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26日第30、31期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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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海弄潮”與“中原書風”

■鄭榮明

　　20世紀80年代，“墨海弄潮”展的成功舉辦，無疑是當代書法復興、發(fā)展史上的重大事件。首屆“河南省中青年書法家15人墨海弄潮展”于1986年9月在中國美術(shù)館精彩亮相，以群體形式推出中青年書家，在全國尚屬首次。這15位書家是張海、王澄、李剛田、馮志福、李進學、張鶴嶺、王寶貴、周俊杰、劉順、王朝賓、陳國禎、王勝泉、尚仁義、索宏源、王海。此后，展覽相繼應邀到杭州、烏魯木齊、蘇州等地展出，在書法界引起巨大反響。此展與先后舉辦的中原書法大賽、國際書法展、國際臨書大展一起，奠定了河南書法在中國書法界的領(lǐng)軍地位，“中原書風”的形象，也由此橫空出世，而且，這種地域概念的書風，幾乎成為當年書壇的主流書風，讓書壇各方人士迷戀、仿效。

河南省書法家協(xié)會成立

　　而今看來，首屆“墨海弄潮”展，對當代書法的發(fā)展影響十分深遠，可以說，當代書法復興之后的進程，因“墨海弄潮”而大幅度地改寫，強大的“河南效應”幾乎主導書壇二十多年，當代書壇現(xiàn)今格局的形成，與“墨海弄潮”息息相關(guān)！我們最起碼可以列出以下的“史實”加以印證：

　　首先，“墨海弄潮”引領(lǐng)著以大幅作品為主體的“展廳效應”，“展覽時代”正式開啟。首屆“墨海弄潮”展在書法界形成巨大反響甚至震撼的最大因由，當然是大幅甚至巨幅創(chuàng)作進入展廳，再加上河南書家集體有意識地對雄強、大氣面貌（或“風格”）的特別強調(diào)。這樣的“行為”，對當時書法狀態(tài)的改變十分明顯，一是將小尺幅的“書寫”改變?yōu)榇蟪叻摹皠?chuàng)作”，適應當代高大展廳與強化“視覺沖擊”成為展覽的主調(diào)；二是將“創(chuàng)作”和“風格”概念極度釋放，充分表現(xiàn)書法的“藝術(shù)性”“審美性”層面，為改變?nèi)藗兊摹皶鴮憽庇^念提供了十分有價值的示范和引領(lǐng)。當時，張海、王澄、王寶貴、周俊杰、李剛田、劉順等人的取法方向、書寫面貌、創(chuàng)作方式風靡一時，影響許多中青年書家，無形中催生了書壇新的“風氣”。大幅、視覺、風格，正是“展覽時代”的幾個關(guān)鍵詞，而開始“啟用”者，無疑是首屆“墨海弄潮”展。

陳天然、張海為農(nóng)民義務(wù)寫春聯(lián)

　　其二，首屆“墨海弄潮”展，在書法界首次“刻意”地展示書法的群體形象，并借中國美術(shù)館這個中國藝術(shù)展覽的最高殿堂“高調(diào)”地打出“中原書風”的旗號，可謂“驚世駭俗”，這種明顯的“策劃”意識和行為，也標志著中國書壇“策劃時代”的到來，同樣意義非凡；而更大的效應是，“中原書風”的概念，極大地刺激著其他地域書法人的神經(jīng)，相應地，各種地域書風的提出、梳理和打造紛紜而出，諸如江浙書風、齊魯書風、遼沈書風、巴蜀書風等，形成你追我趕之勢，極大地促進了書壇的活躍，激活了書法家的創(chuàng)作熱情，而后形成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整個90年代，書法藝術(sh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激情燃燒的歲月”，至今回味，仍然令人激動！

1984年，中原書法大賽在鄭州舉行

　　其三，首屆“墨海弄潮”后，河南儼然成為中國書法的“中心”，河南書法名家成為令書法界追捧的“明星”，由此而形成的“蝴蝶效應”，一是以首屆“墨海弄潮”展15位書家為導師主體的“河南書法函授院”呈“井噴”發(fā)展之勢，據(jù)說曾經(jīng)出現(xiàn)數(shù)千名學員同時在冊學習的盛景，在當年堪稱奇跡；二是，河南編輯出版的《書法家》《書法博覽》《青少年書法》等書刊，亦成為熱門，甚至是相當多書法愛好者的必讀。也就是說，教育培訓、學術(shù)導向、輿論宣傳，這關(guān)乎人才生成和平臺形成的三大關(guān)鍵，幾乎都“聚集”到河南了。如果由此而深究，目前成為書法界脊梁的六零年代書家，恐怕很多都接受過“河南書法”的熏陶、滋潤和直接培養(yǎng)，那么，“細思極恐”，當代書法幾十年，豈不是“豫家軍”的天下？筆者當年也是河南書法函授院的學員，對如饑似渴地捧讀《書法家》《書法博覽》的虔誠記憶猶新，所以，自然對“中原書風”充滿感情。

