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6日，《刑訴法》修正案通過并公布實施；2019年10月24日，《刑訴法》修訂一年之際，寫入其中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由兩高三部共同出臺了《關于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

《意見》明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涉及偵查、起訴、審判等各個訴訟環(huán)節(jié)。因此，刑事訴訟中承擔偵查職能的公安機關必然涉及“如何落實”的問題。廣大偵查一線人員應該認識到，“偵查”在刑事訴訟中具有基礎地位和先導作用，很大程度上影響“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適用效果；反過來講，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確定的基本原則、適用范圍、適用條件以及具體要求也會影響偵查工作的開展方式。

「1」

偵查部門應掌握的主要內容

《意見》共13部分60條，對公、檢、法、司各部門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做了較為全面的規(guī)定。筆者認為，偵查部門應重點掌握以下基本內容：

（一）領會“基本原則”

《意見》明確的四條基本原則分別是：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堅持罪責刑相適應、堅持證據(jù)裁判、堅持公檢法三機關配合制約。偵查部門對以下內容應重點把握：

一是對輕罪（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認罪認罰案件，不單要體現(xiàn)“從寬”要求，還要“盡量依法從簡從快”。對公安機關而言，辦理此類案件一開始就要注意“辦案效率”的問題，不能“拖”。

二是對重罪案件、敏感案件、共犯案件，要注意慎重從寬、妥當量刑，避免脫離和違背常識、常理、常情。公安機關辦理相關案件需綜合考慮、全面考慮、審慎對待，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三是認罪認罰雖然可以從寬，但認罪認罰不等于“不用證明”，也即公安機關應當依法、客觀、全面的收集、固定和審查證據(jù)。證據(jù)不足的不能認定其有罪的，嫌疑人雖認罪認罰，依然應按程序依法撤銷案件。

（二）掌握“適用范圍和條件”

《意見》在適用范圍上明確：適用于偵查、起訴、審判各個階段，可以適用于所有刑事案件——但不是“一律”適用。《意見》對“認罪”、“認罰”作出了適用條件上的強調。這里要注意：

一是犯罪嫌疑人認了主要事實，但對個別事實情節(jié)有異議、對行為性質有辯解，仍應認定為“認罪”。

二是犯罪嫌疑人犯了數(shù)罪只認一個罪、或只認部分罪名，對全案不認罪的，則不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但“如實供述”部分可以從寬。這里需要注意，前提是：公安機關在偵查中已經(jīng)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的全部犯罪事實，這些犯罪事實通過其他在案證據(jù)能夠形成完整的“證據(jù)鏈”加以證明。

三是“認罰”要綜合考量，結合退贓退賠、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因素。易言之，認罰不能“光說不練”，要有實際行動。嘴巴上表示“認罰”，背地里“搞事”——串供、干擾證人作證、毀滅、偽造證據(jù)或者隱匿、轉移財產(chǎn)，有賠償能力而不賠償損失則不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

四是嫌疑人拒絕速裁程序、簡易程序，不影響“認罰”的認定。公安機關辦案中不能因其行使“程序選擇權”即認為其“不老實”，否認其已經(jīng)“認罰”——選擇何種程序不是“認罰”需要考量的因素。

（三）把握“如何從寬”

《意見》明確從寬處理既包括實體上從寬處罰，也包括程序上從簡處理。把握“從寬”的內涵和限制是公安機關在運用訊問策略、進行認罪教育、宣講法律政策的重要前提。這里需要注意：

一是把握“‘可以’從寬不是‘一律’從寬”。通俗的講，“可以判幾十次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就不用考慮是否從寬的問題了。對認罪認罰從寬的，也要根據(jù)犯罪的事實、性質、情節(jié)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結合法定、酌定的量刑情節(jié)依法作出決定是否從寬、如何從寬，決定要于法有據(jù)。

二是把握從寬的具體幅度規(guī)定。要通過一系列“比較”明確從寬的幅度：刑罰評價上，主動認罪優(yōu)于被動認罪，早認罪優(yōu)于晚認罪，徹底認罪優(yōu)于不徹底認罪，穩(wěn)定認罪優(yōu)于不穩(wěn)定認罪。認罪認罰與自首、坦白不作重復評價，在從寬幅度上有以下幾個大小順位：

