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滅商，到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歷史上稱作”西周”。隨著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西周的歷史典籍和文學作品也出現(xiàn)了。其中最主要的是《尚書》，《詩經(jīng)》。它們的成書雖然較晚，但其中大部分作品，是屬于這個時期的。

    在書法上，真正為金文書法涂上濃麗一筆的是西周的金文。西周金文的文字內(nèi)容比商代復雜得多，記載了祖先的功德、君王發(fā)布的詔令、戰(zhàn)爭的勝利等，用來傳給后代的子孫，篇幅長、字數(shù)多，如《大盂鼎》近300個字，《散氏盤》357字，《毛公鼎》497字。西周金文可以分為初、中、晚三個時期。周初金文從筆畫到結字、章法都與殷商甲骨文、金文近似，是它的繼續(xù)，裝飾味比較濃，常有肥重的筆畫作點綴。

　　《禮記·表記》說：”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周人尊禮，事鬼敬神而遠之。“隨著武王翦商立國，西周在殷商文化的基礎上建立起以宗法血緣制為紐帶以”禮樂“為核心的新的文化體系。王國維說：　”殷周間之大變革，自其表言之，不過一姓一家之興亡與都邑之轉(zhuǎn)移；自其里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這種新文化具體表現(xiàn)在西周將禮樂從原始巫術中分離出來，推廣及人事領域，并在此基礎上使之成為具有政治意義的典章制度。由此”禮樂“由神本走向人本，它不僅構成儒家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則，而且成為西周大一統(tǒng)王朝社會政治思想的基礎。

     禮樂文化在西周政治典章制度中的儀式化使青銅文明取代”龜“－－這一殷商巫文化的象征物而占據(jù)西周禮樂文化的中心，從而金文也從甲骨文的附庸地位全面解脫出來構成書法發(fā)展主流形態(tài)。

　　由于”禮樂“制度構成西周宗法制社會的文化基礎，因而作為禮器的青銅器成為不可僭越的等級制度的象征。天子九鼎，士僅一鼎，”商王和周天子主持代表王權的最高祭祀，諸侯、卿大夫、士等而次之，要逐級縮小祭祀的規(guī)格和范圍。大家都需要禮器敬事鬼神，于是由王規(guī)定等級，以示尊卑“。

　　青銅器作為禮器在”禮樂“制度中的普泛化促使金文迅速走向成熟。西周初期金文尚保留著殷商晚期圖案化，工藝化傾向，典型的肥捺筆觸還廣泛存在，結構松散，文字符號不固定，在審美風格上還未形成獨特面目。西周中晚期金文則逐步擺脫商金文的影響，以”篆引“為審美象形基礎，開始形成自家風貌，裝飾性的肥捺筆觸漸消而走向純粹線條化。在字形上改變了早期結構符號的散漫不定而臻于固定統(tǒng)一，結構取縱勢，修長婉麗，圓融內(nèi)斂，其審美風格一掃商金文的雄強霸悍而呈現(xiàn)出渾穆沉潛的理性品格。更為重要的是，西周金文”線“的自足性得到強烈張揚，筆墨韻味開始擺脫鑄范工藝華過程而獲得獨立，線條渾厚華滋，凝重自然，已非高金文呆板、沉滯的線條語匯所可比擬。

    晚商時期，以毛筆書寫為核心的甲骨文、金文在線條形態(tài)上已趨融合，到西周初期，隨著甲文的衰微，書法本體的發(fā)展已體現(xiàn)為金文的演變，進化。

　　無庸置疑，金文主流地位的建立是書法全面走向以毛筆書寫為中心的開端，同時，它也全面開啟了筆法演變的源流。

　　由于青銅器處于”禮樂“文化的核心，處于大一統(tǒng)王權的牢固統(tǒng)轄之下，因而西周金文的風格演變比較緩慢，從《大盂鼎》到《虢季子白盤》、《散氏盤》，西周金文雖然也產(chǎn)生了較大的風格跨度，但這種風格差異尚未沖破類風格的籠罩，從而走向?qū)徝里L格的多元化。

