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寶琦是末代山東巡撫，也是辛亥革命時期山東獨立和復辟的重要當事人。武昌起義后，山東省內(nèi)的同盟會和立憲派人士紛紛要求脫離清朝統(tǒng)治。孫寶琦既要面對省內(nèi)的獨立呼聲，又要面對南方已獨立省份和北方清廷（實際上是袁世凱）的雙重壓力。前景不明的復雜形勢使孫寶琦難以從容應對，只能被動地順應時局變化。在動蕩的時刻，孫寶琦的從眾心理（conformist mentality）通過他符號化的身份——山東巡撫和短暫的山東都督，對山東獨立運動的進程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也由此構成了他本人政治心態(tài)的糾結，搖擺不定與“騎墻派”是人們對于此時孫寶琦形象的基本評價。這種評價并非細致分析的結果，而是服從意識形態(tài)宣傳的臉譜化認識。目前，關于孫寶琦本人在山東獨立中的作用的專文為數(shù)甚少，[1]其思想和行為是目前研究山東辛亥革命的一片有待拓展的空間。就確切意義而言，孫寶琦的政治心態(tài)是分析山東獨立運動的曲折性的極佳視角。本文采用心態(tài)史（History of Mentality）研究方法，深入史料，不僅考察孫寶琦本人理性層面上對反清革命和當時形勢的主觀認識，而且還要觀察其非理性層面上的被動和無奈，從而實現(xiàn)對山東獨立運動的情景溝通。[2] 

一、對清廷的忠誠與對革命者的惻隱——辛亥革命前孫寶琦的基本心態(tài)

早在辛亥革命前，孫寶琦經(jīng)歷中外，心態(tài)復雜，既對清廷懷有效忠之心，又期望實行君主立憲，并在一定程度上對包括孫中山在內(nèi)的革命者持有惻隱之情。 

心態(tài)史認為每個人身上都幾乎預存著先入而既成的觀念，他日后的思維和行動就由預存的觀念所支配。以此，我們在孫寶琦的思維和行動上，同樣不難發(fā)現(xiàn)既成觀念的深刻影響。而這種既成觀念基本上是在孫寶琦本人的早年生活中形成的。 

孫寶琦的家庭出身和早年經(jīng)歷都對他的這種心態(tài)產(chǎn)生深刻的影響。同治六年（1867），孫寶琦出生于浙江錢塘縣，父親孫詒經(jīng)是咸豐十年（1860）進士，曾在浙東鎮(zhèn)壓太平軍，同治三年（1864）入直南書房，后官至吏部右侍郎，直到光緒十六年（1890）病故。不難看出，孫寶琦成長于一個典型的清朝官員家庭，他從父親的言傳身教中很自然地接受了效忠清朝的觀念，自己也很順利地進入入仕的“綠色通道”和升遷的“高速公路”。不到19歲的孫寶琦取得二等蔭生，并以蔭生資格捐得直隸道員銜，其后在育才館學習外語，不久以父蔭任戶部主事， 28歲候補直隸道員。如此快速而順利的升遷，在當時官場上是十分少見的。這種人生際遇強化了孫寶琦對清廷的感恩之心。 

八國聯(lián)軍侵華期間，孫寶琦的效忠之心更是得到了充分表達。北京淪陷后，孫寶琦隨同帝后西逃。在西安行在，孫寶琦被任命為軍機處官報局局長。辛丑和談后，孫寶琦任駐德、法、奧等國使館秘書。光緒二十八年（1902），孫寶琦升任駐德、法、西等國使臣。光緒三十一年（1905），孫寶琦回國擔任順天府尹，次年入直軍機處。宣統(tǒng)元年（1909），42歲的孫寶琦在奕劻的協(xié)助下任山東巡撫。在20多年的仕清生涯中，孫寶琦的思想基本上被內(nèi)化到這個走向衰敗的王朝體制之中。 

孫寶琦的效忠得到了清廷的接受和表彰。清末新政時期，滿漢允許通婚，孫寶琦與奕劻結成兒女親家就具有很強的象征意義，不僅表明清廷消泯滿漢隔閡的姿態(tài)，也是對孫寶琦的忠誠的一種政治回報。 

盡管孫寶琦對清朝高度忠誠，但他也清楚認識到清朝君主專制已經(jīng)日薄西山的現(xiàn)實，認為朝廷必須自上而下地改弦易轍，實行君主立憲，才能避免覆滅的命運。孫寶琦曾長期在歐洲國家生活，對歐洲君主立憲和民主立憲制度有一定的了解。光緒三十年（1904），孫寶琦上奏帝后，請求實行立憲。孫寶琦的建議對清廷派員出國考察憲政起到了推動作用。而且，孫寶琦對憲政的支持也得到了國內(nèi)輿論的好評?！稏|方雜志》在評論中稱孫寶琦呼吁憲政是“朝陽鳴鳳”。[3] 

對于立志推翻清朝統(tǒng)治的革命黨人，孫寶琦雖然不可能采取與清廷相左的立場，但他并不贊成對革命黨人斬盡殺絕，而是有意識地利用自己的職權和身份，對革命黨人網(wǎng)開一面，試圖留下政治和解的渠道。光緒三十一年（1905），孫寶琦在巴黎“義釋”孫中山的舉動就說明了這一點。當時，留法學生湯薌銘加入同盟會不久，又萌生悔意，就趁孫中山抵達巴黎的機會，竊取機密文件和同盟會成員名冊，密告孫寶琦并建議從速拘捕孫中山。孫寶琦非但沒有對孫中山下手，反而暗中派親信水韶鈞趕往孫中山下榻的旅館，從門縫中塞入寫有“危險速逃”字樣的紙條，孫中山得信后迅速離開巴黎。孫寶琦去世后，曾有人高度評價其生前這一義舉：“可見公回護革命，曲全青年，膽略識見之遠大，非守舊大臣可望其項背者也?！盵4]可見孫寶琦對革命黨人至少是抱有一種惻隱的心情的。 

