學（當時已婚女性無法進入大學就讀）。我父親14歲輟學，養(yǎng)家糊口。他們只聽說過本州的公立大學和著名私立院校，譬如七姊妹女子學院。我們家遵奉猶太倫理傳統(tǒng)，熱愛藝術(shù)和思想，但卻遠離政治和社會批評的風險。在麥卡錫時期，我父母建議我遠離政治。在他們看來，政治異議對猶太人來說尤其危險。我當時申請了一些著名的女子學院和布蘭迪斯大學，后者杰出的現(xiàn)代建筑曾經(jīng)登上過我們家訂閱的《時代》雜志。其中一所闊氣的學院打電話到我所在的高中，詢問我父親的職業(yè)（他開了一家面包店，我母親建議我稱他“商人”）。另一所女子學院錄取了我，但在父母的鼓勵下，我決定選擇男女同校的布蘭迪斯大學，主要原因是它由猶太人創(chuàng)建，而且當時該校學生幾乎全都是猶太人。當然，現(xiàn)在的情形已經(jīng)大不相同。我沒什么冒險精神，而且我們根本不知道在布蘭迪斯聲名顯赫的學者中，很多都是左翼人士，學生中也不乏左翼。我現(xiàn)在還清晰地記得，開學第一周，一位室友的朋友從家鄉(xiāng)來探望她，她問了我一個有關(guān)共產(chǎn)主義的問題。我當時很震驚，跟她說，自己“寧死勿赤”。室友和她的朋友被我的話嚇得目瞪口呆，只能勉強保持著禮貌。

盡管從小遠離政治，但我卯足勁完成的博士論文，卻帶有政治性。我當然想跟各位說，我在博士二年級加入?yún)⑴c觀察訓練項目時，就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研究什么。但是，那并非實情。在第一次項目會議上，教授要求我們選擇一處田野地點，獲準進入田野。我喜歡看電視，想著或許可以一邊看電視，一邊寫點東西，那樣的話，我就不用花大把時間跟陌生人打交道了。但我的如意算盤很快落空，教授直截了當?shù)馗嬖V我：必須觀察活生生的人。

大學附近的城市是一個主要的收視市場，當?shù)仉娨暸_制作兩類節(jié)目，分別是新聞和少兒節(jié)目。我選擇了新聞。畢竟，當時美國在越南發(fā)動了一場戰(zhàn)爭，而我本科時認得的教授和學生幾乎無一例外，都在譴責這場戰(zhàn)爭。在我入學不久后的某一周，一些教授甚至決定停課，以便學生可以參加本地游行，抗議鎮(zhèn)上伍爾沃思商店午餐柜臺的種族隔離政策（這些游行在全國范圍內(nèi)展開）。此外，我最尊敬的研究生，都是反戰(zhàn)和反種族主義者，系里的一些老師對這些議題也都直言不諱。我想要觀察的那家電視臺，附屬于一家電視網(wǎng)，我父母常常收看后者的新聞節(jié)目。

我拖拖拉拉了至少一個星期，才鼓起勇氣給電視臺母公司的董事長寫了一封信。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他為什么會回信。他建議我聯(lián)系電視臺臺長，并補充說，我可以打著他的旗號。我照辦了，之后受邀面談。

休斯教授之前告訴我們，在爭取進入田野的時候，強調(diào)自己對報道者面對的問題感興趣將會大有幫助。在給電視臺臺長的信中，我提到了布蘭迪斯、政府獎學金，以及我對新聞人面對的問題的興趣。在面談中，我大談特談新聞的重要性，強調(diào)新聞人頻繁地遭到批評，因此，理解他們面對的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對方告訴我，多數(shù)對新聞的批評都有失公允；我回應(yīng)說，批評者需要知道新聞工作有多困難。我當時應(yīng)該既沒提到越戰(zhàn)報道，也沒提到民權(quán)運動報道。之后我獲準進入新聞室。用新聞媒體現(xiàn)在的話來說，我將要“嵌入”到我所研究的群體之中，報導報道者。

