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人類歷史中的所有文明中，唯有中國文明重視歷史。中國擁有其他任何文明無法比擬的系統(tǒng)而連續(xù)的歷史記錄，二十五史。中國文明，中國人為何如此重視歷史，也是當今學術界的一個重大課題。

其實中國之所以重視歷史，原因在于，中國的傳統(tǒng)觀念認為，歷史中是包含著“大義”、“道義”的，中國重歷史重的并非單純的歷史事實，而是由歷史事實所承載的“大義”、“道義”。這就是所謂的“春秋大義”、“微言大義”。

《春秋》是中國第一部史書，可以指代歷史?！按呵锎罅x”其實就是“歷史大義”。中國傳統(tǒng)認為，歷史中是存在大義的，而大義也必須依賴歷史而存在。沒有無“大義”的歷史，無“大義”的歷史也是無意義的。同時“大義”也不可空存、獨存，而必須由歷史事件所承載。

“微言”是指《春秋》經文本身，也是可以指經文的文字形態(tài)和書寫方式，即“春秋筆法”?！洞呵铩返慕浳乃玫奈淖?，與甲骨文、金文是一個系統(tǒng)，屬于漢字的最初形態(tài)，尚不是成熟的文字，無法完整地表達語言。我把直接把這種文字形態(tài)命名為“微言文”，以區(qū)別于后來的“文言文”和“白話文”。

“春秋大義”、“歷史大義”這一觀點，實際上也意味著，自古以來，中國就認為“道義”、“大義”，是產生自歷史實踐的。

西方一神教對于大義的觀點則截然相反，他們是“上帝大義”。認為歷史是邪惡的、罪惡的，因為人本身就是罪惡的。大義、道義不可能在歷史中產生，不可能在人自身的行為中產生，而只有上帝那里有，上帝就是道義的化身。人要獲得道義、大義，絕不可以通過學習歷史，而只能通過信仰上帝，這就是一神教中最核心的教義“因信稱義”。

也正因為這種“上帝大義”觀點，西方人也就不可能重視歷史。不僅不重視歷史，而且還認為歷史是邪惡，人自身的行為是邪惡。

“大義”、“道義”，對現(xiàn)代之前的全人類都是知識的核心，都擁有著最崇高的價值。兩種截然不同的“道義”觀，實際上也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知識起源觀。中國認為，知識起源于歷史，而西方則認為，知識是由世界之外的神所創(chuàng)造。

為什么中國認為知識起源于真實的歷史，而西方則認為知識由虛幻的神靈所賜？唯一合理的解釋是，道義的概念的確是在中國起源的，然后傳播到西方。西方當時的“先知”認為中國的道義的確是好東西，但是，如何向更普通的百姓解釋和推廣道義呢？唯有憑借老百姓普遍信仰的神靈。將神靈改造成道義的載體。

好，關于這個問題，本文不再討論，還是回到中國自身。

因為，《春秋》的經文是用與甲骨文、金文同一形態(tài)的“微言文”所寫成，沒有補充和解釋，是無法準確理解的。對《春秋》的補充和解釋，出現(xiàn)了三個版本，就是所謂的《春秋》三傳?！豆騻鳌贰ⅰ豆攘簜鳌芬粤x理為主、大義為主，主要是解釋和發(fā)揮大義、義理，《公羊》比《谷梁》更甚，而《左傳》則以補充歷史事實為主。

在兩漢以來的中國歷史中，中國學術史，誰更重要？現(xiàn)代人會想當然地認為，《左傳》重要，因為它是基于歷史事實的，補充了大量的歷史事實。我們現(xiàn)在對上古中國的歷史事實的掌握，都是依賴《左傳》。

但是，明白了上面的道理，就會知道，在《春秋》三傳中，最有歷史影響，最有重要地位的，并非《左傳》，而是最側重于發(fā)揮義理的《公羊傳》。

西漢以來的中國學術，整體上可以分為兩大塊：漢學和宋學。為什么這么分，因為這是兩種不同的學術范式。宋學重義理，以義理和心性為中心，因此叫“理學”。而漢學則重《五經》、重經文，重對經文的考據，因此叫“經學”?！袄韺W”和“經學”是西漢以來中國學術的兩大范式，儒學的兩大范式。

漢、宋之外，魏晉玄學、明朝的心學，包括佛教、道教的學說，都可歸之于理學的范疇。唐朝的儒學，清朝的儒學都可歸之于經學的范疇，尤其是清朝的學術。

清初大儒認為，宋明理學不是真正的孔孟之道，著名者有顧炎武、黃宗羲等。于是，他們就希望通過用文字考據的方法，去恢復孔孟時期的學術，恢復真正的孔孟之道。但是，孔孟時期的文獻太少，沒法去考據。因此，清儒就退而求其次，將考據的對象鎖定在兩漢，因為那時的文獻十分豐富，尤其是東漢。因此，從事考據學的清朝儒家，干脆叫自己的學問為“漢學”，其目的就是恢復漢學。

