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的《科學》雜志發(fā)表了資深記者Martin Enserink的報道《誰能給大學排名》，提出上海交通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簡稱ARWU）存在很多問題，例如著名科學家如諾貝爾獎得主的科研成果應如何計入，因為他們所占的分值之大，會影響到相關學校的“名次”，甚至是否能進入到前100名。

 

大學排行榜是否公平反映世界大學現(xiàn)狀？

 

文章舉例，90多年前的柏林大學時期，愛因斯坦和其他很多科學家獲得了諾貝爾獎，現(xiàn)在的柏林洪堡大學和柏林自由大學都聲稱自己是柏林大學的延續(xù)，那么，究竟哪一所大學應該享有它們的這些學術聲譽呢？在ARWU中，不同的“劃撥”，結果相差甚大。2003年上海交大在第一次大學排名中，將二戰(zhàn)前的諾貝爾獎全部歸功于柏林自由大學，結果該大學一下躍居全球第95名。但是，由于洪堡大學的強烈抗議，在2004年的排名中，將這些學術成就又全部“劃撥”給洪堡大學，使其上升到第95名，柏林自由大學則下降到100名之后。此后，柏林自由大學又開始抱怨。于是，大量的電子郵件在德國與中國之間不斷往來，結果卻是兩所大學“請”出了排名，在2007 ARWU中，兩所大學都在500名之外。

 

又比如，2006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yī)學獎獲得者Andrew Fire幫助了他現(xiàn)在所在的大學——斯坦福大學，其排名從第3上升到第2。然而，事實是Andrew Fire關于RNA的大量突破性的研究工作都是在馬里蘭州巴爾迪摩卡內基學院完成的。

 

此外，文章認為，人文社科類的學科在此指標體系下的排名處于劣勢。考慮到這些學科的文章不發(fā)表在《自然》和《科學》雜志上，上海交大高教所把兩雜志發(fā)表的論文數(shù)的指標的20％分配給了其他雜志，但是排名結果仍然受到質疑。在2006年，享有盛譽的倫敦政治與經濟學院的排名在201位～300位（由于排名靠后，沒有對其進行單項排名）。然而在《泰晤士高等教育副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簡稱THES）的排行榜中，該學院的排名則是第17位。

 

《科學》雜志上的文章同樣提到了其他大學排名存在的問題。認為大部分排行榜都是通過收集大學的公開信息，然后將這些資料賦予不同的權重指標，加權平均求和，以總分來評定一所大學的名次。在不同的排行榜中，這些指標的數(shù)量、性質以及數(shù)據(jù)的來源均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比如，英國衛(wèi)報出版的一本《大學擇校指導》對于大學的評價指標中，畢業(yè)生就業(yè)前景占了17%的權重，而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以下簡稱《美新》）的排行榜中，該指標只占到10％。

 

此外，對大學進行排名還存在著另外一個問題，即很多排行榜都依賴于大學所提供的核心數(shù)據(jù)。對此，加拿大多倫多教育研究所研究大學排行榜的專家Alex Usher表示，有資料表明，某些大學在參與《美新》排名的過程中，提供數(shù)據(jù)時存在作弊行為，雖然《美新》的工作人員將這些信息與其他來源的信息進行交叉比對，但仍難完全避免大學進行暗箱操作的可能。如大學可以通過宣傳鼓勵更多學生申請該大學，然后拒絕更多的學生申請，以提高“學生選擇度”這項指標的分數(shù)。

 

排名過程中爭議更大的是同行評議，即由某一領域的專家來對某大學的這一領域的學術研究成就進行評價。比如在THES排行榜中，40%的打分是根據(jù)全球3700多名專家的意見來確定的，而跨國企業(yè)的研究者的意見僅占10%。對此，荷蘭萊頓大學科學技術研究中心（cente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簡稱 CWTS）曾作過一項研究，首先以論文引用率（一個國際公認的影響因子評價方式）為基礎，對各大學進行分析，再將評論者的判斷和他們自己的分析進行比較，結果顯示上述兩者之間的打分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也就是說這樣劃分兩者的比重沒有任何根據(jù)。CWTS的主任Anthony Van Raan 在2005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這項研究的結果足以對THES的排名研究產生嚴重質疑?！?/div>

 

對于同行評議，在《美新》今年的排名中也是爭論的焦點。參與了今年抵制該排行榜調查的華盛頓三一大學（Trinity University）的校長Patricia McGuire表示：“在評分時，我們收到了一張有幾百個大學的列表，但只有從1分到5分的評定等級，這樣做是非常荒謬的。這樣的排名不能評估出三一大學的真正優(yōu)勢所在，因為我們主要是為低收入少數(shù)民族婦女提供學習機會?！?/div>

 

排名者的解釋

 

ARWU作為第一個多指標的全球性大學排名，自發(fā)布以來，它的學術排名受到了各國的重視，卻也不斷受到質疑或被誤讀。比如，該排行榜只排前100名，100名后就不具體排名了，而只是50所或100所大學分成一組，每一組內的大學均按照校名字母進行排序。而國內一些媒體對部分大學的名次進行了錯誤的解讀和比較。有媒體在報道今年的最新排名時認為清華、北大分列第167名和第228名。

 

面對非議，記者聯(lián)系到ARWU的負責人、上海交大高教所所長劉念才，得到的答復是，拒絕接受任何媒體采訪。劉念才稱，他們已經就此發(fā)表了《上海交通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關于“世界大學學術排名”的聲明》，對該排名的的說明都已體現(xiàn)在聲明中。

