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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星空的“地圖”(明代繪制)

 國之檔案 2019-05-22

    《赤道南北兩總星圖》繪制于我國明朝崇禎年間,由禮部尚書徐光啟主持,德國傳教士湯若望等參與設計繪制,意大利傳教士羅雅谷校訂。該圖作為中外科學文化交流的產(chǎn)物,代表了當時東方星象學的最高水平,在世界天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可說是中國古代天文學的一座里程碑。2014年5月,《赤道南北兩總星圖》成功入選《世界記憶亞太地區(qū)名錄》;2015年4月,入選《中國檔案文獻遺產(chǎn)名錄》第四輯,成為舉世矚目的中國文化遺產(chǎn)。

繪制于明朝崇禎年間的《赤道南北兩總星圖》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

中西結(jié)合的里程碑

    《赤道南北兩總星圖》繪制于我國明朝崇禎七年(1634)七月,木印彩繪紙本,宮裱藍綾,為屏掛式,由8條幅縱向拼組而成,每幅板框高171.4厘米、寬56.5厘米,拼組完成后全圖板框高171.5厘米、寬452厘米,連原裱外沿,則全圖高200厘米、寬452厘米。全圖主要由兩個大圖組成,即南赤道所見星圖和北赤道所見星圖,均為半球圖,每個半球圖直徑約160厘米,刻度外圈為360度,刻度內(nèi)圈為中國古代的365.25度。半球的外圈標有赤道和黃道十二宮,正是從赤極引線分天區(qū)為二十八宿,從黃極引線分區(qū)為十二宮。

    兩大圖整體底色為藍色,圖上星座被鍍成了金色,顯得金碧輝煌。所畫各星雖大小不一,但星座及星云清晰可見,甚至連銀河系都十分清楚。各個星座的命名,既有中國傳統(tǒng)名稱,也有西方譯名。圍繞著主圖,繪有《赤道圖》《黃道圖》等各種小星圖14幅,黃道經(jīng)緯儀等各種天文儀器4幅。同時,在整幅圖的首尾,還有徐光啟所撰《赤道南北兩總星圖敘》和湯若望署名的《赤道南北兩總星圖說》兩篇長文。

    《赤道南北兩總星圖》開始繪制的時間并未標出,但可以肯定的是,最晚應在徐光啟去世前,也就是崇禎六年(1633)十月初七日之前。徐光啟去世后,該圖的制作依舊按部就班地進行,最終在次年完成,獻給了崇禎皇帝。除了獻給皇家的這一件外,湯若望還私下自行復制了兩件,悄悄送回歐洲,現(xiàn)分別存于梵蒂岡圖書館和法國國家圖書館。與原本相比,梵蒂岡所藏《赤道南北兩總星圖》上,除了湯若望外,還列出了負責校訂的意大利傳教士羅雅谷、欽天監(jiān)的陳先階等10人名單。正是有了這一版本的存在,他們的名字才沒有被歷史遺忘。

熱愛科學的徐光啟

    對于繪制《赤道南北兩總星圖》來說,最大的功臣莫過于徐光啟。徐光啟在參加鄉(xiāng)試多次落第后,于明朝萬歷二十一年(1593)赴廣東韶州任教,結(jié)識了耶穌會士郭居靜,開始對天主教產(chǎn)生興趣。萬歷二十八年(1600),徐光啟到南京拜見恩師焦竑時,遇見了另一位名氣更大的耶穌會士利瑪竇,二人一見如故,徐光啟也對天主教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3年后,徐光啟在南京領洗,正式加入了天主教,并取教名保羅。次年,徐光啟終于中了進士,考選翰林院庶吉士,以一名天主教徒的身份踏上仕途。

    通過與西方傳教士的頻繁交流,徐光啟對西方的科學文化知識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并與利瑪竇等傳教士一起,翻譯了《幾何原本》《測量法義》等書。萬歷三十八年(1610),徐光啟看到欽天監(jiān)因為推算日食不準,遭到萬歷皇帝重責,遂對天文學產(chǎn)生了研究興趣,開始與傳教士研究制作天文儀器,撰寫了《簡平儀說》《平渾圖說》《日晷圖說》等,這些都為他測繪《赤道南北兩總星圖》打下了扎實的天文學基礎。

