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的湖南，經(jīng)濟體量排全國第八，各事業(yè)蒸蒸日上，但把時間上朔，兩千多年中它一直默默無聞，時常與貶謫聯(lián)系在一起；2000年的沉寂、200年的崛起，在近一兩百年間，從曾國藩團隊掃滅“亂賊”，到開國領(lǐng)袖團隊建立新中國，一度叱咤風云，深刻影響了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走向，湖南是怎么做到的呢？  戰(zhàn)國，屈原被流放于沅湘，只因這兒是蠻荒之地；秦始皇命史祿在湘江與漓江之間修鑿靈渠，湖南是秦軍南征百越的前線；到了西漢，劉邦封長沙王，建長沙國，湖南成為漢朝與南越國博弈的前線，當然還有“屈賈誼于長沙”。  靈渠 此后的唐、宋，還有不少人被貶謫到湖南地區(qū)，知名的有賈至（被貶至岳州）、柳宗元（被貶至永州）、劉禹錫（被貶至朗州（常德））、秦觀（被貶處州后徙于郴州），及《岳陽樓記》中的“滕子京謫守巴陵郡”。  岳陽樓與洞庭湖 元代，在偌大的湖廣行省中，湖南地區(qū)更處于行省腹地，可治所最終卻在東北角的武昌路，可以說明清之前的湖南地區(qū)，開發(fā)程度有限，湘江-靈渠-漓江水路通道的濟效益沒完全發(fā)揮。  兩晉南北朝、五代至兩宋，北方人的大規(guī)模南遷大潮中，去的地方主要是江西、浙江、福建、廣東等，與它們相比，湖南地區(qū)得到的人口還真不算多，其根源或在于地形與區(qū)位。 封而不閉的地形 武陵山脈、雪峰山脈、南嶺、羅霄山脈、連云山構(gòu)成了湖南的地形骨架，東北邊與鄂贛相接處還有幕阜山，它們把湖南的三面都圍了起來，而北面就是兩湖平原了，長江與洞庭湖一帶的低洼平原水網(wǎng)密布，而廣大的中南部均為江南丘陵，小平原摻夾其間。  口袋地形 湖南的口袋型地形與江西極為相似，但也有不一樣的地方，江西只要守住九江，就相當于把大口袋給封住，而湖南守住岳陽，還有一個大開口，那是長江及其眾支流沖積出的兩湖平原，這里河道密布、水網(wǎng)復雜，然無險可守，北邊一旦突破長江，澧水、沅江抵擋不住，長驅(qū)直入湖南腹地就變得輕而易舉了。  南下漂泊的人們對安全感有很強的渴求，就這樣，大部分人沒選擇湖南作為落腳之地，更多的往贛浙閩粵去了，而高僧大德卻喜愛衡山，天臺、律、凈土、禪等漢傳佛教四宗在南岳衡山都有弘法事跡。 變化的區(qū)位形勢 湖南位于華中地區(qū)南部，兩湖平原與江南丘陵的結(jié)合部，云貴高原至武陵山、雪峰山止，這里是高原向丘陵的過渡地帶，是我國地勢第二級階梯與第三級階梯的過渡帶，然區(qū)位的價值也不完全等于地形之形勝，更在于周邊的形勢變化。  張家界 在古代社會，湖南區(qū)位價值高低，還看云貴、嶺南的形勢，秦朝南征百越時，西漢與南越國博弈時，湖南的區(qū)位價值就高，因此才有靈渠，但當中央王朝完成統(tǒng)合，來自云貴、嶺南的威脅不值一提時，湖南的區(qū)位在中央王朝眼中就沒那么重要了。  隨著經(jīng)濟重心南移，政治重心東進，東南地區(qū)的開發(fā)力度加大，經(jīng)濟社會日漸繁榮，江南成為富貴溫柔鄉(xiāng)，嶺南快速發(fā)展，所以嶺南方向來的湘江成了湖南的簡稱，貴州方向來的沅江卻沒有這個“待遇”。  隋鑿通大運河，此后大運河-長江-鄱陽湖-贛江-北江/東江成為溝通中原、江南、嶺南最主要的通道，一時商賈往來不絕，江西有了它，文教、商貿(mào)興盛了千年，湖南反而一度沉寂，只能靜候新的變動。 抓住了契機 曾經(jīng)，“湖南自郡縣以來，曾未嘗先天下”（晚晴湘人王闿運）、“湖南人物罕見史傳”（晚清湘籍人皮錫瑞）；到了明清時期，古代社會也步入后期，湖南周邊的形勢又有新的動態(tài)，這給湖南帶來了難得的契機，湖南抓住這些時機，要開始書寫華章了。 第一個時機，楊應(yīng)龍起兵造反（1599年），貴州是其主陣地，戰(zhàn)火卻染指到湘西，而湖廣巡撫對于湘西之事又鞭長莫及，湖南就這樣迎來了首位督辦本地兵糧的巡撫，這是兩湖分家的源頭，到了明末，鄂湘兩地的稅收和漕糧已經(jīng)分開上繳，于此同時，湖南的書院數(shù)量已遠超湖北。  第二個時機，兩湖正式分家?？滴趸蛴赫觊g（具體年份有爭議，非重點），湖廣行省開始南北分治，偏沅巡撫移駐長沙后更名為湖南巡撫，湖廣右布政使成了湖南布政使司，兩湖雖然共有同一個總督，但湖南也有了自主權(quán)，正式踏上崛起之路，不過200年。 