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高級主管一個接一個進入美國洛杉磯新線影業(yè)公司攝影棚時，馬扎林·貝納吉（Mahzarin Banaji）正在放映室里跟幻燈機“較勁”。這個11月的下午沒有什么特殊的意義，他們被約來聽取有關多樣性（diversity）的報告，包括他們在設計銀幕人物特征時所犯的錯誤。“我原本以為報告會十分乏味，”新線國際部總裁卡米拉·加拉諾（Camela Galano）承認。

　　然而，在中途休息時，新線的主管和他們的同道——時代華納下屬家庭影院頻道（HBO）的人，卻聚在貝納吉周圍，渴望從她那里聽到更多。這位50歲的哈佛大學實驗社會心理學家一開始就利用一系列圖像，展示出在我們腦子里上演的花招。在一段錄像中，一隊人繞著一只籃球走過。觀看錄像的45個主管中，只有1個注意到，畫面中有個女人帶著一把打開的白傘，慢慢地穿過了游戲場地。通過更多的例子，貝納吉讓聽眾相信，這類感覺錯誤，或者叫“意識缺失”（mind bug），隨時都會發(fā)生，特別是在我們對其他人作出無意識反應時，更有可能出現(xiàn)。

　　“這是合情合理的，”貝納吉告訴他們，“而且這是一個失誤。”我們都期望公平，她解釋說，但是在覺知（awareness）背后，我們的心會自發(fā)制造關聯(lián)，并忽略對立的信息。結(jié)果顯而易見：在一次書面測驗中，主管們輕而易舉地就把正面詞匯與他們的母公司時代華納聯(lián)系起來，但他們發(fā)現(xiàn)，很難把正面詞匯和他們最大的競爭對手沃爾特·迪斯尼公司相聯(lián)系。讓主管們尷尬的是，他們還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另一個傾向——把正面詞匯賦予具有歐洲人特征的臉龐，卻把負面詞匯給了具有非洲人特征的臉龐。

　　20世紀80年代末，貝納吉第一次與華盛頓大學的安東尼·格林沃德（Anthony Greenwald）合作，開始研究這些內(nèi)隱態(tài)度（implicit attitude）和它們無意識的社會影響。格林沃德首先發(fā)明了內(nèi)隱聯(lián)系測驗（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簡稱IAT），測試當人們看到屏幕上的提示后，能多迅速地作出反應，敲擊計算機鍵盤。他們是否更容易把花朵的圖片和正面詞匯，比如“快樂”或“和平”聯(lián)系起來？看到昆蟲的圖片，是否會想到負面詞匯，比如“腐爛”或“丑陋”？事實的確如此。然后他開始測試與種族和種族劃分有關的詞匯和圖像。參與者的無意識反應和他們自稱的態(tài)度并不一致。社會心理學家不斷尋找各種研究工具，“當時，IAT才剛剛起步，”格林沃德回憶說。

　　幾十年來，貝納吉、格林沃德和第三合作者——美國弗吉尼亞大學的布賴恩·諾塞克（Brain Nosek）不斷尋找新途徑，應用IAT和其他工具去探察偏見：它的本性，它源自何處，它如何起作用。例如，貝納吉與神經(jīng)科學家一起，把經(jīng)典恐懼條件反射（classical fear conditioning，人和其他很多生物一樣，在面臨恐懼時，生理上會下意識地發(fā)生防衛(wèi)反應，比如心跳加快、血壓升高和出汗等等）、內(nèi)隱態(tài)度測試和人們自己對人種間交往的描述結(jié)合起來，研究社會群體如何變得彼此畏懼。下一步，貝納吉希望與靈長類動物學家合作，從物種的角度研究反應傾向（predisposition）如何讓偏見進入我們的感覺之中。

　　貝納吉和她的同事還發(fā)現(xiàn)，即使在那些持有真誠的平等主義觀點的人中，偏見也司空見慣，而且在人們心中是根深蒂固的，在我們無意識的時候也仍然很活躍。無意識的態(tài)度每天都在影響我們的決定，當研究小組認識到這種力量之后，貝納吉說：“我們知道，把這個結(jié)果公之于眾才是正確的。”在一個IAT網(wǎng)站（http:// implicit.harvard.edu/implicit/）,使用者可以嘗試14種測量手段——例如，發(fā)現(xiàn)他們是否自發(fā)地喜歡年輕人勝過喜歡年長者，或者喜歡瘦子多過喜歡胖子。10個新建的測試還包括了按國別制作的IAT，比如穆斯林-印度組、巴基斯坦-印度組。

