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形態(tài)史觀”

眾所周知，歷史學研究的兩個基本要素, 一是史料的占有與發(fā)掘，二是歷史學科理論方法的指導與運用，“理論是靈魂，資料是血肉”。對于現在大多數歷史學領域的研究者而言：目前對史料的發(fā)掘和整理的空間越來越有限，但是對理論與方法的引進與運用則是無限的，在歷史研究過程中嘗試運用新的理論和方法，并對舊有的理論和方法進行反思和批判，將是一個行之有效的途經。

湯因比是20世紀著名的史學巨匠，歷史哲學家，其煌煌巨著《歷史研究》構建了一個龐大而精密的“文明形態(tài)史觀”理論構架，對歷史學的發(fā)展起到了的極大地促進作用，其學說至今仍發(fā)揮巨大影響，他的這一套史學體系與成就就是建構在歷史哲學的理論之上。具體來說他的文明形態(tài)史觀包括：文明的模式、文明的多元與一體、文明的人格化的四個階段、文明發(fā)展的動力——挑戰(zhàn)應戰(zhàn)等觀點。在這一套理論的指引下，其研究給人以新鮮的觀點和明確的說服力。

1、文明的模式論

湯因比在其理論體系中，借用哲學給文明構建了若干模式，顯然在文化形態(tài)上受到了斯賓格勒的影響，但是就文明模式上湯因比卻有自己獨特的建樹。他說“模式（model）”一詞在用來表現科學調查時，可以看作為工具使用的一種符號?！盵2]30湯因比因此構建了三個不同的較典型的模式：希臘模式、中國模式和猶太模式。這三個模式可以代表許多不同文明發(fā)展的歷程。

首先是希臘模式，具有以下幾個不同的要素。第一個要素是希臘自身的政治結構，“希臘世界在文化上統(tǒng)一政治上分裂形成鮮明的對照?！盵2]33第二個要素是希臘文明“解體”后的社會史結構“一個分離的社會分離出內部和外部的無產者集團?！盵2]36第三個要素在同一階段中的希臘文明的宗教結構，即孕育產生了基督教的兩種文明——東正教文明與西方基督教文明。第四個要素是“外部無產者”（蠻族人）所起的作用。第五個要素是在兩種“希臘化”文明——拜占庭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歷史過程中，一系列希臘文化的“復興”。這個模式及其內在要素可以歸納出許多不同文明在發(fā)展過程中的一些共性。

再有是中國模式，主要是治亂交替的大一統(tǒng)格局和文明的不間斷發(fā)展。湯因比認為古埃及文明的發(fā)展史和符合“中國模式”的第一個要素，這也為文明比較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許多的文明發(fā)展模式也可以是兩種文明發(fā)展模式的交叉，例如湯因比認為：“希臘—中國的組合模式很明顯是一種標準模式，可用來解釋人類史的各個階段。”[2]39

最后是猶太模式，其標志性表現是“嚴格遵守傳統(tǒng)的宗教儀式使猶太社區(qū)生活在異族社會中得到了保存”[2]45；具有以下三個明顯的要素：“首先是具有在各種散居環(huán)境中保持自身歷史特性的決心”[2]44；其二是“流散型社會要有不愿融入當地多數人社會的動機” [2]45；第三是它認識到了這樣一條真理：倘若沒有充分的經濟基礎，就不可能存活下來；這一模式主要用來解釋文明的流散型社會。

2.文明的多元與一體

湯因比將人類歷史上出現過的各個地區(qū)的歷史發(fā)展形勢區(qū)分為26個文明，認為文明的發(fā)展，在對各個文明的考察過程中，將文明分為多元的“獨立文明”“衛(wèi)星文明”和“失落的文明”同時賦予各個文明應有的地位與重視，試圖打破西方文明中心論的武斷論點。湯因比曾尖銳的批判“我認為這種以西方為中心的歷史觀是明顯的主觀主義，這會誤解現實，由于他歪曲了事實因而就使得事實變得不可理解”[3]138。同時對文明發(fā)展進程中趨向大一統(tǒng)教會、大一統(tǒng)國家、普世價值乃至普世文明的可能進行考察，指出“某些文明之間具有所謂‘繼承性’這樣一種親密關系，在一個正在解體的文明中，某些社會階層與當時其他社群的外來因素形成某種社會聯合或政治聯合?！盵2]235多元文明則朝著一體化的趨勢發(fā)展：“大一統(tǒng)國家、大一統(tǒng)教會和英雄時代就是這樣把同時代的和非同時代的文明聯系在一起的?！盵2]235具有全球性的歷史視野。

3.人格化的文明四個階段

湯因比將文明的產生與衰落過程做了人格化的分析。將文明分為文明的起源、文明的成長、文明的衰落和文明的解體四個階段，實際上是把文明視為一種高度自律性, 同時具有生長盛衰與發(fā)展階段的有機體, 并試圖通過比較不同文明的興衰過程, 以揭示人類歷史的發(fā)展過程和一般規(guī)律。其觀點最后得出：文明的產生與發(fā)展的關鍵在于“挑戰(zhàn)—應戰(zhàn)”模式[2]73，而非機械的決定論。

