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這個詞有三種指稱：其一，指對最高價值、終極關懷的一種訴求；其次，指把人的尺度作為最高價值的尺度，所謂人文主義、人道主義，人本主義；其三，指文藝史哲這些人文學科的學習和培養(yǎng)。

這三種指稱互有聯(lián)系，但要嚴格地區(qū)分開來。例如90年代初期關于人文精神的大討論可以看作為第一種意義上的人文關懷。80年代關于人道主義的討論可能看作為第二種意義上的人文關懷。目前正在進行的人文素質教育的討論可以看作為第三種意義上的人文關懷。

這三種意義之間并不必然地具有一致性，也并不必然地排斥科學。90年代的人文精神討論，所抨擊的主要是中國的人文學界而不是科學界。80年代的人道主義討論也不反對科學，相反倒認為科學是達致人道主義的，應該清醒地認識推崇理性至上可能喪失第一種意義上的人文關懷；目前的人文素質教育也不排斥科學，相反倒是有不少像華中科技大學的老校長楊叔子院士這樣的科學家在大聲激呼，況且與這種呼吁相伴隨的還有文科學生多學點科學知識的要求。

科學這個詞也有三種指稱：其一，指人類與自然交往的過程中形成的系統(tǒng)周備的知識；其次，指特別屬于希臘─歐洲文明的人文形式和知識傳統(tǒng)；其三，指近代以來以牛頓數(shù)理科學為典范的自然知識體系。

真正嚴格意義上的科學是上述第二種科學。以歷史深度來評價，第二種意義上的科學是最嚴格的，第三種次之，第一種再次。

學科discipline一詞源自拉丁語的動詞discere（學習）和由此派生的名詞discipulus（學習者）。中世紀文化首次出現(xiàn)了系統(tǒng)的學術課程規(guī)劃，使得古典人文學科分化為人文類（文法、修辭、邏輯）和認知類（算術、幾何、天文）。這為其后興起的系統(tǒng)專業(yè)教育的大學university提供了一種基礎。中世紀末，在巴黎大學得到承認的是如下學科：

（1）語法、邏輯、辯證法──總稱為trivium

（2）算術、幾何、天文學、音樂──quadrivium

（1）（2）均屬于arts liberales，此外還有神學、法律和神學方面的職業(yè)研究。我們之所以把一切系統(tǒng)的自然知識都稱作科學Science，是因為近代以來最有影響的自然知識叫做科學，而近代西方的自然知識之所以能夠被稱作科學，是因為它繼承了希臘以來的西方理性傳統(tǒng)。

主張弘揚科學精神，大致想表達的意思也有三種：其一，人數(shù)最多，喊得最響，是強調科學因為有了科學方法而成為最高明的、最具智慧的人類事業(yè)，所以希望人們崇尚科學，學習科學方法、運用科學方法，并且將這叫做弘揚科學精神。在這種意義上強調科學，可以稱之為科學主義或唯科學主義。其實并不存在普遍管用的科學方法，不應該也不可能將科學方法運用到一切領域。包治百病的萬丹靈藥，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無上妙論，大抵都不太可靠。在唯科學主義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實際上是那種極端的權力意志和狂妄自大的人文主義。當然，在中國的特殊國情下，也還是應提倡一點科學主義。

其次，希望大家多學一點科學知識，多了解一下科學的活動和過程，特別是，文科學生不要成為完全的科盲，理科學生不要陷于過分狹隘的領域里。在這個意義上強調科學精神跟強調人文關懷在目標上是一致的，均是素質教育的題中應有之義。

其三，強調科學的精神意蘊，即強調科學本來就是對人性的提升，是一種審美的自由創(chuàng)造過程，反對單純的功利主義、物質主義、權力意志，把科學看成是人類自我解放的偉大嘗試?？茖W因而在精神層面上與人文精神，與對人的終極關懷達到一致。科學精神本質上是自由的精神。

勿庸諱言，不少科學家和人文學者持有這樣的科學觀：自覺與不自覺地受制于自高自大的人文主義和技術至上的權力意志，搞力量崇拜、效率崇拜，堅持片面的工具理性，拒絕終極關懷。

