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中國歷史上的黨爭問題--從歐陽修的《朋黨論》說起（中）朱永嘉

虹72 2020-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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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陽修之所以如此藉漢、唐之亡于朋黨問題痛心疾首，其現實背景是由于北宋仁宗時，歐陽修與范仲淹這些以君子自居的大臣，被呂夷簡誣為“所引用皆朋黨也”。北宋初，仁宗即位以后，相當長一段時間是呂夷簡執(zhí)政，他的兒子叫呂公綽，在其父執(zhí)政時，“多涉干請，喜名好進者趨之?！薄端问贰し吨傺蛡鳌贩Q：“時呂夷簡執(zhí)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边@件事得罪了呂夷簡，故他在仁宗面前告狀，稱：“仲淹離間陛下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也。”殿中侍御史韓瀆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把范仲淹罷知饒州。當時秘書丞余靖為此抱不平，要求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稱自己與范仲淹為師友之間，愿從降黜，歐陽修以范仲淹因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納以為當黜，歐陽修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納上其書，坐貶為夷陵令。這件事發(fā)生在景祐三年（1036）五月丙戌，天章閣待制范仲淹坐譏刺大臣，落職知饒州，集賢校尉余靖、館閣校勘尹洙及歐陽修并落職補外，詔誡敕百官越職言事。而范仲淹既去職，士大夫論諫者不已，自是朋黨之論興。宋仁宗對宰相張士遜說：“向貶仲淹，為其密報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奈何？”宋仁宗所以這樣說，是不想由此挑起朋黨之爭，故于寶元元年（1038）十月丙寅下詔誡敕百官朋黨。至于說“朋黨稱薦”，是指有那么多人稱薦范仲淹，在仁宗心目中似有朋黨之嫌疑。呂夷簡在一年前也已罷官，仁宗的態(tài)度想息事寧人，不希望朝堂之上出現朋黨相爭的現象。當事態(tài)過了一年多，宋仁宗召范仲淹為龍圖閣直學士，而呂夷簡也再度入相。仁宗“諭仲淹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向論蓋國家事，于夷簡無憾焉?！笨梢娋贾g，在范呂雙方是否朋黨之爭這個問題上，各自的視角不同。歐陽修《朋黨論》的感慨由此而發(fā)，希望能說服君主承認君子之黨的合理性。這個觀念仁宗怎么能接受呢？在歐陽修看來，善者必相稱譽，必相薦引。在宋仁宗看來，“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于法?！保ā俄n非子·有度》）故在朋黨的問題上，在既定的君臣相互關系基礎上，君臣之間很難求得一致的認識。慶歷三年（1043）宋仁宗罷黜呂夷簡，重新啟用范仲淹與韓琦，推行慶歷新政，然而在如何看待朋黨的問題上，范仲淹與宋仁宗之間并沒有取得一致。司馬光《涑水記聞》卷十載：“慶歷四年四月，上（仁宗）與執(zhí)政論及朋黨事，參知政事范仲淹對曰：‘人以群分，物以類聚，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為一黨，不可禁也?！边@里范仲淹講的是事實，而仁宗考慮的是君臣之間的政治體制，容不下臣下有朋黨比周的相互關系。次年，即慶歷五年的正月，范仲淹、富弼、杜衍皆罷相位，慶歷新政也就失敗了。從這里可以看到北宋的黨爭與漢唐不同，不僅是士人之間的派系之爭，而且涉及新政和改革過程中的利益再分配。如果我們把慶歷新政中范仲淹的政見放在一邊不講，就如何看待朋黨而言，根本的關鍵在于朋黨的現象與現實的中央集權政治體制不相容納。
　　
