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社會學芝加哥學派與傳播學技術主義范式的建構

丁沖 2007-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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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nèi)容提要：傳播學史經(jīng)常忽略社會學芝加哥學派在技術主義方面所做的理論貢獻。該學派特別強調(diào)傳播技術在促進人類心智進化與社會發(fā)展上的極端重要性，從而為傳播技術主義范式的創(chuàng)立與發(fā)展打下了思想基礎。但由于片面地強調(diào)技術，使芝加哥學派陷入了抽象的技術決定論泥潭，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決定了傳播技術主義范式的局限。

關鍵詞：芝加哥學派傳播學技術主義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aradigm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bstract：The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has often overlooked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by Chicago school of sociology in the area of technology. The school has specially emphasized on the extreme importance of th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o promote the evolution of human ment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as laid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aradigm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owever, as it one-sidedly emphasized on technology, the Chicago school has got caught up in the quagmire of abstract technical determinism, which to some extent also determined the limitations of paradigm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Key Words: Chicago School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一般說來，社會學界普遍把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所涌現(xiàn)出的學者群稱之為社會學芝加哥學派（以下簡稱芝加哥學派）。其實，該學派的研究并沒有僅僅局限于社會學領域，以帕克為代表的該學派成員就傳播學提出了許多不同于結構功能主義但同樣引人入勝的傳播理論。然而，研究者們普遍認為，自20世紀40年代結構功能主義的經(jīng)驗傳播學研究興起以后，芝加哥學者們的觀點似乎突然退出的歷史的舞臺，直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后，他們的觀點才又被傳播學所重視：“盡管米德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明確表達了他的觀點，大眾傳播學研究者們卻直到70、80年代，才開始重視符號互動理論。因為米德將研究重點放在人際互動上而忽略了媒介，所以媒介理論家們很晚才認識到他的觀點與媒介相關?！盵1]然而筆者認為，芝加哥學派從來就沒有真正退出過傳播學的舞臺，芝加哥學派關于傳播技術的觀點經(jīng)過伊尼斯、麥克盧漢等學者的發(fā)展，最終建構了傳播的技術主義范式。

芝加哥學派的技術主義觀點

關于芝加哥學派對傳播學的理論貢獻，羅杰斯的分析是具有代表性的：

1．它使符號互動論概念化了，符號互動論是一種將傳播置于人性如何形成和變化的中心的理論觀點。

2．它認為大眾傳播是美國民主社會面臨城市社會問題而生存下去的一個可能的手段。

3．它在20世紀20年代后期進行了關于電影對于兒童的影響的佩恩基金研究，這些研究為許多后來的傳播效果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早期的模式?！璠2]

應該說，羅杰斯的歸納是比較全面的，但他唯獨忽視了芝加哥學派對于傳播技術的重要闡述。的確，芝加哥學派主要的理論方向是符號互動論，主要的研究取向是經(jīng)驗與實證的研究，但其實，從其理想起源——杜威與庫利那里，技術與社會進步的主題就一直是芝加哥學者們關注的重要話題。正如切特羅姆指出的那樣：“1980年代，三位美國思想家顧里、杜威、派克，率先開始全盤研究現(xiàn)代傳播在社會過程中的影響力。他們每一位均賦予晚近傳播科技的進步極大的重要性，也都把他們所見傳播科技的意涵，置于他們的社會思想中心。他們?nèi)瞬患s而同地視現(xiàn)代傳播媒介為重整美國道德和政治共識的主要代理者?！盵3]