　　《大盂鼎》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代。西周昭王以后，金文還漸進入成熟階段，我們可以從《墻盤》、《大克鼎》等作品中看到，這一時期的金文線條勻圓，字體越來越規(guī)范化，形態(tài)工整，線條也比較圓潤柔和。西周晚期，字體進入更為成熟的形態(tài)，《散氏盤》、《毛公鼎》、《虢子白盤》，是這一時期以及整個金文書法的最高成就的代表，它們與《大盂鼎》一起被近現(xiàn)代金石學家譽為”晚清出土的四大國寶”，是春秋末期戰(zhàn)國初期時的秦國《石鼓文》這一大篆書法中最令人贊嘆的藝術珍品的源頭。

　　1?！独?/span>

　　《利簋》是西周初期武王時代的青銅器。1976年出土于陜西臨潼，原器現(xiàn)藏于陜西臨潼縣文化館。全銘共4行32字，書法風格明顯受到商代影響，但整體風格趨向于相對平實，它對于考察周初金文書法的整體風格流向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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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盂鼎》是西周初期康王時代著名青銅器，清代道光初年出土于陜西岐山，原器現(xiàn)藏于中國歷史博物館。全器銘文共19行291字，記述了周文王、武王打敗商紂王，建立周王朝的事跡，并記述了康王重賞有功于周王朝的南公后代”盂”，希望他能為國盡心效力，于是”盂”制作這個鼎來作紀念?！洞笥鄱Α肺牡淖舟E較大，書法端莊凝重，氣勢雄渾，它是周初金文書法的最杰出的代表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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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西周早期銘文，文字尚未成熟，它突出的特點是整體的氣象：如群星聚攏，自成一篇；也似亂石鋪街，雖疏散卻又渾然一體；猶如大自然中之萬物，看似全無方圓行列，而妙處在于各得其所。銘文字大小不一，筆劃似斷又連，欲放還收，線條無固定運行軌跡，時見突然心變方向的姿態(tài)，給人意外的新奇感。且長短不一，粗細有變、兼有偶然出現(xiàn)的象形字，參雜點綴其間，那幼稚的憨態(tài)，如小兒學步，笨拙得可愛。重心不穩(wěn)定造成的攲側(cè)多姿，自然而純樸，毫無刻意的雕琢。通篇布白隨意，妙理變化無窮，神韻天成，極耐玩味，即使不識金文的人，也能從那饒有趣味的字體和稚拙純真的動態(tài)中，領悟到童真的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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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稱其為西周中期王室使用的標準書體。粗獷、偉岸，器物的整體風貌與銘文的精神氣象頗為統(tǒng)一。豪放、雄壯，雍容大度，內(nèi)中充滿磅礴之氣。頂天立地，縱橫馳騁，壯而不臃，強而不野，儼然一種大將風度，天地為之見小矣！飽含著意志、威嚴和力量，呈現(xiàn)無比深遠沉重的歷史積淀，成就一種象征性的崇高美，其精神狀態(tài)讓欣賞者不由得不為之折服。再看其寬博如壯士，勇毅似武夫的模樣，想像奴隸社會血與火的戰(zhàn)爭場面，何其悲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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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克鼎》是西周中期孝王時代的重要青銅器之一，1980年出土于陜西扶風，原器現(xiàn)藏于上海博物館?！洞罂硕Α肥俏髦苤衅诮鹞臅ǖ拇恚逃?/span>28行290字，用筆厚重尖挺，字形較方整，字與字之間有凸出的界格把它們分開，行列整齊，具有雍容典雅之美，與同時出土的《小克鼎》相比，文字的裝飾性比較濃重。

　　6?！渡⑹媳P》

　　《散氏盤》又各《散盤》、《失人盤》、《散氏鬲》等，周歷王時代的青銅器，清代末年出土于陜西鳳翔，原器現(xiàn)收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館。上面刻有19行350個字，大致記述了失、散兩個家族之間劃分田地的事情。