　　再者，歐陽修《朋黨論》中關于“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的論述，也并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朋黨的區(qū)劃并非始于君子與小人之間的區(qū)劃。以王安石的熙寧變法為例，贊成變法與反對變法的儼然是二個營壘，派系的區(qū)分是政見上的分歧，而非君子與小人之區(qū)分。盡管司馬光視王安石變法是講利，目之為小人，但事實上恐怕不能以小人視王安石，應該承認王安石與司馬光二人皆有君子之品格，但在政治主張上各有分野，自為對立之政治派別。問題是二派之成員中，都兼有君子與小人同在，二邊的君子并非都是完美無缺的，何況兩邊的小人都有一些見不得人的事，正由于雙方都有小人在攪局，才會把事情攪亂攪糟。二派之外，總還是有一個中間地帶，在這個中間地帶同樣有君子與小人同在，如蘇軾這樣的君子，既不屬于王安石的改革派，也不屬于司馬光的保守派。北宋中后期的派系斗爭是一個很復雜的歷程，既有君子與小人在這個平臺上充分地表現自己的形象，又很難以君子與小人那樣簡單的區(qū)劃這二派的關系。改革派有一個李定，便是比較典型的小人?！端问贰だ疃▊鳌贩Q李定少受學于王安石，登進士第，為定遠尉、秀州判官，熙寧二年被薦至京師，謁諫官李常，“常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何如？’定曰：‘民便之，無不喜者?！Ｔ唬骸e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為此言?！赐装彩?，且曰：‘定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石大喜，謂曰：‘君且得見，盍為上道之。’立薦對。神宗問青苗事，其對如曩言，于是諸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边@是他謊報軍情，以求仕途之升遷，他靠著阿諛奉承升官至御史中丞。元豐二年七月，李定與舒亶劾蘇軾之《湖州謝上表》怨謗君父，借此搞文字獄，逮軾赴臺獄窮治，李定親自鞫獄，幸好蘇軾遇到赦令，于元豐二年末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次年二月蘇軾抵湖北黃州。李定一日于崇政殿門外語同列曰：“蘇軾乃奇才也?！眲e人都不敢說話。李定之為人只是一個屬于小人的典型案例，此外如呂惠卿等都是王安石一邊的小人。在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一邊中，同樣也有小人，如邵伯溫的《聞見錄》對王安石完全是無中生有地造謠攻擊，清人蔡上翔作了詳實考辨。
　　
　　那么君子之間又是如何相處呢？《論語·子罕》：“子曰：后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那就是要敬重和提攜后起之秀。以王安石為例，在年青時，曾鞏與王安石游，他把王安石的文章給歐陽修看，歐陽修為之延譽，文彥博為相時，薦王安石可不次進用，王安石與司馬光還是朋友相處?！墩撜Z·子罕》：“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孔子這句話的意思是，可以和他一起切磋學問，未必可以與之達到同一方向的治國之道?？梢赃_到同一方向的治國之道，未必可以采取相同的方法和原則?？梢詧猿滞瑯拥脑瓌t和方法，未必能采取同樣的靈活性?？鬃舆@段話說的君子與小人之區(qū)分只是各自為人之德性上的區(qū)劃，但君子之間同樣可以存在政見上的差異。王安石在熙寧二年拜相，是歐陽修、文彥博他們不斷延譽和推薦上去的，王安石推行新法以后，當年推重王安石之君子們，幾乎眾口一詞地反對王安石的新法?！端问贰ね醢彩瘋鳌贩Q：“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己者也；富弼、韓琦，用為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zhèn)，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边@說明君子之間，同樣可以出現道不同不相為謀的局面。君子固然以義相聚，但各自對當時什么是對國家、人民有益之義，理解可以各不相同。故黨爭不只是出現在君子與小人之間，同樣可以出現在君子之間，君子之間也會有互相排斥的一面，但他們不會不擇手段地把對方往死里整。而小人對待不同政見者，則往往不擇手段，甚至往死里整。
　　