我記得，負責廣播新聞和六點鐘電視新聞的各位男性對我客客氣氣，但也談不上多高興，盡管最開始我都是安靜地坐著觀察他們工作。無論是在報社還是電視臺，我?guī)缀醵际切侣勈依镂ㄒ坏呐?。我闖入了一個男性的圣殿，他們或許一直都在琢磨，上司干嘛給自己找這么大的麻煩。幸運的是，我是一個身材矮小，看起來毫無威脅的年輕女性。田野第一天，我把新聞室布局和新聞部所處的樓層畫了個草圖，整個過程中，根本沒人搭理我（11點新聞工作人員的辦公區(qū)在大廳對面，剪輯人員在轉(zhuǎn)角處。后來我才知道，每個人的等級決定了他們坐在哪張桌子后面）。最后，新聞室中最年輕的男性，一位30歲上下的電視新聞撰稿人，主動跟我打招呼。那場對話似乎意味著大家接納了我，盡管我懷疑新聞編輯室的主管仍然擔心，在我寸步不離的情況下，他和他的同事到底要如何自處。很顯然，我對新聞行當一無所知。

現(xiàn)在我意識到，我當時的無知其實是一種優(yōu)勢。盡管我熟知公眾對新聞媒體的批評，但對新聞生產(chǎn)卻沒有任何先入為主的想法。新聞人決定教我。我就像一張白紙，他們教什么，我就照單全收。后來我才意識到，他們教給我的所謂真理，實際上揭示出了事實的本質(zhì)。我不會拿自己的先入之見來衡量這些事實。相反，我可以拿自己觀察到的“事實”跟想象中的報道相對照。

這些記者對我非常慷慨。我第二次去臺里的時候，最先跟我打招呼的小伙子去剪輯室審片子，他主動帶上了我。第二周，記者們問我愿不愿意跟著一位中年記者兼播音員出現(xiàn)場，當時他正要和一位攝像師出門采訪（如果我跟著他們，就要離開新聞編輯室，其他人也就擁有了隱私）。我和這位記者一起坐在采訪車的后座，他一路都在跟我傳授如何為報道選擇合適的畫面。那之后，我慢慢了解到“片段”（piece）和“段落”（package）之間的區(qū)別，學會如何組合聲音和無聲片段，如何挑選背景，攝像機的內(nèi)部構(gòu)造又會如何影響剪輯。這些記者也跟我講到當?shù)卣?，教我如何判斷政治人物之間的關(guān)系，如何提出一個好問題。他們也會跟我解釋電視和報紙之間的競爭，強調(diào)電視人更重要（下一年，報紙記者將會告訴我，白紙黑字才更重要）。一言以蔽之，這些新聞人教給我的，都是他們覺得要想欣賞他們的工作，我必須知道的東西。

隨著時間推移，我學會了一些技巧，讓觀察變得更加容易。我通常都會坐在新聞室中間、電臺撰稿人的前面，在那里，我能清楚地看到黑板。選題調(diào)派編輯會在黑板上跟蹤報道的進展，并常常用粉筆寫下幽默、簡短的故事提要。我請一位女裁縫幫我做了一件暖和的披肩，冬天坐在車后座上，把手袖在厚厚的布底下，用鉛筆在本子上做筆記。我在臺里的時候，會去衛(wèi)生間草草寫下幾個字，等我回家之后，它們可以喚起我的記憶。如果我感覺到，記者覺得他對我說的話特別重要，我就會當著他的面做筆記。在新聞發(fā)布會現(xiàn)場，我會記下一些詞（我相信，記者們希望我記筆記，他們也的確如此。但我記錄的經(jīng)常是有關(guān)田野地點和新聞人行為的信息）。每天晚上回家后，我都會把所見所聞打出來。換言之，我也在學習。

有時候，我的觀察日特別漫長。我可能早晨10點到辦公室，晚間11點新聞播出后離開，半夜才到家。為了堅持下去，我縮短了某些觀察日。有時候，我會第二天再把田野筆記打出來，盡管這意味著我可能會忘掉一些有意義的細節(jié)。后來我不再撰寫對當天觀察的分析，因為我太想上床睡覺，或者讓自己的生活回到正軌。我覺得，放棄了每一天的分析，導致我最終試圖將觀察放入理論情境的時候，困難重重。