　　說到變化莫測，神奇詭密的風格，非此盤莫屬。它是金文中罕見的特殊層次，乍看去銘文極不規(guī)則，處處可見變化，似乎難以捉模，仔細分析，卻又發(fā)現(xiàn)它既錯落有致又渾然一體，是一個很規(guī)矩的方格形網(wǎng)狀結構。在這種規(guī)則之中，又處處顯露出一種越出規(guī)矩之外的波動，而那些充滿動態(tài)的造型體勢，又被統(tǒng)一在橫豎排列的整體之中，從而體現(xiàn)出一種有組織、有設計的變化，這獨特的創(chuàng)作構思，又極其自然爛漫，毫無雕飾與矯揉造作。顯得古樸而倔強。體現(xiàn)出作者潛意識中的反規(guī)則心理和殷時期銅器銘文在制作工藝上的成熟所留下的明顯痕跡，體現(xiàn)了既變化，又統(tǒng)一，既單純，又豐富，相互制約而又相互依靠的法則。在奔騰不羈的狂放中，卻注重了線條的圓渾與奇倔，顯示出超然的力度。從中可以看出藝術發(fā)展中的理性成分。是西周晚期金文書法的代表作，它在文字學和書法藝術上都具有很高的價值。

　　7?！睹Α?/span>

　　《毛公鼎》又名《音鼎》、《毛公音鼎》，周宣王時代的青銅器，清代道光末年出土于陜西岐山縣，原器現(xiàn)收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共有32行497字，是迄今為止發(fā)現(xiàn)的字數(shù)最多的青銅器。

　　金文中人們所知道得最多的，大概就是此鼎了，歷來史料記載頗多。其銘文筆劃勻?qū)崉沤?，結體疏密有度，美觀大方，既體現(xiàn)出凝重的的氣質(zhì)，又有著氣韻的流通，它以其結體方整穩(wěn)固了文字造型的基本形式，以偏旁錯落有致形成巧妙的變化，于此之中，又以圓轉(zhuǎn)流暢的線條成為造型的樞紐。這種突出的特點構成它端莊遒勁的風采，在金文中堪稱佳品。尤其是能體現(xiàn)篆書特色的圓轉(zhuǎn)筆劃，表現(xiàn)得豐富多彩。學習與欣賞金文，不研究毛公鼎，是不可能理解大篆藝術的形式特征的?！睹Α吠ㄆ磥?，氣勢流暢，渾然一體，它作為金文書法中的一件精品，是后人學習的典范，與《散氏盤》一起并譽為金文書法的雙字星座。

　　8。《虢季子白盤》

　　《虢季子白盤》，又名《虢季盤》、《虢季子盤》。周宣布王時代的青銅器，清道光年間出土于陜西寶雞，原器珍藏于中國歷史博物館。器為長方形，高41.3厘米，口徑長130?！?/span>2厘米，寬82.7厘米，重達450斤，是存世的商周青銅器中最早的一件?！峨郊颈P》銘文共11行111字，筆法圓潤勁挺，結體端莊工穩(wěn)，布局疏朗整齊，是后來秦國刻石《石鼓文》的源頭之一。它作為金文書法高度成熟后的代表作，向我們展示了由金文發(fā)展而來的大篆的一些字體特色，這是非常寶貴的。銘文的字形非常的規(guī)整勻稱，與大多數(shù)千西周晚期金文很不相同，而后來春秋早期的秦國文字則與此很接近。因此，本銘文文字常被視為上承西周金文，下啟秦系文字的代表，在中國書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

　　史籀　

　　相傳是西周宣王的史官。根據(jù)古代文獻記載，他曾經(jīng)作《史籀篇》15篇，作為當時學童啟蒙的識字課本，用”籀文”寫成?！遏ξ摹肪褪侵甘肤υ诮鹞幕A上整理、創(chuàng)制而成的大篆文字。因此，他被后人尊稱為”大篆之祖”。

　　（二）東周

　　公元前221年周平王東遷，定都雒邑，是為東周，東周的前期稱為春秋（公無前770年—前481年），后期稱為”戰(zhàn)國”（公元前481年—前221年）。春秋是奴隸制瓦解和封建生產(chǎn)關系發(fā)生的時期。春秋戰(zhàn)國是中國古代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zhuǎn)變的大動蕩的歷史時期。隨著普通王權的崩潰，各諸侯國展開空前激烈的兼并戰(zhàn)爭。在文化意識形態(tài)領域，”禮崩樂壞“，”學在官府“的文化壟斷被打破，以”士“為中心新的文化體系開始全面崛起。它顯示出春秋戰(zhàn)國人本主義的覺醒。”社會的解體與觀念的解放是連在一起的。懷疑論，無神論思潮在春秋已蔚為風氣。殷周以來的遠古巫術宗教傳統(tǒng)在迅速褪色，失去其神圣的地位。“

