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責任,做一代經方傳人 胡希恕先生研究經方的資料陸續(xù)出版后,引起國內外中醫(yī)學界的注目,我也因而多次受邀在南京中醫(yī)藥大學、北京中醫(yī)藥大學、河南中醫(yī)藥大學和青海、成都、寧波、臺灣等地進行經方學術講座。2008年11月2日,我還接受了專程來中國的日本東洋學術出版社社長山本勝司的專題采訪。這使我感受到,臨床界和學術界越來越重視胡希恕先生經方學術思想,很多臨床醫(yī)師開始應用胡希恕先生學術思想來解讀經方、運用經方。 我在河南中醫(yī)藥大學講課時,一位青年學生的提問,引起了我的深思。他問到:“如象您所說,六經來自八綱,難道六經就那么簡單嗎?”他的提問帶有普通性,因為近千年來中醫(yī)界以《內經》解《傷寒論》已成傳統(tǒng),導致了越解越亂,致使經方六經難以理解,讓學生們在臨床運用中頗多困惑,這也是當代中醫(yī)界經方運用并不繁榮的深層原因。雖然不少人《傷寒論》在口頭上喊得很響亮,但在臨床應用中并不廣泛,這的確為中醫(yī)學界敲響了警鐘! 胡希恕先生提出“六經來自八綱”,使得經方的臨床應用能夠達到“執(zhí)簡馭繁,一通百通”,很多臨床工作者如獲至寶,臨床療效大為提高。比如,河南某市副主任醫(yī)師毛進軍曾經“應用一些時方或專病專方治療,雖然針對性較強,辨證也較準確,但療效并不甚理想,對此,我曾經迷茫過……”“自從接觸了胡希恕教授的三陰三陽六經(?。┘胺阶C思辨治療體系,以及將胡老的學術思想體系應用于鄰證實踐中,我感到中醫(yī)辨治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境界和層次,療效的確迅速提升?!保ㄒ娒M軍著《經方活用心法——六經辨治醫(yī)案實錄》)。類似毛進軍醫(yī)師的人不勝枚舉,他們的臨床有效率都得到了較大提升。當然,對于某些不從事臨床的中醫(yī)研究者,胡老得理論雖然便于理解,但也會讓他們生疑,因為他們沒有臨床的體驗,難以分辨胡老理論體系的優(yōu)劣。鑒于此,我感到自己有責任,把胡希恕先生研究經方成果進行傳播、弘揚,組建胡希恕學術研究會,帶領我的學生們在臨床上實證、在理論上提升,不遺余力地宣傳、發(fā)展胡老的學術思想。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后,我也開始在繼承胡老學術思想的前提下,有著更多自己對經方的獨立思考,逐漸形成自己的學術觀點。胡老在世的時候,對所有經方按照“表、里、半邊半里(乃至于陽明病、太陰?。边M行了分類,研究成果匯集在我主編的《胡希恕病位類方解》中。但胡老沒有來得及對所有經方按照六經(太陽病、少陽病、陽明病、太陰病、少陰病、厥陰?。┻M行分類,我通過臨床探究,終于對所有經方按照六經進行了分類,研究成果匯集在我主編的《經方傳真——胡希恕經方理論與實踐》(修訂版)中。 我在探討六經形成上下了一定功夫,特別是對傷寒的千古之謎——“半表半里”理論進行了不斷探究。以前這個“半表半里”的概念,有關研究和資料較少。胡老提出“六經來自八綱”,我就不斷思考:這八綱怎么變成六經的呢?其中,很關鍵的是“半表半里”這個概念,有了表、里、半表半里,才形成了六經,才由八綱變成了六經。《傷寒論》148條:“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硬,脈細者,此為陽微結,必有表,復有里也,脈沉亦在里也。汗出為陽微,假令純陰結,不得復有外證,悉入在里,此為半在里半在外也。脈雖沉緊,不得為少陰病。所以然者,陰不得有汗,今頭汗出,故知非少陰也,可與小柴胡湯。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逼渲械摹鞍朐诶锇朐谕狻币鹆宋业母叨戎匾暋Π氡戆肜?,胡老在早期所講和晚年所講也有較大差異,可見任何學術都是有個逐漸認識、逐步深化、乃至“反復修正、不斷更新”的過程。