很快我就消化吸收了報道者告訴我的東西，而且常常也接納了新聞人的說教中隱含的政治。有時候，這讓我的同伴感到困惑。我還記得，一位研究生同學批評一篇越戰(zhàn)報道的偏見，我起而為記者辯護，跟他解釋新聞人會如何看待這種情況，他臉上隨之露出難以置信的神情。這位同學一定在想，我到底出了什么毛病。此外，我也習得了記者的寫作風格。在參與觀察數(shù)周之后，我要寫一篇有關(guān)新聞的文章，提交給項目的討論會，供研究員討論。我想在文章中引用大衛(wèi)·理斯曼（David Riesman），原因是什么，如今已經(jīng)想不起來。但我沒有遵循學術(shù)引用的規(guī)范，使用“Riesman （1957）”這樣的表述，而是模仿起了新聞話的筆調(diào)，寫道“根據(jù)哈佛大學社會學家大衛(wèi)·理斯曼的觀點”。在田野中，當我提醒一位撰稿人，剪輯師在面對存在某種問題的鏡頭時會采用什么補救方法時，我感到由衷的高興。或許我最自豪的時刻，是在當年總統(tǒng)初選的一次新聞發(fā)布會上，《紐約時報》的一位記者漏記了幾個詞，我從筆記中找到了相應(yīng)的引語念給他聽（當時磁帶錄音機還不是標配）。

當然，對于很多記者的政治觀點，我并不贊同。就像任何群體一樣，他們也各有各的觀點。有些人是自由派，有些人是保守派，有些人厭倦其他人的種族主義言論，有些人則無動于衷。但跟新聞工作者相處，就跟在節(jié)日晚宴上與大家庭的成員討論政治一樣。當中有一些隱性的規(guī)則：不要激烈地批評長輩；不要挑起事端；學會何時閉嘴，保持沉默。

不幸的是，我一向不擅長把自己的觀點憋在肚子里。不過，在跟報紙夜班編輯坐在一起，觀察他們排版、擬標題時，我覺得很放松。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所有人都容忍我的存在。一個外人可能會跟我母親和她姊妹一起參加每一次重大節(jié)日聚會，可能會曉得家里所有的笑話，可能會從其中一些人手中拿到獨家配方（她們互不分享的秘方）。外人甚至還有可能了解到家族內(nèi)一些羞于啟齒的秘密，但所有這些成就都不大可能讓這個闖入者變成局內(nèi)人。我在田野中聽說過不少記者犯下的錯誤（比如報社花了不少錢把一位記者派到越南，讓他去采訪來自當?shù)氐氖勘Ｋ巡蓪懙膱蟮兰幕貓笊?，但編輯壓根就沒打開過那個信封），我聽說過某些人的煩惱（一位非常善良的記者的妻子患上了腦瘤），我還聽說過辦公室里的爭議（比如一位本地新聞助理編輯拒絕刊登當?shù)亟虝晃灰藢︸R丁·路德·金的溢美之詞，在金遇刺當晚，這位要人親自接聽了編輯的電話），后來，一位編輯透露了他們?nèi)绾谓鉀Q了這場糾紛（本地新聞編輯聲稱，這位要人服用了大量藥物，意識不到他的回應(yīng)意味著什么；另一位記者奉命打了第二通電話，這次是要人的公關(guān)專員接聽的電話，他給出了“正確的回應(yīng)”）。

然而，這些秘密并沒有讓我成為團體的一員。相反，很多男性對待我的方式，跟他們對待任何侵入男人地盤的笨拙女人的方式并無二致。舉個例子。我在報社觀察的時候，管理層決定在報社的新聞編輯室播報部分11點鐘新聞，用報紙的版面編輯和撰稿人做背景。攝像機剛一架好，我就從編輯們環(huán)坐的馬蹄形桌子后溜開了。沒有人要我這么做。我只是知道，自己不應(yīng)該出現(xiàn)在畫面里。有一天晚上，在新聞節(jié)目開播之前，我注意到攝像師把我毛茸茸的小腿的畫面?zhèn)鞯健靶侣勁_”控制室里。窘迫之余，我之后開始留意并改善自己的妝容儀態(tài)。

