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就有過一個引人注目的爭議在諸多媒體刊出，那就是“北京方言”申請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否妥當。在這之前，也有幾個地方在醞釀申請這樣的遺產。反對者提出，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有四個標準，其中之一必須是瀕危的。因為語言是活在人類口頭上的，如果失去了語言賴以生存的社會環(huán)境，語言就失去了活力，方言“死去”很正常，北京方言隨著社會發(fā)展總有死去的，總有變遷的。“并不是所有的文化現(xiàn)象都要申遺。”況且，北京方言并沒有死，還不是遺產。只要你到北京一些大雜院和上了年紀的群體中，你會感到北京方言并不瀕危，現(xiàn)在正宗的北京話遠遠沒有死，它們還活在北京城里。贊成申遺者認為，“北京方言”源遠流長，在如今的現(xiàn)代生活中，很多北京老話已經被北京人淡忘了。當今的北京年輕人也許父輩甚至祖輩都在北京，但有幾個會地道的北京方言？若把這些逐漸消失的北京土話“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將有利于集中一批人來從事北京方言的保護工作，如果只靠民間的個人力量是很難完成的。

最終是否申遺或者申遺能否成功也許并不很重要，方言是中國多元文化的承載者，北京話能夠長時間地被人們津津樂道，已經說明做為一個地域性語言的魅力。

但是，人們也無奈地感到，無論專家如何提倡保護，還是地方進行怎樣的搶救措施，對于方言的保護延續(xù)，都顯得有些力不從心。方言的消失，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文化的差異性和豐富性在縮減。道理很簡單，我們處在一個一切都被簡化、被“通用”的時代，全球化的年代，必須要有一種公共語言交流。不要說今天這樣的“地球村”狀態(tài)，就是中國古代，早就有民族的共同語，就有古代當時的“普通話”。中國幅員遼闊，每個地方都有方言，更不要說有不同的民族，彼此間交流需要聽得懂，比如孔夫子的弟子三千，來自五湖四海，如果沒有一個大家能聽懂的教學語言，教學效果就無從談起?？鬃邮囚攪耍挷⒉缓枚?。他當年是用雅言說的，《論語》里就說過，孔夫子是：“《詩》、《書》、《執(zhí)禮》，皆雅言也。”（《論語·述而》）。雅言就是古代的官話。

那么，讓今天的年輕人要延續(xù)一個方言的世界，是多么勉為其難。他們從踏進小學校門就被規(guī)定不能講方言，他們聽老師的講課，他們接觸的廣播、電視、電影、歌曲，他們的上網(wǎng)等娛樂方式，他們哪怕偶爾離開故土，這一切都要遠離方言。方言在主流場合的壽終正寢，也許是一個無法抗拒的潮流。就拿北京方言來說，是公認的優(yōu)美的方言，但是北京的年輕人哪怕祖父輩就是老北京，他們還有幾個在講“京片子”呢？有多少北京年輕人能聽懂“得活”（工作完了）、“得人兒”（惹人喜歡）、“回脖兒”（改變主張）、奶膀子（乳頭之外四周凸起的部分）、搜老營兒（搜刮全部財產、財務）、半彪子（缺心眼兒）、扳大閘（撬鎖偷盜）這樣的老北京話呢？

也許我們會慨嘆，京味兒的逐漸消失比其它地方更迅速，我們走到大江南北，總感到人家的方言畢竟存在，尤其一些偏僻的窮鄉(xiāng)僻壤，方言依然占主導地位。我們會感到，城市越現(xiàn)代化、城市規(guī)模越大，國內國際交往越多，方言受到的沖擊越大。這樣的問題也同樣在另一座中國的超級城市上海存在。外地人到上海，總對他們嘰里呱啦、如讀天書的上海話感到費解，并感到上海話在這個城市不可撼動的地位。但是真正的上海人尤其是上海的語言專家才更有發(fā)言權。他們道出，在上海雖然有千萬以上的人在說上海話，而實際上，使用上海話的范圍越來越窄。任何來自書面或者媒體的信息，都要用普通話表達。上海話只能用在幾乎沒有文化層次的吃飯、睡覺之類日常生活狹小的范圍內。他們甚至認為，上海話正在走向名存實亡的不歸路，長此以往，就會造成上海方言的詞匯貧乏。上海話中有特色的、而在普通話中沒有的單音動詞，其中有74個詞在現(xiàn)今大學生一代中幾乎全部消失無人理睬了。記得三年前我隨中超公司去考察體育場，時任上海申鑫主教練的朱炯說：我兒子已經不會講上海話了，我們和他交流只能用普通話。多年來努力推廣普通話的確把幾千年來形成的方言沖擊的七零八落，記得我還是小孩子去上海的時候，商店柜臺上都貼著提示：“同志，請您講普通話”，幾十年過去，普通話的確占據(jù)了統(tǒng)治地位。同樣的情況還發(fā)生在四川話、閩南話、粵語以及其他幾乎每一個應用方言的環(huán)境。

語言是用來交流的，同一個國家同一種文字卻常?；ハ嗦牪欢?，那的確阻礙了交流和經濟的發(fā)展。像老京片子、滬語可以收集保留，如同今天的昆曲，但方言在大城市被弱化甚至消失是遲早的事。

（本文摘自我的《當代北京語言史話》一書，本書得到著名語言學家張伯江的幫助與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