　　東周是先秦書法發(fā)展過程中的一個繁榮階段，出現(xiàn)了多種書法藝術樣式，金文、石刻文字、墨書、璽印文字等百花齊放。東周各諸侯國都有自己的青銅器。作為西周”禮樂“制度象征的青銅文明在春秋戰(zhàn)國也同奴隸制一樣走向全面衰落。郭沫若曾將殷周青銅器分為四期，第三，第四期正值春秋戰(zhàn)國。郭沫若將三、四期劃分為開放期和新式期。他說：”開放器的器物。。。。。。形制率較前期簡便。有紋繢者、刻鏤漸浮淺，多粗花。前期盛極一時之雷紋，幾至絕跡。饕餮失其權威，多縮小而降低附庸地位（如鼎簋等之足），夔龍夔鳳等，化為變相夔紋，盤夔紋。。。。。。大抵本期已脫去神話傳統(tǒng)。“”新式期之器物形式可分為墮落式與精進式兩種。墮落式沿前期之路線而益趨簡陋，多無紋績。。。。。。。精進式則輕靈而多奇構，紋繢刻鏤更淺細。。。。。。器之紋繢多為同一印板之反復，紋樣繁多，不主故常，與前二期之每成定式大異其撰。其較多見者為蟠螭紋或蟠虺紋，乃前期蟠夔紋之精巧化也。有鑲嵌錯金之新奇，有羽人飛獸之躍進，附麗于器體之動物，多用寫實形。“

　　春秋戰(zhàn)國時期，青銅器作為禮器已從宗教巫術禮儀的籠罩中解脫出來而萌發(fā)出對美的自覺追求。如火烈烈的野蠻恐怖已成過去，青銅文明走上衰落之途。作為王權與等級制度象征的青銅禮器再也不是不可僭越的”神器“。楚莊王”問鼎“便發(fā)生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它表明大一統(tǒng)王權崩潰的不可避免。

　　楚子伐陸渾之戎，逐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奸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山，成王定于郟辱，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西周“禮樂”制度的崩潰，使作為“禮”的象征的青銅器制作擺脫王室的絕對控制，列國諸侯卿大夫開始大量自鑄青銅器，用于祭神祀祖的青銅器的神圣感已蕩然無存。同時，由于諸侯割據(jù)，各區(qū)域間經(jīng)濟、文化，發(fā)展極不平衡，“言語異聲，文字異形”金文地域性風格漸趨形成。從春秋戰(zhàn)國開始，金文宗周傳統(tǒng)被打破，而開始產(chǎn)生多元化審美格局。這主要表現(xiàn)在金文地域化風格色彩方面，在書風上，大致可以按地域劃分為四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是齊魯型，分布在山東一帶，主要包括齊、魯、杞、戴、邾、薛、滕、鑄等國。第二種類型是中原型，在河南、陜西一帶，包括鄭、衛(wèi)、虞、虢、蔡、陳等國。第三種類型是江淮型，在長江中下游一帶，主要包括楚、吳、越、徐、許等國。第四種類型是秦型，在今陜西與山西一帶，主要為秦、晉二國。

    金文崇周傳統(tǒng)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已經(jīng)遭到地域化書風的有力挑戰(zhàn)，隨著多元化地域政治格局折形成，金文文化審美的整體性被打破了，典型的大篆傳統(tǒng)已被棄置不顧。“齊魯型”金文雖尚保持西周金文溫柔敦厚的“禮樂”傳統(tǒng)，但在內(nèi)在精神上已失去西周金文的泱泱大國之風，線條纖弱，書體內(nèi)斂寒倫。相對于中原齊魯諸國，秦國由于避居西土，文化觀念較為封閉，同時秦國襲居西周故地，因而在文化傳統(tǒng)方面一直受周文化的籠罩，由此，在七國中，秦系書風是最恪守宗周傳統(tǒng)的。王國維所謂“六國用古文，秦用籀文”即指這一書史現(xiàn)象。不過，由于秦與大戎少數(shù)民族雜居習染，民俗強悍，加之國家祟尚法治，因而表現(xiàn)在書風上便少溫柔敦厚之旨而多尚武殺伐之氣，這從《秦公簋》中已顯露端倪。