筆者認為，芝加哥學派關于傳播技術的理論分析，具有兩個方面的突出特征：

一方面，由于堅信沒有傳播就沒有人與社會，芝加哥學派特別強調(diào)傳播技術在促進人類心智進化與社會發(fā)展上的極端重要性。庫利認為，傳播技術對人的心智的提升有著重要的意義，他分析說，現(xiàn)代傳播技術的發(fā)展“可以四處傳播信息，也使我們能夠進行更廣泛更迅捷的討論。同時，這些機制很明顯使得解釋生活和對實際情況做出合理判斷的被組織起來的智能得到提高?！盵4]這個觀點也被以米德為代表的許多符號互動論者所接受。而帕克則更側重于強調(diào)傳播技術對社會用到文明發(fā)展的重要性。在論文《物理學與社會》中，帕克集中地闡述了技術的社會作用。他看到了物理學使傳播的手段處于不斷改進的狀態(tài)，從而對社會發(fā)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寫道：“傳播顯然是社會過程中根本的東西，因為物理學使傳播手段的延伸和改進對社會的存在顯然發(fā)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對理性組織起來的社會形態(tài)即所謂文明發(fā)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盵5]

另一方面，由于堅信進化論思想，芝加哥學派對傳播技術所帶來的社會后果表現(xiàn)出了相當高的樂觀情緒。他們認為現(xiàn)代傳媒技術對于時空的征服，加強了人與人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社區(qū)與社區(qū)的互動，使人類社會最終成為一個有機體，并實現(xiàn)徹底的民主和理想的溝通。庫利分析說，現(xiàn)代社會的傳媒有以下四種特性：能夠表達各種觀念和思想；可以長久保存記錄不受時間限制；傳遞迅速不受空間限制；可以送抵每一階層的人。[6]因此，他宣稱：現(xiàn)代傳播媒介可以把人從“時間和空間、粗暴和壓制的束縛之下解放出來”。[7]帕克到了晚年依然相信：“促進或阻礙互動過程的，主要是物理上的原因，現(xiàn)在已逐漸被報紙、廣播等新發(fā)明所克服?！盵8]而米德則干脆宣稱：傳播技術的完善“使得所有人類個體都具有完善的社會智能，以致所有社會意義都同樣反映在他們各自的個體意識中，以致任何一個個體的動作或姿態(tài)的意義（憑借他采取其他個體的社會態(tài)度對待自身并對待他們共同的社會目標或意圖的能力，由他實現(xiàn)并表達在他的自我結構中的意義），對于對它們作出反應的任何一個個體來說都一樣?！盵9]

很顯然，芝加哥學派的技術主義觀點已經(jīng)在兩個方面為傳播技術主義范式打下了思想基礎：其一，傳播技術是人類文明發(fā)展的主要推動力；其二，傳播技術所帶來的后果一定是社會的進步。因此，從方法論角度來看發(fā)球經(jīng)驗研究的芝加哥學派實際具備了建構傳播技術主義范式的理論基礎。

芝加哥學派與傳播技術主義范式的形成與發(fā)展

20世紀20年代，年輕的加拿大學者伊尼斯到芝加哥大學師從凡伯倫學習政治經(jīng)濟學。正是在那里，伊尼斯接受了芝加哥學派的社會科學訓練。有許多證據(jù)表明，伊尼斯修讀了帕克的課程，并從他那里得到了關于傳播技術主義的很多觀點?！芭量说乃枷雽σ聊崴沟奈?，似乎超過了它對其他學生的吸引力?！盵10]

帕克把傳播作為創(chuàng)造與維系社會，推動文明進步的重要力量的論點令伊尼斯一生的學術軌跡從此發(fā)生了改變。逐漸地，他放棄了經(jīng)濟作為人類文明發(fā)展推動力的主流觀點，開始思考從媒介的角度來分析人類文明的進程。在他的名作《傳播的偏向》與《帝國的傳播》中，伊尼斯把帕克的觀點演繹成了媒介的偏向決定了帝國的形態(tài)與人類文明的發(fā)展歷程。這個觀點后經(jīng)由麥克盧漢的發(fā)揚光大，終于走出了不同于結構功能主義、批判主義的第三條道路——傳播技術主義范式。