科學的精神理應體現(xiàn)為人的自由的本性，必須超越片面的工具理性和實利主義，才能恢復科學的自由精神。

將人文作為科學和人文的共同基礎，現(xiàn)實地說，一個反科學主義者并不必然是一個人文主義者，也可能是一個反人文主義者。人文可拆分為人與文兩部分。人講的是理想的人、理想的人性，最好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蘊涵著終極關懷和最高價值。文指的是文而化之，是達到理想人性的方式，文而化之的對人的培養(yǎng)方案。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通常所講的人文學科，主要指的是文的一部分。英文Humanities來自拉西文Humanitas，而拉丁文又繼承了希臘文Paideia的意思，即對理想人性Humanity的培養(yǎng)和訓練。Culture亦具培植和養(yǎng)育的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的一切文化形式，科學也好，藝術也好，都是服務于這個目標的，區(qū)別只在于，認同什么樣的理想人性？以什么樣的方式來文而化之（培養(yǎng)）？

不同的文化體系認同不同的理想人性，就會產(chǎn)生不同的占主導地位的知識形式。科學是特別屬于西方的人文知識，與西方思想所追求的最高價值極具關聯(lián)。在對理想人性的認同方面，以希臘思想為主導的西方思想與中國思想有很重大的區(qū)別?？梢园盐鞣剿枷胨J同的理想人性稱為自由，把中國主流思想所認同的理想人性以儒家所說稱為仁。例如，亞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中國古代也有一個格言，為尊者諱，子為父隱。在兩個格言的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就是對不同的最高價值的認同，這里沒有孰是孰非，高下等第的分別。

以自由為理想人性和最高價值的西文文化必定以科學作為他們的主要人文形式，而以仁為思想人性的中國文化，必定以禮作為主要的人文形式。古代中國人和古代希臘人都很注意觀天，并記錄下天象的變化，但是他們卻創(chuàng)造了不同的知識形式。稟承“自由學問”的希臘人創(chuàng)造了數(shù)理天文學，而講究“天人合一”的中國人則提出了天人感應以供制定禮儀。

說科學是特別屬于西方人而不是屬于中國人的學問，毫不含褒貶的意思，在自由和仁的層面上很難評判高低。不能夠因為接受了西方的價值體系，就覺得中國古代沒有科學是一件很丟人的事情。如果認為中國古代不是沒有科學，但又不接受西方的價值體系，這就不對了。在這些人看來，科學是一種中性的、不依賴文化價值體系的、全人類普遍從事的事業(yè)。這顯然是錯誤的。屬于不同文化傳統(tǒng)的人群，通常把他們的聰明才智以不同的方式用在不同的地方。希臘傳統(tǒng)的西方人創(chuàng)造了科學來展示他們最優(yōu)秀的智力活動，這里的科學就不光是數(shù)學和自然科學，哲學、倫理學、美學也屬于科學，而且哲學應該是最嚴格意義上的科學。所有的科學都能夠傳遞文化價值，其中一部分是通過在已知和未知之間、在合理與不合理的實例之間、在論證與其不同層次地立基于的各種理由之間；另一部分則通過有關文化現(xiàn)象、社會現(xiàn)象和物理現(xiàn)象的知識，以人作為文化主體來發(fā)揮其獨特的文化功能。我們知道，文藝復興時代的達·芬奇，用現(xiàn)在的眼光來看他就是一個橫跨各個領域的天才專家，他既是畫家，又是雕塑家，又是生理學家，又是醫(yī)學家，又是建筑師，又是航空理論家?？茖W的分化是在文藝復興之后，特別是工業(yè)革命之后。分化到今天，越分越細。我們現(xiàn)在所享有的物質文明和擁有的知識系統(tǒng)當然都受賜于這三百年來的分化。這一分化在給人類帶來福祉的同時，同樣也帶來了災難，人為的災難，這也是必須說明的。20世紀以后，中國人寫出了不少中國科學史和中國哲學史，人們可以發(fā)現(xiàn)中國的科學家與哲學家是互不搭界的?？墒俏鞣降恼軐W家和科學家卻關系密切，甚至難分彼此。真正的科學精神就是自由精神，科學丟失了這個維度，就喪失了自己的主心骨。中國人總是找不到科學精神，一個很大的原因是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里根本就缺乏自由這個維度。

科學或者理性科學的根本特征在于它的內在性，即自己替自己做主，自己決定自己，這當然就是自由的本義。科學家們常說，自然科學有自己的目標，自己的方法，自己的糾錯機制等等，其實說的就是內在性。發(fā)現(xiàn)一個理性的世界，一個自己為自己立法的世界，這是西方人對人類文明的一個重大的貢獻。相比較而言，我們中國人缺乏這個純粹內在的理性世界，我們在隨機應變，萬事從權上發(fā)展了一套高超的能力和藝術。合情合理，情在理前；理是相對的，情反而是絕對的，這個情與禮相近，發(fā)乎情而止乎禮，可是希臘的理性進入了內在性的高度，因此理是絕對的。