與大多數(shù)清朝官員不同，孫寶琦對立憲和革命有比較直接而感性的認識。孫寶琦在使法任上，自然或多或少地了解到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意識到君主專制是造成革命的主要成因，同時，孫寶琦對法國革命的殘酷性也是有了解的，雖然他沒有像張德彝那樣，親眼目睹巴黎公社的情景，但是孫寶琦本人所處的時代是普遍非議暴力革命的時代，孫寶琦自然不可能對暴力革命持有好感，盡管他對孫中山這樣的同盟會領導人懷有惻隱之心，但并不能消除他對暴力革命的恐懼，因而希望通過和平途徑來實現(xiàn)君主立憲，而不是用暴力推翻清朝?？梢哉f，這種對暴力革命預設性的認識直接制約了他面對山東獨立運動的心態(tài)。 

隨著袁世凱北洋勢力的日益壯大，加之袁在新政時期也主張立憲，與其政治立場比較接近，因而他與這個漢族官僚實力派領袖的關系日漸密切。孫寶琦的一個女兒嫁給了袁的兒子袁克齊。這樣，孫寶琦成為當時少有的與滿族王公和實力漢族官僚都有姻親關系的人。當處于決定國家民族以至自身命運的關鍵時刻，孫寶琦很自然地把這些有重要影響力，且與自己又有密切私人關系的人物的動向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南。 

二、何去何從——山東獨立前夕孫寶琦的政治心態(tài)

盡管孫寶琦不贊成親貴專權，主張實行君主立憲，對革命黨人多少抱有同情，這種心態(tài)若在清朝統(tǒng)治穩(wěn)定時期，也許能夠使他左右逢源，溝通內(nèi)外，甚至可以從容和體制外的反政府力量交往，然而在辛亥革命這樣一個劇烈動蕩的大潮中，也正是這種心態(tài)，使得他無法保持八面玲瓏的圓滑，而是顯得手足無措——既無法拒絕省內(nèi)革命黨人和立憲派的獨立呼聲，又無法積極備戰(zhàn)，防范清廷勢力的反撲，他的基本著眼點只能降低到如何保存自己的生命這樣一個急迫問題。 

武昌起義爆發(fā)后，清廷統(tǒng)治力量相對較強的北方地區(qū)也卷入革命大潮，陜西和山西相繼宣布獨立，山東各地特別是濟南的空氣極為緊張，“山東自聞鄂省起事，秦晉響應，各界紳士以事機緊迫，各處風鶴頻驚”。[5]孫寶琦的第一反應是竭力防范。10月13日，他密電青島德國稅司：“海外革命黨密布內(nèi)陸，到處煽惑，潛謀不軌……務希稅司于進口船只貨物隨時一體密查，以防隱患，并請知照德署阿大臣密飭警兵查緝，從嚴防范，至紉公誼?！盵6] 

另一方面，孫寶琦試圖說服朝廷在體制內(nèi)解決革命，對革命派與立憲派讓步，至少爭取立憲派不倒向革命。10月25日，孫寶琦致電內(nèi)閣總理大臣奕劻，提出化解危機的對策，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一是希望朝廷以宗社為重，解散現(xiàn)任內(nèi)閣，“另簡賢能以維大局，并宣布皇族不得再膺國務大臣”；二是盡快落實立憲問題，“飭交資政院議員，迅速協(xié)議，取決輿論，候旨頒行”三是請求朝廷撥發(fā)庫存金銀，“以三分之一賑濟災黎，三分之一維持市面，三分之一撥充軍餉”。[7] 

不難看出，孫寶琦把挽救清廷的希望寄托于自己的另一個親家袁世凱——督促奕劻解散皇族內(nèi)閣，盡快把一度被排斥的袁世凱重新納入到清廷體制內(nèi)，從而強化朝廷應對危機的力量。 

11月1日，奕劻辭總理之職，“皇族內(nèi)閣”黯然解散，袁世凱受命組閣并沿京漢鐵路南下，坐鎮(zhèn)湖北孝感。孫寶琦對促成袁世凱東山再起，助力甚多，但是孫寶琦并不鼓勵袁世凱武力鎮(zhèn)壓，而是建議不要放棄政治和解的努力。為此，他致電袁世凱：“為公計，勝之不武，不勝為笑，似宜一面?zhèn)鋺?zhàn)，一面迅遣干員往見黎元洪，與開談判，凡要求之件，許為代陳。公負全國責任，宜相機早決，免致全國擾攘，漁人得利?！盵8]當袁世凱親自指揮北洋將領南下時，孫寶琦就對袁世凱稱：“武漢即使收復，而蔓延日廣，實有不可收拾之憂?！盵9]說明他對武力鎮(zhèn)壓革命的成效并不抱樂觀期望，而是把希望更多地寄托在政治和解上。 

而且，孫寶琦也沒有簡單地把武漢革命政權視為賊寇，而是將其正視為一個政治主體。為此，孫寶琦建議內(nèi)閣允許黎元洪代表革命黨，“其革黨之才俊，準其保薦，量予錄用。益以普圣德如天之量，消草野不平之氣。此外，失守各省，已叛各將，均應一體寬其既往，許以自新，令各帶兵如故，以安反側。如此則人心可定，大局可保?！蓖瑫r，對已經(jīng)被赦免的維新派流亡者“迅予擢用?！狈駝t，“假使戰(zhàn)事不休，天下擾攘，內(nèi)則流寇四起，有土崩瓦解之虞；外則列強干涉，成豆剖瓜分之局，禍在眉睫，不堪設想”。[10]孫寶琦甚至建議袁世凱約束部下在漢口和漢陽的破壞行動，以保全武漢三鎮(zhèn)的工商業(yè)基礎：“漢陽兩廠為吾華至可寶貴（原文如此——筆者注），請誡將領少放炸彈，保全一分是一分。”[11] 