　　迄今，至少有200萬人在線參與了測試，其中一些人還提出了建議。貝納吉發(fā)現(xiàn)：“一旦你將它公布于眾，你就必須去傾聽人們的意見——他們的想法是明智的。”她開始試著從實驗室中走出，教給人們有關偏見、職場幽默、智慧和親切的真諦，她提醒投資銀行家、媒體經(jīng)營者和律師，要埋葬那些會導致錯誤的偏見。
作為一種研究工具，IAT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接近300篇論文，內(nèi)容涵蓋從神經(jīng)科學到行銷的許多領域。當然，它也引起了學術挑戰(zhàn)和爭論，一些社會心理學家指責研究小組擴大了偏見的內(nèi)涵，對結(jié)果的解釋不夠合理。一些批評者強調(diào)，這種測試并沒有真正測試出無意識的偏見，只是一些無害的文化內(nèi)容，這些與真正的種族主義是有區(qū)別的。心理學家對潛在的認知機制爭論不休。一項測試方案發(fā)現(xiàn)，一些人恰恰因為害怕自己表現(xiàn)得不公平，反而顯示出偏見。

　　然而，完成了61項研究的后期分析之后，格林沃德和貝納吉仍然堅持IAT的真實性。測試發(fā)現(xiàn)了與刻板印象（stereotyping）及偏見有關的判斷、行為和生理反應，這些并不是由于觀點不同導致的。“在我自己的領域——微妙的偏見研究中，IAT幫助我們明確了曾經(jīng)爭論良久的觀點，”美國康涅狄格大學的杰克·道維迪奧（Jack Dovidio）評述說。他還補充說，這是一種卓越的教學工具，當使用者體驗到他們在做題過程中的不適和遲鈍，就會對信息印象深刻。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心理學家蘇珊·菲斯克（Susan Fiske）贊許道，馬扎林的某些天才之處正是在于，她察覺到了IAT對真實世界中觀念的潛在沖擊。

　　最近，貝納吉試圖找出人的種族觀點最初在什么時候形成，又是什么時候有意識的信仰開始從那些潛伏在表象之下的意識中分離出來。在兒童友好測試中，貝納吉發(fā)現(xiàn)，6歲大的日本孩子和新英格蘭白種孩子或公開、或含蓄地喜歡與他們相似的人。到了10歲，他們的潛意識態(tài)度和有意識的態(tài)度開始分離。雖然當他們長大后表現(xiàn)出更多的平等觀念，但這兩個社會的人都依然顯示出對皮膚黑的人有自發(fā)性的偏見。對日本參與者而言，不論是內(nèi)隱的還是外顯的態(tài)度，他們對歐洲人的臉的評價都更加正面。

　　貝納吉猜想，如果她能夠檢測嬰兒的偏見，就能找到答案。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先天就具有偏見。的確，我們有這個心理機制，自發(fā)地對社會類別進行歸納和分等，她說，但是文化中包含了必要的信息。人們在小時候就吸收了種族身份的思想。例如，在面向234名西班牙裔美國人展開的調(diào)查中，孩子們喜歡把自己和非洲裔美國人進行比較。但當他們使用IAT去比較自己和白人孩子時，他們對自己群體的自然偏愛就消失了。“這項研究說明，我們認為有價值的東西，我們認為是好的東西，其實是沒有根據(jù)的。”貝納吉評論。這可能是通過一些事件促成的，比如父母通過緊緊地牽著一只小手，傳達給孩子警告。作為成年人，我們不斷觀察環(huán)境，然后無意識地獲得了我們后來一直堅持的刻板印象。

　　幸運的是，我們的大腦似乎不會永遠固守偏見。強大的文化信號推著我們朝一個方向走去，但是認知、親密的關系和經(jīng)歷會把我們拽回來。貝納吉、格林沃德和諾塞克正在開展一個非贏利性的項目，幫助人們應用他們的研究成果。他們設想以討論會和演講的形式開展項目，隨后通過在線練習鞏固學習成果。

　　貝納吉聲稱，通過把認知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可以幫助我們再度激活有意識的態(tài)度。她對電影制作者們解釋說，這就好像有規(guī)律的鍛煉和健康飲食。同時，她還建議，他們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建立保護性措施，這很像在飲用水中加點兒氟化物。“在每部影片中，你可以做一些與刻板印象相反的事情，”她告訴那些影業(yè)公司的主管說，“你就可能改變?nèi)藗兊臒o意識態(tài)度。”

來源：《環(huán)球科學》第八期 (譯/波特  校/崔月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