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歌執(zhí)導的電影《搜索》中,描述了一場道德綁架:
看完這部電影,我就想了,如果我是風暴中心的那位女主,我將如何應對這場道德綁架呢? 思來想去,我覺得沒有什么方法能比下面這句話更完美的了: 只要我沒有道德,我就不怕被道德綁架。 初看這句話,你或許會覺得驚世駭俗,但細細咀嚼,卻能感受到一股大智若愚的味道。 咱們且慢慢分析。 在座的諸位,如果要問起我們中國上下五千年最不缺什么,您會如何作答? 我的回答是,中國或許什么都缺過,可是卻從不缺“道德”。 是的,我們中國從不缺道德,哪怕是在禮崩樂壞的時代——而且也正是在禮崩樂壞的年代,強調(diào)道德的君子們才蹦跶得最歡: 比如,晉朝這么一個靠篡位而成就的朝代,最講究以孝治天下;北宋末代皇帝的妃嬪、公主郡主都被金人俘虜去當了性奴,南渡的南宋理學家們才非常強調(diào)“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
中國的道德史太長了,長到無聊之極、恐怖之極: 比如,嫂子掉進河里小叔子該不該伸手救援這個問題,從孟子到清末,竟然討論了兩千多年;再比如,為了節(jié)省家里的口糧,把兒子埋了以更好贍養(yǎng)母親的“埋兒救母”一事,居然會被寫進二十四孝,從晉朝傳頌至今一千多年…… 中國的道德名目也太多了。 有人分析過中國、印度、古希臘哲學的不同。他說,古希臘哲學研究的是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印度哲學研究人與自心的關(guān)系,中國哲學研究人與人的關(guān)系。
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為人君要干嘛,為人臣要干嘛,誰是誰的綱,在皇上面前怎么說話,在鄉(xiāng)人面前怎么說話,全部規(guī)定得清清楚楚。 道德多到無以復加,令人感覺處處受掣肘時,這不就跟債一樣嗎?所以我覺得中國古人非常累,因為他們欠了一屁股道德債。 但更累的其實是現(xiàn)代人。 我們天天強調(diào)“破舊立新”,但我們的舊破了那么多年也沒有破徹底,比如,這幾年什么“女德班”的出現(xiàn),打得全社會一陣臉疼; 不但舊未破,新也沒有立好,最典型的就是正兒八經(jīng)的女權(quán)被一些極端人士搞成“田園女拳”,打得人腦殼疼。 舊未破、新未立的前提下,我倒不如覺得,短時間內(nèi),干脆把所有道德債都扔到一邊,只遵守法律的底線罷了。 不要覺得我是下限婊。 對于一個社會而言,最好不要一股腦地讓人民追求上限,相反,其實只需要讓人們恪守下限便行了。 明朝中后期道德學家泛濫,是中國歷史上最講究道德的年代,但也是偽君子最多的時代。隨便舉個例子: 清軍一來,跟妓女柳如是約好一起投河殉國的錢謙益以“水太冷,不能下”為由,立馬去新朝享受榮華富貴去了,至于氣節(jié)什么的,統(tǒng)統(tǒng)扔一邊兒了。 明朝的教訓告訴我們,當整個社會都把道德掛在嘴邊時,這個社會一定是小人成堆的國家。 所以我才說,不如大家干脆把道德撇在一邊,只講法律罷了。 我給你老板打工,您就不要從道德上說給資本家加班有助于提升奮斗精神,而是只講法律補償我加班費; 我實在太累了在公交車上不給您老人讓座,您就不要從道德上說我不尊老愛幼,而應該從法律上說,確實,沒有法律規(guī)定年輕人必須給老年人讓座。如此等等。 這樣一來,我們越是恪守下限,才有追求更高層次的動力;而社會若一開始就給我定的太高的界限,我反而望而生畏,跌到下限以下了。 道德名目越多,應扔掉的道德名目也越多,而不是只要被冠以道德二字,即能變成需要保護的對象了。 就連圣人孔子先生也勸他的學生子貢,在贖回本國俘虜后,應該去政府那里領(lǐng)賞金,而非做一個道德君子分文不要——因為開了這個先河,以后誰都不敢去領(lǐng)賞金,那本國的俘虜誰還敢去贖回? 但愿我們不要總是把孔融讓梨的故事掛在嘴上,因為這樣的道德是以他人(孔融兄長、弟弟)的不道德,來成全自己的道德。 我們新時代的孔融,應該是大大方方地拿過那個最大的梨,說:“這次我吃最大的,下次你們吃最大的”! 這樣一來,雖然我們少了一個道德的孔融,卻多了一個守法的孔融,更重要的是,我們還能受此啟發(fā),在財富的分配時,能解下不敢爭利的道德枷鎖—— 勞動者被資本家剝削而不敢言,有些情況下就是覺得自己配不上的心理在作怪。 事實上,勞動者到底配不配得上,亦或者干脆直白地說犧牲了多少、被資本家榨取了多少剩余價值,馬克思的《資本論》一書中已經(jīng)寫得清清楚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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