（1）“自首+坦白+認罪認罰” >“認罪認罰”>“坦白、只認罪不認罰”>“拒不認罪認罰”；

（2）“罪行較輕、人身危險性較小”>“罪行較重、人身危險性較大”；

（3）“初犯、偶犯”>“累犯、再犯”。

「2」

偵查部門應落實的重點事項

公安機關在辦理刑事案件中貫徹實施《意見》，應重點落實以下事項：

（一）嚴格履行告知程序

（四）恰當適用強制措施

結合《意見》第19-21條規(guī)定，認罪認罰案件適用強制措施對核心可以歸納為：慎用羈押性強制措施。公安機關需注意：

一是避免運用刑事拘留“太隨意”。公安機關也應當對犯罪嫌疑人“社會危險性”作出評估，對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的“輕罪”案件，原則上宜采取非羈押性強制措施，即偵查階段更多的考慮用取保候審措施，不輕易采取刑事拘留。

二是避免認為提請逮捕“總沒錯”。對罪名對量刑幅度包含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也要充分考慮犯罪嫌疑人的地位、作用、情節(jié)、后果等因素，準確評估其“社會危險性”，考慮是否對犯罪嫌疑人提請批準逮捕。

三是注意依法及時變更強制措施。對刑事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皆須持續(xù)審查羈押必要性，尤其是對辯護律師提交變更強制措施申請的情形，要客觀、公正的進行實體審查，經(jīng)審查認為沒有繼續(xù)羈押必要的，應當變更為取保候審或者監(jiān)視居住。

（五）開展社會調查評估

《意見》第35條對偵查階段適用認罪認罰提出了社會調查評估的要求，但并非“強制性要求”，這里涉及公安機關和司法行政機關銜接的問題：犯罪嫌疑人認罪認罰，可能判處管制、宣告緩刑的，公安機關可以委托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社區(qū)矯正機構進行調查評估。公安機關在偵查階段委托社區(qū)矯正機構進行調查評估，社區(qū)矯正機構在公安機關移送審查起訴后完成調查評估的，應當及時將評估意見提交受理案件的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并抄送公安機關。

《意見》第36條、37條分別規(guī)定了檢察機關、審判機關的社會調查評估工作，皆明確其既可以委托社區(qū)矯正機構，也可以自行調查評估。應該說，《意見》賦予檢、法更多調查評估責任，調查評估意見最終供法庭審判參考。

（六）規(guī)范制作《起訴意見書》

《意見》第24條明確了對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公安機關應當在起訴意見書中寫明犯罪嫌疑人自愿認罪認罰情況。認為案件符合速裁程序適用條件的，可以在起訴意見書中建議人民檢察院適用速裁程序辦理，并簡要說明理由。這就要求公安機關準確把握“認罪”、“認罰”的認定條件，在《起訴意見書》中講明認定的依據(jù)。

（七）探索設置“速裁法庭”

《意見》第25條要求加快推進公安機關執(zhí)法辦案管理中心建設，探索在執(zhí)法辦案管理中心設置速裁法庭，對適用速裁程序的案件進行快速辦理。

這應結合各地的實際情況，屬于法院、檢察院以及公安機關共同協(xié)調推進的事項。 具體到偵查人員，仍是要對符合適用速裁程序條件的認罪認罰案件提高辦案效率，及時固定相關證據(jù)，保證速裁程序進行。

「3」

偵查部門要避免走入的誤區(qū)

《意見》出臺前后陸續(xù)有幾個重要的刑事司法規(guī)范性文件、司法解釋出臺，相當一部分辦案人員一掃而過不及細看。筆者提醒一線辦案人員，在《意見》貫徹實施中避免走入的幾個誤區(qū)：

其一，“不關我事”。偵查部門的個別辦案人員容易認為，《意見》說的“從寬與否”最終還不是法院說了算？所以，公安機關“該怎么干還怎么干”，不必理會《意見》那么多的規(guī)定。上文已對這一問題有所闡釋，《意見》根據(jù)刑訴法的規(guī)定對公安機關在推動落實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職責進行了細化，如公安機關未依法履行法定職責仍可面臨內部追責。

其二，“這下好了”。另一部分人可能從反面理解，認為《意見》的出臺讓自己在辦案中的“權力”增大了，自己可以影響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問題了，是不是“大有可為”了？這里要注意，雖然“認罪認罰從寬”，但辦案人員既不得強迫犯罪嫌疑人認罪，也“不得作出具體從寬承諾”，更不能將制度作為“尋租”手段，隨意插手糾紛或輕易放縱犯罪。

其三，“我說了算”。公安機關辦案人員要避免“做飯-端飯-吃飯”的錯誤觀念，認為自身處于刑事訴訟中的第一環(huán)節(jié)，是否從寬、如何從寬、對誰從寬都是“老子說了算”。《意見》第28條、54條明確了檢察監(jiān)督的內容和要求，公安機關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合法性、適當性仍面臨檢察機關的監(jiān)督制約。

題圖來自：Milada Vigerova on Unsp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