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文明史上曾出現(xiàn)過幾次黃金時代。

目前已知的第一次黃金時代是大河文明時期。在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的時間內，在全球先后出現(xiàn)了被后世稱為“四大文明古國”的古代文明：古埃及（尼羅河流域）、古巴比倫（兩河流域）、古印度（印度河流域、恒河流域）和中國（黃河流域、長江流域）。

第二次是軸心時代，又叫軸心期，即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間同時出現(xiàn)在中國、西方和印度等地區(qū)的文化突破現(xiàn)象。在軸心時代里，各個文明都出現(xiàn)了偉大的精神導師———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猶太教的先知們，古印度有釋迦牟尼，中國有孔子、老子等諸子百家……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的文化傳統(tǒng)，也一直影響著人類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雖然中國、印度、中東和希臘之間有千山萬水的阻隔，但它們在軸心時代的文化卻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第三次是西方的東羅馬帝國和東方的大唐帝國雙雄并峙。

第四次是中國宋朝。宋朝人口最多時超過1億，城市化率達到30%以上，普通百姓（包括農村居民）生活質量之高，后世難以想象。宋朝開始發(fā)行紙鈔，人均GDP超過2280美元，保守估計整個宋朝占世界GDP的65%（還有80%的說法）。宋朝實行完備而精妙的科舉制，建立了最接近現(xiàn)代的文官制度，達到了古代中國民主政治的頂峰。著名史學家陳寅恪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shù)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倍瑫r期的歐洲正處在黑暗中世紀。

第五次則是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從14世紀初開始到17世紀初，持續(xù)了約300年，被稱為歐洲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


從歐洲走向世界

歷來我們中國普通讀者對歐洲文藝復興的理解和想象，基本上只限于藝術領域。大多數(shù)人能想到的只有達芬奇和《蒙娜麗莎的微笑》，或者再加上米開朗基羅和大衛(wèi)像、《創(chuàng)世紀》，拉斐爾和《西斯廷圣母》。熱愛文學的讀者或許還會列舉出《神曲》、《十日談》、《巨人傳》等等。

不錯，文藝復興運動最初是從藝術領域——主要是繪畫、雕塑和詩歌——開始的，并最終傳染、席卷了整個歐洲。但站在今天，從我們后來者的眼睛看來，這場運動最深刻地影響了歐洲和世界的核心價值與行動，卻不在藝術領域。文藝復興運動是塑造當代世界形態(tài)的一個重要歷史之因。

文藝復興運動是歐洲中古時期和近代的分水嶺，在思想與文化上有了重大的變革。其中人文主義精神影響了宗教改革，探索世界的精神成為近代科學革命的先導，對理性的注重則帶動了啟蒙運動的發(fā)展。尤其重要的是，經(jīng)過文藝復興運動300年的醞釀和準備，歐洲的資產(chǎn)階級在政治、經(jīng)濟和意識形態(tài)領域全面取得優(yōu)勢地位，只等著啟蒙運動的一聲號角，歐洲的封建體制就開始忽喇喇大廈傾。

與文藝復興運動相伴隨的，是西方的大航海時代和地理大發(fā)現(xiàn)，借助資產(chǎn)階級及其實力，歐洲各封建君主國開始在全球進行政治、經(jīng)濟和軍事擴張，到處建立殖民地、劃分勢力范圍，同時強力推行文化輸出。其后，隨著資產(chǎn)階級革命在歐洲和美洲相繼取得勝利，到19世紀末，歐洲文明一躍而為全球文明。肇始于文藝復興時期，后經(jīng)過啟蒙運動理論化和資產(chǎn)階級實踐的價值觀念、行為準則也在這個過程中通行全世界。

因此，整體來說，文藝復興期間歐洲人逐漸擺脫神教和封建的束縛，并將思想和行動重心轉移到現(xiàn)實的世界，日后歐洲在全球的崛起即奠基于此時。


宗教改革與新教倫理

文藝復興時期發(fā)生的宗教改革運動可以看作是人文主義在教會內部的表現(xiàn)，是文藝復興運動在教會內部的發(fā)展。它以復興古代原始基督教的一些教義為其特征。這種復興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恢復原始教義中所有信教徒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反對具有封建特權性質的教階制。德國的傳教士馬丁?路德即把這一點作為倡導改革的重要一條。二是恢復古代教義中信徒自身具有得救主動權的思想，使教徒的贖罪得救活動擺脫教會的控制與支配。通過信仰上帝，閱讀圣經(jīng)，普通信徒就可以與上帝直接對話，從而接受啟示，贖去罪行，成為無罪的人。這兩點可以概括成三句話：因信稱義、信徒皆祭司、惟獨圣經(jīng)。

馬丁?路德把爭取人的獨立自主權的思想引進到宗教教義中來，從而削弱了教會對信徒的嚴厲控制。它雖然沒有達到使基督教恢復到早期“被壓迫者”的宗教的目的，但是卻使宗教成為信徒們的宗教，而非只是教皇和主教們的宗教。在宗教改革的影響下，歐洲民眾開始強調個人信仰的獨立。

