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8年世界疼痛周上，我國疼痛專家指出，中國大約有57%的人經(jīng)歷過疼痛；有30%的人長期忍受著各類慢性頑固性疼痛，比如偏頭痛、腰痛、痛經(jīng)、頸椎痛、癌痛等。眼見疼痛如此“橫行霸道”，在“疼痛學”上摸爬滾打了44年的中科院院士韓濟生，盡管年過八旬，卻從未敢懈怠過一日。

最初干上這行，并不是韓濟生的本意。從大連醫(yī)學院到哈醫(yī)大，又輾轉來到北京醫(yī)學院，韓濟生本想老老實實地跟著院里的王志均教授研究消化生理學，卻偶然成為國家指派的“針灸麻醉”研究員。

“1958年處在‘大躍進’時代，當時國家提倡‘想干就干’。有一次，北京醫(yī)科大學附屬三院的外科醫(yī)生用針灸止痛，給病人做了個摘除‘扁桃腺’的小手術，效果很好，他們就開始嘗試用這種麻醉方法給病人做肺葉切除等更復雜的手術。慢慢地，國際上聽聞了這種不打麻醉藥動刀的辦法，都想跑來看看。后來，連西哈努克親王也來到北醫(yī)三院觀看，‘針灸麻醉’后來還吸引了更多元首來華訪問，這事兒直到驚動了周總理。當時周總理冷靜地拋出一個問題 大家都來看‘針灸麻醉’，有誰能講出它的原理嗎？于是相關研究開始啟動。”韓濟生說，當時醫(yī)學院的很多講師并不看好這門“差事”，都抱著消極態(tài)度，避免接手。1965年，當命令下發(fā)給韓濟生時，他沒有推托。“三千年歷史的針灸，一定可以有理可循！”

接手研究“針灸麻醉”后，韓濟生沒有按套路出牌，他并不急著苦背《黃帝內經(jīng)》等古書，而是將“針灸麻醉”推向了實驗室。“針灸一直在國際上存有爭議，是因為我們無法用西醫(yī)知識解釋它的原理。比如，人們生病時，中醫(yī)說氣血不通，在不通的地方用針捅一捅，來調通經(jīng)絡。我希望可以用實驗來解釋它的道理。”

于是，韓濟生開始進行初步實驗。他和同事詳細觀察記錄了194名正常人和病人的針刺鎮(zhèn)痛規(guī)律。“我們發(fā)現(xiàn)病人在扎針前忍受疼痛的時長只有2分鐘，而扎針后，忍耐的門檻提高到3分鐘左右，出現(xiàn)痛覺遲鈍的現(xiàn)象。”除此以外，他們還發(fā)現(xiàn)，在其中一個穴位上連續(xù)針刺30分鐘后，不僅該穴位附近產(chǎn)生鎮(zhèn)痛作用，且全身都有明顯效果。將針拔出后，鎮(zhèn)痛作用并非立即消失，而是每16分鐘下降一半。

這種現(xiàn)象讓韓濟生提出一個假設 針刺時，體內產(chǎn)生了具有鎮(zhèn)痛作用的化學物質，這些物質可能主要作用于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為了驗證這個假設，1972年，韓濟生開始在家兔身上做實驗，對“甲兔”進行針刺，將甲兔的腦脊液抽取注入到“乙兔”的大腦，“乙兔”也產(chǎn)生了鎮(zhèn)痛反應。實驗結果使他確信 腦脊液里含有鎮(zhèn)痛物質。

隨著實驗的不斷深入，韓濟生逐漸發(fā)現(xiàn)，這些物質就是腦啡肽、內啡肽以及強啡肽等，它們是人體自身釋放的一種神經(jīng)肽。“我們用低頻電脈刺激穴位時，可引起它的緩慢釋放；高頻刺激時，會強烈釋放。實驗結論表明，針灸學中關于‘在同一穴位用不同手法進行針刺，可產(chǎn)生不同療效’的說法并非空穴來風，具備一定的科學依據(jù)。”

韓濟生頗為欣慰地說 “當時，做課題實驗的條件非常有限，不允許我們進行腦脊液中微量物質的分離和提取，歐美的科學家給動物做足底電擊、冰水浸泡，才引起腦啡肽釋放；我們用針灸輕輕刺激穴位，就可以辦到。而腦啡肽、內啡肽等又是看得見、抓得住的物質，大家比較容易接受。”就這樣，揣著沉甸甸的數(shù)據(jù)，1979年，韓濟生第一次走出國門，站在了美國波士頓“世界麻醉藥研究學會”的演講臺上，用確鑿的實驗數(shù)據(jù)和創(chuàng)新的神經(jīng)學理論，將東方人的針灸原理從頭到尾地解釋了一遍。這次演講，使很多存有“針灸不科學”偏見的學者改變了原有的想法。

