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人上班大多每天朝九晚五，緊張而又忙碌，所以大家都覺得上班太辛苦了。其實，相比于古人，我們要輕松很多。可能有人會說：古人生活悠閑，有些官員們似乎從來不需要處理政務(wù)，每天只是賞花品茶，從來不用為上班打卡心生煩惱。其實，這只是電視劇中的情景，古人上班不但要打卡，遲到了還要受到嚴厲的懲罰，他們上班甚至比我們更加辛苦。

大詩人白居易就曾經(jīng)寫詩吐槽上班的辛苦。白居易二十多歲時從老家來到京城長安，找了一份公務(wù)員的工作。剛開始自然買不起房子，就在長安的渭南租了個房子，因為住的地方比較遠，每天上班要在路上來回奔波，十分辛苦，和現(xiàn)代年輕人一樣，也對上班感到深深地厭倦和無奈。

白居易為此專門寫了一首詩，名字就叫《晚歸早出》：

古代描寫官員上班的情景，最早出現(xiàn)在《詩經(jīng)》里。《詩經(jīng)·齊風·雞鳴》中，有這樣的詩句：“雞既鳴矣，朝既盈矣”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意思是公雞打鳴時，官員已經(jīng)準備好要上朝了；當東方發(fā)亮時，官員們都已經(jīng)站滿了朝堂。

這首詩描寫的是春秋時齊國官員上早朝的情景，可見在春秋時代，人們就要在雞鳴的時候去上班。雞鳴的時間一般為卯時，也就是早上5點，官員們上朝之前查驗人數(shù)，所以古代上班點名稱為“點卯”。

到了唐代，長安城的街巷里設(shè)置了“官街鼓”，凌晨五更二點，鼓聲響起，開啟坊門，也就是古代的街巷之門。住在京城里的官員們聽到鼓聲，就知道上朝的時辰到了。其實置于街坊的官街鼓，主要用于報時和警戒以防盜賊的作用，跟官員上朝無關(guān)，但官員可以據(jù)鼓聲判斷時辰，提醒自己不要誤了上朝。

“官街鼓”敲響的凌晨 “五更二點”，大約也就是官員們上朝的卯時?！睹骰孰s錄》中有這樣的記載：“五鼓初起，列火滿門，將欲趨朝，軒蓋如市”，形象地描繪了五鼓時分官員們上朝的情景。

宋朝的歐陽修也寫過一首詩《集禧謝雨》來描寫自己冒著大雨，在鼓聲的催促下趕路上班的情形：“十里長街五鼓催，泥深雨急馬行遲。臥聽竹屋蕭蕭響，卻憶滁州睡足時?！痹娎锩枋鲎约翰戎酀裘坝晟习嗟男量?，此情此景，不由懷念起以前在滁州時可以睡足的日子。

到了明朝，官員們上班更加辛苦，不但要早起，還得摸黑進入皇宮。據(jù)《天咫偶聞》記載，明代紫禁城內(nèi)本來有路燈照明，天啟年間太監(jiān)魏忠賢當權(quán)，下令撤去路燈，方便夤夜出入宮門活動，所以官員們凌晨上朝都是摸黑行路的。因為宮里沒有燈光，明朝還發(fā)生過官員在下雨時摸黑趕路，因路滑失足跌入御河淹死的意外事故。

到了清朝，又繼承了明朝這個規(guī)矩，理由是為了消弭火患，紫禁城內(nèi)不允許夜間點燈，所以清朝的官員們依然是“戊夜趨朝，皆暗行而入，相遇非審視不辨”。

現(xiàn)代上班族的交通工具，一般都是公交、地鐵，有的開私家車，還有的拼車，具體選擇什么樣的方式，完全由自己根據(jù)情況來決定。但是在古代，官員上班使用的交通工具，是不能由自己決定的，要根據(jù)官品等級的高低，以及是文官或武官來決定的。

古代的官員上班，最早乘坐的是牛車，后來有了馬車，再后來又有了轎子。不過并不是每個官員都有資格乘坐馬車或轎子，而是按照官品的高低有嚴格規(guī)定的，就連馬車的裝飾都有不同的檔次區(qū)分。比如在漢代，就以朱紅色涂車左右兩側(cè)的障蔽來表示官階的高低，凡俸祿在六百石以上者，可以將左轓涂成朱紅色；兩千石以上者，可以將左右兩轓均涂成朱紅色。普通官員的車頂蓋只能用青布，千石以上的官員才可以使用綢緞。

宋朝官員

到了唐宋時期，又提倡官員騎馬上班，就和現(xiàn)在騎自行車、電動車上班一樣。坐轎子上班的，一般都是高品階的文職官員，或者體弱多病的年長官員，而武官一般都是騎馬，所以后來有一種說法叫“文官坐轎，武官騎馬”。

“上班”這個詞，最早出現(xiàn)在宋代。那時候，大臣們凌晨到皇宮里上朝，參加皇帝主持的朝會，奏事議政，叫“上朝班”；而其他品階比較低的官員，則沒有資格參加朝會，就叫“上班”。

上班也有不同的叫法，地方官吏們到衙門上班叫“上衙” “衙參” “上值”，王公大臣到皇宮參加皇帝主持的朝會叫“上朝”、“朝參”。與此相對應(yīng)，下班則被稱為“散衙” “放衙” “散值” “散朝” “退朝”。