雖然孫寶琦主張以政治解決為主，但是作為封疆大吏，他又不能不把防止地方發(fā)生革命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為此，他盡可能地調(diào)動兵力，布置防務，并阻止內(nèi)部倒戈。當時濟南駐有巡防營和陸軍第五鎮(zhèn)一協(xié)九十四標。陸軍第五鎮(zhèn)是北洋六鎮(zhèn)唯一駐守京畿以外的一鎮(zhèn)，九十四標標統(tǒng)吳鼎元系袁世凱親信。但是，這支部隊雖然效忠袁世凱本人，但是在體制上隸屬于陸軍部。孫寶琦無法利用自己與袁世凱的姻親關系來調(diào)動這支虎狼之師。各省起事大多發(fā)難于新軍，如果第五鎮(zhèn)也仿而行之，這是孫寶琦最為擔心的情況。當時第五鎮(zhèn)的態(tài)度尚不明朗，于是他三番五次電催朝廷，要求將該部歸自己節(jié)制。 

更令孫寶琦困窘不堪的是，撫院難以撥款來給這支隨時有嘩變之虞的部隊發(fā)餉，他不得不削減從撫院到各級部門的公務經(jīng)費和官吏薪俸，以籌措軍餉。自10月22日起，山東省自撫院至四司五道公費均減二成，雜支每月各減200兩。同時，還開征捐稅，鼓勵報效。[12]但是這些節(jié)余下來的資費，對于需要大宗并長期供給餉銀的部隊來說，只是杯水車薪而已。孫寶琦又打算向青島德國殖民者借款，消息傳出，濟南輿論嘩然。濟南的革命黨人和立憲派人士利用合法身份展開請愿斗爭，爭取和平脫離清朝統(tǒng)治。此時的孫寶琦身不由己地被推到了贊成獨立與否的困境中。 

山東獨立的呼聲越來越強烈，孫寶琦也就無法保持前不久的那種平穩(wěn)心態(tài)，而是極為彷徨不定。11月5日，山東諮議局召開全體會議，推舉汪懋琨和丁佛言等人為代表，向孫寶琦請愿，提出了八項要求，而且立場十分堅定：“如三日不答復，即宣告獨立?！盵13]孫寶琦迫于壓力，表示向清廷電達請愿要求。當天，他就向清廷內(nèi)閣轉告了請愿代表的要求，并表達了自己的苦衷：“代表堅執(zhí)，請速照允電奏，方能解散大眾，否恐立即滋生事端。因許代奏，飭回咨（諮）議局勸散，各守秩序，以保公安?！彼€試圖疏通請愿代表與朝廷的矛盾，避免省內(nèi)沖突擴大化：“查所請八條，注在罷戰(zhàn)息兵，以免生民涂炭，雖措詞過激，而民情可見。處此時局急迫，人心不靖，岌岌可危，斷難強制?！盵14] 

6日，諮議局召開會議，要求宣布山東獨立，并推舉孫寶琦為交涉長，他表示拒絕：“我系清國官史，滿政府一日不倒，我即為之盡一日之責任?！盵15]他又苦苦向與會代表陳述山東獨立可能帶來的災難性后果，稱山東兵力不足以與反撲的清軍抗衡。 

后人多指責孫寶琦有意拖延獨立，夸大山東獨立的困難。實際上，孫寶琦的擔憂并非沒有理由。當時不惟省內(nèi)第五鎮(zhèn)的態(tài)度不明，而且山東和京畿僅有數(shù)百里距離，從北京出發(fā)的清軍可以利用剛修通的津浦鐵路，快速抵達濟南城下，重演明代燕王朱棣圍攻濟南的一幕。而山東革命黨與立憲派沒有掌握什么武裝力量，無法應付南下清軍的反撲。從歷史上來看，一旦出現(xiàn)南北對峙的分裂局面，濟南往往成為南北雙方爭奪的要地。即使南方已經(jīng)獨立的地方政權派兵支援濟南，也屬遠水救不了近火。當時江蘇雖然已經(jīng)宣布獨立，但南京尚在兩江總督張人駿和江寧將軍鐵良的控制之下（直到12月3日，江浙聯(lián)軍才攻克南京城）。也就是說，直到取消獨立，山東仍然處于清朝控制地區(qū)的包圍中?；谶@種情狀，孫寶琦是否贊成獨立也就不能不采取謹慎和猶豫的態(tài)度了。同時，主張和平解決的孫寶琦又不得不做出武力彈壓的準備，他擔心朝廷有可能將第五鎮(zhèn)調(diào)出山東，以拱衛(wèi)京師，為此他請求朝廷不要將第五鎮(zhèn)調(diào)離山東：“民氣方張，事機急迫，若不逐條明諭，恐藉口激變，更難善后。五鎮(zhèn)兵萬不可再調(diào)?！盵16] 

省內(nèi)輿論形勢日漸發(fā)酵，開始超出孫寶琦所能控制的范圍，孫寶琦本人的姿態(tài)也愈來愈低下。7日，各界代表再次集會于諮議局，組成“山東全省各界聯(lián)合會”（以下簡稱“聯(lián)合會”），要求立即宣布獨立，并解散諮議局。孫寶琦意識到，局勢已經(jīng)無法從容轉圜。更讓他憂心的是，江蘇巡撫程德全已經(jīng)宣布獨立，浙江被革命軍占領，海軍也轉向革命，朝廷所能掌控的兵力和地盤愈來愈少。孫寶琦急于明了朝廷的動向，以此來決定自己的進退。為此，孫寶琦致電朱啟鈐：“蘇、浙皆自立，海軍投革黨，政府僅恃資政院，恐不足敵，京津如何？乞惠示。”[17]同時他還致電朝廷，希望清廷變通處理： 