    經(jīng)過了天啟一朝的退隱后,徐光啟再次充實了天文學知識儲備,特別是在與傳教士的交流中掌握了大量西方天文學的知識。崇禎皇帝繼位后,徐光啟起復為禮部左侍郎,并主持開局修歷。其間,他認識到原有《大統(tǒng)歷》的不足,主張引進西法,啟用西人,并推薦德國傳教士湯若望及意大利傳教士羅雅谷兩人充當西方書籍的翻譯人員,稱其“術(shù)業(yè)與玉函相埒,而年力正強”。數(shù)年中,西方的天文學知識被大量引入中國,使得當時中國天文學發(fā)展水平與最先進的歐洲相比,落后不到10年。

    事實上,早在萬歷三十二年(1604),徐光啟在《題萬國二圜圖序》中便認為,“西泰子言天地圓體也,猶二五之為十也”。而經(jīng)過20余年的沉淀與積累,徐光啟對自己的認識更有把握,并在崇禎四年(1631)、五年(1632)先后向皇帝進呈了自己與湯若望、羅雅谷一同翻譯的天文學書籍兩卷和星座圖表一張。在《赤道南北兩總星圖敘》中,徐光啟充分肯定了西方天文學在其中的功績:“今予獨依西儒湯先生法,為圖四種,一曰《見界總星圖》,一曰《赤道兩總星圖》……業(yè)已進上,公之海寓,似無遺義?!?/p>

    盡管身為天主教徒的徐光啟利用自己的官職權(quán)力,大力引進并提倡西方天文學知識,使得明朝晚期中國天文學發(fā)展水平在整個亞洲都可算首屈一指,尤其是《赤道南北兩總星圖》的繪制,充分體現(xiàn)了東西方天文學的交融。但是,在崇禎六年(1633)就去世的徐光啟,并沒有等到該圖制作完畢,由自己親手呈送給崇禎皇帝。

深藏皇宮的“總星圖”

    《赤道南北兩總星圖》的出現(xiàn),看似是徐光啟與湯若望等傳教士追求科學的結(jié)果,其背后卻蘊含著更深的歷史意味。

    自古以來,皇帝便被稱為“天子”,他們自詡受命于天,代天巡狩四方。對于歷朝歷代的皇帝而言,“天”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天上的群星都有著各自獨特的象征,尤其是北極星——又稱“紫薇星”,被視為皇帝在天上的象征。因此,幾乎每一個朝代,都會有專門的天文機構(gòu)負責觀測天象,制定歷法,為皇家服務??梢哉f,天文歷法成為皇帝權(quán)威的象征。

    然而,到了明代,這種情況開始有了改變。其中最引人關注的便是西方傳教士的不斷涌入,他們帶來了西方相對先進的科學文化,也將天主教引入了中國。徐光啟在鄉(xiāng)試屢次未中后,逐漸對教會產(chǎn)生了興趣,最終入教。雖然信奉了天主教,但徐光啟并未放棄科舉,在幾經(jīng)沉浮后,終于當上了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作為明代官場少有的天主教徒,徐光啟對于“天”并不像傳統(tǒng)官員那般盲目迷信,他在與傳教士的交流中了解了許多西方天文學的知識,并能夠從科學的角度來認識“天”。

    事實上,對于“天”的科學認識,明代之前已有不少學者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對天空星象的探索也有了不少成果,從陜西西漢墓中的“四象二十八宿星圖”,到唐代的“敦煌星圖”,再到蘇州出土的“宋代石刻天文圖”等,都為徐光啟的測繪奠定了基礎。

    可以說,由徐光啟主持測繪的《赤道南北兩總星圖》是在繼承了中國古代傳統(tǒng)天文科學成果的基礎上,結(jié)合了西方的天文學知識所制,是當時世界上最為完備的星圖,因為當時多將星星稱為“恒星”,所以該圖又被稱為《恒星屏障圖》。

    自問世以來就被崇禎皇帝藏于宮中的《赤道南北兩總星圖》,在明亡后又被清朝皇帝收藏于內(nèi)務府中,取名《西洋天球地球圖》??滴跏辏?674),比利時傳教士南懷仁根據(jù)《新制靈臺儀象制》測繪出了新的星圖,并繼承了明朝的叫法,也稱為《赤道南北兩總星圖》。因原版深藏皇宮,不為人所知,故而歐洲人認為,由湯若望私下復制、送回歐洲的兩件復制星圖僅存于西方,并將其稱為“湯若望星座圖”。

    可惜的是,隨著《赤道南北兩總星圖》被藏于深宮,天文科學也逐漸被清朝皇帝所忽略,直到清朝晚期,再未出現(xiàn)能超越它的測繪星圖。

    原載于《中國檔案報》2017年3月31日 總第3047期 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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