對于《傷寒論》第148條的理解,胡老原先認為“可與小柴胡湯”是沒錯的,但后來他就認為不應該用小柴胡湯,而應該是“可與柴胡桂枝干姜湯”。我記得在上世紀60年代,我剛跟胡老抄方的時候,也經常見胡老使用柴胡桂枝干姜湯,但是我對這個方證理解并不特別深透,只是大致知道怎么使用,見到肝炎或婦科病病人,根據口苦、咽干、胸脅苦滿,脈像有些虛弱的情況,就用柴胡桂枝干姜湯,但是為什么要用柴胡桂枝干姜湯?進一步的深層原因我就說不清楚了。 胡老經過反復思考,認為這148條是干什么的?就是解釋147條的。《傷寒論》147條:“傷寒五六日,已發(fā)汗而復下之,胸脅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為未解也,柴胡桂枝干姜湯主之。”解釋什么呢?“陽微結”。為什么形成陽微結?這是因為“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硬,脈細者,此為陽微結”,也就是說,是因為津液傷得厲害了,所以出現(xiàn)了大便干。注意,這種大便干并不是由于熱,它跟陽明病大承氣湯證的大便干并不一樣,大承氣湯證的大便干是因為熱灼津液,而這個大便干則是由于津液逐漸損傷而致,沒有熱的原因。是因為虛寒得厲害了,而不是熱的原因,所以這時候的大便干就成為“陽微結”。因是“陽微結”,用小柴胡湯就不對了,它已經是半表半里的陰證,而不是半表半里的陽證了,所以胡老的觀點就變了,對于148條中的“可與小柴胡湯”原文,胡老認為“用小柴胡湯不如用柴胡桂枝干姜湯貼切”。實際上就是否定了用小柴胡湯,肯定了用柴胡桂枝干姜湯。胡老認為:148條主要在講由半表半里陽證變成半表半里陰證,即由少陽病變?yōu)樨赎幉?,這就提示我們進一步認識半表半里的陰證,也就是厥陰病。也提示我們學習《傷寒論》的時候,學習條文是頭等重要的事情,絕對不能走投機取巧走捷徑。要把每一條原文聯(lián)系臨床進行反復思考。 我在傷寒治學的道路上,也繼承胡老的這種“探賾索隱、臨床求證”的精神,通過很多年反復研讀原文、反復對比同類條文,對“半表半里”和“柴胡桂枝干姜湯”有了自己的獨立體會。柴胡桂枝干姜湯是治什么的?是治半表半里的陰證,也就是厥陰病。 我拜讀了楊紹伊的《伊尹湯液經》,進一步明確了《傷寒論》是由《論廣湯液》而成,并由其考證得知,漢前的《湯液經法》用八綱理論進行辨證論治,并無“半表半里”概念,到了東漢張仲景以后才產生“半表半里”概念;漢前的《湯液經法》雖有六經名,但無六經提綱內容。由此考證,我堅信六經的形成當在東漢,是因加入“半表半里”概念才由八綱形成六經。于是,我把這些自己的心得體會寫成文章,加入注解胡希恕先生的論著中,既宣傳了胡老研究經方的成果,也激勵自己更深入地獨立思考、精研經方。我的經方之路,能夠有機會師承胡老,真是人生之萬幸。當然,我也接觸了不少其他門派,感覺各有所長,各有特色。然而從對臨床療效的提高上,我認為,胡老的經方體系,無疑是最有實效的。實踐是檢驗某個學術派別的唯一標準。學習經方,要參考其他學科,參考其他的學派,經方和時方并不對立,而是相互補充。我有幸跟隨了好多名老中醫(yī)學習,比如說焦樹德老師治療痹癥,就是“時方派”運用經方進行??蒲芯浚@給我很大的啟發(fā),后世許多學派或名家,其學術淵源多來自經方。 最后,我想和大家說點肺腑之言:大家都津津樂道于胡老做學問的嚴謹,不少人勸胡老發(fā)表論文、出版專著時,他總是就說:“再等等吧,我還沒有考慮成熟”,固然有當時的學術環(huán)境不容胡老發(fā)表論著的罕為人知的特定背景,但也的確反映了胡老內心深處做學問的嚴謹風范?,F(xiàn)在,我也是深有體會,越是深入研究經方,就越感覺有很多的問題,沒有考慮成熟、透徹。真可謂是“經方越學,問題越多”。