近日東省紳商學界，盛倡獨立之說，集眾合議，洶洶不可遏抑?！舨簧允咀兏羁旨こ杀﹦?，擾及全境，牽連外交，一潰不可收拾。寶琦負保全疆土之責，萬不得已，擬即組織臨時政府，凡用人、行政、調(diào)兵、理財暫由本省自行主決，不復拘守部章。[18] 

清廷收到孫寶琦電奏后，因一時難以抽調(diào)軍隊趕赴濟南，只得將山東問題交給資政院處理。資政院召開會議，很快擬定了回復濟南請愿代表的條件，基本上接受了請愿代表的要求，但是并沒有明確指示孫寶琦應抗拒山東獨立，當然也沒有同意他宣布山東獨立。孫寶琦依然處于彷徨不定的心態(tài)中。 

同盟會會員丁佛言試圖通過私人關系爭取孫寶琦。經(jīng)孫寶琦的文案樓辛木的介紹引見，丁佛言在當時巡撫府邸的“楊煙蘆雪之榭”面見孫寶琦，“備陳利害，娓娓千言”，孫寶琦雖然沒有明確表示，但已經(jīng)頗為動容。[19] 

此時袁世凱尚未明確是否擁護共和，也未表示要鎮(zhèn)壓山東省內(nèi)的獨立運動，這樣，駐扎省內(nèi)的第五鎮(zhèn)將做如何舉動，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約孫寶琦的傾向和表態(tài)。[20]就在這時，潛伏在第五鎮(zhèn)中的同盟會會員爭取到部分官兵對革命的同情。第五鎮(zhèn)統(tǒng)制張永成擔心失去對部隊的控制，就告病卸任。部分官兵擁戴第十協(xié)協(xié)統(tǒng)賈賓卿代理第五鎮(zhèn)統(tǒng)制。同盟會會員也意識到爭取第五鎮(zhèn)對山東獨立運動的支持，是說服孫寶琦的關鍵所在。王訥和丁惟汾等人來到駐于濟南辛莊的第五鎮(zhèn)十協(xié)九十四標營部，面見賈賓卿，陳述時局，分析利害。[21]賈賓卿心有所動，允諾親自勸說孫寶琦贊成山東獨立。 

孫寶琦意識到共和已經(jīng)是大勢所趨，惟有順應省內(nèi)獨立呼聲，方能避免亂局，但他又希望由袁世凱早日宣布實行共和，自己所承受的壓力就可以減輕一些。他于11日密電袁世凱，陳述自己的心思：“此間軍學界箭在弦上，不得不發(fā)，力為維持，恐難抑遏，共和倘早日宣布，可釋此厄。”[22] 

袁世凱一時尚未就山東問題做出表態(tài)，得不到指示的孫寶琦也就毫無自主地被時局推到了風口浪尖。13日，聯(lián)合會就山東與清廷關系問題舉行會議，自清晨開到夜間，發(fā)言一致要求宣布獨立，同盟會員把住會場大門，不準出入。孫寶琦仍然主張暫緩獨立，結果戲劇性的一幕出現(xiàn)了，第五鎮(zhèn)參謀官黃治坤登上講臺，聲色俱厲地要求孫寶琦宣布獨立，否則就以出人命。黃治坤然后發(fā)言，陳述了山東可行獨立的理由。黃治坤認為，全國大多數(shù)省份已經(jīng)表示同情革命，南方的革命勢力已經(jīng)超過了北方清朝勢力。無力抵擋的“南軍”。在黃治坤的發(fā)言中，還在各自為戰(zhàn)的南方革命武裝變成了隨時可以渡河掃北，定鼎燕京的勁旅，如果山東仍不選擇獨立，那么沿津浦鐵路北上的“南軍”的凌厲攻勢，分散于濰縣和濟南濼口的第五鎮(zhèn)如何能抵擋。如果袁世凱的“北軍”南下進攻，“南軍”是不會支援尚未獨立的山東。[23] 

在其他與會代表看來，黃治坤的表態(tài)等同于第五鎮(zhèn)的集體立場，其陳說理由盡管過于樂觀，根本無視袁世凱勢力強于南方革命武裝的現(xiàn)實，卻頗有說服力，眾多代表群起響應。謝鴻燾隨后順著黃治坤的意思來陳述獨立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現(xiàn)在北京政府是已經(jīng)傾倒，南軍的勢力是一天大似一天，山東如要現(xiàn)在還不宣布獨立，南軍必然來攻我，我的兵力必然不足，那不是叫山東人受那戰(zhàn)事的慘苦么?依我兄弟的愚見，是今天就要宣布獨立，那才可以保山東的治安。[24] 

眾人的議論尤其是黃治坤的發(fā)言對孫寶琦態(tài)度的改變起到了關鍵作用，他把黃的表態(tài)視為第五鎮(zhèn)已經(jīng)支持山東獨立的信號，就采取默然以對的態(tài)度，眾代表把孫的沉默視為他對山東獨立的贊成。夏溥齋趁機宣布孫寶琦同意獨立。孫寶琦只好將紅頂花翎官帽摘下，說道：“大家既然認為獨立相宜，與山東有利，我也不堅持了。”[25]眾代表立即公推孫寶琦為山東都督，賈賓卿為副都督，通電全國，宣布山東脫離清廷統(tǒng)治。孫寶琦發(fā)表演說： 