　　南方以長江流域中下游為中心的書法較為秀逸，出現(xiàn)了帶有明顯裝飾性的新異書體—鳥蟲書　所謂鳥蟲書，是指在文字構形中改造原有的筆畫使之盤旋彎曲如鳥蟲形，或者加以鳥形、蟲形的紋飾的美術字體。典型的鳥蟲書是重視字體的裝飾和美化傾向發(fā)展到極端的表現(xiàn)，其文字可以說不再是純粹記錄語言的符號，而是兼具裝飾作用的藝術品。

    墨書中最引人注目的有侯馬盟書、楚簡、戰(zhàn)國木牘、帛書等，它們都屬于篆書體系，但書寫更為隨意自然，線條粗細變化明顯，結字章法都十分活潑生動，夾雜了古隸的筆畫和結體特點。

　　處于江淮文化圈的楚金文從一開始即與西周金文拉開了距離，從而形成與北系書風相對峙的南系書風。這不得不歸之于楚金文在發(fā)展演變過程中所具有的獨立品格和主體意識。楚金文之所以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沒有受到宗周傳統(tǒng)的籠罩，在于楚國與周王室長期處于對立狀態(tài)：中原文化與楚文化的相對隔膜?！蹲髠?#8216;召公十二年》記載：“昔我先王熊繹，與呂公用汲、王孫平、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國皆有分，而我獨無有。”西周分封時，楚國因有功而沒有得到周朝冊封，這構成互相間不睦的起因。“西周時北方君主視楚國為蠻夷，而楚也自認，與彼對抗。據(jù)西周銅器《禽簋》，《矢令簋》等銘文和《詩經(jīng)》某些篇章的記載，周楚之間曾發(fā)生過許多次戰(zhàn)爭，甚至昭王南征而不復。楚與周長期不睦，文化隔閡較深。”不過，應該看到，楚國與西周的對立并設有從根本上限制楚國對中原文化的吸收，只是在吸收的方式、程度上具有強烈的主體色彩。楚文化的地域色彩極為濃厚，楚人尚鬼崇巫，喜卜好祀，尚保留著氏族社會后期強烈的原始宗教意識和圖騰崇拜觀念。這與中原禮樂文化的理性精神恰恰構成鮮明對照。這種“巫”文化反映到書風上即表現(xiàn)為楚金文沖破西周金文的理性精神而注入楚騷浪漫的神韻，從而形成楚金文詭譎、流美的審美風格。從被公認為最早的楚金文《楚公蒙鐘》、　《楚公逆鑄》可以明顯看出楚金文在接受西周金文影響的同時對它進行的風格改造。除在整體形態(tài)上《楚公蒙鐘》、《楚公逆鑄》尚保留著西周金文的面貌，在書體的空間構成，線條形態(tài)及運動節(jié)奏上都已呈現(xiàn)自家品格。阮元在《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中論到《楚公蒙鐘》、《楚公逆鑄》說：“文字雄奇，不類齊氣，可覘荊楚霸氣。”

　　楚金文的宗周傾向僅在早期維持短暫的時間。從中期開始，花體雜篆構成楚金文的主流形態(tài)，而這種形態(tài)實際在《楚公蒙鐘》、《楚公逆鑄》中即已顯露萌芽。從楚金文的書體演變來看，花體雜篆不僅對楚金文的全面成熟構成強烈影響，而且對整個大篆體系向隸變過渡起到奠基作用。作為南系書風的主流形態(tài)，花體雜篆對吳、越、徐、蔡等長江中下游國家的書風也構成整體籠罩。從審美觀念分析，花體雜篆的產(chǎn)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楚人的龍、鳳圖騰崇拜。他們將龍鳳的流美造型和圖騰崇拜的文化心理意識融人花體雜篆的創(chuàng)造中，從而使花體雜篆成為楚人巫騷浪漫的積淀物。

　　楚金文后期摒棄花體雜篆的裝飾意匠，而向早期宗周傳統(tǒng)復歸。這一時期，楚金文將《散氏盤》的形體結構與花體雜篆的流美線條創(chuàng)造性地結合起來，從而推動楚金文走向全面成熟。這個時期的楚金文較早中期金文結體趨于扁方，用筆更加流利勁爽，并且出現(xiàn)衄挫頓搶的豐富變化，從而打破空間造型的僵滯態(tài)勢，而在時空維度上獲得自由的律動，這種草篆意趣實際上已顯示出隸變的消息。