內在性的科學崇尚非功利，為科學而科學，為知識而知識。這是科學之為自由的一個突出的例證。

內在性的科學把科學的探索看成是一種人性的修煉，看成一種審美行為。比如愛因斯坦就多次強調科學是人類精神的自由創(chuàng)造?？茖W研究的本質并不是一種機械性的知識產(chǎn)出活動，而更像是藝術家的創(chuàng)造活動。真正令人激動不已的不是獲得諸多殊榮的研究成果，而是無人知曉、無法預知的研究過程，科學精神在本質上具有人類的審美功能。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科學的內在性和自足性很容易被曲解或誤解為中性。道德中立、價值無涉，都屬于這種誤解。真正的內在性是有目的指向的，這不是指向別的，而就是指向自身。也就是說，科學決非價值無涉，它所追求的是這種追求本身。這才是完全的內在性和健全的理性，否則是片面的理性。

胡塞爾批判近代哲學要不就搞非理性，要不就陷入實證主義片面的理性之中，并把這種理性被否定被曲解稱為西方科學的危機。這里所講的科學自然不只是近代意義上的自然科學，而是理性，是西方文化的精髓，是西方人的精神支柱，所以科學的危機在他看來就是西方人的危機。懷特海也說，數(shù)學與善的本質是一致的，也是試圖恢復一種健全的理性，科學是內在的，但不是僵死的，而是有所追求的，這種追求就是它所具有的精神性。

科學丟棄了自由的理想，就喪失了其人文的本性。要讓科學回歸人性，首先就要讓科學成為自由的科學。

科學活動由下述三條定則予以論證：

一、適用于所有這類活動的一般性論證，即科學活動的一般：真理本身的價值和對真理的追求所具的價值。

二、其研究具有效用性，即：給定初始條件和一般規(guī)律進行邏輯推論，因而能夠在說明、規(guī)范和預測的內在相互關系中具有效用。

三、在文化上具有培育教化提升人的素質的功能性。

還有一個必備的條件，那就是科學活動的結果應該能夠在一種目的合理的情形下加以應用。也就是說科學活動的切入點必須對居住在相關的主體性世界中的人們來說是可以通達的（假定他們具有正常的能力，能清楚地表達，并愿意交往）。

如果這類活動的成果不能被不介入其中的人所獲取的話，立足于文化之授與的科學的最基本信譽就會削弱。

科學與人文的分裂是從近代科學興起以來才有的。其分裂具有兩種涵義；一是指自由科學與人文學科的學科分化嚴重，科學家與人文學者的職業(yè)分工拉大，文不學理，理不習文，從而導致兩大陣營的對立與沖突；第二個指科學自覺不自覺地放棄了人文關懷，放棄了對最高價值的追求和守持，這種意義上的人文就不是指狹義的人文學科和人文學者。兩種涵義的分裂均始自近代。

分裂并非由近代科學所帶來，準確地說應該是與近代科學相伴而生的，都是特定時代精神的產(chǎn)物。這個時代精神不妨可以兩個方面表述，一是人文主義Humanism，一是權力意志W(wǎng)ill to Power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技術理性。近代科學正是在這兩種時代精神引導下成長起來。

文藝復興以來，西方出現(xiàn)一種特定形式的人文主義，即把人本身放在最高的位置，成為價值原點，成為世界的中心，由此開創(chuàng)了一個所謂主體性的時代。自從有了人文主義，人與他的世界開始分裂，人對他的世界來說越來越成為一個不相干的旁觀者，而世界越來越成為人類役使的對象。征服自然成為新時代的主旋律。

與人文主義相呼應的是尼采的所謂權力意志。權力意志的膨脹使得對力量的要求成為近代科學得以發(fā)展的一個內在動機。培根多次呼吁科學應該增進人類的物質福利，而不能像希臘人那樣喋喋多言，不能有所制作。對力量的控制和運用，使人文主義得以確認。

近代科學有兩個傳統(tǒng)，一是笛卡爾傳統(tǒng)。一是培根傳統(tǒng)。笛卡爾講我思故我在，講理性通過主體性對世界進行規(guī)劃，是理性的一種自我奠基。培根講知識就是力量，指明近代科學應該服務于權力意志。這兩個傳統(tǒng)共同塑造了近代新的理性，即技術理性。它服務于力量的要求，允諾無限的可能性，因此近代科學必然要求預測的有效性。培根說“欲征服自然，必服從自然”，服從自然也就是服從自然的規(guī)律，而自然的規(guī)律也就是自然的可預測性?？深A測、可控制、有效率成為技術理性的基本邏輯。