我最近正在寫一本關于經方的新書,內容是探討經方用藥規(guī)律,寫作中,我和助手們就遇到了好多問題,比如說關于六經、八綱,胡老說“中醫(yī)辨證是先辨六經,繼辨方證,臨床運用大致如此”。但是,辨了六經以后,辨方證就要把每個方證都歸屬六經,多數方證還算好歸,但有些方證歸起來就左右為難,似乎既可以歸入這經,也可以歸入那經,頗讓我們感覺困難。面對這些問題,我們感覺到,真是越學感到問題越多,真是學無止境啊。這里再次體會到胡老回答“還沒考慮成熟”的真正含義。比如說,五苓散屬于什么方證?歸于哪一個經?有人說,它屬于太陽病;還有人說,屬于太陽陽明合??;還有人說,屬于太陽陽明太陰合病……眾說紛紜,如同盲人摸象一樣,或許每個人都真實觸摸到大象的某一部分,但或許都不全面完整。所以,對于經方的探討,是沒有止境的,需要一代又一代的經方學人不斷努力,才能漸漸逼近真理的本質。 方證是辨證的尖端 方證是由方藥和證候以八綱為基礎對應的理念,它起源于神農時代,方證的積累豐富,至漢代產生了六經辨證,形成了完整的六經辨證理論體系,經方、《傷寒》的主要內容及六經辨證理論,都是由方證發(fā)展而來。經方之源,始于方證,它既屬基礎理論,亦屬臨床證治。因此,認識方證,是學好《傷寒》、認清六經實質的關鍵。 學習《傷寒》的主要功夫,重在掌握各個方證,后世許多經方家對此皆有論述,如陳修園在《長沙方歌括》指出:“大抵入手功夫,即以伊圣之方為據,有此病,必用此方……論中桂枝證、麻黃證、柴胡證、承氣證等以方名證,明明提出大眼目?!?因此,辨方證是六經辨證、八綱辨證的繼續(xù),是更具體、更進一步的辨證,中醫(yī)治病有無療效,其主要關鍵,就在于辨方證是否正確。方證相應是臨床治病取效的前提,故經方大師胡希恕先生,把辨方證稱之為最高級辨證,把辨方證稱之為辨證的尖端,并指出家傳秘方亦屬辨方證,謂:“眾所周知,農村常有以家藏秘方專治某病者,雖于辨證論治毫無所知,但于其秘方的應用,確心中有數(掌握適應證)因而往往有驗。不過讀者于此必須注意,凡是有驗方劑,無論用者知與不知,若分析其主治(即方證),則均屬六經八綱的細目,這是可以斷言的”。辨方證的科學性、學術價值,不但為遵用方證理論者所證實,而且也為不遵用其理論者所反證。如日本的“小柴胡湯副作用死亡事件”,震驚日本,耐人尋味,漢方研究者栗島行春指出:“讓慢性肝炎、肝硬化等患者長期服用小柴胡湯,發(fā)生間質性肺炎、死亡,是由一個追求名利的醫(yī)師發(fā)表論文開始的……是不學習中醫(yī)理論,只用西醫(yī)的病名來決定處方的結果,是研究失敗的根本,而把責任諉過于小柴胡湯有副作用,是錯上加錯?!?更強調了“讓沒有了小柴胡湯方證的患者,長期服用小柴胡湯”是造成間質性肺炎的根本原因。《傷寒》是中醫(yī)經方辨證論治體系,更講求辨方證,全書主要講辨方證,第317條方后附:“病皆與方相應者,乃服之,”這是后人的注釋,是對方證的認知。論中對小柴胡湯的用法有明確說明:“血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入……往來寒熱,休作有時……小柴胡湯主之。服柴胡湯已,渴者屬陽明,以法治之”。早已明確指出,沒有小柴胡湯方證就不能服用該方藥?!靶〔窈鷾弊饔盟劳鍪录钡陌l(fā)生,主要原因是不辨方證,以血的教訓說明了辨方證的重要性、科學性。 由于經方的方證來自臨床實踐,不論是經方派,還是時方派,都注重其應用和研究,對其認識也就不斷深化,逐漸認識到方證的科學性。如沈自尹認為:“從廣義上說,以湯方辨證亦屬辨證范圍,故稱之為方劑辨證……,以藥物的系統(tǒng)──方,來調節(jié)病理的系統(tǒng)──證,尋找方劑效應值的一體化,就是方劑辨證的涵義所在……一定意義上說,它可概括整個辨證施治的內容”。這里很清楚地指出了,辨方證不是簡單的對號入座,而是更詳細、更具體、更全面的辨證論治。不少人認識到了辨方證的重要意義,中藥治病,不在用藥味多少、藥量輕重,而在方證相適應、對應。