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晉字,漢文章。” 文賦盛行于漢,詩歌輝煌于唐,而漢唐之間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則書家輩出,書體紛呈,在書法藝術(shù)領(lǐng)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王羲之,便是這一時期書法藝術(shù)的代表人物。 王羲之字逸少,西晉末年(約公元307年)出生于瑯琊(今山東臨沂)。東晉太和年間(約公元365年)卒于會稽(今紹興)。幼時隨家族渡江南下,定居建康(南京),住所就在劉禹錫詩中所言的烏衣巷(現(xiàn)在夫子廟一帶)。王家是仕族世家,王羲之的伯父王敦,王導(dǎo),父親王曠,都是東晉元老,“司馬與王共天下”,權(quán)重一時。由于門第的關(guān)系,王羲之早年入仕,頗為順當。但他生性恬淡,受魏晉玄學(xué)的影響很深,對仕途不很在意,而是流連山水,熱衷于佛、道、音樂書畫。父輩相繼離世后,他在政治上連連失意,于是稱病去職,定居會稽,專心書畫。 王羲之在書法史上有著極高的地位。他完成了中國書法由古體的篆隸向今體的楷、行、草的轉(zhuǎn)化,開創(chuàng)了妍美俊健的書風,框定此后數(shù)千年中國書法的大致面貌,而被后人尊為“書圣”。 最初的漢字,是圖象性很強的大篆(甲骨、金文、籀文)和小篆。后來逐步被簡化、抽象,成為隸書。隸書體的出現(xiàn)標志著漢字正式由具象的“圖畫”,轉(zhuǎn)變成抽象的符號。到秦漢時期,隸書達到發(fā)展的高峰,成為一種官方的書體。此后隸書寫法的程式化日益嚴重,過分的波折,“蠶頭燕尾”,不僅千篇一律,而且浪費時間。到魏晉時期,戰(zhàn)亂頻仍,軍令紛飛,隸書已經(jīng)不合時宜了。于是流行于民間、在隸書基礎(chǔ)上進一步簡化了寫法的楷書體,就逐漸為統(tǒng)治階級所認可,開始出現(xiàn)于正式場合。而作為楷書附屬書體的行書,也隨之開始萌芽。 另一種書體--草書,則起源很早。從大小篆開始,就有所謂的“篆草”。隸書出現(xiàn)以后,出現(xiàn)了對應(yīng)的草寫法--“章草”。書法史上第一位“草圣”--漢代的張芝,就是以章草出名。到了魏晉時代,章草已經(jīng)相當成熟,出現(xiàn)了索(靖)、衛(wèi)(凱、瓘、恒)、皇(象)、陸(機)等一批章草名家。 盡管魏晉時期各種書體均已齊備,但是各種書體又都還處在發(fā)展變化之中。楷書經(jīng)過鐘繇的變革,雖然大致成型,但是從《宣示表》等楷書作品中,可以看出鐘書結(jié)體扁方,捺腳波磔,尚保留有濃重的隸書筆意。章草雖然已經(jīng)成熟,但是在隸書即將讓位于楷書的情況下,也要求章草向?qū)?yīng)于楷書寫法的“今草”發(fā)展。行書,則剛剛萌芽,寫法遠未成熟,地位也不足以和篆隸楷草并列。
由于老莊玄風的影響,加上晉代仕族優(yōu)裕的生活條件,當時社會的審美情趣已經(jīng)逐步從古樸轉(zhuǎn)向嫵媚。“古質(zhì)而今妍”,王羲之也越來越不滿意于當時書法用筆滯重,結(jié)體稚拙的局面,在他中晚年的時候,開始嘗試變革書風。 王羲之首先從變革真(楷)書入手。為了擺脫魏晉以來真書的“古質(zhì)”,在結(jié)字、點劃、書態(tài)等各方面加以變革,使楷書結(jié)體趨向勻稱俊俏,點劃細微之處蘊蓄變化,挺拔多姿。開創(chuàng)今草,則是刪除了章草中帶有隸書筆意的波磔,加強了用筆的使轉(zhuǎn),使得轉(zhuǎn)折處筆勢連綿,流暢而富有韻致。而筆法的流暢化又使得他的行書比起前人有了質(zhì)的飛躍。因為行書與楷書相比,比較隨意,不要求筆畫平正嚴謹,而是強調(diào)變化,要求字里行間變化多姿。這個特點,決定了前人謹嚴滯重的筆法不可能寫出高水平的行書。