　　春秋戰(zhàn)國金文由于擺脫了宗教禮儀的文化重負，而表現(xiàn)出強烈自覺的審美意識。這個時期的金文已作為獨立的審美因素構成青銅器的重要審美內(nèi)容。“于是增加線條的美感，使之富于裝飾性，即成為春秋戰(zhàn)國時代正體篆書注重風格變化的主要動力。另一方面刻款開始流行，它以加工方便，文字更具有書寫的美感而風靡各國。體勢修長、線條婉曲的金文大篆隨之脫穎而出并成為時尚。”

　　在春秋戰(zhàn)國金文普遍追求唯美傾向的同時，書體的簡率、草化偽變也成為這個時地域書風的另一重要傾向。如《侯馬盟書》，秦、楚的簡牘文字，戰(zhàn)國古璽，貨幣，權量文字都廣泛存在減省、草化現(xiàn)象，這在很大程度上可視為隸變的先聲。

　　在春秋戰(zhàn)國金文中，花體雜篆作為江淮型金文的典型書體，它與齊魯型、秦型金文最大的不同即在于擺脫了政教束縛而表現(xiàn)出純粹的審美理念。花體雜篆最終雖因其末流所表現(xiàn)出的非文字工藝化傾向而成為書史上的匆匆過客，但花體雜篆本身的史學價值是不容抹殺的。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花體雜篆與草化傾向相結合徹底顛覆了大篆傳統(tǒng)，并直接為隸變奠定了基礎。

　　值得指出的是東周的刻石文字在中國書法史上有重大意義，東周以前的刻石有《石鼓文》、《詛楚文》、中山國《河光石刻文》。其中，唐代初年在陜西鳳翔發(fā)現(xiàn)的刻在十塊鼓形石頭上的《石鼓文》是我們迄今為止所知道的我國最早的石刻文字　，它承上啟下連接了西周書法和后來的秦小篆，并以勁健挺拔的用筆、雄宏渾厚的氣勢被人們稱贊為我國”書家第一法則”。

　　1、秋胡妻浣的”蟲書”

　　春秋時魯國的秋胡妻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女書法家。據(jù)說秋胡和他妻子結婚只5天，便”隨牘遠仕”到陳國做官去了。他妻子留在家里浣蠶采桑，朝夕面對這昂首食葉的可愛小生命，竟被她想入非非地創(chuàng)出了一種名叫”雕蟲篆”，也叫”戰(zhàn)筆書”的字體來。由于”其體遒律，垂畫纖長，旋繞屈曲，有若蟲形。其狀則玄鳥優(yōu)游，落花散漫”（宋釋夢英《十八體書》），所以唐代韋續(xù)在《墨藪五十六種書》中又把它喚作”蟲書”。這”蟲書”所處的時代，乃是各諸侯國文字互不統(tǒng)一、異彩紛呈的大篆時期，所以”蟲篆”應屬于大篆的體系。

　　后來秋胡5年而歸?？斓郊依锏臅r候，秋胡看到道邊有個提籃采桑的女子，出落得楚楚動人，就油然產(chǎn)生了邪念，上前去調(diào)戲她。采桑女卻用冷銳的語言拒絕了，還把他揶揄個夠。其后，秋胡回到家里，才發(fā)現(xiàn)那采桑女卻是自己的妻子，感到十分狼狽。而長年堅守著空房的秋胡妻，一旦發(fā)覺日夜縈念的丈夫竟然是這么一個輕薄之徒，不禁悲憤交集，投沂水而死。我們也不禁要為這典籍記載中的我國第一位女書法家灑下一掬同情之淚?！?/span>

　　2、《蔡候尊》

　　《蔡候尊》　，或稱《蔡候盤》，它是春秋晚期（約公元前6世紀下半葉至前477年）鑄造的青銅器，有銘文22行共92字，1955年出土于安徽省壽縣蔡候墓，現(xiàn)藏于中國歷史博物館。銘文書法筆畫細瘦、銳利；結體特別修長挺拔，大多上端緊密、下端疏松；布局整齊疏朗，整體上顯得精美華麗，具有裝飾性。這是春秋晚期金文書法的代表作品之一。