因此，現(xiàn)代的學術史家，也干脆把清朝考據學直接叫“漢學”。也就是說，中國學術史上，有兩個“漢學”，一個是兩漢自身的“漢學”，一個是清朝的“漢學”。

無論是在兩漢的“漢學”中，還是在清朝的在“漢學”中，《公羊傳》都擁有著積極重要的地位，尤其是西漢和晚清，可以說擁有著首屈一指的地位。

西漢著名大儒董仲舒，各位都很熟悉，是他給漢武帝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而建立了統(tǒng)治此后2000多年的，以儒家為主體的學術范式和政治范式。董仲舒就是一位公羊家，他的學問就是基于《公羊傳》。

清朝的考據學，考來考去，最終聚焦到一本書上，就是《公羊傳》。同時，又導致清朝學術本身發(fā)生改變，由重考據，而轉向重義理，因為《公羊傳》就是以義理、大義為中心的。因此，清朝的學術實際上包括兩個形態(tài)，兩個階段：早期的是考據學、漢學，晚期的則是以《公羊傳》為核心的“今文學”。

“今文”、“古文”都是西漢時的學術術語。在西漢時有很多經典都是有口耳相傳，尚沒有文字化。后人將責任歸之秦始皇焚書坑儒，這個真的錯怪他了。盡管秦始皇那么做的確不對，但是，西漢初期，書少，很多經典都是口耳相傳的事，絕非秦始皇所為，也非他能為。那時自春秋以來的中國學術的現(xiàn)實。

在兩漢之前，中國并不存在一個成熟的學術系統(tǒng)，也沒有太多的書籍。以書籍為基礎的學術系統(tǒng)正是在兩漢才逐漸形成的，真正的系統(tǒng)化則到東漢的鄭玄時期。

西漢學術的重要任務，就是把本來是口耳相傳的東西，文字化、書面化，形成文獻、書。在西漢成文的這些書籍，所用的字體就是西漢當時所流行的，因此叫“今文經”，或“今文經學”。也有少數是漢以前流傳下來的，用的是先秦字體，叫“古文經”?！豆騻鳌肪蛯儆诮裎慕?。

清朝的學術由早期的“漢學”轉為晚期的“今文經學”，實際上是范圍收窄了。漢學整體上包括“今文”、“古文”兩部分，但是，“今文經學”則只關注“今文”這一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公羊傳》。

那么晚清今文學的結局是什么呢？很遺憾，也很戲劇，是整個經學系統(tǒng)信心的崩潰，然后在甲午海戰(zhàn)的沖擊下，最終整個經學系統(tǒng)徹底崩潰。其中的重要人物就是康有為，重要的“著作”就是《新學偽經考》。

對中國的經學系統(tǒng)來說，可以說成也《公羊傳》，敗也《公羊傳》。在西漢經由公羊家董仲舒所成，在晚清則又經由公羊家康有為所敗，真是令人扼腕。

《公羊傳》以發(fā)揮義理、大義為主，這是其優(yōu)點，但是，也做過了，沒有把握好歷史和大義的關系，即沒有把握好“史實”和“史義”的關系。而過于偏重大義，而輕視史實了。

譬如，《公羊傳》認為，《五經》的經文都是孔子所作，《春秋》也是?？鬃幼鳌洞呵铩肪拖髮懶≌f，而只是借助這些歷史情節(jié)，來表達自己的思想，即大義。這就是所謂的“托古改制”，歷史成為虛擬的了、編造的了。

康有為正是基于這思路，而置基本歷史事實于不顧，而編造出了一個在當時非常駭人的陰謀論。說自王莽的新朝以來，所倡導的古文版的《五經》都是偽造的。由王莽的國師劉歆所系統(tǒng)偽造，為王莽的篡位做支撐。這就是《新學偽經考》的核心內容。

當然，康有為的這些說法，也并非完全的捕風捉影、瞎胡編，兩漢所形成的《五經》系統(tǒng)的確存在重大問題，這是整個清朝考據學的結果。但是，清儒只有發(fā)現(xiàn)問題的能力，而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于是，就胡編一些理由，正如康有為所為。

總之，中國人的歷史觀是大義史觀。中國重歷史，并非重歷史事實，而是重其中的大義、義理。理解這一點對理解中國文化至關重要。

蔡氏意學 系今日頭條簽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