而王羲之,則用他婉轉(zhuǎn)靈動的筆法,寫出了俊逸、妍美而又雄健的行書,從此確立了行書與篆隸楷草并列的地位。 王羲之書法的一個重要的特點,是他的作品中處處流露出一種隨心從化,恬淡平和的意境。這和魏晉時玄理的盛行是分不開的。玄學(xué)講順應(yīng)自然,自由任情,“不滯于物”。所以魏晉的名士,大多好山樂水,“放浪形骸”,倘佯自得。王羲之也不例外。并且他把這種玄遠的風度,自覺或不自覺的,融入了自己的書法之中。他運筆富于變化,卻沒有雕飾;筆畫秾纖折中,不激不厲,超逸優(yōu)游,有一種晉人特有的風韻。由于運筆達到了隨心所欲,無拘無束的境界,內(nèi)心的情感于是能自然流露于筆端。《蘭亭序》寫在江南三月天朗氣清之際,點畫之間讓人感受到的是“思逸神超”?!稑芬阏摗分v名將樂毅受讒遭忌之事,間接反映了自己政治上的失意,孫過庭說其點畫“怫郁”。《喪亂帖》,則又“號慕摧絕”,幾至不能落筆……。中國書法發(fā)展至此,終于真正成為一門“達其性情,形其哀樂”的藝術(shù)。 王羲之的書風對后世的影響極大。尤其是經(jīng)過唐太宗的大力提倡,他所開創(chuàng)的流美俊逸的書風一直籠罩著中國書壇。唐宋元明諸家,很少聽說沒有臨習過王羲之的。直到清代碑學(xué)興起,北派強雄粗獷的風格重新為人們所重視,這種局面才有所改觀。
王羲之 行書 紙本 《姨母帖》 藏遼寧省博物館 快雪時晴帖
王羲之 行書 《快雪時晴帖》紙本 現(xiàn)藏臺北故宮博物院 不少人認為《快雪時晴帖》僅次于他所書的“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的又一件行書代表作。 趙孟頫、劉賡、護都沓兒、劉承禧、王稚登、文震亨、吳廷、梁詩正等人的跋語中都表示驚羨和贊嘆。乾隆一生酷愛書法,刻意搜求歷代書法名品,綜百氏而集其成,追二王而得其粹。他對《快雪時晴帖》極為珍愛,他在帖前寫了“天下無雙,古今鮮對”八個小字,“神乎其技”四個大字。又說:“龍?zhí)扉T,虎臥鳳閣”。全書二十八字,字字珠璣,譽為“二十八驪珠”,他把此帖和王珣《伯遠帖》、王獻之《中秋帖》的晉人三帖,并藏于養(yǎng)心殿西暖閣內(nèi),乾隆御書匾額“三希堂”,視為稀世瑰寶。乾隆十二年又精選內(nèi)府所藏魏晉唐宋元明書家134家真跡,包括三希在內(nèi),摹勒上石,命名《三希堂法帖》。在西苑的北海建“閱古樓”,把上述刻石嵌在樓內(nèi)墻上,拓本流傳以示臨池之模范。三希原件仍藏在養(yǎng)心殿三希堂。 根據(jù)此帖附頁的諸多題跋款識、收藏印章以及有關(guān)書籍錄載, 《快雪時晴帖》曾經(jīng)宋宣和內(nèi)府,宋時入米芾“寶晉齋”,元代又入御府,上有趙孟頫題跋。明時為朱成國、王稚登,清馮銓所有,于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入內(nèi)府。1949年,國民黨軍隊在內(nèi)戰(zhàn)中敗北,退踞臺灣時除帶走了大量黃金以外,還有2972箱南遷文物中的精品。這部分卻是故宮博物院文物中的精品,如精美絕倫的工藝品,翠玉白菜、玉香爐、玉荷葉形筆洗等,其中包括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 如今“三希”《伯遠帖》、《中秋帖》現(xiàn)存北京故宮博物院,唯獨“一希”《快雪時晴帖》珍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三希”尚未聚首,國人深引為憾。 此跡圓勁古雅,意態(tài)閑適,對趙孟俯(左“兆”右“頁”,同“俯”)的行書有很深影響。從筆法看,此帖多圓鈍的用筆,點畫勾挑都不露鋒。結(jié)體平穩(wěn)勻稱,在質(zhì)樸內(nèi)斂的意韻之外,已經(jīng)開始注重姿態(tài)的俊美。
選自宋拓《大觀帖卷六》
