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神國與神之子

神道教是日本固有的宗教，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神道教的教義認為：日本的國土、日本的民族、日本人都是天照大神創(chuàng)造的，天皇被視為不可侵犯的神，皇室成員被稱為“云上人”，只有這個家族的人才能繼承皇位。日本從來沒有接受過“世俗化皇帝”的觀念，因此，在中國經(jīng)常發(fā)生的改朝換代在日本卻一次也沒發(fā)生過。

神道教宣稱，日本為神造之國，即為“神國”，其他國家則是神創(chuàng)造日本時濺出的泡沫凝聚而成。這種“神國”觀念使日本人產(chǎn)生一種荒誕的“集體意識”：認為他們自己在世界上有著絕對優(yōu)越地位，他們負有統(tǒng)治世界的神圣使命。正是日本人作為“神的子民”的優(yōu)越感和島國國民所特有的封閉性，使他們產(chǎn)生了排斥他者的“集體意識”。在這種“集體意識”支配下，日本人會對陌生人做一些他們彼此之間從來不做的事，他們會在外國干一些在日本國內從來不干的事情。

從明治時期起，日本政府進一步將神道教提升為國家宗教，以崇拜天皇為中心、以“盡忠報國”為主要教義。

4. “八肱一宇”

19世紀中葉形成的日本中心主義繼承了“皇道史觀”思想，進而提出“八肱一宇”觀點：世界是由八條大繩子緊密連在一起的，最終歸結到一個中心點，這就是日本；“世界正等待著偉大的天皇之軍來撫育、教化和征服萬國，地球將被日本統(tǒng)一”。用這種架構所延伸出的天下觀，便是以天皇為軸心所進行的“八肱一宇”規(guī)劃過程：越早歸服于日本的，權力越大；權力也與文明形成正比，屬于軸心的日本，文化程度最高。這里我們可以嗅出一個相似的元素：中華文化的“華夷秩序”觀。

這種“八肱一宇”的天下觀是日本人根深蒂固的等級制觀念的邏輯延伸。在日本人看來，一個完美的社會就是一個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社會，無論是國際秩序還是國內秩序莫不如此。國際上按種族的優(yōu)劣來排列，國內按人的優(yōu)劣來排列，最優(yōu)秀和最完美的種族和個人就是最高的統(tǒng)治者，要由他們來負責秩序的安排和管理。日本人進而認為：只要各國擁有絕對主權，世界上的無政府狀態(tài)就不會結束；一個處于無政府狀態(tài)的世界由于缺少秩序而不完美，因此日本必須為在世界范圍內建立等級秩序而戰(zhàn)斗。當然，這一秩序的領導只能是日本，因為只有日本是唯一的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級制的國家，也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日本自近代以來的一系列富國強兵改革正是以“將這一等級秩序觀念從國內投射到國際”為其源動力。

日本人是一個絕對臣服于實力的民族，對內他們臣服于來自上級的一切命令，在外他們臣服于強大的民族或者各種團體。在他們的眼中只有實力才可以讓他們臣服。

5. “目的高于道義”

日本人是善于吸收外來文化的民族，歷史上每一次大規(guī)模吸收外來文化的過程，都是形成本民族文化模式的過程：古代日本虔誠地吸收唐風文化，然后轉化為本民族的和風文化；明治維新后勵精圖治，積極吸收歐洲文化，使本國成為唯一在東方發(fā)展了近代資本主義的國家。日本文化是通過吸收、選擇外來文化，并融合本民族文化傳統(tǒng)才得以形成的混合文化，吸收、選擇、融合，三者缺一不可。在這個過程中，貫穿了日本人強烈的務實精神。

日本人的務實精神有其歷史淵源。在傳統(tǒng)社會里，日本人重家族而輕血緣的態(tài)度打破了家族血緣關系的封閉性，使人們可以依據(jù)品德和才能標準選擇家業(yè)繼承人。異姓的養(yǎng)子、婿養(yǎng)子在改變了姓氏之后，就可以進入家庭、繼承家業(yè)，是否具有血緣關系并不重要。反之，如果沒有繼承和管理家業(yè)的能力和良好的資質，即使親生兒子也可能被剝奪家業(yè)繼承權。這種所謂“暖簾重于家業(yè)”的態(tài)度正是日本人實用主義價值觀的具體體現(xiàn)。