今天軍、學，官、紳、商、民各界共表同情，舉我為大總統(tǒng)，據(jù)我的意思本是想著暫且不宣布獨立，現(xiàn)在既然大眾愿意如此，我要再三推絕，反更足以擾亂人心，所以我姑且承認作山東的大總統(tǒng)。但是大家既舉我為大總統(tǒng)，務要一切聽我的命令，如要有紊亂秩序，擾亂治安的，本總統(tǒng)可要從嚴辦理，按軍法從事的。此后山東的大局已定，行政上的一切事情，歸本總統(tǒng)辦理，軍事上的一切事情，歸副總統(tǒng)籌劃，各界的人從今天以后務要各安其業(yè)，不要再如從前那樣的驚惶了。[26] 

孫寶琦公開表示贊成山東獨立，既是迫于省內(nèi)革命派和立憲派壓力的結果，也是他跟隨第五鎮(zhèn)轉向的結果。[27]但他的糾結心態(tài)并未就此結束，相反，隨著袁世凱進一步取得朝廷內(nèi)閣大權后，孫寶琦又一步步退回到了原點。 

三、十天中的搖擺

山東獨立后的第四天，即11月16日，袁世凱就任內(nèi)閣總理大臣，著手反擊各地反清革命力量，他自然不容靠近京畿的山東獨立政權。對袁世凱實力狀況頗為了解的孫寶琦，開始動搖起來，不過他也希望袁世凱不要武力干涉，他在給袁世凱的一份密電中告知山東獨立后的情況：“東省承認獨立后，人心稍定，毫無暴動。五鎮(zhèn)亦漸安靖，兵未進城?！盵28] 

密電中沒有任何攻擊省內(nèi)革命黨人的字樣，孫寶琦所焦慮的是袁世凱是否會派兵鎮(zhèn)壓，更擔心省城局勢的可能失控。但袁世凱不能容忍山東的獨立，更不能容忍自己親手培植的第五鎮(zhèn)倒向革命陣營。為此，袁世凱通過種種渠道迫使孫寶琦取消獨立。據(jù)樓辛木回憶稱：山東宣布獨立后，袁世凱就密函孫寶琦，渲染民主革命的恐怖：“共和成立，吾輩皆無噍類，望弟熟思?！盵29]當孫寶琦因財政支絀，電請袁世凱協(xié)助軍餉50萬兩時，袁世凱利用這一時機，進一步對孫寶琦施壓，袁世凱復電稱：“若取消獨立，財政雖窘，亦當如數(shù)解運?！盵30]顯然，袁世凱的設想是，如果這個剛剛換成山東都督頭銜的孫寶琦無法給第五鎮(zhèn)發(fā)餉，勢必造成軍心波動，官兵對山東獨立懷有失望之心，則袁世凱自己本人就可以利用第五鎮(zhèn)內(nèi)部的親信來奪回對第五鎮(zhèn)的控制。 

幾乎與山東都督府同時成立的煙臺軍政分府也對孫寶琦造成了很大壓力。11月12日，李鳳梧、欒忠堯、王耀東等同盟會會員在煙臺起義成功，成立煙臺軍政分府，推舉原海軍“舞鳳”艦管帶王傳炯為軍政分府總司令。孫寶琦立即予以承認，并電令萊州府知府楊芾與王傳炯接洽。[31]同時，他又擔心煙臺起義軍西進奪取濟南，遂密電萊陽知縣侯蔭培勸說起義軍返回煙臺，“倘稍有滋擾搶掠情事，即應痛剿”。[32] 

就在這時，袁世凱通過自己在濟南的親信，恢復了對第五鎮(zhèn)的遙控。第五鎮(zhèn)的各級軍官原來多系袁氏舊屬，當袁氏組閣后，這些親袁軍官就公開表露自己反對山東獨立的態(tài)度。第二十標標統(tǒng)吳鼎元、炮標標統(tǒng)張樹元在袁世凱的授意下拉攏一批官兵，公開反對山東獨立。副都督賈賓卿本人對第五鎮(zhèn)毫無控制能力，因而他對能否維持山東獨立缺乏信心。11月16日，賈賓卿在聯(lián)合會會議上發(fā)言稱，“北兵”南下，山東將是必經(jīng)之地，因而“北兵欲去此障礙，必有一場戰(zhàn)爭出現(xiàn)?！睘榇?，賈賓卿建議從緩宣布山東獨立。[33]當?shù)谖彐?zhèn)親袁軍官聯(lián)合施壓時，賈賓卿就被迫辭去第五鎮(zhèn)統(tǒng)制之職，改由吳鼎元代理，張樹元補任協(xié)統(tǒng)。曾經(jīng)極力主張山東獨立的黃治坤也被迫離開。第五鎮(zhèn)迅速由支持獨立的立場轉向反對獨立。 

正當?shù)谖彐?zhèn)迅速轉向的緊要關頭，聯(lián)合會內(nèi)部卻發(fā)生了分裂，從而嚴重削弱了阻止孫寶琦動搖的力量。夏溥齋、丁佛言與原諮議局秘書長張漢章不合。張漢章乘夏溥齋不在濟南之機，將范之杰和彭占元選為副會長，結果引起夏溥齋等人的不滿，范、彭被迫辭職。此后，丁佛言又抨擊張漢章盜用關防，私發(fā)護照，轉運軍火。聯(lián)合會副會長莊陔蘭見如此紛亂，辭職而去。聯(lián)合會負責人如此內(nèi)爭，自然無暇防范第五鎮(zhèn)可能的劇變，從而錯失了鞏固獨立運動成果的機會。 

內(nèi)部分裂的聯(lián)合會自然無力扭轉第五鎮(zhèn)的轉向，孫寶琦則把第五鎮(zhèn)的轉向認作是袁世凱的旨意，開始跟隨第五鎮(zhèn)的親袁軍官運作取消獨立之事。 