翻開英尼斯和麥克盧漢的著作，里面充滿著芝加哥學派的智慧。麥克盧漢曾經(jīng)宣稱自己的理論有70%都是人類歷史上首創(chuàng)的，很多研究者也因此跟著麥克盧漢大驚小怪，但實際上并非如此。比如麥克盧漢對于媒介的寬泛界定，就不是他的首創(chuàng)，在他半個世紀之前，庫利把傳播媒介界定為“包括表情、態(tài)度、姿態(tài)、聲音的語調(diào)、詞語、作品、印刷、鐵路、電話和一切可以成功征服空間與時間的技術”。[11]有研究者指出：“他（庫利）的媒介觀念和麥克盧漢幾乎一樣寬泛。”[12]其實從學術淵源來看，這句話恰好應該倒過來講，因為伊尼斯和麥克盧漢在傳媒方面的理論在某種意義上講都可以看作是芝加哥學派的后續(xù)。又比如，庫利在《社會組織》一書中，分析傳播媒介發(fā)展的歷史時提出：而在手寫傳播時代，文字使一套明確和永恒的法律與風俗體系成為可能，強有力的政府組織因之建立起來；印刷媒體意味著民主，因為它把大量的知識傳播給了普通人，知識不再壟斷于那些掌握了文字的階層手中，民主意識將在印刷媒體的撒播下遍地開花。對比伊尼斯和麥克盧漢后來的研究成果不難發(fā)現(xiàn)，庫利的觀點對他們很有啟發(fā)，比如傳播技術與政府的關系，在伊尼斯手中，變成了《帝國與傳播》的主題；而媒介與知識壟斷的問題，也是伊尼斯與麥克盧漢比較關心的問題。只是在一些細節(jié)上三人有所不同。再比如，麥克盧漢認為，電子媒介的傳播將帶來民主，使人類重回“伊甸園”，對于芝加哥學派而言，這個觀點除了電子媒介是創(chuàng)新的概念之外，其他的表述都沒有太多的新意，杜威、庫利、米德和帕克中的任何一人都詳細討論過傳媒如何使人類走向伊甸園，也就是走向沒有任何溝通障礙的社會有機體。就連“地球村”的表述，也能在芝加哥學派的多位思想家那里找到對應的論述，只是內(nèi)涵上可能略有差別，比如杜威在中國講學時就說過：“以形體言，地球之大小如昔也；以交通言，有火輪、舟車、郵電、飛機彼此溝通，互相貿(mào)易、交換意見、灌輸思想，從前視為石油工業(yè)窎絕莫至者，今則近若比鄰?！盵13]上述分析并不是想說明技術主義范式缺乏創(chuàng)見，只是想證明技術主義范式并非像麥克盧漢所說的那樣“從天而降”。

麥克盧漢去世后，傳播技術主義范式迅速跌入低谷。就在傳播技術主義范式面臨危難之際，芝加哥學派的觀點又為該范式的復興注入了新的活力。美國學者梅羅維茨在研究了伊尼斯、麥克盧漢的技術主義學說之后，將其與后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戈夫曼的學說進行了綜合，極大地豐富了傳播技術主義范式的內(nèi)涵。梅羅維茨的努力今天看來就是把芝加哥學派中兩種相對立的觀點——技術主義與互動論結合在一起，在界定“情境”概念時，加入了非物質(zhì)情境——也就是信息環(huán)境的內(nèi)涵。梅羅維茨堅信，電子傳媒的出現(xiàn)改變了人類生活的社會情境并因此改變了社會。在梅羅維茨的啟發(fā)下，傳播生態(tài)學的研究真正成為了傳播學的熱點，并因此復興了技術主義范式的研究。傳播生態(tài)學把媒介生存或傳播生存看作是現(xiàn)代社會生存方式的特征，認為“社會秩序是一種經(jīng)由傳播建立起來的秩序”，并指出：“我們處在社會生活諸多領域發(fā)生巨大變遷的社會之中。最具有深遠意義的變化是，信息技術和傳播范式是如何改變諸多社會行為和觀念的?！盵14]從這個意義上，這一研究領域目前依然沒有能走出在芝加哥學派先驅們所劃定的藩籬。

芝加哥學派與傳播技術主義范式的缺陷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芝加哥學派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建構了傳播技術主義范式，使傳播學具備了一重看待問題的新視角。然而芝加哥技術主義觀點的局限與偏頗之處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傳播技術主義范式的進一步發(fā)展。筆者認為，芝加哥學派在技術主義方面有幾個問題考慮欠妥：