分裂在第一種涵義上是學科嚴重分化。這與技術理性的效率原則有關。力量型科學要求一種分工型的科學和教育體制，只有理解型的科學才要求一種綜合的領悟力。所以科學與人文的分裂是技術籌劃的必然結果。

分裂的第二種涵義是近代科學自詡價值中立。這個中立性來自人與世界的分裂，事實與價值分裂，其根源在人文主義。所以，科學的價值中立性并不是真正的中立，正像面無表情并不是真正的沒有感情一樣，實際上只認同力量原則、效率原則，控制和預測原則。當這種力量原則與特定的歷史文化經(jīng)驗發(fā)生沖突時，就有可能毫不猶豫地犧牲后者。

導致科學與人文分裂的人文主義與技術理性實際上正陷于一個自我消解的怪圈之中。人文主義顯然屬于西方追求自由的人文傳統(tǒng)，它強調人的自我創(chuàng)造這個主題，顯示了它對自由這個最高價值的守持和追求，但是，它在強調人的自我本質化的同時卻破壞了人與世界之間的自由的關系，因為自由的人既不是世界的創(chuàng)造者，也不是世界的利用者和消費者，而是一個與其共存的看護者和欣賞者。然而，人文主義把世界置于一個以人為原點的坐標系之中，把一切存在者都置于以人為阿基米德點的價值天平上，從而最終把世界變成利用和消費的對象。消費和利用的關系，一旦成型，無論以理性的名義還是以科學技術的名義來規(guī)定這種本質，人都會淪落為一個被動的角色，他只須按照所謂理性或科學的方式去反映就行了。這樣人文主義就必定損害了自由。本來是用以來確立人之地位的，最終卻用來貶低人類自己。技術發(fā)達了，人類卻喪失了勞動的樂趣，甚至勞動的權利（所謂技術失業(yè)）；科學發(fā)展了，人類卻越來越不知道生命和存在的意義。

分裂的實質是近代以還西方文明在背棄自由的理想，斷絕了自己與源頭活水的聯(lián)系，這就必然帶來整個西方文明的危機。

偉大的文化之間根本上是不可相互還原的，要么生存，要么代替。文化危機的克服通常主要靠激活自身內在的修復機制、治療機制來解決，其他文化只可能起輔助作用，而這種輔助作用也只能通過對母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闡釋發(fā)揮出來。

近代中國在救亡圖存、克服生存危機的過程中，實際上被迫不斷地引入西方文化，由技術而科學，由科學而體制，由體制而精神，一言以蔽之，由用到體，以致我們今天幾乎達到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地步。這里的西學，基本上是西方現(xiàn)代的科技文明體系。傳統(tǒng)文化成為用，或成為旅游資源如西藏文化，或成為一種習慣勢力可以市場利用如新儒家。

對中國人而言，科技成為體導致兩方面的憂慮：其一，跟西方發(fā)達世界站在一起，憂慮技術理性本身的缺陷；其次，跟不發(fā)達世界站在一起，憂慮本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被不知不覺地排除在體之外，流于用，面臨逐漸由活文化變?yōu)樗牢幕奈ｋU。中國人的現(xiàn)代憂思，既有西方后現(xiàn)代主義者的現(xiàn)代性批判的一面，也有維系傳統(tǒng)文化的一面，既有后現(xiàn)代，也有前現(xiàn)代。這兩方面能否合在一起看作一回事？有人將此合二為一，提出通過本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維護弘揚，通過對傳統(tǒng)的創(chuàng)造性闡釋，重新塑造中體，以克服技術理性這個科體。

這是一恢弘的思路，對中國而言，十分誘人。對世界而言，這不能說最為重要。根本的一條在于，西方世界遠沒有走到窮途末路。技術理性的克服首先還是一個西方語境中的問題，目前還沒有發(fā)展出以中學為克服技術理性的有生命力的理論范式。像一切已經(jīng)或正在死亡著的非西方的或西方的文化傳統(tǒng)一樣，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總是能夠對技術理性的克服起一些牽制和參考作用，但要斷言發(fā)揮主要作用，可能為時尚早。用西方的人文來拯救西方的科學，特別是用希臘開端處的健全理性來制約已經(jīng)一再失落的現(xiàn)代西方科學技術，或許還有點作用。