然而，日本人的實用主義價值觀也產(chǎn)生了極其明顯的負面效應：日本的統(tǒng)治者始終未能學會運用普遍的道德原理去培養(yǎng)有道德素質的人民，他們關心的始終是怎樣馴服被統(tǒng)治者。即使是深刻影響日本社會各個方面的神道教，除了一些用于祭祀的東拼西湊的巫術之外，并無任何規(guī)范性的教義或道德信條。抱著實用主義態(tài)度看待世界的日本人，不承認在這個世界上除了身份等級、統(tǒng)治者的命令這類世俗價值之外還有一個獨立存在的普遍真理或宗教信仰。

普遍性原理缺失的結果是：使日本人養(yǎng)成了一種罕見的察言觀色的能力。一旦情況有變，日本人馬上會如變色龍般調整自己。無論處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日本人都能迅速察覺到力之所在，一旦判明力之所在之后，他們便付諸行動。無論情況如何，也無論目的如何，日本人都會唯力是從，對他們來講，力即正義。

這種實用主義的價值觀可以邏輯地解釋：為什么“為了現(xiàn)實的利益可以迅速放棄原有主張”，這種在其他民族看來是缺少誠信的行為，被日本人視為“務實”；為什么日本人在相互的交往中急于了解的不是對方所遵循的原則，而是對方的實力和利益底線；為什么日本人更多地依靠“表面的現(xiàn)象”，如對方的國籍等來判斷對方的價值和決定自己的態(tài)度。

6. 武士道精神

日本傳統(tǒng)文化中有崇尚兇猛、神秘的一面，這在武士道中得到了充分體現(xiàn)。日本有句諺語“花數(shù)櫻花，人數(shù)武士”，表明了武士在日本社會受到的普遍尊崇。

武士精神對日本國民性的影響至深至遠。11世紀前后以殺伐為職業(yè)的武士階層崛起于日本社會，成為以后近千年中最為活躍的社會階層。江戶時代武士文化吸收朱子學的名分觀念，倡導與發(fā)展了“得主盡忠、交友守信”，“盡忠孝，常住死”的倫理觀，形成為武士道。武士道從倫理關系上加固了武士階層，同時具有了獨特明確的思想特征，它使得武士在嗜殺尚武的同時又講求忠孝信義，舉止儒雅，從而在血泊與文墨、刀劍與紙筆之間達到心理平衡。而儒雅之風并未使武士怯懦茍且，反使之強化了嗜殺之性，變得更加酷虐冷血，甚至為試刀、練劍而經(jīng)常無故砍殺路人。作為四民之首的武士階層享有許多特權，他們的思想與行為模式成為全民族的楷模而受到敬畏崇仰，由此日本國民性打下了深刻的剛勇尚武的烙印。

武士道的精髓就是忠誠，其次是勇敢，這是尚武傳統(tǒng)與禪宗結合的產(chǎn)物。“武士道就意味著死”，武士的自尊意識極為強烈，視名譽重于生命，為了榮譽可以不顧一切，以至于切腹自殺。17世紀大道士友山在《武道初心集》中說：“對于武士來說，最為要緊的思想，即從元旦清晨起到除夕的最后一刻，日日夜夜都必須考慮到的，就是死的觀念。”武士道精神是日本傳統(tǒng)武家文化(尚武精神)與儒學的忠孝名分觀念，禪宗的“死生一如”思想相結合的產(chǎn)物，是武家統(tǒng)治下的社會環(huán)境長期陶冶的結果。禪宗思想在形成武士道的過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其頓悟觀認為，人通過自我修煉可以大徹大悟，而只有否定了作為執(zhí)迷根源的自我，進入無我境界，完全斷絕了生死羈絆，無視生死差別，視死亡如夢幻才能“見佛成性”。這與武士臨戰(zhàn)時“忘我”、“忘親”、“忘家”的思想是相通的。這樣，禪宗便被廣泛運用于軍政領域，對武士、政客進行身體、意志、技能方面的訓練，使人意志堅定、冷酷殘忍、專心一意、機敏練達，不受物欲、情欲的困擾。武士通過這樣的訓練，其人生理想便會追求如櫻花一般的境界，在短暫的人生中轟轟烈烈拋灑熱血于疆場，以報效主君。他們理想的生活是所謂的“血淚生活”——即勇敢與忠誠。這種生活追求如同櫻花一般適時燦爛開放，寂寥灑脫，然后很快悲壯凋零，悄然無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