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榔（1623年11月1日—1662年6月1日），南明最后一位皇帝，明神宗之孫，明光宗之侄，桂端王朱常瀛之子。1646年襲封桂王。1646年至1662年在位。年號永歷，史稱永歷帝。

　　朱由榔倚仗大西軍余部李定國、孫可望等在西南一隅抵抗清朝，因此維持時間較長。1661年，清軍攻入云南，朱由榔逃到緬甸曼德勒，被緬王收留。后來吳三桂攻入緬甸，緬王將其獻與吳三桂，1662年6月在昆明被絞死，終年40歲，在位16年。

　　1659年（順治十六年，永歷十三年）閏正月二十五日（丙子），朱由榔和小朝廷的文武官員在平陽侯靳統(tǒng)武護衛(wèi)下，由永昌府（今云南保山市）退到盞達土司，第二天行至布嶺，距離中緬邊境已經(jīng)不遠了。馬吉翔認為只要進入緬甸國境就可以保住身家安全，同他的弟弟馬雄飛、女婿楊在秘密商議道：“我等百千謀議，方得車駕幸緬。今從官相隨又已至此。萬一得有寧宇，上意必悔不早入蜀；在廷又欲持文墨以議我弟兄。今護衛(wèi)平陽侯右協(xié)孫崇雅與我極為同心。莫若先示以意，使之妄傳追逼，則乘輿今夜必兼程入關。伺夜半昏黑，車駕一過關，便將從官盡劫，則東奔西竄，流離萬狀，必無有隨駕者矣。”三人議定后即往告知孫崇雅。孫是靳統(tǒng)武的部將，本已感到前途黯淡，又有馬吉翔的慫恿，乘機發(fā)一筆國難財，何樂而不為？

　　于是在這天晚上縱兵大肆擄掠。在夜色籠罩之下亂兵搶劫，連永歷皇帝也未能幸免，光著腳上不了山，直到天威營等兵趕到，才在深夜竄到銅鐵關（指銅壁關和鐵壁關），隨行的文武官員在流離當中又遭搶劫，苦不堪言；不少將士也在混亂當中若鳥獸散。二十六日白天到曩本河，距緬關十里。

　　黔國公沐天波先派人去通知守關緬兵。由于歷史的原因，明朝鎮(zhèn)守云南的沐國公是緬甸當局熟知的人物，守關緬兵紛紛下馬以禮相待。當他們得知隨永歷帝避難緬甸的文武有近兩千人馬，要求“必盡釋甲仗，始許入關”。永歷帝同意，“一時衛(wèi)士、中官盡解弓刀盔甲，器械山積關前，皆赤手隨駕去”。這一舉動曾經(jīng)遭到一些忠于明室的人士的指責，認為自動解除武裝是“墮緬人計”，“向使馬吉翔、孫崇雅不暮夜兼程，則車駕入緬，護兵不散，猶易于出險而會兩藩（指晉王李定國、鞏昌王白文選），緬人不敢拘執(zhí)，況敢獻清乎？”就當時形勢而言，緬甸是個比較弱小的國家，其當局接受南明皇帝入境避難而要求解除隨行人員武裝無可非議。問題在于朱由榔貪生怕死，在李定國等人還在云南西部邊境地區(qū)組織兵力抗擊清軍時，就在馬吉翔之流竄撮下流入外邦，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以為這樣清朝就可以放過他們，從而茍且偷安。

　　作為實權(quán)人物的李定國在兵力不足以保衛(wèi)昆明時，對朝廷的去向可能作了不正確的決策。他沒有堅持取道建昌入據(jù)四川，即便形勢危急還可以順長江而下同據(jù)守夔東的抗清義師會合，而贊成了馬吉翔等人向中緬邊境撤退的錯誤主張。然而，決策西撤并不等于同意流亡緬甸。事實上他自己當時沒有入緬，由他指派的護駕隊伍靳統(tǒng)武所轄兵員也只是到關為止，沒有跟隨永歷朝廷進入緬甸。當他接到靳統(tǒng)武的報告，緬甸當局禁止南明軍隊入境，永歷帝下令隨行人員自動解除武裝后，“慮緬情叵測”，派高允臣趕去，企圖追回永歷帝和隨行人員，不料，高允臣一入緬境即遭到緬方殺害。

　　從后來的情況看，李定國同白文選等一再出兵緬甸想把永歷帝迎接回來，表明朱由榔的流亡緬甸根本未征得李定國、白文選等最高將領的同意。從復明事業(yè)來看，永歷帝慌不擇路地進入外邦避難，標志著旗幟半倒，給各地的復明志士在心理上蒙上了一層濃厚的陰影。對李定國、白文選等人來說，既要在窮山僻壤的邊境地區(qū)繼續(xù)抗擊清軍，又要耽心在緬甸的永歷帝的安全，弄得顧此失彼，心力交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