　　王安石與蘇軾都應歸屬于君子一類，《宋史·蘇軾傳》載：“軾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fā)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恒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為問?！边@就公然與王安石在政見上唱對臺戲了，而且不止一處。王安石當然容不下蘇軾了，軾遂請外任地方，于是通判杭州。王安石對政見相異者的態(tài)度還是相對寬容的，如司馬光只是讓他在洛陽編撰《資治通鑒》，經過十五年的努力完成了這一史學巨著，蘇軾則在杭州為通判，免得大家在京師互相傾軋。而李定這些小人便與王安石不同了，以蘇軾為詩訕謗，逮蘇軾赴臺獄，必欲置之死地。這就是君子與小人如何處理不同政見之間的區(qū)別。
　　
　　神宗去世以后，哲宗尚幼，太皇太后臨政，自洛陽召回司馬光，完全反王安石新法而行之。司馬光力排眾議，他針對“三年無改于父之道”的議論，聲稱：“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保ā端问贰に抉R光傳》）司馬光這話有缺陷，一是對王安石的新法采取一棍子打死，缺少分析的態(tài)度，這是非理性的情緒化的話，為后來的黨爭留下隱患。當時便有人向司馬光指出：“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钡抉R光不聽，后來果然因此出現新舊黨爭。哲宗親政以后，以“三年無改于父之道”為據，再翻一次烙餅，那就是元祐黨爭。這樣的反復并不利于正確地處理問題，反而變成人與人之間互相情緒化的傷害，為小人們的攪局留下了空間。當時司馬光“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庇谑撬岢觥懊庖畚搴?，乞直降敕罷之”。這個問題當時便引起爭論了，章惇當庭表示反對，他說：“如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若役法則熙寧之初遽改免役，后遂有弊。今復為差役，當議論盡善，然后行之，不宜遽改，以貽后悔。”（《宋史·章惇傳》）章惇此言對熙寧新法還是抱分析的態(tài)度，不要草率恢復舊章還是對的。其實章惇的思想是跨二邊派系的，章惇的老師是邵雍，那是站在司馬光一邊的，他在政見上則與司馬光為異。于是司馬光轉而要蘇軾來恢復差役，差官置局?！端问贰ぬK軾傳》載：
　　
　　“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指免役法，依戶等高下出錢免役，操作層面上下其手，以為民病），十室九空，斂聚于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于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奸。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谷帛以養(yǎng)兵，兵出性命以衛(wèi)農，天下便之。雖圣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nbsp;
　　
　　蘇軾的話還是對的，要實事求是，不能憑情緒的沖動在重大政策上搞翻烙餅的措施。為此二人辯論于朝堂之上，既然蘇軾拒絕了司馬光的任職，司馬光只能找當年為王安石起草免疫法的曾布來恢復原來的差役制度。王安石執(zhí)政時，曾布與呂惠卿一起創(chuàng)設青苗、保甲、助役、農田之法。《宋史·曾布傳》載：“司馬光為政，諭令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己手，若令遽自改易，義不可違?！痹荚谶@一點上還是有君子之風。司馬光找不到君子來助其成事，只能找到蔡京這樣的小人來辦這件事?！端问贰げ叹﹤鳌罚骸八抉R光秉政，復差役法，為期五日，同列病太迫，京獨如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詣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故蔡京的啟用，實始于司馬光，與王安石并無干系。哲宗親政以后，《宋史·蔡京傳》載：
　　
　　“紹圣初，入權戶部尚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為？’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光、惇不同。十年間京再蒞其事，成于反掌，兩人相倚以濟，識者有以見其姦?！?nbsp;
　　