1985年，國際書法交流展在鄭州開幕

　　其四，首屆“墨海弄潮”展中的幾位杰出者，最后成長為當代書壇的代表人物，甚至成為書法界中樞和執(zhí)書壇牛耳者，最大化地發(fā)揮了“中原書風”的影響效應和核心價值，也回證了“墨海弄潮”的“不世之功”。在創(chuàng)作上，張海的漢簡和由此化出的行草、周俊杰的“褒斜體”隸書和草書、李剛田的篆刻和魏碑、王澄的碑體行書、王寶貴的隸書、劉順的甲骨文，皆堪稱一個時代的形象代表；在學術(shù)上，他們也各有建樹，張海的“代表作”論述，周俊杰的“新古典主義”，則屬當代書法重要的理論成果；在個人“名位”上，周俊杰曾任中國書協(xié)學術(shù)委員會副主任多年，為中國書壇的學術(shù)引領(lǐng)者之一，堪稱書法界“俊杰”；李剛田曾執(zhí)編《中國書法》、任中國書協(xié)篆刻委員會副主任多年，現(xiàn)為西泠印社副社長，乃篆刻領(lǐng)域“領(lǐng)袖”之一；而張海更勿需多言，曾經(jīng)的中國書協(xié)主席。他們策劃、制造“中原書風”，“中原書風”最后也造就了他們，而他們的成長和成就，又有形無形地影響了當代書法的發(fā)展，所以，強勢的“中原書風”，自然會成為當代書法“地域書風”的最耀眼存在。

1987年，書法新十年學術(shù)辯論會在鄭州召開

　　“中原書風”的生成，與河南書法界“發(fā)現(xiàn)王鐸”有直接的關(guān)聯(lián)。

　　我們都知道，王鐸對于日本現(xiàn)代書法影響巨大，“后王勝前王”“明清調(diào)”的概念，就是日本書法界提出的，日本書法界還成立了“王鐸顯彰會”，專門研究王鐸書法，村上三島是日本學王鐸的代表人物?！?982年秋天，作為中日恢復邦交10周年的系列活動之一，在鄭州和大阪兩地分別舉辦了王鐸書法展。兩年后，又在鄭州、洛陽和開封三地舉辦了村上三島學習王鐸的書法展。兩次書展成為中日兩國文化界友好交往的佳話。村上三島在展出后還把他的43幅作品捐贈給河南博物院”（王幅明《五百年來無此君》）。

1987年，現(xiàn)代國際臨書大展在開封舉行

　　在中日恢復邦交10周年的政治氛圍下，借助和日本的交流，河南書法界可謂很及時和鄭重地通過“外力”把本土的大師“發(fā)現(xiàn)”出來，滋潤自身并呈現(xiàn)給中國書法界。在20世紀80—90年代，河南書法界對傳承、弘揚、研究王鐸書法的高度重視，以致引發(fā)全國性的“王鐸熱”，這在當代書法復興的歷程中，無疑是一個相當重大的“事件”。筆者曾親歷“王鐸書法國際研討會”和“王鐸書畫研究院”的成立，那種盛大和虔敬，至今仍難以忘懷！

　　王鐸書法的“出現(xiàn)”，對河南書家的精神沖擊和筆墨影響無疑是巨大的；而河南書家對王鐸的“借用”“活用”，對書法界的精神沖擊和筆墨影響也無疑是巨大的。王鐸“雄強飛揚”的精神“張力”和大幅書寫、墨色淋漓、連綿跌宕的筆墨“張力”，實際上成為了“中原書風”的“原點”的“激發(fā)點”，這在首屆乃至二屆、三屆“墨海弄潮”展中，都十分顯著。筆者曾經(jīng)在《王鐸與“中原書風”》一文中，將“墨海弄潮”書家分為三類，即“在原有書法風貌的基礎(chǔ)上，借王鐸強化雄強氣質(zhì)的書家，以張海、王澄為代表”“直接取法王鐸，全盤繼承王鐸的風格，學習王鐸的藝術(shù)語言，借王鐸成為書壇的弄潮兒，并企圖從中脫出個人面目的書家，如馮志福、李逸野、宋華平、胡秋萍等”“與王鐸無直接淵源，但又間接地接受了王鐸影響的書家，以王寶貴、李剛田、周俊杰等人為代表”，至今看來也并無不當。這樣的以王鐸為中心、為出發(fā)點、為借鑒點的“集團式作戰(zhàn)”，最終不僅塑造出“中原書風”，而且改變了當代書法展覽的“走向”和“風格”，所以，我們可以說，當代書法“展覽時代”的來臨，有“王鐸”的一大功勞。

墨海弄潮集——河南省中青年書法家15人作品選

　　最后，或許我們都應對當年河南書法界的“操守”和“領(lǐng)軍人物”表達一種特別的敬意：在當年“書品即人品”觀念尚是書法評判主流語境的時代，他們借勢、借力地“發(fā)現(xiàn)”、推出王鐸，其中的膽識、魄力之大可想而知！他們能夠“向潮頭立”，樹立一種“新”的創(chuàng)作、展覽模式和格局，其中的魄力、眼光之闊可想而知！他們敢于打出“中原書風”的旗號，在振興地域書法的同時導引中國書壇的繁榮，其眼光、氣度之高可想而知！在這里，我們很容易想起一句話：時勢造英雄——當然，英雄往往也可造時勢，此中之奧，可細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