如何天麟說:“在臨證處方時,一般認為對‘癥’下藥療效較好,實際亦不盡然。筆者曾治一女孩,因感寒而發(fā)熱喘咳,脈浮,苔白,初投小青龍湯加杏仁兩劑,熱平,咳減,但喘仍作,小便甚少。二診見原方已效,乃加茯苓利水,服后病不減而尿仍少。三診,前方去麻黃續(xù)服,喘咳止,小便亦暢;岳美中治一婦女,慢性腎炎,血尿、尿頻、腰痛,投豬苓湯三劑而愈。月余,病又復發(fā),因慮其虛,增入山藥一味,病反轉重,復用豬苓湯原方而效。后病再復發(fā),又增海金沙一味,竟又不效,再用豬苓湯原方而效。于此獲得更大啟發(fā),正如《沈括良方·自序》所說:藥之單用為易知,藥之復用為難知。世之處方者,以一藥為不足,又以眾藥益之,殊不知藥之有相使者、相反者,有相合而性易者,可知方有常方,法無常法,在辨證論治基礎上,執(zhí)一法不如守一方”。是說辨方證一定要準確,加減用藥也要像桂枝加桂湯那樣要對證,而不是對癥、對病。 我國歷來重視方劑和其適應證的研究,后世方如潮涌出現(xiàn),皆是證明,如《千金要方》、《和劑局方》、《太平圣惠方》等等,其內容主要是講方證?!秱芬虿坏蟹阶C經驗,而且還有完整的理論體系,因此在國內外廣為傳播,尤其對日本漢方醫(yī)學影響深遠。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決策者要取消漢方醫(yī),當時身為西醫(yī)的湯本求真先生,眼看著親生女兒因腹瀉用西藥治療無效被奪去生命,因之悲憤感慨不已,轉而發(fā)奮學習經方(初讀《醫(yī)界鐵椎》),臨床應用效如桴鼓,并結合臨床體驗,著成了《皇漢醫(yī)學》,于是又使日本的漢方醫(yī)學重振旗鼓,使方證對應派成為日本的主流派。也有人從臨床和實驗室探討了方證對應關系。如伊藤嘉紀通過五苓散方證的研究認為:五苓散方證的病理狀態(tài),是滲透壓調節(jié)點的降低,其利尿作用是通過調整調節(jié)點來恢復水液代謝正常的。給正常人和動物服五苓散看不到利尿現(xiàn)象,如讓人和動物出大量汗,造成津傷表虛出現(xiàn)五苓散方證后,再給服五苓散,則看到明顯的利尿作用。因而,認為五苓散與五苓散方證之間,存在著特異的方證對應關系。藤平健在論述出血病的治療時指出,中醫(yī)的處方,是由幾個生藥組成發(fā)揮一獨特治療效果的方劑,這個處方可看作一個齒輪,而出血病表現(xiàn)各種癥狀,這些不同的癥狀好似不同的齒輪,兩者如能緊密咬合,則可使疾病很快治愈,如兩方面的齒輪咬合不緊,就像汽車中的齒輪咬合一樣,齒輪不合,則汽車不能開動,也就是說,治病方藥不對證,治療也就無效。 近治愈眩暈一例感觸頗深:07年10月17日,82歲老嫗患起則頭眩,到某大醫(yī)院急診,CT、B超、心電圖等查未見異常,而靜脈輸入丹參等藥,同時給服多種中成藥、西藥,花去二千多元,得到的結果是起則撲地,頭破血流,無奈找中醫(yī)診治,我僅根據患者的癥狀特點,判定為苓桂術甘湯方證,給服一劑效,三劑愈。此事引人深思,深感是有關《傷寒論》的科學內涵值得探討?!皞钡闹饕诵目茖W內涵,當是六經、八綱及方證所形成的辨證理論體系(其中還有痰飲、瘀血、水毒、七情、六淫等致病因素),應用于臨床百試百驗,國內外稱奇,顯示了其科學性。章太炎盛贊“《傷寒》為吾土辨析最詳之著作”,認為“中醫(yī)之勝于西醫(yī)者,大抵《傷寒》為獨甚”,主要是因經方以疾病反應出的癥狀和用藥反應規(guī)律,總結治病經驗,這些在漢代以前道家醫(yī)學就積累了豐富資料,張仲景的偉大功績是,“撰《傷寒論》避道家之稱”,方證名但以某藥名之,更突出的是棄五行理念,而只用八綱來總結癥狀、方證經驗,從而使方證更能反應疾病的實質和標準化,使其理論更具科學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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