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處“河北”應為“河南”指誤，是“河南府（” 今洛陽地區(qū)）的省稱，理由是：第一，河北是路一級的行政單位，唐州、鄧州、耀州等都是州一級的行政單位，并列放在一起，不合邏輯。第二，宋代河北地區(qū)沒有青瓷生產(chǎn)。第三，河南府的確有青瓷生產(chǎn)，比較有名的就是宜陽窯。宋代王存《元豐九域志》卷一《西京河南府》條云：“土貢……瓷器二百事?！蔽骶┖幽细耐霖暣善骱芸赡苁且岁柛G的產(chǎn)品。宋代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意一一載“司馬溫公既居洛時……多游壽安山，買瓷窯畔，為休息之地”。壽安山意思是壽安縣的山中，壽安縣初置于隋朝仁壽四年（604），北宋一度并入宜陽縣，故有此說?！扳x州青”的源頭是汝官窯瓷器。作為一種日用瓷器，它和北宋末年的汝官窯瓷器有清晰的傳承關(guān)系。

“鈞州青”類鈞瓷的顏色分為天藍和青綠，和汝窯瓷器的天青與青綠基本相同。正品顏色泛藍，汝窯稱之為天青，鈞窯稱之為天藍。如果溫度略低，就呈現(xiàn)青綠色。正因為這個緣故，豫西地區(qū)陶瓷產(chǎn)區(qū)流行著“鈞汝一家”或者“鈞汝不分”的說法。陜西西安市元順帝至元三年（1337）劉逵墓出土的天藍釉鈞瓷碗，就是一件比較典型的“鈞州青”瓷器。另外亦可見于清宮舊藏〔圖二〕。

〔圖二〕鈞窯天藍釉大碗 故宮博物院藏

“鈞州青”是日用青瓷。金代后期，這類瓷器釉面上往往有紅色斑塊。工匠是將銅料研細，做成顏料，用毛筆涂在釉面上，燒制過程中，銅料經(jīng)過還原，呈現(xiàn)為紅色或紫色。金朝后期明昌時代（1190－1196），禹州神垕鎮(zhèn)劉莊窯（或稱劉家門窯）就出現(xiàn)了“鈞州青”風格的瓷器，這類瓷器的生產(chǎn)一直延續(xù)到元明時期。推測金代前期的大定年間（1161－1189），“鈞州青”類鈞器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

歸納起來，目前學術(shù)界談到古代鈞瓷的時候，主要指兩大類：一類是鈞臺窯生產(chǎn)的陳設類鈞瓷。明代古董家所言的鈞瓷，主要指這類瓷器。其以“窯變釉”為特色，產(chǎn)品主要是各種類型的花盆、盆托等，主要被用于栽培花草，增進庭院和室內(nèi)的美感。其年代為元明時期，確切而言，是明代前期。另一類是日用瓷器。以天藍色和青綠色為主要色調(diào)，青綠釉往往被稱為“麥葉綠”，是燒成溫度稍低所致。主要產(chǎn)品有盤、碗、碟、杯等，是日用瓷器。其時代從金代一直延續(xù)到明代早期無論是陳設類鈞瓷，或者是“鈞州青”類鈞瓷，其時代都在金朝以后。兩類瓷器涇渭分明，差異很大。

正如上文，明代古董家所言的“鈞瓷”指的是禹州鈞臺、八卦洞一帶生產(chǎn)的陳設類鈞瓷，釉料以“窯變”為基本特色，俗稱“官鈞”，這批瓷器的年代，國際學術(shù)界一般認為是金元時代的產(chǎn)品，國內(nèi)學術(shù)界基于古董家的記述和20世紀70年代鈞臺窯的發(fā)掘結(jié)果，則將其年代定在北宋末年。筆者根據(jù)其造型特征，認為其年代大致在元末明初，有的學者進一步將其年代細化為明代前期。這類鈞瓷，根據(jù)文獻記載，可統(tǒng)稱為“三色鈞瓷”。

明代中期官僚陸深（1477－1544）在京為官的時候，寫給他兒子的一封書信被收錄于《儼山集》卷九八：“吾兒不欲收買古董，甚正，當吾所以為之者。欲為晩年消日之資，亦不可為訓也。若是古來禮樂之器，又不可直以玩好視之。今寄回鈞州缸一只，可盛吾家舊昆山石?！x州葵花水奩一副，又有菱花水底一個，可配作兩，付以為文房之飾。余不再收可也。玻璃瓶，彩漆架不佳，可令蘇工制一烏木架，可寶也。”信中所言的鈞州缸、葵花水奩、菱花水底，均為窯變釉鈞瓷，也就是“三色鈞瓷”。北京毛家灣出土了大量陶瓷殘片，其中不乏“三色”類鈞瓷殘片，與明代前期青花瓷共出，為判定這類瓷器的年代提供了重要佐證。

鈞臺窯生產(chǎn)的陳設類鈞瓷，釉色變化復雜，“入窯一色，出窯萬彩”，如何甄別、鑒藏這類瓷器？明代收藏家提出了“鈞瓷三色”的概念，用做陳設類鈞瓷的審美與入藏標準。即紅若朱砂，青若蔥翠，紫若墨色。簡而言之，就是朱砂紅、蔥翠青、茄皮紫〔圖三〕。

〔圖三〕鈞窯玫瑰紫釉葵花式花盆 故宮博物院藏

主要文獻有：

1．張應文（嘉靖、萬歷）《清秘藏》：“均州窯，紅若胭脂為最，青若蔥翠色，紫若墨色次之，色純而底有一、二數(shù)目字號者佳，其雜色者無足取。”

2．董其昌（萬歷）《筠軒清閟錄》卷上：“均州窯，紅若胭脂為最，青若蔥翠色，紫若墨色次之，色純而底有一、二數(shù)目字號者佳，其雜色者無足取?！?/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