如今回憶起我當初在田野中犯的其他錯誤，還禁不住心有余悸。其中一件事情特別恐怖，它充分體現(xiàn)出我對美國主流文化男女交往規(guī)范的陌生和邊緣。我之所以提到這件事，是因為例外常常彰顯出規(guī)則和支配性的規(guī)范，而我當時正在努力學習新的規(guī)范。當時，一位在六點鐘新聞工作的中年電視記者帶我參觀州立法機構(gòu)大樓，他時不時停下腳步把頭伸進辦公室，跟室內(nèi)的秘書打招呼。他跟我說，這些秘書是重要的信息來源。我就恭維他說，“喔唷，你還真有女人緣（ladies’ man）”，說這話的時候，我完全沒意識到這等于在說他是花花公子，甚至在暗示他濫交或?qū)橐霾恢摇Ｋ艿搅藰O大的侮辱，轉(zhuǎn)頭向上司投訴，這讓那位上司愈發(fā)把我看成“眼中釘”，是上級強加給他的累贅。我差點被踢出田野。由于擔心自己無法完成博士論文，我患上了嚴重的蕁麻疹（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得蕁麻疹）。那位中層主管當晚也一夜無眠。他老板把我托付給他，他想按照老板的吩咐行事。萬幸，我的口不擇言，換來了一個正面的結(jié)果。第二天我見到他，他并沒有詳細數(shù)落我的不是，而是建議我多花點時間觀察11點鐘新聞的運作。在他的鼓勵下，我的研究范圍得以擴大。

在報社觀察的時候，我犯的錯誤沒這么多，但也有一些（人人在研究中都會犯錯誤，但不少人從來不承認他們犯過錯誤）。特別是我剛到報社的最初幾天，我根本沒意識到，報社的男記者多么緊密地留意我的行蹤。一位資深記者問我，為什么我要浪費時間和吉姆這個老寫手混在一起。報社的副總編跟我說，“聽說你在寫本書。你當初跟我說是在寫博士論文”。我回答說，希望論文最后能夠出版。我意識到，書會被嚴肅對待，論文則不然。有一次討論出版社的時候，有人問我，我的書里會不會有爭議。

我在報社犯的錯誤之所以更少一些，是因為我當時累積了更多田野經(jīng)驗，此外，報社編輯部的物理布局也有所不同?！稙I海日報》編輯部非常寬敞，在大清早分配報道任務(wù)之前，有些記者會閑坐著聊天，等待分配任務(wù)，其他人則會翻閱報紙。我的座位挨著兩位最年輕的男記者，這意味著有時候我也可以加入他們的對話。譬如有一回，他們一邊逐頁翻閱當天的報紙，一邊討論相關(guān)報道的新聞價值配不配得上它們的版面位置。在“新聞臺”，六點鐘新聞和廣播新聞共用的新聞室要小得多。新聞室沒有辦公桌，只有一排排長桌子，跟一些現(xiàn)代大學里的大教室差不多。新聞人沒有指定的座位；我的存在更引人注目，也更有可能被看成累贅或負擔。

諸如此類的田野寓言——錯誤，讓人驕傲的故事，恐怖的故事——就跟“田野戰(zhàn)利品”一樣，常常會構(gòu)成參與觀察者講述的田野傳說的一部分（在我的田野觀察大體上告一段落，準備開始寫作的時候，我把報紙首印版帶回去做紀念，當天報紙的頭版是林登·約翰遜宣布不再競選連任）。這些寓言也是新聞工作者的特征，他們也會講述類似的故事，譬如，“我報道布林克大劫案的時候…… 天吶，那都是多久以前了……”（這句話讓我了解到，新聞人會以他們在特定年齡報道過的事件，來標記時間，或者度量自己的職業(yè)生涯）。盡管這些寓言讓人們了解到人類學家或社會學家如何收集信息，它們卻無法闡明信息的意義。為此，我們需要一個框架，一個視角，以及對既有文獻一定程度的掌握。

我讀博士的時候，修過幾門理論課，包括庫爾特·沃爾夫（Kurt H. Wolff）關(guān)于阿爾弗雷德·舒茨和現(xiàn)象學社會學的著名研討課。在布蘭迪斯讀本科的時候，我修過一門文學社會學課程，這門課長長的閱讀材料清單中有不少今天被認為文化研究經(jīng)典的著作，包括雷蒙·威廉斯、馬歇爾·麥克盧漢的作品。在做田野的間隙，我也讀了不少當時能找到的文獻。但我此前從來沒讀過有關(guān)新聞社會學的主流研究。寫博士論文的時候，我讀了一些，但我并沒有埋首在有關(guān)把關(guān)人的文章里，而是徜徉在有關(guān)謠言、八卦、藝術(shù)和意識形態(tài)的文獻中。在為帕米拉·休梅克（Pamela J. Shoemaker）和斯蒂芬·瑞斯（Stephen D. Reese）合著的Mediating the Message in the 21st Century第三版（2013）撰寫的序中，我曾寫道：我最終意識到，我的數(shù)據(jù)牽涉到知識社會學和工作社會學的交叉。在博士論文中，我能夠看到體現(xiàn)這些交叉的一些觀點，包括形式和內(nèi)容相互定義；新聞與所有的故事一樣，都是對現(xiàn)實的建構(gòu)；現(xiàn)實大多蘊含著連貫性，而事實則是建構(gòu)物。