　　3、《越王句踐劍》

　　《越王句踐劍》　，由春秋末年越國鑄造，出土于湖北江陵縣，現(xiàn)藏于湖北省博物館。劍全長55.6厘米，身寬5厘米，銘文在劍身一面近劍格處，是鳥蟲篆，刻有銘文2行8個字，字體狹長，八個字排列得很整齊，字距大，布局疏朗，筆畫瘦細，用筆流轉(zhuǎn)婉轉(zhuǎn)，而且有很多裝飾成分；線條彎曲，扭轉(zhuǎn)如同鳥蟲的武裝姿態(tài)，這是春秋晚期在南方各諸侯國金文篆書中出現(xiàn)的一種特殊字體，后人稱它為”鳥蟲書”或”鳥蟲篆”，有著明顯的美術裝飾效果。《越王句踐劍》的篆書就是這種字體和書法風格的代表。

　　4、《侯馬盟書》

　　《侯馬盟書》（如圖）是指1965年出土于山西省侯馬市東部澮河北岸原晉國遺址的一批春秋末期晉國文字，它是用毛筆直接書寫在玉片或石片上的篆書，記述了當時晉國大臣趙簡子作為盟人與他人盟誓的事件。出土文物共有5000余件，字跡較為清楚者有600多件。文字一般用朱紅色的砂粉寫成，也有少數(shù)是用黑色的墨粉寫成，現(xiàn)藏于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侯馬盟書》上的文字書體介于金文與小篆之間，比較接近秦國《石鼓文》書法體勢。結體舒展，大小均勻但動態(tài)感很強；用筆頓拙提按明顯，富有變化趣味；通篇布局渾厚蒼茫，同時也透出一種秀逸之氣，所以顯得疏密自然、神氣完整充足。這是它用筆直接書寫的緣故，真實地體現(xiàn)了當時晉國文字的書寫形態(tài)，在書法藝術上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5、《石鼓文》

　　《石鼓文》　是東周時代春秋末期至戰(zhàn)國初期的秦國刻石，唐代初年出土于陜西鳳翔，原石現(xiàn)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因為文字刻于十塊鼓形石頭上，所以被后人稱為”石鼓文”，它是大篆書法中最令人贊嘆不已的藝術珍品，是一件中國書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優(yōu)秀作品。也是我們到目前為止所知道我國最早的石刻文字?！妒奈摹芳瘸薪恿宋髦芙鹞臅ǖ囊恍┨卣?，又開啟了秦代小篆書法，起筆、收筆都是圓筆，筆畫粗細基本一致，結體比較方整，豎行橫列也基本整齊。我們從這一刻石中可以看出西周晚期的《虢季子白盤》的痕跡，同時，還可以從晚于東周的秦小篆書法中看出它們在用筆法，結體章法上的相似點。秦小篆書法正是在以《石鼓文》等為代表的大篆文字的基礎上形成的。《石鼓文》用筆勁健挺撥，體態(tài)端莊，氣勢大有雄宏，因此受到后人的喜愛，被稱為”書家第一法則”。詩人韋應物、韓愈、蘇軾等都曾寫過詩文對它大加贊賞。

    由于石鼓文是先在相對平整的鼓形石面上書寫，然后再刻，比起鍾鼎銘文的范鑄采得簡單，避免了鍾鼎器形多面弧度的局限性，更能真實地保存書寫筆意，故《石鼓文》顯得分布均勻，結體嚴謹，用筆筆意濃厚，筆力遒勁。加之由于刻石完成以后長期置于荒野，風吹日曬，部分剝落，更使《石鼓》顯得氣息醇古，樸茂自然受到了唐以后書家的高度推崇。唐代大書論家張懷瓘在《書斷》中激賞：“體象卓然，殊今異古；落落珠玉，飄飄纓組；蒼頡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稱書，遺跡石鼓。”杜甫、韓愈、韋應物、蘇軾、趙宦先、康有為均盛贊《石鼓文》的高妙。唐宋以下學篆者，無不推崇，近代吳昌碩更從《石鼓文》獲益良多，終成一代大師。

