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被告人翟高生、楊永濤、程龍喜、王杰經(jīng)合謀和踩點于2011年7月26日凌晨1時許，采用翻墻、撬窗等手法，先后兩次進入無錫凱爾科技有限公司倉庫內(nèi)竊得各種型號的手機攝像頭共計73750個，贓物價值人民幣250余萬元。其中，四被告人竊得攝像頭56盒（2萬余只），在駕車返回途中，楊永濤因故中途下車離開，另三人待其下車后商議返回倉庫盜竊剩余攝像頭，又竊得5萬余只后返回蘇州。竊后，由楊永濤負責聯(lián)系銷贓，獲贓款18萬余元由四被告人共同拆分。

    被告人程龍喜于2008年3月11日，伙同他人在上海市奉賢區(qū)奉城鎮(zhèn)某皮球廠內(nèi)竊得成品皮球13箱，贓物價值人民幣5720元。

    被告人翟高生還于2005年11月20日搶劫他人現(xiàn)金2萬余元。

    江蘇省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后，以盜竊罪和搶劫罪數(shù)罪并罰判處被告人翟高生有期徒刑二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1萬元。以盜竊罪判處被告人楊永濤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0萬元。以盜竊罪判處被告人程龍喜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0萬元。以盜竊罪判處被告人王杰有期徒刑十三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8萬元。宣判后，四被告人均未提出上訴。

    【分歧】

    第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楊永濤僅需對第一次盜竊行為承擔刑事責任。翟高生等三被告人返回廠內(nèi)繼續(xù)盜竊的行為超出其意志之外，其下車離開后，不可能預見到后續(xù)可能發(fā)生的盜竊行為。因此，楊永濤僅承擔第一次盜竊罪的刑事責任。

    第二種意見認為，被告人楊永濤對兩次盜竊行為均承擔刑事責任。其雖因中途離開沒有實施第二次盜竊，但其作為整個盜竊活動的組織策劃者，主觀上對竊取財物的數(shù)量存在概括的故意，事后亦積極參與銷贓、分贓，應對兩次盜竊活動承擔刑事責任。 

    第三種意見認為，被告人楊永濤對兩次行為分別承擔盜竊罪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的刑事責任，應進行數(shù)罪并罰。理由是其并未參加第二次盜竊行為，僅僅幫助銷贓，按照贓物犯罪來處理即可。

    【評析】

    本案審理過程中，爭議焦點是：被告人楊永濤因為客觀原因沒有參加第二次盜竊行為，是否需要對兩次盜竊行為負全部刑事責任？對此，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理由如下：

    1.被告人楊永濤對實施盜竊犯罪具有概括故意

    刑法理論中的概括故意是指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fā)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只是對侵害范圍和侵害性質的認識尚不明確的心理態(tài)度。概括故意從性質上可以分為對行為性質認識和對行為結果認識故意。本案中被告人楊永濤的行為屬于后者，即“對危害結果范圍認識不明確的概括故意行為人故意實施危害行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導致某種危害結果的發(fā)生,但對于自己的行為會造成多大的危害結果,波及多少犯罪對象,認識處于不確定狀態(tài),屬于對危害結果范圍認識不明確的概括故意?！睏钣罎锿愿呱热嗣孛芨`取公司財物，其在盜竊活動中負責組織、策劃、實施、銷贓、分贓等工作，系犯罪團伙的重要成員，其雖因故未參加第二次盜竊，但是另外三人的盜竊行為正因為楊永濤的先行為得以順利實施，楊永濤作為犯意的提出者，能明確認識到其行為會造成他人財物損失的后果，但是造成多大的損失并不明確，畢竟偷多少也不可能細化到具體數(shù)字、次數(shù)，即屬于具有對危害結果范圍認識不明確的概括故意。

    2.被告人楊永濤參與銷贓行為系對全部盜竊活動的事后追認

    首先，銷贓行為是盜竊活動的重要后續(xù)行為，屬于事后不可罰行為，銷贓數(shù)額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響量刑的幅度。其次，行為人積極參與銷贓表明其主觀上具有強烈的非法占有該部分財物的意圖。第三，積極參與銷贓系對全部盜竊活動的一種事后追認，主觀上默認了該盜竊行為。從本案來看，被告人楊永濤第二天得知翟高生等人第二次盜竊的事實后并未提出異議，并且積極聯(lián)系買主，著手實施銷贓。印證了其對他們的盜竊行為是認同的，主觀上并不排斥，完全可以視為一種事后的追認行為。

    上述第三種意見提出其第二次行為僅構成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筆者認為，該種意見較為牽強，缺乏對整個盜竊、銷贓過程的全局考量。兩次盜竊活動中四人基于概括的故意，行為的時間、地點具有連續(xù)性，構成刑法上的連續(xù)犯，雖然楊永濤沒有直接參加第二次盜竊，但其在第一次盜竊中所起作用十分重要，客觀上為第二次實施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沒有其在先的組織策劃行為，后一次行為完成的可能性較小，兩次行為具有較強的因果關系，綜合考慮其事后又積極參與銷贓，可視為其對第二次盜竊行為在主觀上是一種放任的心態(tài)，屬于間接故意。因此，楊永濤的銷贓行為不能認定為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而應該以盜竊罪的共犯論處。

    3.被告人楊永濤在量刑上可以適當從輕處罰

    法院最后以盜竊罪判處被告人楊永濤有期徒刑十五年，比公訴機關的量刑建議低一個刑檔，已綜合考慮其犯罪數(shù)額、認罪態(tài)度、退贓退賠等情節(jié)，是較為適當?shù)?。其并未親自參與第二次盜竊犯罪的實施，作為非實行犯與另三人在量刑時可做適當區(qū)分，根據(jù)罪責刑相一致原則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判處其有期徒刑有助于被告人的息訴服判，實現(xiàn)案結事了。

    綜上，被告人楊永濤伙同翟高生、程龍喜、王杰等人盜竊公司財物，數(shù)額特別巨大的行為，一審判決定罪準確，量刑適當。

    （作者單位：江蘇省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