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dǎo)論：作為人文學(xué)科的藝術(shù)史研究

（之一）

[美]歐文·潘諾夫斯基 邵宏 譯

伊曼紐爾·康德[Immanuel Kant]臨終的九天前，他的醫(yī)生來訪。衰老、病態(tài)和幾近失明的康德從扶手椅起身站立，虛弱地顫栗著且咕噥著含糊不清的詞語。最后是他那盡職的陪護意識到，他是要等訪客先坐下后才會坐下來。于是醫(yī)生依意落座，康德這才讓陪護扶回椅子上。他在恢復(fù)了一些氣力后接著說道，“Das Gefühlfür Humanit?t hat mich noch nicht verlassen”——“人性的意識還沒有離我而去。”醫(yī)生和陪護二人感動得幾近潸然淚下。因為，雖然德文的Humanit?t [人性]一詞十八世紀才出現(xiàn)且僅指文雅或禮貌而已，但對康德來說，這個詞卻有著更深的含義，此情此景足以強調(diào)這種含義；人對自我認可和自我強加的原則所具有的自豪與悲劇意識，與他對疾病的全然認命形成對比，而“必死”[mortality]一詞所包含的全部意義也就黯然失色。

拉丁文的humanitas [人性]一詞在歷史上便具有兩種清晰可辨的含義，第一種含義來自人與低于人者之間的差別；第二種含義來自人與高于人者之間的差別。人性在第一種情況下指的是價值，在第二種情況下指的是局限。

人性的概念作為一種價值在以小西庇阿[the younger Scipio]為中心的圈子里得到闡述，這個圈子以西塞羅[Cicero]作為其遲來卻最坦率的代言人。它指的是一種品質(zhì)，這種品質(zhì)不僅使人有別于動物，甚至使人有別于自己所屬的、沒有冠以人類[homo humanus]之名的類人[the species homo]：有別于野蠻人或沒有pietas[敬重]與παιδε?α[教養(yǎng)]的俗人——敬重與教養(yǎng)就是敬重道德價值觀及優(yōu)美地融合學(xué)識與文雅，對于這種融合，我們只能用那個名聲不好的詞“文化”來界定它。

在中世紀，人性這一概念被有關(guān)與神性[divinity]而非與獸性或野蠻相對的思考所取代。通常與此概念相聯(lián)系的品質(zhì)由此即為易受誘惑[frailty]和轉(zhuǎn)瞬即逝[transience]:humanitas fragilis[脆弱的人性]，humanitas caduca[易毀的人性]。

可是文藝復(fù)興時期對人性的理解從一開始便具有雙重的面貌。對人的新關(guān)注既基于人性與babaritas[野蠻]或feritas[粗野]這一對古希臘羅馬時代反題概念[antithesis]的復(fù)興，也基于人性與divinitas[神性]這一對中世紀反題概念的承續(xù)。當(dāng)馬爾西利奧·菲奇諾[Marsilio Ficino]將人界定為“分享著上帝智力的理性靈魂卻以肉體行事”時，他將人解釋成一種既自發(fā)又有限的存在。而皮科[Pico]的那篇著名演講稿“論人的尊嚴”[On the Dignity of Man]，絕對不是一份異教徒主義的文獻。皮科說上帝將人放在宇宙的中心是要讓人意識到自己所處的位置，而且可以決定“轉(zhuǎn)向何處”。皮科并未說人就是宇宙的中心，甚至不具有通常認作古典名句的“人是萬物的尺度”這一層含義。

正是這種來自對人性含混不定的理解才出現(xiàn)了人文主義[humanism]。人文主義與其說是一場運動，還不如說是一種能被界定為堅信人的尊嚴的態(tài)度，這種態(tài)度既基于強調(diào)人的價值（理性[rationality]與自由[freedom]），也基于承認人的局限（易于出錯[fallibility]和易受誘惑）：由這兩種假設(shè)便產(chǎn)生出了——責(zé)任[responsibility]與寬容[tolerance]。

難怪這種態(tài)度受到了來自兩個不同陣營的攻擊，這兩個對立的陣營因?qū)ω?zé)任與寬容這些信念的共同反感而在最近結(jié)成了統(tǒng)一戰(zhàn)線。盤踞在其中一個陣營里的人否認人的價值：他們是信仰神性、自然或社會宿命[predestination]的決定論者，是權(quán)力主義者和宣稱群居[hive]至關(guān)重要而不論群居會被稱為集團、階級、民族或種族的“群體論者”[insectolatrists]。在另一陣營里的人否認人的局限而支持某種智力上或政治上的放蕩不羈[libertinism]，例如唯美主義者、生機論者[vitalists]、直覺論者和個人崇拜者。從決定論的角度看，人文主義者要么是無望的人，要么是耽于空想的人。從權(quán)力主義的角度看，人文主義者要么是離經(jīng)叛道者，要么是革命者（或反革命分子）。從“群體論”[insectolatry]的角度看，人文主義者是無用的個人主義者。而從放蕩不羈的角度來看，人文主義者是膽怯的平庸之輩。

杰出的[parexcellence]人文主義者、鹿特丹的伊拉斯謨[Erasmus of Rotterdam]就是一個典型的適例?；浇虝岩刹⒆罱K拒絕了此人的著作，此人曾說“也許基督的精神傳播得比我們所以為的更廣泛，在我們歷書中見不到的眾圣徒身上就有著許多的基督精神”。冒險家烏爾里?！ゑT·胡滕[Ulrich von Hutten]看不起伊拉斯謨那種具有諷刺意味的懷疑論及其對安寧[tranquillity] 的怯愛。還有堅稱“無人有權(quán)認定善惡之事，但任何事都絕對必然地發(fā)生在人身上”的路德[Luther]，他被一種信念所激怒，這種信念在[伊拉斯謨的]一句名言里表述成：“要是上帝像雕塑家用黏土又或石頭那樣用人來現(xiàn)形，那作為整體[亦即既具有肉體又具有靈魂]的人還有什么用處呢？”

小漢斯·荷爾拜因（Hans Holbein the Younger）所繪鹿特丹的伊拉斯謨（1523）

來源：《詩書畫》2017年第3期[總第25期]

作者：歐文·潘諾夫斯基 邵宏
編輯：李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