古人上班考勤制度非常嚴格，大臣們凡無故缺席、遲到或朝班失儀，都屬于違紀行為，要受到嚴厲的處罰。

《唐會要》記載：“文武官朝參，無故不到者，奪一季祿?！币馑际枪賳T如果上朝遲到，便會被罰一個季度的俸祿，相當于三個月的工資，而我們現(xiàn)代人上班遲到一次，最多罰五十或者一百元而已，可見差別之大。

還有一種更為嚴厲的針對缺勤的懲罰是杖刑，《唐律疏議》中有這樣的規(guī)定：凡官員上班無故缺勤者，每缺勤一天處笞二十小板，每再滿三天加一等，滿二十五天處杖打一百大板，滿三十五天坐牢一年。

其實，歷朝歷代對官員遲到、缺勤等行為都有嚴苛的懲罰，輕則罰俸祿、重則打板子，甚至坐牢。

元代畫家趙孟頫

《元史·趙孟頫傳》記載，元代大畫家趙孟頫，在尚書省任兵部郎中時，就由于上朝遲到挨了板子。當時，丞相桑哥抓考勤很嚴，規(guī)定必須按時上班，來晚的就挨板子，由斷事官執(zhí)法。某日，趙孟頫上班遲到，就被不講情面的斷事官拉去打了一頓板子。趙孟頫覺得很丟人，就去跟丞相訴苦，丞相桑哥也覺得這么做不合適，后來就改為低級官員遲到缺勤才打板子，而高級官員可以豁免，否則堂堂兵部郎中，被拉去打屁股，實在有失官員威儀。

可見，古代的考勤制度儼然已成了法律條款，遲到缺勤不是一般的“違紀”，而是“犯法”了，這也是為什么古代官員輕易不會遲到的原因。

現(xiàn)代人上班一般都要帶門禁卡，因為辦公場所一般都設(shè)有“門禁”，外人是不得隨意進入的。古代官員進入“辦公場所”時也一樣，也有門禁卡，他們的門禁卡叫門籍。

古代的門籍一般是由竹片制成的，懸掛在“辦公場所”門前，長約二尺，上面記錄著官員的姓名、年齡、身份、樣貌等。晉代的崔豹在《古今注·問答釋義》中記載：“籍者，尺二竹牒，記人之年名字物色縣（懸）之宮門，案省相應(yīng)，乃得入也?！惫糯@種“門籍”有點像現(xiàn)代的“花名冊”，古代官員上班時，要等門衛(wèi)查驗門籍后，方可進入工作場所。

到了唐朝，竹片制作的門籍變成了“魚符”，魚符是官員隨身攜帶的魚形符契，一般長約6厘米、寬約2厘米，是用木頭或金屬精制而成，分左右兩片，上面刻有官員的姓名、年齡、職位等信息，中間有“同”字形榫卯可以相契合。魚符相當于官員的身份證，使用方法是，左符放在內(nèi)庭，作為“底根”；右符由本人隨身攜帶，作為查驗時的身份證明。

到了明朝，官員的身份證又變成了“牙牌”。牙牌，就是用象牙做的小牌子，上面刻著官員的名字和官職，是官員們出入宮禁的憑證。

腰牌

清朝的身份證則叫“腰牌”，一般為木制，長方形，由內(nèi)務(wù)府發(fā)放，正面燙有“腰牌”字樣，背面有持牌人姓名、年歲、面貌。腰牌每屆三年需要繳舊換新，如持牌人員的職位有變動，應(yīng)隨時咨報內(nèi)務(wù)府及景運門稽核。

明清時期的這種“牙牌” “腰牌”，既是官員們的“身份證”，又是上班時的“工作證” “門禁卡”。

唐代開始有了大臣上夜班的制度。制度規(guī)定，中書、尚書、門下三省的長官要輪流值夜班。各省有一本“直薄”(值夜班記錄本)，由直令使于當日交給值夜班的人，次日收回。

唐朝宰相姚崇

唐代著名宰相姚崇，歷任武后、睿宗、玄宗三朝，德高望重。玄宗時期，姚崇年事已高，不愿值夜班，于是直令使就跳過姚崇，將“直薄”往下傳，引起其他大臣的不滿，認為姚崇搞特殊化。直令使非常為難，不得已又將值班簿給姚崇送去。姚崇在值班簿上批寫道：“告直令史，遣去又來，必欲取人，有同司命。老人年事，終不擬當?！币Τ缯f自己年紀那么大了，還讓值夜班，是不是太不合情理了？其他大臣看了姚崇的批語，也都不好再說什么了。

值夜班雖然辛苦，但是也有好處，《四朝聞見錄》記載，南宋孝宗時，有一次大臣周必大值夜班，孝宗皇帝找他聊天，還賜他座位，請他喝酒，兩個人像哥們兒一樣海闊天空地閑聊。其實在偌大的后宮中，除了一群爭寵的妃嬪和太監(jiān)，只有皇帝一個男人，連個能說話的人都沒有，所以皇帝也是十分寂寞。這次陪聊讓孝宗十分開心，第二天，孝宗就升了周必大的官職，任命周必大為參知政事。

當然，也有不會聊天只會做學(xué)問的，大詩人杜甫做官時也值過夜班，他值夜班時就自己作詩打發(fā)時間，他曾作《春宿左省》一詩：“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shù)問夜如何。”可見杜甫上夜班還是很敬業(yè)的。

縱觀古代人的上班狀況，是不是要比現(xiàn)代更嚴苛？相比古人，我們?nèi)缃裆习嗫梢哉f是很幸福了，那么我們也就沒有什么好抱怨的了，況且不管是古代還是現(xiàn)代，好好上班都是一個人的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