　　6、《中山王？鼎》

　　《中山王？鼎》　，是戰(zhàn)國中期（前4世紀）諸侯國之一的中山國鑄造的青銅器，1977年出土于河北省平山縣中山王一號墓，現(xiàn)藏于河北省文物管理處。銘文字數(shù)很多，有77行共469個字，這在戰(zhàn)國時期青銅器中是很少見的。銘文記敘了燕王噲因為過于寵信兒子，而釀成國內(nèi)大亂的歷史事件，書法風格獨特，筆畫大多長而尖銳，而且?guī)в凶兓?，往往中間較粗，兩端尖細，鋒芒外露；字形狹長，在結體上呈現(xiàn)出上端下端疏松的特征；整體布局勻稱精美，氣勢開闊。裝飾味，圖案化是這一銘文書法的一大顯著特征。

　　7、《詛楚文》

　　《詛楚文》　，是戰(zhàn)國中期的刻石。北宋時期出土于陜西鳳翔，共有《告巫咸》、《告大沈厥湫》和《告亞駝》三塊刻石，可惜的是原石和拓本都沒能保存下來，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是后代刻帖中的摹刻本。

　　《詛楚文》在文字學和書法史上都有重要的意義，它是制定秦小篆最近的源頭之一，比《石鼓文》要接近于秦統(tǒng)一六國后采用的文字，用筆圓勁，線條宛轉(zhuǎn)，結體基本方正勻稱，有的字偏于長方形，上面緊密下面寬松，整體上嚴整、規(guī)范、統(tǒng)一。

　　8、青川戰(zhàn)國木牘

　　1980年在四川西部邊境小縣青川城郊郝家坪秦墓出土了一批戰(zhàn)國文物，其中有兩件木牘，一件殘損過甚，字跡難以辨認，另一件卻較完好，字體結構，點畫，筆法、墨法及布局章法均比較清晰。這件木牘長46公分，寬2.5公分，字約0.7公分見方，三行共119字，背面字4行，約30余字，但模糊難辨。

　　這片木牘出土的地點位于川、甘、陜?nèi)∨R界地。本牘的內(nèi)容是先秦在滅亡蜀國七年以后秦武王命丞相甘茂等修訂并頒布的律令，保護土地，維修道路、橋梁、疏通河道等。木牘書法形態(tài)上流露出蜀文化恬淡輕松，孺雅氣爽之質(zhì)，細品其味卻蘊含著先秦文化渾厚樸拙的氣勢。在謀取篇布字上自然錯落，和篆書秦詔版相比，詔版錯落卻毫不含隸書規(guī)律；而更多秉承了甲骨文的布局法。而青川木牘的錯落已形成自己獨有的規(guī)律，字矩寬于行矩，已開啟了漢隸布局先河。布字上走邊而亮出字矩和行矩又顯得豐滿，是簡牘書法自然之規(guī)。

　　青川木牘筆法自然生動，足以說明此木牘是當時高手所書。起筆使用藏鋒，且有明顯的蠶頭，左長撇已被漢隸所繼承。筆勢、筆順、筆畫的連結方式已為漢隸創(chuàng)擬了模式。結體自然隨意，如”十字”之小，”道”字之大，”廣”字之長，”已”字之短，”千”字之疏，”險”字之密，真是先于晉人開中國書法結字審美規(guī)律。

　　墨法，猶其自然生動多變化，由于年代久遠?？赡芤延心撀?，但書寫者用墨多少不一，筆力輕重不一，確是分外明顯。如圖中木牘第一行的”月”字，左邊墨重，右邊墨輕，第二、三畫墨重，在蠶頭。第三行的”道”字重墨在中部，而整個木牘中著墨輕蒲的筆畫，筆法都十分清晰。和時間稍后的云夢秦簡相比更顯古樸，用墨更加生動自然。這里有出土關系和風化剝落的原故，但不是主要的。只要從現(xiàn)在木牘上留下的重墨所在部位即可斷定那是用墨，用力，輕重緩急的痕跡。青川木牘橫畫更超于平直，而少波勢，蠶頭卻顯于云夢簡。

　　由于青川木牘剛從篆書規(guī)整筆畫下解放出來，它還濃重地帶有篆書的很多痕跡，如”十”字的用筆和結體，”大”字和”千”字的結字，‘“一”字和”高”字的用筆。但它的主要的用筆已經(jīng)擺脫了篆書那種圓渾、均勻的形態(tài)，而書寫得變化多端，攲斜有致了。因而青川木牘字體可說是”亦篆亦隸”，或干脆稱它為”篆隸”也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