選自宋拓《大觀帖卷六》 十七帖 東晉 王羲之 《十七帖》 草書 據(jù)載:唐太宗好右軍書,搜集王書凡三千紙,率皆以一丈二尺為一卷,《十七帖》即其中的一卷。唐張彥遠《法書要錄》記載了“十七帖”原墨跡的情況:“《十七帖》長一丈二尺,即貞觀中內(nèi)本,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三字,煊赫著名帖也。太宗皇帝購求二王書,大王書有三千紙,率以一丈二尺為卷,取其書跡與言語以類相從綴成卷。”此載略與今傳各異。摹刻本甚多,傳世最著名的有明邢侗藏本,文徵明朱釋文,吳寬本、姜宸英藏本等。以上《十七帖》為宋拓本。 《十七帖》前人評為“筆法古質(zhì)渾然,有篆籀遺意”。風格典雅,不激不厲,無一般草書狂怪怒張之習,透出一種中正平和的氣象。全帖行行分明,字與字之間偶有牽帶,但以斷為主,形斷神續(xù),行氣貫通;字形大小、疏密錯落有致。 此帖前人評價甚高,被書家奉為“書中龍象”。如宋黃伯思說:“此帖逸少書中龍也”。朱熹說“玩其筆意,從容衍裕,而氣象超然,不與法縛,不求法脫。所謂一一從自己胸襟中流出者。”此帖草書行筆自然灑脫,筆畫中還保留著隸意的風貌,筆筆到家,字與字以氣相貫,絕少筆畫連屬。這是章草的特點。而此帖更具有楷書結(jié)構(gòu)精嚴,點劃分明的形態(tài)特色。王羲之兼師張芝草法,鐘繇隸字,然后順應(yīng)楷書發(fā)展的大勢,創(chuàng)造出融會草、隸、楷為一體的今草,此帖即可窺一斑。
帖文: 晉 王羲之《遠宦帖》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遠宦帖》,亦名《省別帖》。乃王羲之草書《十七帖》中的一封書信。宋黃伯思以為《十七帖》中的書信,均系寫與周益州。周益州,名撫。是周訪之子。王羲之于咸和九年(三三二)參庾亮軍事,時與周撫往還最密。故此一書信當在其前后所致周撫。 《遠宦帖》紙本??v26.1厘米,橫170 厘米。唐代一流鉤摹本,從中可窺視書圣王羲之書法神韻。王羲之尺牘格式簡潔,草書形態(tài)秀美,用筆轉(zhuǎn)折靈活,瀟灑有余韻,精彩而入神。 此帖首見于《法書要錄》卷十右軍書記。《宣和書譜》即稱《遠宦帖》。亦刻入《淳化閣帖》卷六。北宋曾入大觀,宣和內(nèi)府,有大觀、宣和諸印璽,卷首徽宗趙佶瘦金書簽,上鈐雙龍方印。后曾入金明昌內(nèi)府,及北燕張氏,后歸賈似道。明時曾為秀水項元汴所藏,入清由耿會侯、安岐所遞藏,曾著錄于《墨緣匯觀》,訂為唐人鉤墓本。嗣入清內(nèi)府,而未鈐內(nèi)府收藏印。
王羲之 《孔侍中帖》 東晉 王羲之 《孔侍中帖》 行書 日本前田育德會藏 奈良時代的日本和唐朝往來頗為頻繁。此時的日本,正拼命引進中國的各種文物典章制度。中國書法,亦是其重點吸收學(xué)習的對象,中國許多寶貴的書法作品由此東渡扶桑。《孔侍中帖》。兩帖紙縫間皆蓋著“延歷敕定”朱文御璽三枚。因而可見,它們曾入恒武天皇的內(nèi)府。“延歷敕定”即是“延歷御府之璽”。延歷是日本桓武天皇的年號,其元年為公元七八二年。日本學(xué)者考訂《孔侍中》與《喪亂》二帖,是《東大寺獻物帳》中著錄的。此《獻物帳》是日本圣武天皇卒后,皇后將其遺物供佛的帳目。圣武天皇卒于公元七二九年。那么,以上王羲之的書跡傳到日本時,至少在七二九年以前。這是王羲之書跡傳入日本最早的記載。這些書跡,被視為日本的國寶。它們雖是摹本,但其藝術(shù)價值卻勝過其他傳世的王羲之法書摹本。 《孔侍中帖》和《頻有哀禍》,王羲之行書,二帖連為一紙。紙本現(xiàn)藏日本前田育德會,與《喪亂·二謝·得示帖》同為唐代流入日本的王羲之名跡摹本。《頻有哀禍·孔侍中帖》在活潑的行書筆意中帶有凝重之感。在章法結(jié)體上又顯示出欹側(cè)取妍的藝術(shù)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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