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球花，是一種不對稱、呈散點分布的紋飾，三兩成組或單個呈現(xiàn)，多用于瓷器。皮球花在清代雍正官窯瓷器上開始普遍應用，且多出現(xiàn)于粉彩瓷器上；與此同時，宮廷漆器、家具及服飾等諸多類別中，都能見到以皮球花作為主題的裝飾。清乾隆及其之后歷朝，景德鎮(zhèn)開始大量燒造皮球花民窯瓷器。

清雍正斗彩團花紋罐故宮博物院藏

人們普遍將皮球花與團花進行比較，其中有一種觀點認為“皮球花”就是“團花”，甚至將團花作為“皮球花的雛形”。而事實上皮球花與團花是不同的。團花是單個的，而皮球花則是由團花“似有規(guī)則似無規(guī)則地分布”組成的，側重的是一種組合形式；二者區(qū)別還在于表現(xiàn)形式上，皮球花“較小，排列自由活潑”，團花“對稱排列，比較刻板”。

《中國古陶瓷圖典》在闡述二者之間的關系時，首先提到了團花的起源問題，“團花是成熟于隋代，隋唐陶瓷器上多見，多以模印手法制作”。因此我們可以理解為團花是中國傳統(tǒng)紋飾的一種，隋代早已有之。

鐮倉時代檜扇紋散蒔繪手箱飾有武將紋飾“三扇”日本國立博物館藏

馬未都所著《瓷之紋》寫到“皮球花的形式來自東瀛日本，日本漆器上有這種紋飾，進入中國后被中國陶瓷工匠學習并加以利用”；在2013年4月8日香港蘇富比“中國瓷器與工藝品”圖錄中，康蕊君對拍品“清乾隆粉彩皮球花罐一對”撰文中說到“皮球團花，層疊相蔽。此圖紋可溯源至日本，原乃家族徽章，呈圓形”。

綜上所述，可以較明確得出的是皮球花紋飾得自于日本漆器并由其上的徽章演變而來。而后成為清雍正、乾隆及其之后的官窯特定紋樣，并廣泛傳播于民窯之中。

清乾隆天青釉粉彩團花水仙盆臺北故宮藏

至清雍正及乾隆，也就是18世紀，“蒔繪進入清宮的管道多為地方官的進奉”。由于皇帝本人的喜愛與推崇，蒔繪漆器在清朝宮廷首先得到了應用與推廣。故宮博物院即藏有一批清宮舊藏日本18世紀風格為主的蒔繪，多為近似于正方的蒔繪小箱。此時，清宮造辦處開始仿作洋漆。從《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的記錄中可知，雍正皇帝喜歡蒔繪，并常仿作洋漆，更是依照喜好修改樣式，同時也常將洋漆的裝飾紋樣移植到其他器物中。

皮球花為雍正朝創(chuàng)制的新紋飾，是清宮御用的尊貴裝飾，以不規(guī)則的布局與豐富的色彩來傳達一份別致而清新的華貴美感。道光皇帝崇尚清雅脫俗，對雍正御瓷頗為仰慕，因此在道光一朝官窯燒造之中，道光皇帝多次表明其追求清新淡雅反感繁縟俗艷之意，從而鑄就道光御瓷清雅含蓄之一面，本品的出現(xiàn)正是這份美學思想的反映，可證雍正時期的品位對道光御瓷影響之深。本品形制雋巧可愛，胎質細膩潔白，釉面溫潤如玉。外壁粉彩紋飾色彩妍麗，畫工精湛細致。所繪皮球花形狀各異，呈雪花狀、菊瓣形、四葉梅花形、團螭形、月華錦形、西蓮形、璇璣形等，變化多端，無一雷同。紋飾布局疏密有致，或兩兩成對，或三者成簇。顏色更是繽紛絢麗，將粉紅、淡黃、翠綠、天藍、褚褐、墨黑、純金、珊瑚紅、玫瑰紫、松茸綠、胭脂紅、玻璃白等顏色發(fā)揮到極致，于瑩潤的釉色映襯之下，綻放出一份華麗而含蓄之美，靜穆地傳述著“色與空”、“動與靜”的禪家之道。

清乾隆青花佛八寶皮球花紋天球瓶觀復博物館藏

皮球花紋清代比較流行，雍正、乾隆兩朝的皮球花精細活潑。皮球花又稱為小團花，是一種不規(guī)則的呈放射狀或旋轉式圓形紋樣。皮球花通常多個聚在一起，疏密有致，其基本圖案，是圓圈內(nèi)作旋回云紋或放射式分裂花紋，這種紋樣在明清時期多運用于織繡和瓷器等方面。這件皮球花粉彩碗設色典雅明快，組合布局自由、活潑，有疏有密，有分有合，有疊有散，有大有小，整個畫面既飽滿，又疏朗，即瑰麗多彩，又秀麗清逸，散點式構圖錯落有致。

中國陶瓷最遲于唐代已外銷到世界其他地區(qū)，明正德之后，中國開始于歐洲各國進行大規(guī)模的瓷器貿(mào)易。為適應各國不同需求，中國不僅向外輸送中國傳統(tǒng)瓷器，并且大量制作外國訂制瓷器。明末天啟、崇禎時期以燒造青花瓷器為主，五彩瓷器不甚流行，傳世有少量花觚、蓋罐、碗、盤、碟等，其中有一部分是專門為適應日本市場需求而燒造的。

清嘉慶粉彩黑地皮球花碗大英博物館藏

皮球花瓷器燒造時間長、使用范圍廣，從清雍正至清晚期，從官窯到民窯，在國內(nèi)外公、私博物館都能捕捉到其身影，艷麗清逸的粉彩、含蓄淡雅的青花，沉穩(wěn)端莊或小巧精致，單件或成對。脫胎于日本漆器的皮球花，不再是某個家族的標志，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表現(xiàn)得更加自由和廣泛，體現(xiàn)在宮廷漆器、瓷器、家具及服飾等諸多門類，也正是憑借瓷器這一載體，皮球花—這種全新的裝飾得以更好的應用、延續(xù)，或為主體紋飾，或為輔助紋飾，在瓷器裝飾紋樣中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