回國后，韓濟生沒有止步。打破“偏見”只是第一步，“針灸止痛”的應用才是關鍵。1990年，韓濟生根據(jù)針灸原理制作出一款書本大小的“經(jīng)皮穴位神經(jīng)電刺激儀（HANS）” 只要把郵票大小的電極貼在穴位表面的皮膚上，通過電流進行刺激，就可以發(fā)揮與針灸止痛類似的作用。他攜帶儀器，出席各種免費講演，幫助那些患有腰痛等慢性疾病的人治療疼痛，并將“針灸麻醉”逐漸推廣應用于臨床醫(yī)學的各個領域。“對于癌癥患者，通過針灸刺激患者分泌腦啡肽等鎮(zhèn)痛物質，使他們不再單單依靠杜冷丁等麻醉藥品，用藥量可以降低一半。”隨后，廣州、北京、上海等醫(yī)院借助他的理論，陸續(xù)在臨床開始應用“針灸止痛”法。

1997年，美國國立衛(wèi)生研究院召開1000多人參加的聽證會，討論針灸是否科學、應該具有何種法律地位等問題。韓濟生作為直接接受美國衛(wèi)生部科研基金資助的科學家，對于“針灸療法具有化學物質基礎”的理論進行了科學闡述。從那以后，美國的醫(yī)療保險公司開始為這種治療方式擔保；美國政府也將他所開拓的“針灸理論”編入供醫(yī)學研究生研讀的高等教材《物質依賴》；英國的皇家醫(yī)院也開始推廣“針灸止痛”療法。

然而巨大的成功并未讓當時年過七旬的韓濟生有絲毫松懈，他懷揣著科學家本能的好奇心，為“針灸原理”瞄上了新陣地――戒毒。“80年代后期，毒品開始從金三角、緬甸、泰國等地流入境內。到了1990年，我國吸毒人數(shù)已有7萬。從那時起，我就給自己定下一個任務――不僅僅是幫人止痛，還要幫人戒毒。”

確定目標后，韓濟生的身影開始頻繁出現(xiàn)在戒毒所、公安局，跟吸毒人員打起了交道。“他們告訴我，吸毒是一種‘飄’的感覺。隨著毒癮的加大，想獲得這種‘飄飄欲仙’的快感，只能不斷加大劑量。”韓濟生在研究后認為，腦啡肽就像天然嗎啡，可以幫助人們減輕毒癮。由于吸毒人員長時間使用嗎啡等藥物，自身的腦啡肽分泌已變得非常遲鈍，所以通過電療針灸，喚醒腦啡肽的自然分泌，完全可以使他們減輕毒癮。

緊接著，HANS儀器開始廣泛應用于戒毒所。“吸毒者在使用20～30分鐘后，就開始慢慢恢復平靜，而戒毒的全過程需要維持兩周左右。”為了激勵吸毒人重新振作，韓濟生和老伴兒掏出10萬元獎勵給那些意志堅定的成功者。為了防止他們復吸，韓濟生還花錢雇傭社工，幫吸毒者做后期的監(jiān)管治療。“最初，100人中只有20人左右在一年后仍然沒有復吸。但通過治療和監(jiān)管，這個數(shù)字又增添了二十幾人。”韓濟生欣慰地說。

十幾年的“戒毒戰(zhàn)”中，韓濟生又找到了更多的靈感，開始向孤獨癥、抑郁癥等精神疾病發(fā)起挑戰(zhàn)。2008年，韓濟生將研究重點放在“孤獨癥”群體。“治療失眠有藥物，孤獨癥沒有；治療抑郁癥有藥物，孤獨癥沒有；孤獨癥幾乎沒有治療方案。”韓濟生說，患孤獨癥的人群有3個特點 語言障礙、交流困難和重復動作。2008年春節(jié)，韓濟生邀請了一批兒科醫(yī)生，開始了“春光行動”。他告訴記者，“在大腦里，有兩種物質，‘血管緊張素’和‘子宮收縮素’，它們是控制人際交流的‘友善物質’。當這種物質偏低時，人就會表現(xiàn)交流不暢、不合群。我們試圖用針灸來刺激這兩種物質的分泌，改善自閉癥狀。”在經(jīng)過無數(shù)次實驗后，韓濟生決定給輔助對象無償提供HANS儀進行治療。有些孩子從只吃一種品牌的方便面，改善到可以吃水果等食品；有些孩子也從最初一個字的用語，變得連貫說話。這一切，都讓韓濟生覺得很溫暖。

現(xiàn)如今，年過八旬的韓濟生，依然每天早上4點多起床。在一張碩大的紅木書桌上，堆積著各種研究資料和紙張。從做科學研究的那天起，他就養(yǎng)成了“每日三問”的習慣 問自己是否盡了全力？自己的努力是否有助于提高中國人的尊嚴？自己的努力是否還有改進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