23日，以第五鎮(zhèn)代理統(tǒng)制吳鼎元為首，標統(tǒng)張樹元、管帶方玉普等第五鎮(zhèn)的上層軍官聯(lián)名具稟孫寶琦，并致函聯(lián)合會，要求立即取消山東獨立。聯(lián)合會負責人對這一突然事變毫無準備，不知所措。丁佛言、王訥急忙請輜重營管帶張懷斌（張懷芝之弟）出面調(diào)停，而張懷斌卻跑到巡防營統(tǒng)領聶憲藩的住處。當夜，第五鎮(zhèn)親袁的軍官召集緊急會議，策劃逮捕聯(lián)合會議員、同盟會負責人、學界領袖及副都督賈賓卿等人，實施復辟的行動。幸而有一名衛(wèi)士透露消息，賈賓卿等人連夜出逃。 

24日，由第五鎮(zhèn)軍官組織的“山東全體維持會”在山西會館召開大會，參加會議的有孫寶琦、原諮議局的一批議員、濟南商會會長汪懋琨，以及譚奎翰、石丕緒等人。完全倒向袁世凱的第五鎮(zhèn)在會場外架起大炮示威，臨時政府和聯(lián)合會大樓都成了瞄準目標。這個名義上是集合濟南各界人士的會議，完全由第五鎮(zhèn)軍官一手操控。 

吳鼎元、聶憲藩和張懷斌等人先后輪流主持會議。會上發(fā)言演說的是袁世凱的代表欽差大臣張廣建、吳炳湘，第十協(xié)協(xié)統(tǒng)張樹元等。會議決定取消山東獨立；撤銷獨立臨時政府和聯(lián)合會。面對第五鎮(zhèn)親袁將官們的洶洶之勢，原本就對山東獨立不以為然的孫寶琦毫無異議，以山東都督的身份宣布取消獨立。 

事后，孫寶琦發(fā)布文告解釋取消山東獨立的緣由，并做自我安慰： 

自川、鄂事起，鄙人為保全土地人民起見，……伊時，聯(lián)合會以五鎮(zhèn)為護符，鄙人亦疑五鎮(zhèn)全軍果有變志，倘禍生肘腋，必至鐵炭生靈，是以從權承認。不意五鎮(zhèn)僅三、五人主持，事后竟全軍反對，遂有今日之現(xiàn)象。……鄙人今日陷于危難，自慚無識，……鄙人之權宜承認獨立，原為保全一時和平，早知必不能持久，曾說明宣告獨立之后，假使北京立遣問罪之師，省城必將糜爛，為患何堪設想。今獨立雖無效，而不見干戈之擾，居民依然安堵，已屬萬幸。[34] 

從這份公告的字里行間不難看出，孫寶琦是依隨第五鎮(zhèn)的動向而徘徊于贊成獨立和否定獨立之間的。 

四、政治人格的分裂——取消獨立后的孫寶琦

山東取消獨立后，孫寶琦并未如釋重負，相反卻陷入了政治人格的分裂，因為其“反正”行為既沒有得到朝廷的寬恕，更無法取得革命黨人的諒解。 

清廷盡管一度恢復了對山東的控制，但并未恢復對孫寶琦的信任。孫寶琦三次電達清廷，奏報山東取消獨立，已將印信移交原布政使胡廷干暫護，并懇請罷黜治罪。11月30日，朝廷發(fā)來電旨，訓斥孫寶琦“熟權利害，徒事張皇，辦理殊屬非是，”但是又稱孫寶琦“自系被人迫脅，并非出自本心”，故予以留任。同時又嘉獎了首先反對獨立的吳鼎元等人。[35]這份電報把徘徊瞻顧的孫寶琦與死硬抗拒獨立的親袁軍官明顯做了區(qū)分。 

當時朝廷內(nèi)閣以袁世凱為首，故這份電旨實際上也是袁世凱的真實意思的表達。從袁世凱對山東軍政人事的安排的調(diào)整來看，袁世凱對這個親家并不放心。袁世凱命張廣建以州同知擢布政使，吳炳湘以候補縣丞擢巡警道。省中“一切政事，均由藩司張廣建、首道聶憲藩、警道吳炳湘協(xié)議而行”，孫寶琦已經(jīng)“無法過問”。[36]由此可見，山東取消獨立，并非意味著孫寶琦可以輕松地重新穿上清朝官服，帶上紅頂花翎帽，相反他的權力被步步剝奪，直至成為空頭巡撫。 

革命派對孫寶琦出爾反爾地取消山東獨立，更是憤怒不已。在孫寶琦原籍——浙江，浙江軍政府致電孫寶琦，威脅要掘開孫家的祖墳。孫寶琦接到此電后，猶如三國時代那個得知老母被曹操誘騙為人質(zhì)的徐庶一樣， “不勝駭痛”。再次致電內(nèi)閣請求解除山東巡撫之職：“君親兩負，不可為人，方寸已亂，何堪治事，叩懇俯準迅予罷黜?！盵37]孫寶琦舉薦胡建樞代理山東巡撫，得到允準。此后，孫寶琦托病，獨門拒訪。 

孫寶琦被變相剝奪巡撫權力后，吳炳湘等人派兵鎮(zhèn)壓革命黨人。吳炳湘親自率部進駐聯(lián)合會，搜索革命黨，審訊聯(lián)合會辦公人員。士兵、巡警沿大街小巷將黃帝四千余年字樣的告示全部刷掉，重新貼上了宣統(tǒng)三年年號告示。12月10日晨，吳炳湘派軍警突然搜查濟南商埠經(jīng)二路西頭路南“宜春軒”照相館兼修理鐘表店和萬紫巷“萬順恒”洋貨鋪，逮捕了從事地下工作的革命黨人劉溥霖、杜瑨等14人，當場用槍托砸死藍盛九，并搶劫了這兩家店鋪的財物。這一事件被稱作宜春軒慘案。對于吳炳湘等人的如此作為，孫寶琦也感到震驚，擔心會引起革命黨人的強烈報復。12月18日，孫寶琦致電袁世凱，表達了這種擔憂：“聶道因巡防隊緝捕黨人，搶掠一空，在營復私刑拷訊，與緝匪同，并大干物議，慮有暴動?！盵38] 

