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不僅是封建社會的一部百科全書，更是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精髓，是中華土壤中孕育出來的獨一無二的不朽古木，向后人展示出文化之根。

紅樓之文化可以細分為服飾文化、飲食文化、禮儀文化、建筑文化等等，而此處我想從宏觀的角度來談?wù)勂渲械臐M漢文化互融與中華文化的精神內(nèi)涵——情。

第一，紅樓蘊含著滿漢文化的交匯與融合。《紅樓夢》被納入民族文學(xué)的范疇，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其反映了滿漢文化的互相滲透與變化過程，而相較于琳瑯滿目的漢文化研究，這一方面的分析略顯單薄。

滿族是一個善于博采眾外來文化之長，并不斷發(fā)展創(chuàng)新的民族，在清順治元年，清軍入關(guān)，第一代順治皇帝建都北京，從此開始對全國的統(tǒng)治，并逐漸與漢文化融合，緩解矛盾，繁榮經(jīng)濟，如此才出現(xiàn)后來“康乾盛世”的安定局面。

根據(jù)周汝昌先生的研究，曹家原本是皇帝的“世仆”，雖為漢人，但經(jīng)過世代的生活轉(zhuǎn)變，習俗已經(jīng)基本滿洲化，卻也保留了少部分漢人的舊俗。滿漢習俗在原著中有很多體現(xiàn)，下面以纏足和語言為例：

首先，是關(guān)于纏足。自唐宋以來，漢族出現(xiàn)追求“三寸金蓮”的畸形觀念，并逐漸在漢文化中根深蒂固，而清朝的統(tǒng)治者則強烈反對這一約束人性的陋習，因而滿族人和漢人貴族在乾隆年間的“禁纏令”頒布后就不再裹小腳，而漢人的貧家女子往往依舊纏足。

在《紅樓夢》中，明顯有過纏足的是尤二姐、尤三姐和晴雯。在六十九回中，鳳姐帶尤二姐去拜見賈母，賈母在細細瞧過她的皮肉之后，鴛鴦又揭起她的裙子來，隨后賈母才笑道“竟是個齊全孩子”。

賈母是漢人，還持有傳統(tǒng)的漢族觀念，所以才會關(guān)注尤二姐是否纏足，并由此來判斷其是否“正經(jīng)”；賈珍、賈璉與尤氏姐妹共同飲酒時對于尤三姐的描寫是“一對金蓮或翹或并”，明顯體現(xiàn)出她曾纏足。

同樣，描寫晴雯穿著“紅睡鞋”（裹足婦女臨睡前所著之軟底鞋），也直指其纏足；此外，劉姥姥參觀大觀園時提醒姑娘們小心繡鞋不要弄臟，也透露出賈府很多丫鬟都纏足。

對比湘云被調(diào)侃“穿寶兄弟的靴子”；寶釵撲蝶；鳳姐踢門；黛玉穿羊皮小靴，都是沒有纏足的體現(xiàn)。

其次，是關(guān)于語言。《紅樓夢》中的詞匯與稱謂都體現(xiàn)了滿漢文化的特點與特色。例如寶玉每每貶低自己的玉，都稱其為“勞什子”（滿語指胡說，引申為討厭之意）；稱奶媽為嬤嬤；鳳姐說“忽刺巴的”（滿語hur seme，指忽然）等等，這些都是典型的滿語詞匯。

而文中的“燒包袱”，“燒”為漢語，“包袱”為滿語，表示墳?zāi)梗瑑烧吆喜⒃谝黄鸨硎緸椤吧蠅灐?，這又是典型的滿漢合璧詞匯。

第二，紅樓以情為旨。所謂文化，我認為文就是“記錄，表達和評述”，而化是“教化，感化和內(nèi)化”。紅樓之情以文為載體，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整個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

紅樓情真。很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寶玉，總有人認為寶玉“濫情”，實則謬矣，寶玉對眾女兒的情感至真至純至善，沒有任何功利的目的或欲望的加成，欣賞女性、尊重女性是他最大的人格魅力。給晴雯暖手、留點心；為平兒梳頭、洗臉；幫妙玉打掃衛(wèi)生等，這些都是最真摯的關(guān)愛與體貼。

紅樓情癡。“有時似傻如狂”的寶玉聽聞秦可卿去世后吐血；誤以為黛玉要離開便大病不起；屢次摔玉只因毫無優(yōu)越感的平等之心。黛玉為情落盡眼淚，一句“我為了我的心”令人動容，最終焚稿斷癡情，了結(jié)這段情緣。人生自是有情癡，此恨不關(guān)風與月。

紅樓情烈。紅樓女子之剛烈宛如飛蛾撲火般凄美。遭反悔退婚的尤三姐一劍項上橫，揉碎桃花紅滿地，其決絕令人敬嘆；無法自由戀愛的司棋以頭撞墻，鮮血流盡而亡，為情奮不顧身，敢做敢當；自尊自愛的鴛鴦以死明志，誓死捍衛(wèi)自己的諾言與人格，令人肅然起敬；不忍恥辱的金釧跳井，以死亡作最后的反抗。這種極具震撼力與悲劇性的烈情不僅帶給人們同情與敬嘆，更讓人反思與深省。

儒教往往將人的情包裹在倫常里面加以束縛，而《紅樓夢》則徹底將情釋放出來，它寫的不只是愛情，更是世間人情，將情提升到新的高度，這正是更深層的精神文化內(nèi)涵，也是中華文化的一大根基。

所以《紅樓夢》既是中華文化的極佳體現(xiàn)，亦是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絕妙載體。正如周汝昌先生曾對外國記者說的那樣：“如果你想要了解中華民族的文化特點、特色，最好的——既最有趣味又最為捷便的辦法就是去讀通了《紅樓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