　　免役法只是王安石改革的一個具體政策措施，從這個具體問題的紛爭上，可以見到王安石、司馬光、蘇軾諸君子之間可以有不同的意見，并不妨礙各自君子的品格，正確的處理方法，應該先排除情緒化的反應，暫時先擱置一下，不忙作出決斷，留下回旋的余地，然后冷靜、理智地對相關事物作一些歷史的考察和實事求是的調查研究，才能作出比較科學的判斷，因地制宜地逐漸推廣。千萬不要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地排斥異己，反而讓小人游刃于其間，從而攪亂了大局，讓蔡京一類人物靠阿諛奉承而竊據上位，一旦群臣沆瀣一氣，那就可能壞了整個政治局面。
　　
　　宋神宗在位十八年，即位時只有二十歲，去世時也只有三十八歲，哲宗即位，時年僅九歲。當時仁宣后聽政，她是宋神宗之母，啟用司馬光，故哲宗在位的前八、九年是宣仁后執(zhí)政。章惇與司馬光同在相位，仁宣后傾向于司馬光，排斥不同政見者，廢熙寧新法，恢復舊有的秩序。紹圣元年，哲宗親政，他又有復熙寧、元豐之政的意向，于是章惇再次復相位，凡元祐所革之新政，一切復之，又翻一次烙餅。哲宗在位時間不過十四年，前八年是仁宣皇后執(zhí)政，紹圣親政后有二個年號，紹圣四年，元符三年。哲宗二十五歲便去世了，執(zhí)政時還是一個青少年，怎么可能執(zhí)掌好國之大柄呢？哲宗去世時沒有兒子，只有在神宗諸子即哲宗的兄弟中選擇皇位繼承人，神宗有十四個兒子，是選擇同母兄弟還是其他兄弟呢？當時有過爭論，章惇主張立哲宗之同母弟簡王，以年齡長幼次序當立。結果王太后認為簡王有目疾，依次立端王，那就是宋徽宗趙佶，是宋神宗的第十一個兒子，選誰為皇位繼承人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宋徽宗即位時只有十八九歲，是一個青少年，在位二十四年，最后因靖康之難，被俘北狩，北宋王朝便斷送在這個荒唐皇帝的手上。宋徽宗這個皇帝在繪畫上有一點造詣，對于一個皇帝而言，這是典型的“玩物喪志”。他寵信身邊的宦官童貫，徽宗即位初，蔡京被貶居在杭州，而童貫以供奉官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蔡京與童貫交游于杭州，史稱：“京與游，不舍晝夜。凡所畫屏幛、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至帝所，由是帝屬意京?！保ā端问贰げ叹﹤鳌罚┎叹┍闶侨绱送ㄟ^小道接近宋徽宗的，這樣宋徽宗決意用蔡京來代替曾布了。其實蔡京并沒有固定的政治主張，哪邊得勢往哪邊鉆營。宋徽宗啟用蔡京，二人在延和殿相見時有一段對話，徽宗言：“神宗創(chuàng)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蔡京的回應是“頓首謝，愿盡死”。（《宋史·蔡京傳》）他為了討好宋徽宗，下手就狠毒了?！皶r元祐群臣貶竄死徙略盡，京猶未愜意，命等其罪狀，首以司馬光，目曰奸黨，刻石文德殿門，又自書為大碑，遍班郡國?！保ㄍ希┠蔷褪遣粨袷侄蔚卮驌舢惣骸Ｍ瑫r他又設法導帝于奢侈揮霍，史稱：“時承平既久，帑庾盈溢，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保ㄍ希┧麑兆谡f：“陛下當享天下之奉?！蹦蔷褪亲屗位兆诒M情地尋歡作樂，花石綱之類擾民之事便發(fā)生在這個時期，這些與王安石的改革風馬牛不相及了。蔡京執(zhí)政的最終結局是靖康之難，徽、欽二帝被金兵俘而北狩?！端问贰せ兆诩o》之贊稱：
　　
　　“跡徽宗失國之由，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篡奪，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諛。于是蔡京以獧薄巧佞之資，濟其驕奢淫佚之志。溺信虛無，崇飾游觀，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為誕謾，怠棄國政，日行無稽。及童貫用事，又佳兵勤遠，稔禍速亂?！?nbsp;
　　
　　還說：“自古人君玩物而喪志，縱欲而敗度，鮮不亡者，徽宗甚焉。”其結局只能是“國破身辱”。玩物喪志以致于亡國之禍值得后人警醒，我們不反對娛樂，但還是應該寓教于樂，如果樂不思蜀那就不好了。如今老老少少都沉湎于網絡游戲，那么多青少年沉迷于網吧，可不是一個好兆頭，游戲業(yè)應如何發(fā)展，是值得重新審視的一個問題。至于蔡京，在宋徽宗時前后四次當國，目昏眊不能視事，由其子蔡條代京入奏，最后還是致仕退休。欽宗即位，由于形勢驟變，蔡京盡室南下，天下罪京為六賊之首，“乃以秘書監(jiān)分司南京，連貶崇信、慶遠軍節(jié)度副使，衡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宋史·蔡京傳》）《宋史》將其列入奸臣傳。（未完待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