文明在產生過程中可能出現流產的文明的現象。同時文明在成長過程中也有停滯的可能，存在一定的成長標準。在文明的衰落階段批判了決定論的舊論調，提出了許多新的觀點，如文明發(fā)展過程中產生的機械性模仿、對制度自我崇拜、對統(tǒng)治技術性的崇拜以及宗教對勝利的自我陶醉，這些因素削弱了文明生長的動力引發(fā)了文明的衰落。在文明的解體階段，內部無產者和外部無產者起到的加速分化作用，以及人們靈魂的分裂，這一系列的理論已經超出了簡單的治亂興衰，腐敗，戰(zhàn)爭，經濟破產等我們常規(guī)理解的觀點，從而極大的擴展了我們的眼界。

4.文明時空的交流與比較

湯因比的文明形態(tài)史觀的又一重大貢獻是對文明交流與比較的論述。在這一問題中花費了大量的文筆來論述文明間交流的重要性，將文明的交流與比較分為時間與空間兩種不同概念上的接觸，并對不同的接觸結果進行分析，并強調了文化之間的融合及其必要性。他說到：“文明接觸引起了尖銳的敵意，也造成了相處中的大量問題。唯一積極的方法是，雙方都努力調整自己，相互適應……不同文化不應該展開敵對的競爭，而應該努力分享彼此的經驗?！盵2]343湯氏的文明形態(tài)史觀是包容開放的，試圖打破東西方的隔閡與人為偏見，并對非西方文明報以友好冷靜客觀的分析態(tài)度，對西方的侵略性進行譴責，同時對東方的過激反應給予批評。

“文明形態(tài)史觀”評價

作為文化形態(tài)學的代表人物，其“文明形態(tài)史觀”理論奠定了其在西方乃至世界史學界的重要地位。他的理論在西方引起了十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同時也倍受爭議。不少歷史研究者，主要是傳統(tǒng)史學家對其歷史哲學理論切入歷史研究進行批判，其歷史研究的出發(fā)點是哲學的，就具體而言其研究的切入點與一般的歷史學家很不一致，即不是對歷史事件的具體描述, 也不是對某一國家歷史的綜合考察研究，而是把“文明”作為歷史的基本研究單位。他認為“歷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說明問題的單位既不是一個民族國家,也不是另一極端上的人類全體, 而是我們稱之為社會的某一群人類。”[4]14同時“從文明的角度, 而不是從國家的角度去考察歷史, 把國家僅僅看做是文明的生命中相當次要的和短暫的政治現象的原因，國家正是在文明的懷抱中誕生和消亡的。” [5]19湯因比的文明單元理論在L.S.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的寫作中得到了充分的運用。[6]

在湯因比的歸納出的“文明模式”和“文明發(fā)展的階段理論”中，我們可以看出湯因比試圖總結出一套獨特的文明發(fā)展模式與規(guī)律，或說文明發(fā)展的模式，這里面其實是對歷史規(guī)律的擴大化運用。湯因比的文明模式是具有其理論依托的，其模式建構在國家或社會性質的不同與分類，而他只不過是將這一情況運用到更大的歷史研究單位——文明中來罷了，而其文明階段理論其實就是直接套用了人的生老病死四個階段，也可以看做是一種跨學科結合的理論指導，所以其事實上還是理論的創(chuàng)新運用，而不是自蓋空中樓閣。正是這種突破，使得他的觀點發(fā)人深思，這三種基本的文明模式的提出，以及文明階段論對史學界而言本身就是一種巨大挑戰(zhàn)，而根據其“挑戰(zhàn)—應戰(zhàn)”理論有挑戰(zhàn)則必有應戰(zhàn)。哪怕湯因比的具體觀點不值得信服，但是他的理論所引起的巨大反響與討論本身就是對歷史學研究的一種推動與促進，具有積極的革新意義。

在湯因比的文明史觀中，其著重分析了文明的差異與共性，批判了西方文明中心論的錯誤觀點。比起之前學者對西方中心論的批判，湯因比的更有理論性，條理性。首先，他將西方文明置于眾多文明之一就是對中心論的一種突破；其次，西方文明不過是希臘羅馬文明中衍生的子文明之一；再次，三種文明模式中不獨見西方文明模式，而且他還從哲學上深刻的批判了西方文明中心論的主觀臆斷。湯因比的理論對于正確處理各個不同文明間的關系以及文化多元化、全球化提供了有益的探討。

參考文獻

[1]朱本源.歷史學理論與方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英)湯因比.歷史研究(插圖本)[M].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1997.

[3](英)湯因比.湯因比論湯因比——湯因比與厄本對話錄.[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89.

[4](英)湯因比.歷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5](英)湯因比.文明經受著考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6](美)L·S·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M].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7](美)塞繆爾·亨廷頓. 文明沖突與世界格局的重建[M].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