1969年，我完成了博士論文。1978年，《做新聞》出版。我花了整整9年的時間，廣泛閱讀，與一眾非常聰明的朋友進行了許多富有成效的對話，才終于跟當初收集的材料拉開足夠的距離，從而理解了我的所見所聞。我不知道其他人為什么可以如此迅速地思考，但我的確認為，不了解相關(guān)的學術(shù)文獻，對我而言，既是劣勢，也是優(yōu)勢。如果我知道以往有關(guān)新聞的文獻，我可能會在解釋新聞人如何理解世界時，止步于簡單的答案。又或者，如果我在每天晚上打出田野筆記之后，還能寫下對當天觀察的思考，或許我可以更快地發(fā)展出出色的分析。然而，就跟記者一樣，我在打字的時候，并沒有質(zhì)疑自己。我只是在打出每個人都知道的事情，卻沒有意識到，所謂的“每個人”其實是某個特定群體的成員，他們相信，自己寫下的不過是常識，因此顯而易見是真的。正如舒茨所說，“常識”指的就是像我這樣的“每個人”知道的東西。我的所作所為，跟一個記者毫無二致。

就像新聞記者不會質(zhì)疑他們自己的常識一樣，我也花了好幾年才開始質(zhì)疑他們的真相。我接納了他們采集信息的方式，收集了有關(guān)新聞工作的“事實”，但卻沒有充分地理解新聞工作。在事實和理解之間，缺失了分析。幸運的是，在我開始做田野的時候，其他年輕的英美社會學家也通過觀察或訪談新聞人來撰寫博士論文。盡管我們的理論框架有所不同，但他們的研究發(fā)現(xiàn)證實了我的結(jié)論。無論是菲利普·施萊辛格（Philip Schlesinger）討論新聞采集和客觀性、在英國引發(fā)震動的《組裝現(xiàn)實》（Putting Reality Together），還是馬克·費什曼（Mark Fishman）在《制造新聞》（Manufacturing the News）中對官僚制和意識形態(tài)的討論，都觸及到現(xiàn)實建構(gòu)這一問題。

對我而言，我們這些人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所做的田野調(diào)查，證實了我在1965年博士一年級時上休斯的參與觀察課時，他在第一節(jié)課上所說的話。當時，15位博士生和5位老師討論接下來一學期的安排，有人問休斯教授，他怎么知道自己收集的數(shù)據(jù)是準確的。他回答道，“我敢打賭”（I betcha）——我敢打賭，別人如果跟我一樣，在同樣的時間、同樣的地點，觀察同樣的活動，也會看到同樣的東西。當然，休斯教授知道自己是在夸大其詞。研究告訴我們，面對同一場犯罪，不同目擊者報告的“事實”并不相同。而兩個理論框架完全不同的人，未必做得出相似的觀察，甚至有可能南轅北轍。然而，休斯的“我敢打賭”仍然能夠引發(fā)共鳴。它凸顯出，仔細觀察和記錄其他人的言行舉止，能夠發(fā)現(xiàn)其他社會學方法無法得出的社會學洞見：觀察可以讓我們理解這個世界，看到其他方法看不到的東西。不過，盡管大多數(shù)人依靠自己對世界的理解（或欠缺理解）來開展這項工作，大多數(shù)人還是必須在教導之下，才能夠看見。

我相信，我在田野中的所見所聞以及我分析數(shù)據(jù)的方式，終究受到了下面這些因素的影響：我收集數(shù)據(jù)時的身份，身為邊緣人的感受，我試圖理解這些數(shù)據(jù)時美國的樣子，以及我在20世紀60年代在布蘭迪斯大學社會學系念博士這份好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