孫寶琦取消山東獨立的真實性問題，成為南北和談雙方的焦點。南方革命軍代表認為山東獨立的取消只是孫寶琦的個人行為，而非山東民眾的集體意向。清廷代表唐紹儀稱山東無戰(zhàn)事。革命軍代表伍廷芳反駁道：“山東已經(jīng)宣告獨立矣?！碧平B儀以“獨立之后，又已取消矣”之語作答。伍廷芳再次反駁道：“所謂取消，不過孫寶琦一人之私言，并非山東全體人民之意?，F(xiàn)山東人民不認取消，貴處不得派兵相壓?！盵39] 

在第二次會議上，伍廷芳就吳炳湘等人鎮(zhèn)壓革命黨人的事件，向唐紹儀提出質(zhì)問。唐紹儀答道：“已得袁電示，革命黨人被拘捕者，已飭山東巡撫查明釋放。至進攻山東之清兵，應電知袁內(nèi)閣，命其停止進攻?！盵40]唐紹儀隨即致電袁內(nèi)閣，請求停止在山東省內(nèi)的恐怖行動。袁世凱擔心山東局勢失控，就將唐的來電轉發(fā)給孫寶琦。已經(jīng)開缺的孫寶琦自知無力控制山東局勢，就把這個棘手的問題又退回給袁世凱，復電稱：“倘停戰(zhàn)期內(nèi)有革黨暴動及土匪冒充民軍搶掠擾害地方等情，應如何辦理？請電令唐大臣切實商妥辦法，以免誤會?！盵41] 

孫寶琦此時對山東事務采取不聞不問的態(tài)度，他所著意的事就是如何向各方力量解釋自己當時的困境和苦衷。為此，他將山東獨立運動前后有關電函集成一個小冊子，取名《孫寶琦罪言》，公布于眾。但是，孫寶琦的自我辯解并沒有得到什么反響，因為公眾的視線已經(jīng)集中于即將成立的南京臨時政府身上了。孫寶琦事實上成了被邊緣化的人物。 

民國創(chuàng)立，山東的獨立與反獨立的斗爭就此告終。孫寶琦過了一年的退隱生活，于1912年底接受袁世凱任命，任考察日本實業(yè)專使，次年又升任外交總長。孫寶琦搖身一變，又成為民國政府要員。然而，在遜清遺老們看來，曾經(jīng)贊成山東獨立的孫寶琦應入貳臣之列。1913年，隆裕太后病故，孫寶琦與趙秉鈞等國務員親臨吊唁，梁鼎芬當場指斥孫寶琦不是東西，使之狼狽不堪。 

結語

慕韓是孫寶琦的表字，取自于北宋大臣韓琦之名。孫詒經(jīng)為他起了這個名號，就是為了表達對韓琦的敬慕。韓琦曾支持范仲淹的“慶歷新政”，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被貶出朝廷。當王安石實行變法時，韓琦卻和司馬光、富弼一樣，以元老重臣的身份反對變法，當年追求改革的精神全然失去。我們自然沒有必要用“索隱”韓琦的政治變化，來比附孫寶琦在辛亥革命中的復雜糾結心態(tài)。必須注意的是，類似孫寶琦這種心態(tài)的變化在歷史上并不罕見——復雜而多變的外在背景往往能內(nèi)化到歷史當事人的心態(tài)，直接反映為彷徨不定或隨波逐流。雖然，孫寶琦對革命持有比較理性的認識，但是當他無法改變身邊大多數(shù)人的獨立呼聲時，就表現(xiàn)出口服心不服的從眾心理來，當已經(jīng)被袁世凱重新控制的第五鎮(zhèn)亮出兵鋒時，孫寶琦就轉向強者的一方，取消山東獨立。由此可見，孫寶琦有其自身的無奈。 

我們應該對孫寶琦予以一定理解。正因為他能順應省內(nèi)的獨立呼聲，使得山東能夠成為辛亥革命期間北方少有的獨立省份之一，進而，無論是獨立還是取消獨立，地方相對安寧對于山東人民未必不是一件好事。隨著一紙清帝退位詔書的頒布，山東也最終迎來“共和”。就這一歷史事實和意義而言，山東的復辟只是暫時的，而獨立是最終結果，因此，與其說是“假獨立，真復辟”，毋寧說是“真獨立，假復辟”。 

在建國后的政治語境下，長期對辛亥革命意義的過低評價，使得山東獨立蒙上了“假獨立”這個帶有貶義色彩的評判，而其復雜的進程卻被忽視了。這種評判是一種帶有意識形態(tài)色彩的誤讀，也是對孜孜追求政治進步的山東民眾的一種否定。在山東這樣一個革命力量相對薄弱的地方，無論久暫，獨立本身就是對于辛亥革命成功的一個貢獻，孫寶琦心態(tài)的糾結正是各種力量在山東交集拉鋸的反映。如果我們還停留在以往的評判上，我們就無法深度理解那個時代。 

[1] 以筆者目力所及，國內(nèi)有關山東獨立運動和孫寶琦的論文僅有孫紅旗的《辛亥山東獨立之際孫寶琦角色重新解析》（《湖北社會科學》2011年第4期），該文認為效忠清廷雖然不能全用在孫寶琦的身上，但是在贊成獨立和取消獨立的過程中，忠于職守是對其最為恰當?shù)脑u價。 

[2] 革命史往往是心態(tài)史方法研究的熱門對象。最早倡導心態(tài)史方法的法國年鑒學派就曾用這種方法來研究法國大革命歷史。盡管心態(tài)史已經(jīng)在中國為社會史學者所普遍接受，但是多被用于研究相對平緩的區(qū)域史或民族史，而對以革命史為對象則尚比較少見。實際上，一場波瀾壯闊的革命往往是個體或群體觀念劇烈變化即原有心態(tài)結構轟然解體而后艱難構建新的心態(tài)結構的時期。 