第三個時機，太平天國運動。對于太平天國，曾國藩和部分湖南人看得清，曾國潘組建團練，把這部分人組織起來，他們“易于合心”，以“吃得苦，耐得煩，霸得蠻，不怕死”的形象，出現(xiàn)在中國近代歷史的舞臺上；掃滅“亂賊”后，不少湘軍將領(lǐng)躋身清廷高層，他們“概用楚勇，遍用楚人”，后來的清廷七大總督，六個為湖南籍，文武官員更是不計其數(shù)。 正如蔡元培說的“湖南人性質(zhì)沉毅，守舊固然守得很兇，趨新也趨得很急”，他們守住了天生既有的秉性，也邁出了變革的步伐，以曾國藩、左宗棠為楷模，后世的湖南人投身于變革潮流之中，人才不斷涌現(xiàn)，士紳與百姓對新事物逐漸敞開懷抱。 得到粵漢鐵路 第四個時機，粵漢鐵路。如果說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后，湖南的士紳和百姓還排斥新鮮事物，那么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及太平天國被滅后，在帶頭人物的影響下，湖南士紳和百姓也逐漸趨新了；待形勢稍穩(wěn)定，新式教育、報刊、學會和新思想在湖南出現(xiàn)，士紳和百姓們“趨新也趨得很急”，對于鐵路這樣的新事物，人們一開始不解，后來卻敢去爭取。 張之洞在督辦盧漢鐵路時就提議修筑粵漢鐵路，他看上了江西的煤礦，最開始的線路非江西莫屬，而且這里也是傳統(tǒng)的大商道，眼看新式大通道就要落在江西，湖南急了起來，“鐵路必須經(jīng)過湖南”成了湖南官民的共識。 首先，湖南在清廷中有人；其次，湖南在輿論中先發(fā)制人，前有譚嗣同發(fā)表的《論湘粵鐵路之益》，后有熊希齡到武昌游說張之洞；然后，湖南上到巡撫，下到縣官，均主動配合鐵路勘察；最后，湖南士紳反對外國借款，要求自行籌款修鐵路在收回路權(quán)后，而后來“官督商辦”的主張，逐漸被“各籌各款，各修各路”取代，湖南巡撫對籌款的全過程大力支持。 從1900年開始動工，到1936年筑成通車，粵漢鐵路修了36年，譚詞同、張之洞、盛宣懷看不到粵漢鐵路通車，爭取到鐵路的不少人也沒能目睹火車馳騁在粵漢鐵路上，但獲得華北與華南第一通道，成了湖南崛起的標志。 湖南獲得了粵漢鐵路，絕非僅憑湖廣總督張之洞，絕非僅憑譚嗣同的《論湘粵鐵路之益》，絕非僅憑士紳及巡撫的積極主動，而是湖南多方合力、共同爭取的結(jié)果，如《湘江與湖南文化的N個側(cè)面》所言“清季以來，湖南人才輩出，功業(yè)之盛，舉世無出其右”，也如范文瀾（歷史學家）所言“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這才是根本。 粵漢鐵路對湖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影響至今仍然存在，從粵漢鐵路到京廣鐵路，再到京廣高鐵，這條連接了京津冀與珠三角的大通道，是湖南崛起的一道經(jīng)脈，是湖南持續(xù)發(fā)展的關(guān)鍵動脈。 從沉寂到叱咤風云 古代社會后期，是我國歷史上的關(guān)鍵時期，這時候已經(jīng)落后于西方世界，哪個地方能在新的變革中審時度勢而作為，哪個地方就能先發(fā)制人，或后來居上。 從兩湖完成分家，到太平天國的起落、洋務(wù)運動的展開、維新變法的一現(xiàn)，沉浸了兩千多年的湖南，在粵漢鐵路修筑過程中，迎來了生機勃勃的時代，當維新、舊民主都行不通時，新的革命星火在湖南人手中燃成了燎原之勢，70年前的1949年10月1日，湖南口音在天安門城樓響起。 2000年的沉默，終能迎來機會；抓住了難得的機遇，終能夠叱咤風云；2000年的失落，和數(shù)次苦難，因形勢而變，因變而主動作為，終能改寫時運，孤立而不沉淪、封閉而不自守，守住了“勇敢尚武、經(jīng)世致用”之秉性，邁出了改變的腳步，從默默無聞到一鳴驚人，湖南就是這樣做到的，自己的區(qū)位價值能夠取決于自身的爆發(fā)力，更深刻影響了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進程，這也就是湖南。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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