宗教改革后來導致了閔采爾領導的農民大起義，起義遭到殘酷鎮(zhèn)壓，而教隨國定原則卻得以確定下來，教權從此被置于世俗權力之下。

在馬丁?路德之后，約翰?加爾文繼續(xù)大力宣揚在羅馬教廷眼中是“離經(jīng)叛道”的觀點。加爾文把天主教的禁欲主義從修道院隱士的斗室引向社會生活，把淳樸、友愛、勞動、勤奮、節(jié)儉、放貸生息和聚斂財富說成是教徒獲得上帝恩寵的一種“善功”，是為上帝的榮耀服務。信仰是圣潔和得救的內在確證，而善功則可當做使人圣潔和得救，從而增加上帝的榮耀的一個外在的確證。這種確信帶來的輕松感，足以解除傳統(tǒng)的罪感造成的心理壓力。（德國政治經(jīng)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公認的社會學三大“奠基人”之一馬克斯?韋伯將此總結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經(jīng)過這兩位“叛道者”的革命性解釋及其追隨者的傳播，在天主教中產(chǎn)生出新的一支——新教。后來新教與天主教、東正教一起成為廣義基督教中的三大教派。

表面上看，宗教改革沉重打擊了羅馬教廷、顛覆了傳統(tǒng)教義，肯定了個人的世俗權利和欲望，而事實上宗教改革使歐洲舊信仰煥然一新，與時俱進，普通民眾的宗教熱情被重新煥發(fā)。

宗教改革對歐洲天主教的革新，這一歷史過程極其重要。它對于日后歐洲的啟蒙主義思潮和資產(chǎn)階級革命起到了制約和解毒的作用。尤其是新教，對于英美的憲政之路影響至為深遠。


知識就是力量

雖然文藝復興在哲學上成就不大，但是它摧毀了僵化死板的經(jīng)院哲學體系，提倡科學方法和科學實驗，提出“知識就是力量”，開創(chuàng)了探索人和現(xiàn)實世界的新風氣。人們堅信自己的眼睛和自己的頭腦，相信實驗和經(jīng)驗才是可靠的知識來源。這種求實態(tài)度、思維方式和科學方法為17到19世紀的自然科學大發(fā)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文藝復興時期自然科學的突破是從天文學開始的，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1543年出版了《天體運行論》，在其中提出了與托勒密的地心說體系不同的日心說體系。意大利思想家布魯諾宣稱，宇宙在空間與時間上都是無限的，太陽只是太陽系的中心而非宇宙的中心。伽利略1609年發(fā)明了天文望遠鏡，通過觀察天體運行，證明了哥白尼“日心說”的正確。德國科學家開普勒則發(fā)現(xiàn)了行星圍繞太陽運行的三大定律：軌道定律、面積定律、速度定律。

在物理學方面，伽利略通過多次實驗發(fā)現(xiàn)了落體、拋物體和振擺三大定律，使人對宇宙有了新的認識。他的學生托里拆利經(jīng)過實驗證明了空氣壓力，發(fā)明了水銀柱氣壓計。法國科學家布萊士?帕斯卡發(fā)現(xiàn)液體和氣體中壓力的傳播定律。英國科學家羅伯特?波義耳發(fā)現(xiàn)氣體壓力定律。

又如人所共知的達芬奇，以藝術家、畫家聞名于世，而事實上達芬奇是偉大的科學家和思想家。達芬奇一生的首要興趣都在于科學研究和思想探索，藝術創(chuàng)作只是他的附帶興趣，一方面可以幫助他更好地進行科學研究（物理、工程、建筑、天體運行、醫(yī)學解剖），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轉化為科研成果（如設計坦克、飛機、飛碟、降落傘，描繪人體組織、器官結構）。

可以這么說，近代自然科學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是文藝復興時期最偉大的成就。人們利用這些科學研究成果發(fā)明的新式工具，直接導致了日后歐洲的工業(yè)革命。而如果沒有工業(yè)革命，就不會有資本主義工業(yè)化大生產(chǎn)，就不會有全球化。

文藝復興打破了經(jīng)院哲學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也為以后的思想進步掃清了道路，使各種世俗哲學興起。其中有英國的經(jīng)驗論唯物主義、法國的理性主義。文藝復興也推動了政治學說的發(fā)展，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馬基雅維利。

在文藝復興之后，是發(fā)展相對平穩(wěn)的17世紀。經(jīng)過300年的積淀，此時的歐洲在政治學領域涌現(xiàn)出格勞秀斯、斯賓諾莎、霍布斯、米爾頓和洛克等一大批思想家，發(fā)展起“自然權利”、“社會契約”、“人民革命權”等理論。在這些理論的基礎上，18世紀的啟蒙運動順理成章地提出了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以及“天賦人權”、“三權分立”、“法治精神”的思想，日后波及全球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從此有了最趁手的武器。

而當時歐洲資產(chǎn)階級完全不會想到，有朝一日文藝復興會成為一個世界性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