[3]《論朝廷欲圖存必先定國是》，《東方雜志》1904年第7期。 

[4]《杭縣孫公慕韓家傳》，《孫慕韓先生碑名手札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7年，第85～86頁。 

[5] 郭孝成：《山東獨立狀況》，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323頁。 

[6] 中國史學會濟南分會編：《山東近代史資料》第二分冊，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71頁。 

[7] 卞孝萱：《山東假獨立資料》，莊建平編：《近代史資料文庫》第7卷，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615頁。 

[8] 孫寶琦：《發(fā)孝感袁公太保電》（宣統(tǒng)三年九月十三日），山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編：《山東參事文選》第7輯，濟南：山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1998年，第71頁。 

[9] 孫寶琦：《發(fā)北京內(nèi)閣電》（宣統(tǒng)三年九月十四日），山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編：《山東參事文選》第7輯，濟南：山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1998年，第72頁。 

[10] 孫寶琦：《發(fā)北京內(nèi)閣電》（宣統(tǒng)三年九月十四日），山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編：《山東參事文選》第7輯，濟南：山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1998年，第72頁。 

[11] 中國科學院山東分院歷史研究所編：《孫寶琦電檔中有關辛亥革命在山東的情況史料選輯》，《山東省志資料》1961年第1期，第24頁。 

[12]《山東官報》宣統(tǒng)三年九月十五、廿二日。 

[13] 郭孝成：《山東獨立狀況》，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3頁。 

[14]《發(fā)內(nèi)閣資政院、袁公太保、各省督撫電》（宣統(tǒng)三年九月十五日），山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編：《山東參事文選》第7輯，濟南：山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室，1998年，第72頁。 

[15] 中國史學會濟南分會編：《山東近代史資料》第二分冊，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49頁。 

[16] 卞孝萱：《山東假獨立資料》，莊建平編：《近代史資料文庫》第7卷，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617頁。 

[17] 中國科學院山東分院歷史研究所編：《孫寶琦電檔中有關辛亥革命在山東的情況史料選輯》，《山東省志資料》1961年第1期，第27頁。 

[18] 卞孝萱：《山東假獨立資料》，莊建平編：《近代史資料文庫》第7卷，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第617～618頁。 

[19] 王墨仙：《辛亥山東獨立記》，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山東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12輯，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2頁。 

[20] 第五鎮(zhèn)于光緒三十一年（1905）由第二鎮(zhèn)的一部和武衛(wèi)右軍的先鋒隊合并擴充而成，駐扎于濟南和濰縣（今濰坊）一帶。張永成是第三任統(tǒng)制。 

[21] 賈賓卿（1880-？）原名得懋，號叔言，直隸交河人。早年入天津北洋武備學堂，光緒二十五年（1899），被選派赴日留學學習軍事，光緒二十八年）1902），回國任直隸軍政司教練處練官營工隊隊官，后任北洋武備速成學堂教官、第五鎮(zhèn)第十協(xié)統(tǒng)領官，1911年4月7日，清廷陸軍部賞其陸軍協(xié)都統(tǒng)銜，后代理第五鎮(zhèn)統(tǒng)制官。 

[22] 中國科學院山東分院歷史研究所編：《孫寶琦電檔中有關辛亥革命在山東的情況史料選輯》，《山東省志資料》1961年第1期，第30頁。 

[23] 中國史學會濟南分會編：《山東近代史資料選集》，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64～166頁。 

[24] 中國史學會濟南分會編：《山東近代史資料選集》，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66頁。 

[25] 夏溥齋：《辛亥革命山東獨立前后記》，《山東省志資料》，1961年第4期，第51頁。 

[26] 中國史學會濟南分會編：《山東近代史資料選集》，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66頁。 

[27] 宣布獨立后，孫寶琦盡可能利用自己的權力來控制省內(nèi)要害機構。16日，他委任孔慶塘為提學使，龔積炳為提法使，余則達為濟東泰武臨道，何承燾為勸業(yè)道，周安康為濟南知府。 

[28]《宣統(tǒng)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山東巡撫孫寶琦致內(nèi)閣總理袁世凱電》，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第七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39頁。 

[29]中國史學會濟南分會編：《山東近代史資料》第二分冊，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00～117頁。 

[30] 中國史學會濟南分會編：《山東近代史資料》第二分冊，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00～117頁。 

[31] 參見中國科學院山東分院歷史研究所編：《孫寶琦電檔中有關辛亥革命在山東的情況史料選輯》，《山東省志資料》1961年第1期，第33頁。 

[32] 參見中國科學院山東分院歷史研究所編：《孫寶琦電檔中有關辛亥革命在山東的情況史料選輯》，《山東省志資料》1961年第1期，第34頁。 

[33]中國史學會濟南分會編：《山東近代史資料》第二分冊，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95頁。 

[34] 中國史學會濟南分會：《山東近代史資料集》，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72頁。 

[35] 中國科學院山東分院歷史研究所編：《孫寶琦電檔中有關辛亥革命在山東的情況史料選輯》，《山東省志資料》1961年第1期，第34～35頁。 

[36] 郭孝成：《山東獨立狀況》，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8頁。 

[37] 卞孝萱：《山東假獨立資料》，莊建平編：《近代史資料文庫》第7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17～618頁。 

[38]《宣統(tǒng)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山東巡撫孫寶琦致內(nèi)閣總理袁世凱電》，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43頁。 

[39]《南北代表會議問答速記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1、73頁。 

[40]《南北代表會議問答速記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6頁。 

[41] 《宣統(tǒng)三年十一月初一日開缺山東巡撫孫寶琦致內(nèi)閣軍諮府陸軍部電》，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