 

有意思的是，記者在上海交大高教所的網站首頁上看到了這份發(fā)表于9月1日的的聲明，內容雖然不完全針對《科學》，也沒有提到該雜志，但為什么在此時發(fā)表，劉念才也拒絕回答。

 

聲明提到：任何大學排名都是有爭議的，ARWU也不例外，它體現(xiàn)的僅僅是看待大學國際地位的一種視角。由于ARWU主要關注的是大學的科研成果和學術表現(xiàn)，因此指標體系中有關人才培養(yǎng)的分量較輕，也不包括大學對社會的服務等內容。 ARWU排名指標中對人文社會科學等學科的體現(xiàn)不夠，發(fā)表論文等部分指標對英語國家較有利，人均表現(xiàn)的權重較低。事實上，交大高教所一直針對ARWU的不足進行著深入的學術研究，并不斷努力改進。

 

劉念才同時推薦記者閱讀他于2005年8月發(fā)表在《清華大學教育研究》上的論文《世界大學學術排名的現(xiàn)狀與未來》。其中也提到，在統(tǒng)計獎項的過程中，有的人獲獎時所在大學并非進行獲獎成果研究時的大學，也有的獲獎者獲得學位的大學不是他度過大部分學習時間的大學等等。

 

劉念才在該文中還提到了因技術問題給排名帶來的難度。像前文提到的柏林洪堡大學和柏林自由大學之爭；還比如，數(shù)據(jù)庫的檢索是非常復雜的，在關鍵詞的選擇上需要特別小心，在ARWU的排名過程中，不管作者是否在署名中提及相關大學，每一個被引用率最高的教師都被歸于其所在大學，每一篇NS論文也得到了同樣的處理，在SCIE和SSCI的檢索過程中，許多大學需要輸入多個關鍵詞才能找到其全部論文。

 

劉念才同時認為，由于量化指標及其權重不同，一所大學在排名榜上的位置也將有所差異，容易引起爭議。但是，一所真正一流的大學在各種指標體系下都會是一流的，其排名不會產生大的波動。

 

《美新》主編Brian Kelly表示，排名總會受到一些人的質疑，但還是有超過半數(shù)的大學填寫了調查問卷，也總能找到一些人來對大學進行評價。

 

使用大學排名需謹慎

 

1983年，《美新》首先作為一種促銷手段而推出大學排名，之后很多國家紛紛推出各種排行榜，對各自國內的大學進行排名。同時，也出現(xiàn)了一些全球性的或者地區(qū)性大學排行榜。

 

伴隨著排名帶來的影響，以及遭受的批評，排名者自己也承認排名結果并不是最終定論。例如，《美新》建議學生在選擇大學時要考慮多種因素。在上海交大高教所的網站上也提醒大家，由于存在一些技術和方法的問題，使用這些排名時要謹慎。上海交大高教所的聲明中也提到，同一所大學在不同的排名指標體系中會有不同的名次。因此，要根據(jù)排名的目的和指標體系來認識大學排名的結果，理性地把大學排名作為大學評價的參考依據(jù)之一。

 

與此同時，排名者們也在不斷修改排名的指標體系。但是，有批評指出，這樣就出現(xiàn)了同一所大學可以在一年內突然變好或變差很多。很多人指責，《美新》作出的排名，只是簡單的、無根據(jù)的隨意變動，其目的旨在提高雜志銷量，結果卻適得其反。

 

為提高排行榜的可信度，2006年，大學國際排名專家組（International Ranking Expert Group，簡稱IREG）在柏林召開的IREG第二次會議上，討論通過了一系列高等教育排名的質量標準和操作范例——高等教育機構排名的柏林原則。該原則強調排名過程及方法的透明性，認為，排名結果的可靠性取決于對信息的加工和信息的來源（比如數(shù)據(jù)庫、學生、教師、雇主等）。數(shù)據(jù)的選擇應該基于對質量和學術優(yōu)劣的各種評價指標的認識，而不是僅僅考慮數(shù)據(jù)的可獲取性。排名應當明確告知為什么包括這些指標和這些指標反映的是什么。排名應該盡可能地使用審核過的、可核實的數(shù)據(jù)，這些數(shù)據(jù)在機構間是可比的、口徑是一致的。柏林原則同時提到，排名可以提供有關高等教育的可比信息和對高等教育更深入的了解，但是不應該成為判斷高等教育是什么和做什么的主要標準。

 

CWTS的研究員Henk Moed表示，盡管存在種種抱怨，但大學排名有其存在的益處。實際上排名可以刺激競爭，促使大學不斷完善，即使排名并不完美，在一定程度上排名仍可以為學生以及政策制定者提供相關信息。

 

另有一些排名工作者也指出，大學也是喜歡吹捧自己的，特別是當其運轉良好時。在 2007 上海排名宣布不久，兩個“柏林大學”的校長，開始心平氣和地坐下來，討論如何分配關于愛因斯坦和其他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獲獎數(shù)問題。也許這樣的妥協(xié)會促使這兩所大學在2008年重新回到上海排行榜上。

 

“當然，愛因斯坦也許會相當欣賞這出鬧劇——在普林斯頓，他的辦公室里有這樣一個條幅，上面寫著——不是所有可以量化的東西都是重要的，也不是所有重要的都可以量化?！薄犊茖W》上的文章以這段話作為結尾來表明作者對待排名的態(tài)度。

 

（本報記者趙鷹、袁建勝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