首先，傳播確實是創(chuàng)造和維系社會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它是不是唯一手段或最重要的手段，這恐怕值得商榷。傳播在塑造心靈與社會時固然功不可沒，但心靈與社會一旦被創(chuàng)造出來，就會有目的地改造傳播。芝加哥學派過分強調(diào)傳播對心靈與社會的極端重要性，這種觀點多少有點失之偏頗，與其社會互動論的辯證視角有很大的差異。

其次，傳播技術作為傳播的中介，是否一定在各個方面都有助于有效傳播，這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芝加哥學派的態(tài)度是比較輕率的。在芝加哥學派之前，像詹姆斯這樣的學者就看到了問題的另一面：那就是中介技術的發(fā)展帶來的反到是溝通上的障礙?，F(xiàn)代傳播技術在征服空間與時間上確實比以往的傳播方式更為先進，但很難說它一定比面對面的傳統(tǒng)傳播方式更有效。相反，在社會現(xiàn)實中通常出現(xiàn)的情況是，傳媒影響了人際溝通的順暢，比如網(wǎng)絡成癮的問題便是重要的例證。

最后，傳播技術的使用者或使用情境會因人而異地左右傳播技術的運用，這也是一個被芝加哥學派在討論技術問題所忽略的問題。實際上，以實用主義為基礎，以符號互動論為理論特征的芝加哥學派在許多其他社會問題上一直強調(diào)人的主體性，然而，這一傳統(tǒng)卻沒有覆蓋到傳播技術主義的領域。事實證明，在杜威、帕克和米德的晚年，他們都看到了媒介的不當使用——如希特勒之于廣播媒介——所帶來的社會退化現(xiàn)象，而他們所盼望的那個民主與民治社會卻始終遙遙無期。

正是芝加哥學派對于上述問題的思考欠周密，因此他們的許多觀點就成了現(xiàn)代“電子烏托邦”主張的始作俑者。比如庫利曾經(jīng)說過：“傳播媒介可能使社會越來越根據(jù)人類較高尚的情操而結合在一起，像智慧與同情，不是根據(jù)權威、階級、瑣務?，F(xiàn)代傳播媒介意味著自由、前途、無限可能?！盵15]這樣廣泛體現(xiàn)于杜威、帕克和米德身上的技術樂觀主義觀點就是當代電子烏托邦常用的時髦論調(diào)。而后者正是技術主義范式遭到其他傳播范式圍攻的重要證據(jù)。

片面地強調(diào)技術，使芝加哥學派在傳播技術研究的層面丟失了該學派實事求是的實用主義態(tài)度，也丟失了符號互動論中對人主體性的精彩概括，從而陷入了抽象的技術決定論泥潭。也正是因為如此，以芝加哥學派技術觀點為基石的技術主義在解釋傳播問題時，總有這樣那樣的缺陷，注定無法成為主流的傳播學范式。

注釋：

[1] 斯坦利·巴蘭、丹尼斯·戴維斯：《大眾傳播理論：基礎、爭鳴與未來》，曹書樂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頁。

[2] [美]E·M·羅杰斯：《傳播學史——一種傳記式的方法》，殷曉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207—208頁。

[3] [美]Daniel J．Czitrom:《美國大眾傳播思潮．從摩斯到麥克盧漢》，陳世敏譯，臺北：臺灣遠流事業(yè)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39頁。

[4] [美]查爾斯·霍頓·庫利：《人類本性與社會秩序》，包凡一/王源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頁。

[5] [加]哈羅德·伊尼斯：《傳播的偏向》，何道寬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麥克盧漢序言第7頁。

[6] Charles Horton Cooley, Social Organization, A Study of the Larger Mind,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7, p80

[7] Charles Horton Cooley, The Process of Social Chang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897（12）, p78

[8] Robert Park, Reflections o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4), p197

[9] [美]喬治·H·米德：《心靈、自我與社會》，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71頁。

[10] 同注8，麥克盧漢譯文第8頁。

[11] 同注6，第6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