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有言，“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身為晚清儒家代表人物，曾國藩自然對此原則堅信不疑。

然而，千百年來，無數(shù)士子官吏熟讀《中庸》，深知誠信重要，但絕非人人皆篤守此理念。個中原因，恐怕在于他們未將誠信內(nèi)化于個人生命體驗中涵養(yǎng)培育。觀曾氏家書與日記，其對誠的理解，有個漸進趨深之歷程。

人若不誠，對己而言，便是自欺。曾國藩有次給諸兄弟舉了個親身經(jīng)歷的科考見聞。但凡考試，有高中者，自有落榜者，譬如曾國藩僅秀才這一關(guān)，就連考了七次，可謂坎坷，也有過一些牢騷。名落孫山，本該自我檢討，但不少考生卻總是埋怨他人，甚至“見鄉(xiāng)墨則罵鄉(xiāng)墨不通，見會墨則罵會墨不通，既罵房官，又罵主考”，其實他們的水準“實亦無勝人之處”，甚至“有不堪對人之處”。長此以往，他們不反求諸己，事事不滿，“終不進功，所以潦倒一生而無寸進也”，到頭來換來別人一陣冷笑而已?？芍巳舨荒芴拐\面對自己，自我欺蒙，胸中便住進了心魔，終將原本體內(nèi)活潑的精神吞噬。

人若不誠，對人而言，便是自賤。初到京城，曾國藩也曾名利心重，四處拜謁權(quán)貴名流。有一回餐敘，席間坐有朝廷要員，為引起對方關(guān)注，曾國藩說了頗多奉承之諛詞，甚至為了活躍氣氛，不惜化身段子手，“語多諧謔，便涉輕佻”。事后回想，曾國藩懊悔不已?！墩撜Z》有云：“君子，不重則不威”。曾國藩的表現(xiàn)，有失士人之風(fēng)，非但不能留下好印象，反倒招人厭惡，自取其辱，實在不智。

痛定思痛，曾國藩認定今后做人，當(dāng)誠字為先。首先，處事須誠，不能自欺，不能欺人。曾國藩反復(fù)告誡兄弟“絕大學(xué)問即在家庭日用之間”，全力以赴便是誠，“盡一分便是一分學(xué)，盡十分便是十分學(xué)”“腳踏實地，不敢一毫欺人”，如此才能達到上不敢欺天地祖父，下不敢欺諸弟與兒孫的程度。

其次，待人須誠，真心相向，便無所愧。曾國荃脾氣大，眼界高，往往易同人發(fā)生沖突。而自詡“當(dāng)世諸葛亮”的左宗棠，也非善茬，兩人可謂針尖對麥芒。所以曾國藩每每規(guī)勸九弟對待左宗棠，“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懷智術(shù)以相迎距。凡人以偽來，我以誠往，久之則偽者亦共趨于誠矣”。真心如春風(fēng)，誠意似暖陽，終究能融化寒雪，消釋堅冰。并且對于販夫走卒，曾國藩也強調(diào)“常以愛民誠懇之意”，身處亂世，作為手握重權(quán)之人，“最易造孽，亦最易積德”，而最大之德，無非樹立誠信。

再次，誠貴為德，造化成風(fēng)，改良世俗。所謂誠信，并非一人之德，一人之事，而是天下之德，眾人之事。曾國藩歷經(jīng)道光、咸豐、同治三朝，對于官場風(fēng)氣之變幻，感觸堪稱刻骨。他在行將圍困金陵之際，致信九弟，痛思以往政風(fēng)之惡，官員奏疏“托言彼事以聳聽者”，此道光末年之陋習(xí)，“欺蒙宣宗，逮文宗朝已不能欺，今則更不宜欺矣”。越是飽更事變，越應(yīng)自信篤實，如果自己走入機巧偽詐一途，則世風(fēng)政風(fēng)必定“日趨日下也”。其內(nèi)心之清醒堅韌，甚值欽佩。

在晚年回憶恩師時，李鴻章還發(fā)了一通感慨，“自悔盛年不學(xué)，全恃一股虛矯之氣，任意胡弄，其實沒有根底。”恐怕李氏沒有機緣讀到曾國藩寫給兄弟子女們的家書。其實早在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里，曾氏就在信中與諸弟共勉：正好做個光明磊落神欽鬼服之人，名聲既出，信義既著，隨便答言，無事不成，不必愛此小便宜也。

意氣風(fēng)發(fā)的豪言壯語背后，其實透露著傳統(tǒng)政教對士大夫操守信念的熏染。畢竟，在一個前所未有之大變局中，缺乏人格與道德的政治家，是難以負重而致遠的。這亦是曾國藩高于李鴻章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